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时空异质特征及影响因素识别

　　摘 要：包容性绿色发展倡导包容性与绿色化共存，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协同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 2004—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等计量手段，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异质特征及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测度与识别。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其空间格局表现为从长江下游地区到长江上游地区逐级递减的阶梯性差异，同时还具有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集聚地的“多中心”发展格局;2)与均值回归估计结果不同，面板分位数模型进一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对包容性绿色发展中等水平城市影响较大，人口分布情况、科研投入水平对包容性绿色发展较低或较高水平城市影响程度更强，而产业结构仅对包容性绿色发展低水平城市有显著影响。以上研究结论，可为促进不同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证参考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包容性绿色发展;时空异质;耦合协调发展;面板分位数模型;长江经济带

　　邓淇中; 秦燕丝; 何晓慧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1-07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均取得历史性进展。然而，长江经济带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效益不高、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不显著等问题。这一系列社会和环境问题，预示着经济增长需向绿色化与包容性转变。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首次提出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其目的在于建立全球利益、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聚焦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在联合国公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后，包容性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多数国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战略选择。事实上，我国早在“十二五”规划中就提出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的愿景。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是我国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综合体现，还把握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以及未来发展的内涵，为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新的路径方向 [1-2]。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引导经济增长向包容性与绿色化转型，从而进一步提高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从现有研究进展看，包容性绿色发展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界定和量化评价两方面。 1)关于包容性绿色发展内涵界定方面。多数学者从发展经济学范畴定义包容性绿色发展，认为它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主要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同时具备对生态环境友好与社会包容性的特征 [3-5];还有学者从福利经济学范畴界定包容性绿色发展，强调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提高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社会福利，关注“人”在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尤其强调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包容 [6-8]。2)关于包容性绿色发展量化评价方面。现有文献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量化评价成果较少，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构建评价体系，并采用不同评价方法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如徐宝亮和钟海燕 [9]、王宇昕等 [10]、吴武林和周小亮 [11] 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内涵，选取经济发展、机会公平、民生福利、生态环境等不同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分别采用因子分析法、熵权 TOPSIS 法、熵权法，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二是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从投入产出角度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行度量。如李政大和刘坤 [12]、赵林等 [13] 构建了不同包容性绿色效率投入产出体系，分别采用 EBM (Epsilon-Based-Measure) 模 型、Super-SBM (Slacks-Based-Measure)模型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行了测度。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系统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仍有如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鲜有文献运用新发展理念，立足经济、社会和环境多维度构建包容性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第二，已有文献暂未分区域探索各类导致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趋势化和异质性的关键因素，以及如何科学估算其影响因素、方向和大小等问题。第三，现有文献中往往对指标选取存在一定主观性，且其研究对象大多停留在全国、省级层面，忽略了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在城市间的差异特征。鉴于此，本研究将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挖掘包容性绿色发展内涵的基础上，重构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多种统计与计量方法进行测度评价，并在时空双重维度下，深入探究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以期为实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倡议，完成自身经济转型升级，并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实证、经验支持和策略参考。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一)构建思路

　　包容性发展着重强调经济与社会层面之间的有序发展，要求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关注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 [14];绿色发展则注重经济与环境层面之间的协调共生，要求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15]。而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有机结合了这两大发展观点，它要求经济发展的结果既要体现经济个体平等参与、共享，又要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效率提升 [3]。由此可见，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不仅要求经济增长水平、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态环境水平的共同提升，更强调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状态的改善，这正反映了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新方向。同时，习近平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保护和发展协同推进”等原则，其目的在于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发展过程中应更注重经济成果的社会共享，最终形成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生态环境三个维度着手，构建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来衡量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

　　(二)指标选取

　　通过中国知网(CNKI)对“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等主题进行检索、阅读和分析，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文献，进行评价指标频数统计，进而遴选成本研究的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统计指标①。具体选取结果如下：

　　1)经济增长应包括一定程度的经济规模、全面协调的经济结构以及平等共享的经济效益。其中，经济规模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水平，采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等 4 个指标表征;经济结构是经济稳定发展的根本条件，采用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表征;经济效益是全社会投入产出的效率和结果，应体现人人共享原则，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 3 个指标表征。

