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郊区农民城市化路径研究
摘 要：农民城市化的发展样态是学界极为关注的研究主题，而城市化对象本身也存在差异。由于大城市郊区农村的独特性，使得其城市化必然与一般中西部农村城镇化存在截然不同的规律和特点。通过对武汉市近郊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当地农民家庭并不止步于原有的低度城市化，在居住环境、就业选择以及生活方式等三个方面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追求，可以认为城郊农民家庭正在经历一场深度城市化。因此，通过对其表现形式、动力来源以及实现方式进行相应的分析和解释，以揭示城郊农民深度城市化的实践逻辑，从而深入理解城郊农民家庭的城市化行为，进而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发展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索与推进。
关键词：深度城市化;城郊农民家庭;教育投资;代际支持
甘颖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1-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统计，我国城市化水平正在快速提升，从 1978 年至 2018 年，我国城市化率由 17. 92% 上升至 59. 58%，面对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李克强总理提出，当前我国城市化要义在于“人的城市化”，即人可以顺利进入城市进行生活、生产，截至 2018 年，有 9000 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1]。可以说，农民城市化不仅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也是几千万农民家庭的奋斗根本，那么，城郊农民作为 9 亿农民中的一员，在已经实现城市化的目标后，其城市化样态是止步不前还是继续发展?是否因为特殊的城郊区位使得他们的城市化轨迹与普通的中西部地区农民有所不同?这成为本研究想要讨论的问题。
城市化在学界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研究历史，吴友仁在 1979 年发表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 的文章后，中国的城市化研究就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推进。此后，学界从国家城市化战略出发，对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可以说，当前学界对于城市化类型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第一，宏观政策视角。所谓的“农村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的“城化”过程，即通过城市来吸纳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积聚、城市不断扩大的三个过程[3]。其中，半城市化被认为是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最明显的一种样态，即农民并未完全嵌入城市，在体制、社会生活和社会认同上均未完全整合的状态[4]，其结果导致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摇摆于城乡之间[5]。于是，厉以宁在“半城市化” 的背景下，认为想要真正促进农民城市化，就要从根本上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6]，建立城乡融合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第二，农民家庭策略视角。渐进式城市化被誉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7]，而渐进式城市化得以实现的基础在于家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父代为子代在城市立足提供了经济资源和家庭照顾，让年轻人可以顺利进入城市，减少经济和家庭负担，从而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8]。因此，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农村自发地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城市化发展秩序，通过“新三代家庭”接力式代际支持的方式，为子代城市化提供经济和代际资源支持[9]。可以说，农民城市化的实现机制，一方面可通过相关的地方发展需要和政策倡导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以农民家庭为单位自发地“恩往下流”，帮助子代顺利实现城市化[10]。
