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 /性别学科理论范式刍议

　　摘要: 学科基础理论的形成与完善是一个学科发展与成熟的标志。妇女/性别学科的基础理论既是妇女/性别研究长期发展的结果，更是妇女/性别研究深入发展与妇女/性别学科谋求独立学科地位的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性别学科基础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既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女性文化基础上建构本土的学科基础理论，又积极借鉴外来的优秀女性主义理论成果，实现了由一元到多元的转换与发展，为妇女/性别学学科范式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乾坤; 李岩; 张小宝，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21-08-05 期刊

　　关键词: 妇女/性别学; 学科范式; 基础理论

　　学科范式就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 “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1]8 一整套理念和信念。“有了一种规范，有了规范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1]8-9 因此，一直致力于谋求妇女/性别学独立学科地位的中国学人和研究机构，近些年来在推动妇女/性别本硕博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研究机构发展等 “学科硬件”建设的同时，开始注重对妇女/性别学学科建设 “软实力”———学科理论范式的科学建构，以突出妇女/性别学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特质，为该学科共同体成员提供共同的学术遵循，并最终促进 “个人的成熟、团体的成熟和学科领域的成熟”[2]。本文尝试通过对该学科领域基础教材及重要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文本分析，揭示妇女/性别学科基础理论、学科研究视角的演变、基本构成及发展态势，为妇女/性别学学科范式的逐步完善略尽绵薄之力。

　　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基本内容的构成是在该学科基础教材目录框架中有所反映的。因此，可以从对妇女/性别学科基础教材的文本分析中得出该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构成。如叶文振主编的 《女性学导论》认为: “女性学学科的建设需要理论的支撑，它所建构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社会 性 别 理 论、女权主义理论和性别和 谐 理论。”[3]韩贺南、张健主编的 《女性学导论》认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社会性别理论以及各种流派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女性学学科理论的基本内容。”[4]周天枢、傅海莲、吴春所著 《女性学新论》也认为: “任何学科都有基本的理论学说” “女性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门类不同、观点各异的理论流派”“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孕育产生、以独特的理论建树和实践行动而备受关注的社会性别理论”[5]。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谭琳也认为: 在妇女/性别学的学科建设中，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党领导下的中国妇女运动理论和实践应该是最重要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妇女发展史是值得挖掘的宝贵资源; 国际妇女运动和国外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有益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有用参考”[6]。综观目前中国妇女/性别学科的教材与论著，妇女/性别学科的基础理论大致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理论组成。但是，妇女/性别学科基础理论各个组成部分角色作用如何，学界尚无定论。这种境况既不利于妇女/性别学科基础理论的深化研究，也不利于妇女/性别学科的整合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梳理妇女/性别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历程，进一步阐明这一学科理论范式的深刻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妇女/ 性别学科建设的元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虽然没有关于妇女问题的系统论述，但是他们承继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 “妇女解放是衡量人类解放的尺度的论点”[7]，在梳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私有制，并将妇女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融合在一起，指出了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列宁、斯大林又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应用于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建设之中，为中国共产党研究和解决妇女问题做出了较好的示范。以向警予、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在前人基础上将妇女解放与中国的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结合起来，尤其是毛泽东提出的 “四权理论”为中国妇女解放找到了突破口、指明了具体方向，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妇女解放之路，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妇女/性别问题研究和相关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建设妇女学的动议甫一提出，熟悉中国国情和妇情的中国学人本能的反映就是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妇女学，纷纷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寻求理论支撑。但当时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论述，没有研究过妇女学的理论，所以缺乏研究妇女学的理论基础”[8]。为改变这一现状，湖南省妇联妇女干部学校会同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室在其共同编撰的第一本妇女学教材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及其继承者列宁、斯大林、蔡特金、蓓蓓尔、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妇女解放思想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以此为基础初步建构了中国妇女学体系，为中国妇女学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伴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起，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争论一度趋向白热化。为平息论争，为中国妇女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指明方向，更为即将于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彰显中国妇女研究的中国特色，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中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进一步精炼提纯，在 1990 年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大会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科学内涵，并旗帜鲜明地 指 出: “全社会都要树立文明进步的妇女观”[9]。此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成为中国妇女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指导性理论。