　　2)社会福利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反映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价值取向。本研究拟从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四个方面构建社会福利子系统，体现社会包容性水平。选取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表征文化教育机会公平;医院、卫生院数等 3 个指标表征医疗卫生机会公平;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等 3 个指标表征基础设施条件公平;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等 3 个指标表征社会保障机会公平。

　　3)在环境容量、资源约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能有效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进程。本研究依据 PSR 理论，从生态基础(State)、生态压力(Pressure)、生态响应(Response)三个层面建立生态环境子系统(OECD)[16]，以反映经济增长的绿色化水平。生态基础呈现了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总量以及发展现状，用人均绿地面积等 3 个指标表征;生态压力表现了人类经济活动给环境造成的影响，选取工业 SO2 排放量等 3 个指标表征;生态响应反映了人类面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时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措施，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 3 个指标表征。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下：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一)耦合协调度模型

　　借鉴姜磊等的做法 [17]，建立物理中的容量耦合模型如下： {[ ] } 3 3 (,) ( ,) (,) ( , ) ( , ) ( , ) /3 f xt g yt hzt C f xt g yt hzt × × = + + 。 (1)式中：C 为耦合度，f(x,t)、g(y,t)、h(z,t) 分别为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①。耦合模型虽能反映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但无法反映系统间协调水平的高低。因此，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考察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社会福利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公式如下：U CT T a βγ f xt g yt hzt = × = + 。 (2)式中：U 为耦合协调度即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T 为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之和，α、β、γ 为待定系数，由于三个子系统重要程度相同，确定其取值为 α=β=γ=1/3。

　　(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反映了不同分位数上的边际影响，能得到条件分布的全面和细节信息，从而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弥补了传统静态面板模型只能反映条件均值影响的弊端。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如下：若条件分布 y|x 的总体 τ 分位数 Quant X( ) τ 是 X 的线性函数，即： ( ) Quant Y X X it it it τ τ = β 。 (3)式中：Xit 为解释变量的向量; ( ) Quant Y X τ it it 代表对于给定 X，Y 与分位点 τ τ (0 1) < < 相对应的条件分位数; τ β 表示 τ 对应的系数向量，可由最小化绝对离差得到，即： , , { | (1 ) } i i i i iY X iY X i i i i arg min Y X Y X τ β β β τβ τ β < = ∑ ∑ − + −− ≥ 。 (4)

　　(三)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 9 省 2 市。由于 2011 年地市级行政区划调整，安徽省巢湖市并入合肥市，贵州省撤销毕节、铜仁地区设立毕节市、铜仁市 2 个地级市，因此，目前长江经济带总计含 11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①。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贵州省毕节市、铜仁市数据缺失严重，故将两市给予剔除，最终选取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2004—2017 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级、市级统计年鉴和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并将 2011 年以前安徽省巢湖市数据逐年归入到合肥市数据，其他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或几何平均方法补齐。

　　三、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时空异质特征(一)时间序列特征

　　从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社会福利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趋势来看，如图 1a 所示，三个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2004 年经济增长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为三个子系统中最低值(0.1)，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持续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促使经济增长子系统以 16% 的年均增长率不断上升，在 2017 年时达到峰值(0.68)。社会福利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由 2004 年的 0.13 增长至 2017 年的 0.22，年均增长率为 4%;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在 2004 年时为 0.12，在 2017 年时达到 0.21，仍属于三个子系统中的最低值。总体来看，2004—2017 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子系统发展迅猛，但社会福利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发展存在滞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社会福利、改善生态环境。从长江经济带及三大地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变化趋势来看，如图 1b 所示，2004—2017 年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平均水平由 0.2 增加到 0.36，整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且表现出从长江下游地区到长江上游地区逐级递减的阶梯性差异，这与宓泽锋等 [18]、江孝君等 [19]、李雪松等 [20]、王宇昕等 [10] 的结论较为一致。