综上可知，学界主要从宏观的政策视角与微观的农民家庭视角对城市化的整体样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解释，并对中国现有的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很好地表述。但是以上研究都是关于一般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研究和表述，并未注意到一些特殊农村，如城郊村的具体城市化样态。我们一般对城市化类型或者样态的理解，可以认为它是由表现形式、动力来源以及实现方式这三个部分共同形塑而成[11]，可是城郊村和一般农村的城市化在这三个因素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城市化在居住、就业和生活三方面是被切割的，年轻人一般就业在大城市，居住在县城，生活面向在城市;而中年人一般就业往返于县乡与村庄、居住在村里，生活面向在村。但是城郊村农民的城市化在居住、就业和生活上是一体的，是在同一场域下完成他们的城市化目标。其次，中西部地区农民城市化的动力主要在于婚姻和教育，但是对于城郊农民而言，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婚姻高地，同时城乡一体化使之拥有比中西部地区农村更好的教育机会。最后，中西部地区农村代际支持中的经济支持主要体现在婚姻、教育等阶段性大事上，但是，城郊地区农民家庭为子代提供的经济支持是日常性的，生活化的，并不局限于某一事件或时间段。可以认为，因为城郊村的独特性，使得它的城市化必然会存在与一般农村城镇化迥然不同的规律和特征。因此，本研究认为要全面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就要对城郊村城市化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一个单独认识，所以，本研究以大城市郊区农村作为研究对象。这也表明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城市化研究对象的创新。
所以，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思考，认为大城市郊区农民的城市化应当要被作为一种单独的城市化样态进行讨论，并结合在武汉东西湖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大城市郊区 (以下简称城郊)的城市化不同于中西部地区的浅度城市化，其呈现出一种深度城市化的样态。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家庭发展普遍以家庭再生产作为主要目标。在中西部地区，一般家庭的发展目标只需要在县城里买房、就业和生活就可以实现。但是城郊地区的农民家庭尤其是年轻群体，不仅要在城里买房、就业和生活，他们还会对住房区位、就业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可见，城郊农民在完成一般城市化目标之后，并没有停止城市化的步伐，相反，还表现出继续城市化的趋势。本研究通过对其深度城市化的表现形式、动力来源以及实现方式进行描述和讨论，以更好地理解城郊农民家庭的城市化行为，从而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发展有更深入的探索和推进。本研究的实地调研案例来源于武汉东西湖农场 S 大队。其幅员 266 公顷，14 公顷宅基地，人口 1157 人，319 户，其中劳动力 (18 岁以上 60 岁以下) 585 人，基本农田有 247 公顷，以种养殖为主，农田种植主要是水稻、玉米和葡萄，养殖则以四大家鱼为主，有 22 公顷鱼塘，虾蟹养殖有 13 公顷。大队年轻人在城里或者村里拥有一份稳定的 工 作 ， 收 入 大 约 为 每 个 月 3000~5000 元/人 ，而中老年人大多是农场职员，退休后收入也有 2000 元/人，呈现出个体收入不高，但是家庭收入不低的特点，并且队内的农民家庭大多已经实现了城市化，房子地处区政府的所在地 W 街道。
二、从“浅度城市化”到“深度城市化”：城郊农民的城市化变迁
对于城郊农民而言，他们虽然已经实现了居住、就业和生活在城市，但其本质是一种“浅度城市化”，即居住位置边缘、就业方式低端以及低限度消费[12]。
(一) 浅度城市化的典型特征