　　进入 21 世纪，许多专家学者结合新时期中国的国情妇情，在总结中国妇女解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批判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女性文化，借鉴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成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10]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妇女/ 性别学科建设的重要理论支撑。

　　总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对马克思及其继承者关于妇女问题的思想理论论述的统称，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妇女观，也包括向警予、毛泽东、蔡畅、邓颖超等结合中国国情对妇女问题认识的深化，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学人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的 “中国特色的妇女理论”。虽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一直处于深入发展中，内容不断丰富，其核心理念却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基于史实和历史发展规律来认识妇女问题，认为女性和男性是一种平等的历史存在，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造成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是私有制使妇女由尊贵的 “女皇”变成 “奴隶”、成为男性的附属品，造成了中古以来妇女地位的低下，并因此指出废除私有制、改变妇女的经济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由此可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中国特色妇女理论为核心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揭示了妇女/性别问题的本质和根源，既是中国特色的妇女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理论根基和指导思想，更是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元理论。

　　二、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是妇女/性别学科的重要理论资源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的工业化。随着大量妇女冲破家庭小圈子步入社会，女性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之后的女性教育、婚姻家庭关系、工作与家务劳动冲突等问题相继浮现，激发了西方学者最早从男女平等角度研究妇女问题，在女权运动中提出了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法律政治地位、男女同工同酬、消除性别歧视、女性阶层的不平等等女权主张，随后在女性学者的研究推动下形成了自由主义女权理论、文化主义女权理论、激进女权理论、后现代女权理论等诸多女权主义理论流派。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更注重宏观层面的理论建构不同，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较为分散，多从中观、微观层面研究女权问题，但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问题意识更强，揭示了特定情形下许多妇女问题的共性，为世界各国的妇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西方妇女学的基础理论即女权主义理论已经传入中国，但仍处于译介的初级阶段。当时妇女学界对西方女权主义的认识主要有两点。一是将激进女权主义等同于西方女权主义，认为西方女权主义就是以女权统治取代男权统治，不足取，而且西方女权主义所追求的法律平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实现，超越了西方女权主义。李小江就委婉地指出: “西方妇女研究是 20 世纪 60 年代新女权运动的直接产物，它也是女权主义一个理论组成部分。在现实运动与文化运动合流的大势中，它逐渐吸引男性学者的介入。尽管如此，理论对话中，仍然难免两性交锋的冲撞和抵牾。”[11]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具有局限性，资本主义至上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其理论研究方向是为中上层妇女服务的，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社会中大多数劳动妇女的解放与发展问题。”[12] 二是认为 “妇女学基础理论随时准备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使原有妇女学得以新的发展和完善”[13]，“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基础上拓宽研究面，以利用一切学科已经达到的成果，丰富和完善妇女解放理论，更好地指导妇女解放运动”[14]，这是在批判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背景下对借鉴西方优秀理论成果的委婉表达，但对于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妇女学仍然是个奢谈。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新旧妇女问题浮出水面，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匮乏阻碍着妇女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推进。随着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理解的加深，中国的妇女理论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西方女性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流派众多、世界观和方法论各异的理论万花筒: 激进女性主义并不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全权代表，自由女性主义也有可资借鉴之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也有许多共同话语，后现代女权主义又是批判性别话语霸权的利器，“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有力地揭示了普遍论所掩盖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后结构主义更是提供了考察主体构成的多样复杂过程的方法”[15]。于是，一些具有探索精神的专家学者从对西方女权主义 “一 边 倒” 的纯粹批判中脱颖而出，打 破 “二元对立”的逻辑，从建构的立场出发比较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异同。她们认为尽管作为一种建立在西方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女性解放理论，西方女权主义 “大体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矛盾和抵触的”[16]，但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都是为妇女解放服务的”[17]，“有着共同的追求目标———对压迫的反抗以及对公正平等社会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是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 “女权主义的积极成果补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8]。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推进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发展，只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更具方向性、指导性，西方女权主义更为强调各项具体的妇女问题，问题意识和应对方案操作性更强，两者是可以求同存异、互为补充的。因此，在中国妇女研究中推进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本土化、借鉴吸收其合理成 份，不 仅 是 必 要 的，也 是 可 行 的。通 观 从 2000 年至今的 23 本女性学教材与同时期的妇女研究成果，均可见其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批判、移用、转化和吸收，西方女权主义理论 ( 国内一般称 “女性主义”，加以区别的意义在于表明不是西方理论的照抄照搬，而是本土研究基础上的合理借鉴) 显然已成为中国妇女/性别学又一重要的学科基础理论来源。