　　(二)空间异质特征

　　综上可知，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可能存在空间分异现象，可进一步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方法来研究其空间分布特征 [21]。本研究采用 ArcGIS 10.5 绘制了长江经济带“十五”～ “十三五”时期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图，并依据自然断点法将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分为高水平、次高水平、中等水平、次低水平、低水平五个等级(图 2)。

　　在城市层面，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在四个时期均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态势，且都显现出“核心—边缘”特征。1)高水平城市主要有上海市、杭州市、南京市、苏州市、武汉市等 12 个中心、副中心城市，由于它们资源丰富，发展机会多，经过不断发展进步，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跨越了 0.5 的门槛，明显优于长江经济带其他城市。其中，上海市作为我国大陆地区外贸金融最发达的城市，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始终保

　　持领先，在 2016 年达到样本期间内最大值(0.95)。 2)次高水平城市包括南通市、常州市、绍兴市、南昌市、重庆市、徐州市、镇江市、温州市等 12 个城市，多属于邻近中心、副中心的城市，其经济发展受到中心城市经济溢出的影响，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2004—2017 年均达到 0.4 以上。3)中等水平城市有昆明市、连云港市、扬州市、贵阳市、淮安市、宿迁市、安顺市等 55 个城市。这些城市大多离经济中心、副中心城市较远，经济发展受中心城市影响较小。4)次低水平、低水平城市主要包括宜宾市、曲靖市、张家界市、亳州市、池州市、泸州市、玉溪市等 29 个远离中心、副中心城市，大部分属于流域内边缘城市，这些城市早期经济基础不佳，经济社会资源匮乏，2004—2017 年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虽有提升，但仍低于 0.3，与高水平城市差异明显。

　　(三)空间关联特征

　　本研究利用 ArcGIS 10.5 和 GeoDa 1.14 软件对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样本期间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的 Moran’s I 指数介于 [0.200，0.266] 之间，均大于 0，表明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为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情况，对数据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处理，其局部空间集聚统计结果见表 2。从数量上看，长江经济带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基本稳定，以 HH 集聚类型、LL 集聚类型为主，二者合计占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总量的 35.2% ～ 41.7%。由此可知，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较高或较低水平城市的数量较多，且在空间上集聚。空间分布格局总体规律是，HH 集聚类型的城市主要分布于长江经济带下游沿海地区，以上海市、杭州市、南京市、苏州市为典型，该类型城市的空间集聚特点鲜明，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LL 集聚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上游的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这些地区受先天自然条件与后天发展动力不足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相对而言，LH 集聚类型、HL 集聚类型的城市分布较为分散，LH 集聚类型城市主要分布于长江经济带下游沿海地区周边的淮安市、丽水市、马鞍山市、铜陵市、安庆市、黄山市以及滁州市; HL 集聚类型城市数量稳定，2017 年为重庆市、成都市、安顺市和昆明市等 4 个城市，该类城市皆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中心城市，这说明该地区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较弱。

　　四、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影响因素识别

　　(一)变量选取

　　为了更全面地揭示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形成的原因，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考查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1)人口分布情况(pop)，用人口密度来衡量。密集的人口分布一方面使城市更具活力，另一方面可以缓冲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可能影响城市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2)经济发展水平(rgdp)，用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阐明了人均收入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势必会影响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状态。3)科研投入水平(tec)，用科学技术财政支出来衡量。一般来说，技术创新不仅能提高劳动效率，还能减少环境污染。4)环境规制(er)倒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是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协同并进的政策手段 [22]，采取赵霄伟研究中的计算方法来衡量 [23]。5)产业结构(str)，用非农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升级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正面效应。6)外商直接投资(fdi)能够增加对外贸易额、优化贸易结构，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来表示。

　　(二)FMOLS 估计结果分析

　　本研究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了对数变换以消除异方差问题，对各变量进行了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以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①。FMOLS 估计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科研投入水平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与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正相关;人口分布情况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而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均未呈现显著性影响。

　　(三)面板分位数估计结果分析

　　本研究共选取了 0.1 ～ 0.9 九个分位点，进一步分析各个变量在不同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下的差异化影响，分析如下。