1. 居住区位边缘化。居住城市化是当前城市化的基本门槛，任何人想要进入城市生活，都必须要有房子作为安居的前提。因此，进城买房成为城市化的基础性配置。那么，农民要想进入城市居住，一般都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城市扩张，农民失地进入城市居住;另一条是农民通过半耕半工的家庭生计模式在城里购房、定居。对于城郊地区的农民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区位和城市建设扩张的需要，农民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集中征地拆迁、土地换社保和安置房建设等方式，可以整体性、集中性地实现农民进城。于是，依托于土地城市化，被迫失地的农民家庭可以轻松地实现进城居住，实现居住城市化。但由于城市空间有限，农民无法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进入城市中心区居住，相反只能居住于城郊等偏远地带。因此，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 “空间困扰”。一方面，征地拆迁社区基本位于城市的边缘位置，属于城乡一体化中的“乡”，具体表现为在居住环境、周边公共配套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的欠缺。另一方面，由于安置社区统一的空间布局，社区的空间范围相比农村来说大幅缩小，很多农民在原有生活方式未转变的情况下，出现随意占用公共资源、争夺公共空间等现象[13]。
2. 低端非农化就业
农村城市化的起点和外在形式是农民职业的非农化[14]，而农民非农化的原因在于城镇有大量就业机会可以吸纳和转移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城郊农民很早就已经实现了非农化。一方面，城郊地区的务农收入低于务工收入，因此，很多城郊农民很早就将土地承包出去。如东西湖区虽然作为武汉的农副产品供应地，但是农民的就业方式却不是农业，他们以每公顷 10 500 元的价格承包给安徽省和浙江省等外地人，自己则选择务工，即使还存在部分农民种地的情况，这些人要么是有农业生产技术，可增加收入，要么是进行辅助性的农业生产，满足家庭的自给自足需求。另一方面，大城市郊区的就业市场发达，能提供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内的一系列产业机会，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能为城郊农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随着产业发展和流动人口增加，在城郊地区也催生出了大量低端、灵活的就业方式，如流动小吃摊、临时菜摊等“地摊”产业应运而生。这些非正式就业既解决了低技能、年龄大等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老一代农民工的生计问题，又对本地家庭剩余劳动力有很好地吸纳，从而实现城郊地区农民的就业非农化。
3. 低层次消费水平
对于城郊农民而言，安居、乐业已经可以得到保障，那么如何适应城市的生活，其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其城市认同感强弱的重要指标。农民进入城市后的归属感越强烈，其习得城市和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能力越强，进而形塑出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特征[15]。虽然，城郊农民很早就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城市融入感较强，但其消费能力还处于较低的消费层次。以武汉市的汉阳区为例，农民工主要以基础性的衣食住行开支为主， 90% 进城农民在基础生活支出占月实际支配收入的一半以上，而用于交友、人情及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在 10% 以下，用于学习技能培训的自我发展型消费在 5% 以下，可见，进城农民的生存性消费支出所占比例偏大，而发展和享受性消费支出过少[16]。同时，农民家庭虽已在城里买房，但子代还未完成家庭再生产，父代受阶段性人生任务的影响，他们在潜意识里以节省的生活方式为子女成家积累资源，以家庭积累作为日常城市生活开支的底线。
总体来看，城郊地区农民较为容易地实现了居住、就业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但是，农民城市化不仅仅是获得城市户籍，也包括在城市的稳定就业、收入与支出匹配等农民市民化的指标。而从市民化的角度来看，城郊农民也并未彻底融入城市，这就导致其仍然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即农民进城只是实现了较为低层次的城市化水平[17]。
(二) 深度城市化的表现形态
1. 居住空间的改善：从边缘区到中心区
对于农民家庭而言，进城购房不仅仅是他们城市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就业、子代发展以及经济能力提升等因素导致的结果，而对于在城市已经拥有一套房的城郊农民而言，他们在顺利购房成为新市民后，不仅会继续购置房产，还对房子所在的区位有一定要求。例如 6 组王某的女儿在 2008 年时已经在 W 街道购买了一套 120㎡房子，买房的原因在于离公司近，比较方便。但是他们现在却在 Q 区又购买了一套房子，虽然面积不足 100㎡，价格也要近 2 万/m2 ，但胜在环境和教育质量比 W 街道强。农民对房子的区位要求不仅在于有一个居住的处所，更在于周边辐射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教育、日常生活消费的需求较高，因此，他们对于周围环境的要求也高于老一代人。“很多外地人都羡慕我们是武汉人，虽然是郊区，是农村，但是我们大多数都能买房，我们组 (一组) 几乎一大半都在 W 街道买了房，我自己觉得挺满足的，但是，(儿子) 有点能力，还是愿意往汉口和武昌去，毕竟老城区，各方面发展都比我们好。”(20190823⁃CWD) 可以看到，城郊地区农民居住城市化的重点并不在城郊，城郊的房子只是作为暂住地和过渡站，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向着更靠近市中心的区域转移。