　　三、社会性别理论是妇女/性别学科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

　　在 20 世纪中后期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女权主义学者揭露了生物决定论即男女的生理差异决定男女地位差别的狭隘和虚伪，发 现 并 提 出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9]。随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女性主义者开始反思文化观念领域对妇女的束缚与压迫，用社会性别意识去审视主流文化及政策制度层面的性别盲点，这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性别成为国际学术界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1985 年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联合国积极采纳了西方妇女解放的理论成果———社会性别理论，第一次提出并推行 “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的理念，1995 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又将这一理论转变成指引世界各国妇女解放的国际战略。

　　“随着大量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断置疑、修订和完善，社会性别研究已渐渐成为一个既与女性主义相联系，又与许多其他学科相交叉的跨学科的独立研究领域。它不但有独特的研究视角，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和一套研究方法”[20]，引发国内学者关注热情与研究兴趣。与西方女权主义其他理论相比，社会性别理念在中国的推行似乎更顺理成章。因为社会性别理论对两性公正平等的阐释和追求与中国的男女平等理念不谋而合。而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 开，既 使 “社 会 性 别 ( gender) 作为一种分析范畴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妇女研究者所掌握，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也在一些地区开展，对推动社会性别进入各阶层决策者和领导者的视野起了重要作用”[21]，又为推广了这一理念提供了良机。重要的是社会性别理论强调政府在推动社会性别平等中的重要作用，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如今，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因社会性别理论的应用更加丰富多元，社会性别俨然成为一种妇女/性别学科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和理论。在再版或新出的以 “女性学”命名的基础教材中，“社会性别”成为统摄全篇各个专题的 “骨干”。如韩贺南、张健主编的《新编女性学》，“将社会性别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和框架，以 ‘习得性别’为逻辑起点，注重个体的生活经验，展开了身体、情感、健康、教育、职场等与个体发展相关的讨论; 以 ‘性别语言’为切入点，展开了两性空间、大众传媒、公共政策、社会环境等社会制度与文化层面的性别观察”[22]。以 “妇女学”“女性学”命名的新研究成果也都渗透着社会性别的视角。因为 “社会性别理论”突破了西方女权主义 “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女性 “孤军奋战”的困境，认识到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现了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政策改进在推进妇女/性别平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与男性、与政府部门合作来推进各项妇女/性别问题的解决。所以，社会性别理论以其更为客观中立的理论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认可，有力拓展了人类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更是妇女/性别学科发展的重要分析工具和理论支撑。

　　四、余 论

　　妇女/性别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不是由某一种理论组成，而是兼收并蓄了多种理论精华，学科基础理论的丰富多元促进了妇女/性别学科的蓬勃发展，但中国妇女/性别学科基础理论的组合还不够紧密。 “女性学基本理论研究还缺乏应有的超越与创新，复述、引证、评介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倾向比较普遍，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学研究因袭、重复、老套和呆板。”[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仍处在建构之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女性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理论之间缺乏对话，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排斥。中国妇女/性别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亟需各种理论的融合与整合。而中国妇女/性别学科基础理论各流派研究对象、终极目标的同质性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指导下的各种理论的统合提供了可能。因此，我们要始终秉承 “求同存异” 的思想与方法，考量中国特殊的国情与妇情，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地位，对西方女性主义各流派理论，“我们就可以变 ‘照着说’为 ‘接着说’，变 ‘别人说’为 ‘自己说’，变 ‘说别人’ 为 ‘说自己’”[24]，借鉴与吸收世界文化之精华。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的姿态，在学术争鸣中推动学科基础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的妇女/性别学科基础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