　　1)人口分布情况在每个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其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外，人口分布情况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在 0.1 ～ 0.4 分位点处逐渐减小，而在分位点 0.5 ～ 0.9 处逐渐增强。这说明人口分布情况对包容性绿色发展较低及较高水平城市的影响力度较大，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增长初期人口分布对经济增长具有集聚效应(溢出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会发生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拥挤效应(负外部性)。

　　2)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分位点上均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有正向影响，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由表 3 可知，这种促进作用在分位点 0.1 ～ 0.7 处逐渐增强，而在分位点 0.8 ～ 0.9 处逐渐减弱。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还促进了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减少了污染物排放、资源浪费，经济发展、社会福利、资源环境之间协调水平得到上升。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地提高，资源紧张、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等问题使得社会生产效率低下，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出现失调状况。

　　3)科研投入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分位点 0.8 处除外)，表明科研投入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其回归系数在分位点 0.1 ～ 0.7 处呈现递减趋势，而在髙分位点 0.9 处又增大，这表明科研投入水平仅在包容性绿色发展较低和较高水平城市中起着较大的正面影响。

　　4)环境规制在各个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在 0.1 ～ 0.8 分位点处，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呈逐步增大趋势;但在 0.9 分位点处，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逐渐减小。这意味着环境规制对包容性绿色发展中等水平城市的影响力度更大。

　　5)产业结构与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仅在分位点 0.1 和 0.2 处呈显著正相关，且其回归系数在 0.1 ～ 0.2 分位点处影响力逐渐减弱。这可能是由于长江经济带近年来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环境破坏;也可能是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尚待优化，因此其促进效应尚不明显。

　　6)几乎在每个分位点处，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由表 3 可知，其回归系数从低分位点至高分位点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这说明对于包容性绿色发展中等水平城市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较强。通常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存在时滞性，因此该因素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会表现出由弱至强的增长趋势。

　　五、结论与建议(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时序演变、空间异质等方面实证分析了 2004—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并运用 FMOLS 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识别了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从时空异质特征来看，2004—2017 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且经济增长子系统的发展速度快于社会福利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绿色化程度较低。在空间相关性特征方面，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形成了以各省省会为集聚地的“多中心”发展格局。具体体现为高水平城市主要集中在各省会城市并不断向邻近地区扩散，多分布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次高水平、中等水平城市散布于长江经济带中游、下游地区;次低水平、低水平城市主要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

　　就影响因素而言，FMOLS 回归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均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情况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面板分位数回归显示，产业结构仅在低分位点处影响显著，科研投入水平在髙分位点处影响不显著，环境规制对中等水平城市的影响程度更深。另外，FMOLS 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影响不显著;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则显示，外商直接投资除在髙分位点处影响不显著外，在其它分位点处均显著，且表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

　　(二)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显示，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长江下游地区到长江上游地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逐级递减的阶梯性差异明显，本研究认为应分地区制定促进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第一，长江上游地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人口分布情况以及科研投入水平等因素对其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强度大。因此，长江上游地区应该优先发展经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进而加快城市化进程，并且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此外，各城市应充分结合自身特色，发挥产业发展优势，加强区域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激励科技成果的产出。第二，长江中游地区包容性绿色发展状态处于中等水平，应着重从环境规制、外商投资水平等因素着手，将工作重心转变为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上，改变以往髙投入、髙能耗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步向集约型且高效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另外，各地区需因地制宜，注重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城市空间布局的优化，在加大资源开发的基础上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同时需加快“走出去” 的步伐，促进人才、市场、资本、资源等要素的重组与流动，并大力吸引国外先进技术与外商投资、加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区域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第三，长

　　第三，长江下游地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较高，人口集聚和科研投入都对其有正向促进效应。因此，应充分发挥资金优势、区位优势，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并吸引人才集聚为城市发展带来活力;进一步根据各城市发展现状，优化经济布局，合理安排产业，以提升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合理制定人才引进和就业促进政策，以实现人口分布和产业布局形成相互促进、协调共生局面;此外，政府仍需增加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合理分配科研投入，促进城市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培养一批高水平科技人才，增强城市的技术硬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