2. 就业方式转变：从非正规就业到正规就业城郊地区农民的经济模式不同于中西部地区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受当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影响，当地存在大量的就业岗位可供劳动力群体选择，但这些工作大多以非正规就业为主，而非正式就业有其收入较低、时间不固定和相应就业保障不到位等特征，这也让很多年轻人不安于现有的工作现状。因此，他们的就业方式就从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转变。在本地，年轻人一般会选择进入工厂、企业或者机关部门就业，这样整体的就业质量就有一定的保障。首先，就业时间充分。不同于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时间不受市场和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基本能达到 300 天/ 年的就业时间，朝九晚六的单位制就业时间，就可以保障年轻人单位时间内的基本收入高于非正规就业。其次，收入稳定。非正规就业的就业时间决定了其收入较低，而正规就业的收入较为稳定，是按照政府制定的最低收入制度来发放工资，还会叠加相应的绩效收入，并且收入水平与就业者所拥有的技能和学历水平相挂钩，条件好者收入则优。最后，社会保障的相应供给。正规就业单位一般会为职工购买五险一金，即使是单位的非编制人员，也会为他们购买四险一金或五险一金，充分的社会保障也让他们在家庭发展需要以及发生意外事故时，可获得相应的经济补贴。
3. 生活方式的升级：从基础性消费到享受、发展性消费农民在城市的生活与消费模式是与其立足于城市内在的需求方式相对应，当前其消费方式已经由简单的“赚票子、娶妻子、生孩子”的消费方式向更好适应城市生活节奏的娱乐、享受型消费特征转变[18]。其中，年轻人的消费内容与消费水平变化最大。一方面，消费的内容扩大，他们以前的消费内容主要是基本的吃穿住行，但现在的消费大部分向个体的休闲娱乐以及子代的教育开支等方面扩展开，尤其是子代教育开支的占比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城市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消费已占家庭总消费的 35%，占家庭总收入的 30%[19]。另一方面，随着消费项目的增多，消费金额也在上涨，城郊年轻人的刚性消费开支基本达到 15 万~20 万，已然达到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例如，陶某，武汉 D 区 S 大队干部，年收入 9 万，每年的生活开支有 20 多万元。这主要包括 9 个方面。一是买衣服。每件 1000 元，每年 2 万~3 万元;二是小孩教育费用。学费 6000 元，培训班 1 万元;三是化妆品每年 1 万元;四是儿子和老公保险费 2 万元;五是房贷 6 万元;六是车子花费 2 万元;七是人情开支 1 万元;八是聚餐吃饭 1万元;九是旅游花销 2万元 (20190816⁃DP)。可以看到城郊农民在进入城市后，已然实现了居住、就业和生活方式的浅度城市化，并很快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成为城市“新市民”。可即便他们已经实现城市化，但仍用发展的眼光来不断提高当下的城市生活质量。于是，在就业方式、居住空间和消费方式等三方面都产生相应的递进，最终形成以年轻人为导向的城郊家庭城市化，从居住边缘到中心，从非正规到正规就业，以及生活方式从基础性消费到享受性、发展性消费的三位一体城市化质量不断提升的样态。
三、深度城市化的动力：以城市优质的教育服务为核心
农民进入城市生产、生活受到不同因素的驱动，而城市化的驱动力会转化为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不断促使农民家庭调整家庭策略以实现目标。不同家庭对于城市化的定义不同，其城市化的目标会存在差异，结果是所追求的城市化水平会存在明显分化。而城郊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动力从原初的阶层竞争向阶层流动转变，进城不仅为面子，还为享受城市内部优质的教育服务和资源。
(一) 以面子竞争为基础的农民城市化目标
城市化作为当代农民家庭极其重要的一项家庭发展目标，对于一般的农民家庭而言，实现家庭再生产是农民家庭城市化的基础性目标，其中，父代进城购房，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成为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最首要的动力。但是对于城郊农民而言，由于经济发展的优势，其本身就处于婚姻市场的高地，不愁儿子找不到媳妇，所以，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并非作为城郊农民进城的主导目标。但农民即使不为子代成家买房，他们也存在进城买房的需求。对他们而言，进城买房是一种满足村庄阶层竞争的体现[20]，买房并非刚需，但却并非充分条件，因为别人进城买了房子那我也要买，房子成为日常村庄竞争的标的物。这源于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价值评判的重要场域，如果农村男性能够在城市购买一套房子，就意味着他和城市男性一样，从农民阶层转变为城市阶层。其阶层身份的优越性也让他们在村庄面子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优势，熟人社会的舆论传播会让其阶层之间的差异被不断拉大。于是，趋于阶层竞争压力和面子竞争，农民家庭很容易出现“盲从”行为，进城买房就成为农民非刚需、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城市本身对农民的吸引力促使农民选择进城购房，受地区城市化发展规划的影响，时空高度压缩的城市化进程为农村青年群体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城乡之间便利的交通，使得其较早地习得城市的生活气息，因而他们的城市化冲动是在城市生活的浸染中萌芽出来的。进而城郊农民或者新市民的城市化实际上就被卷入到城市发展系统之中。
(二) 以教育为导向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农民深度城市化的根本
就当前的城市而言，城市化的发展轨迹不仅在于让农民成为市民，更重要的是要为他们解决就业、安居、教育、医疗和交通等问题，并为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21]。通过对城郊农民的多次访谈发现，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进城买房成为市民不是最关键的，下一代能够在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才是其真正城市化的关键。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城市不仅意味着有更好的教学质量，在学校管理方式、班级环境以及课业辅导等方面都比在城郊地区要强。那么，家庭为子代追求更高层次教育质量的背后，实质为职业选择存在差异性，优质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教育水平决定的，并且岗位的好坏还会影响其社会地位。布迪厄认为，教育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方面，在同等工作岗位的基础上，学历越高收入就越多;另一方面，越是体面的职业越能彰显社会地位。可是当下的教育培养并非精英化的培养，而是平民化的培养，但是教育资源并非拉平化，而是逐步走向市场化。之所以会走向市场化，在于有限的优质就业机会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存在张力，而教育是普通人通向优质就业机会的唯一有效渠道。如果子代无法在学校获得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不仅很有可能变成问题青年，还会在社会竞争中被淘汰。同时，哪怕他们进入社会之后再参与竞争，但竞争的对象却变成了资本，成功的概率更为渺茫，这就可以解释很多农民家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就是为了让子代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自然成为很多家庭重点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已经实现城市化的家庭，对于教育的作用更为重视，这是其可以获得优质职业并且实现阶层流动的开放渠道。因此，农民家庭对于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追求成为其深度城市化的动力以及阶层跃升的重要基石。可以说，农民城市化的动力都是围绕其生活需求和阶层需求而展开的，在农民已经实现市民化之后，他们就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城市化。城市化不仅是一代人的进入，也是下一代人的融入，所以他们会更加在意教育，追求本身的阶层晋升意义。由此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是一种吸引性的城市化，中西部的农民以农村作为保障，以进城作为阶段性目标而产生渐进式迁移。而城郊农民则以中心城区作为方向，以城市内部的优质教育服务作为发展性的目标，以实现家庭下一代中产化的递进式跃升。
四、深度城市化的实践机制：从房产投资到教育投资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 进城买房和重视教育这两个目标， 是家庭追求阶层流动的短期目标，也是阶段性目标[22]。而家庭发展目标却无法通过一代人的力量来实现，在家庭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代际支持的方式方能帮助子代实现城市化。
(一) 代际支持与子代城市化
代际支持是当前我国农民家庭城市化最为直接和有效的途径，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家庭本位”赋予中国家庭更大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形成了“个体—家庭—社会”的结构模式。家庭不仅是资源、权力和伦理等要素的拼凑叠加，而且还是一个有机实体：家庭不仅具有超越于家庭成员个体之上的价值，且具有相对独立于社会系统的自主性[23]。基于此，家庭在面对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不仅没有呈现出家庭结构消解的样态，相反还在家庭内部自发地形成一套家庭发展秩序，来应对家庭再生产、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等家庭发展目标，以代际支持来实现家庭向上流动的目标和任务。因此，以传统中西部地区农村为代表的新三代家庭，和以城郊农村为代表的新联合家庭就成为农民家庭城市化的重要支持，而家庭成员的支持既包括经济支持，也包含劳动力支持，父代不仅需要在经济上支援子代在城里买房、安家，还要成为“老漂”帮助带孙子，为子代的城市化减轻经济压力和生活负担。
(二) 家庭房产投资与城市化实现
无论是城郊农民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男性，仅凭借自己外出打工到城里买房已超出其经济承受能力，这客观上需要父代进行代际支撑才能完成，于是，父代就成为子代进城买房的重要力量。城郊农民进行房产投资主要是依靠家庭收入不低的本地务工机会，高家庭积累是城郊农村家庭可以顺利城市化的保障。由于本地就业市场的优势，可以很好地吸纳本地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实现城郊农民家庭的就业非农化。所以，家庭可支配劳动力的务工收入就高于一般的中西部地区，年轻人一般都会进入企业、工厂或者 机 关 单 位 工 作 ， 每 个 月 有 3000~6000 元 的 收入;对于四五十岁的劳动力可以选择做保安、联防 队 员 或 者 进 厂 做 一 线 工 人 ， 也 有 3000~4000 元/月的收入;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有工作机会，比如绿化、保洁、环卫等工作，一个月也有 2000 多的收入;即使是 70 岁的老人，也可以从事和水泥等散工，收入也有 100 元/天。虽然个体所能获得的收入与年龄、性别与劳动技能等多重因素相关，但是整体的家庭收入却是个体收入的整合。城郊地区农村依靠于本地务工市场，整体家庭成员可以被完全嵌入到劳动力市场中，每一份就业机会，都能帮助子代顺利进入城市，实现城市化。这也是他们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半城市化”的不同之处，本身家庭经济积累能力能为子代的城市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与保障，从而实现子代家庭的完全城市化。因此，城郊村农民进城购房的比例较高，如东西湖区农民进城购房率可能达到 80%~90%，父母都会为子女购置一套房子，虽然地理位置比较偏，但子代在城市就有了一处安身立命的地方，生活不至于太窘困。
(三) 家庭教育投资与城市化实现
如 果 将 城 市 阶 层 划 分 为 贫 弱 阶 层 、 普 通 阶层、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那么农民所实现的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初级城市化。进城农民只是成为城市普通阶层，如果进城农民对子女的期待只是过普通阶层的生活，只要能够在城市找到一份可以支付生活开支的工作就可以了。如果进城农民还想进一步城市化，即中产化，那么他们就会存在三笔开支，自住房的房贷开支、城市生活开支和教育投资。那么，父代的支持并没有随着子代结婚和进城购房而结束，父代仍然要在日常生活中支持子代，即产生“啃老”现象。
在 S 大队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民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日常课业辅导。该地区的学生从小学开始便参与正规的市场化培训，一般的家庭都会为孩子选择辅导班。在访谈时不少家长都表示，送孩子上辅导班实属无奈之举，毕竟周围人都在补习，谁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并且，每年给孩子上辅导班的费用并不低，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以一个初中生为例，每年投入在他身上的补习班费用就需要 1 万~2 万元，其中补习的内容包括应试教育考试的科目，就连作文写作都被纳入到补习的范畴。在访谈时，一个初中生向我们“诉苦”：除了政治，所有的科目他都补习过。而补习的时间除去正常的寒暑假，孩子在周末也要参加补习班，密集的补习不仅让农村家庭的教育竞争愈演愈烈，也成为家庭一笔不小的开支。另一方面，兴趣、特长班培训。如果说孩子在上初中之后主要的辅导来自课业辅导，那么在小学、幼儿园阶段，则以兴趣班、特长培养的方式开展教育投资，因为兴趣、特长可能会让孩子在未来的入学考核、评奖中增加胜出。因此，特长培养和学业辅导成为当地家庭最为重要的两项教育投资，由此当地家庭一年花在教育上的费用高达 2 万元左右。同时，教育环境同样重要，这决定了孩子的教育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所以，这也是很多家庭选择优质学区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到，农民家庭对于子代教育的投入是巨大的，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为子代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还要为孩子提供各种课业辅导与兴趣培养，教育投资的巨大费用，这对家庭经济实力有一定的要求。同时，孙代实现中产的目标是全部嵌入于整个家庭的发展目标之中，因此，父代有“义务”帮助子代家庭减轻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父代能够提供的教育投资分为大额的一次性开销和小额的日常开销。
一方面，学区房的首付。对于子代而言，优质的学区房价格远比一般地区的房价要高，东西湖的房价在 1万左右，但是在其他中心城区的房价远不止 2万，而仅凭子代的工资收入难以在短时间内支付首付。因此，很多城郊地区的农民家庭，都由父母支付首付，由孩子支付贷款，以双方共同承担一部分的方式购买优质教育资源的房子。另一方面，日常抚育的不间断经济支持。父代除了本身务工积蓄外，土地流转费、养老金以及房租都能成为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首先，土地流转收入，在本地，农民每年获得的土地流转费为 10 500 元/公顷，每户至少有 1. 3 公顷承包地①，每个农户家庭的土地流费用至少有 1. 4 万。有的农民会保留 0. 1 公顷地，在 60 岁之前 “一边拿退休金，一边种地”，减少生活开销。其次，养老金收入。东西湖是农场体制，1993 年之前，国家为每一个农场成员都购买了社保，虽然在 1993 年农场改革后，新进成员都是自然人，但是他们也会选择自行购买社保。所以，每个职工的退休工资都在 2000~3000 元/月不等，两个老人一年的退休金就有 7 万元左右。最后，房租收入。由于城郊地区距离城市的空间距离近，通勤时间短，深受没有能力进城买房的外来务工人员青睐，有一些小组甚至有 60% 的来汉务工者，他们大都选择租一居室，面积大约是 30m2 左右，价格大约为 800~1000 元/月。因此，郊地区农民家庭父代的收入情况较好，一般有土地收入、多份打工收入 (五口之家可以有 3~4 份打工收入)、地租收入和退休金收入等多重收入。而他们会将一部分收入用来支持子代家庭的生活开支。笔者在调研时发现，不少父代都或明或暗地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有的父母每个月会给孩子打钱，多则 3000 元，少则 1000 元，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输入给子代;有的父母则选择间接给孩子钱，通过为孙子缴纳补习班、兴趣班费用的方式，间接减轻子代的经济负担。
五、结论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已经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相较于普通中西部农村，城郊农民依托于特有的文化和经济基础可以轻易实现居住、就业和生活方式的浅度城市化，但城郊农民的城市化并未由于已达到基本城市化目标而停止，相反还存在“二次”城市化的倾向，这种特有的大城市郊区农民家庭城市化类型和样态可以被称之为深度城市化。本研究通过对其表现形式、动力来源以及实现方式等三方面的分析和论述来解释城郊农民家庭的城市化逻辑。首先，居住城市化、就业城市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并非农民城市化的终极目标，他们还存在居住空间从边缘到中心，就业方式从非正规就业到正规就业以及生活方式从低消费到高消费的三重提升。其次，触发城郊年轻人深度城市化的根源在于，优质的教育资源向城市中心集聚，而教育资源是决定子代阶层跃升的重要工具。因此，形成了以城市优质公共服务需求为核心的深度城市化动力。最后，城郊地区之所以可以满足子代家庭的深度城市化目标，在于父代能为子代提供的代际支持，而代际资源更多是以教育投资的名目向下传递给子代。父代由于较为丰富的经济收入，可以为子代提供关键大额和琐碎小额的经济资源，让子代家庭逐步地向更高阶层迈进，从而更好地实现他们高品质的城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