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结构性平等的初义:当前女性主义的自我革新

　　摘 要: 当前女性主义在自由与道德、机制与两性、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及性统治等议题上存有争论和混乱，导致诸多质疑和批评。引起这种混乱的原因既有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多元性和发展性问题，也有现实中女性内部阶层、地域、族群等的差异及女性主义被利用的情况。解决当前女性主义不利局面的办法是回到女性主义运动创立之初的追求和理想: 即回归两性结构性平等的初义，真正实现性别权力平等，完成女性主义内部的自我革新。具体策略包括: 厘清女性主义运动的战略利益、明白性别议题的自限范围、直面女性内部的差异和多元、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以及改变以往女性总是斗争者的单一形象，更多以建设性面目出现。

　　崔应令，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发表时间：2021-08-11 期刊

　　关键词: 女性主义; 结构性平等; 自我革新; 自限性

　　一、女性主义①面临的质疑和批判

　　女性主义正面临各种批判和质疑，这种质疑让很多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敢大胆而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的身份，这种“心虚”正是源于无数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伪女权”行径。比如，当体操运动员商春松的父母把商春松的奖金拿去给哥哥治病时，网友便在媒体上大肆批评她的行为; 当小姑娘出来说希望大家不要攻击自己的家人时，又被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批评，说她的家庭是“吸血鬼家庭”。这些批评者把女性主义等同于女性个人主义，并以一个笼统的父权制框子模糊一切家庭与亲情。此外，一些“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女人就是要让自己美美美，男人就是要让自己的女人美美美”的话语充斥在女权贴吧，一些自诩为“大女主”的影视剧不断重复一群有权有 势 的 男 人 都 爱 上 女 主 的桥段，制 造 遐想……女性主义，被很多人误读和滥用。

　　是什么让女性主义面临如此大的批判? 在一篇质疑女权主义的文章中，沈河西说中国主流女权主义者壮大的三大后果是“逼你表态、噤若寒蝉、对社会生活实施全面治理”。文章说，女权主义者通过“只要不……就是……”的话语表述建立新的道德霸权，比如只要是女性不为自己，就是牺牲，就是受压迫，或者认为只要是女性不遵守反抗的约定，就是没有觉悟，就是落后，就是 “教化未开”。不仅如此，文章还说，女权主义者常常给女性代言，逼人表态，用性别议题进行舆论批判，压迫异质声音，以反对性别压迫为名斗争一切。这样一种激进的做法，其后果是“造成一种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舆论环境”“对社会情境中的复杂多元进行抹杀”“以女权主义为唯一参照系丈量一切社会议题”，最终“建立一种不容分辨的道德霸权和文明等级”。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激进女权，虽然以“道德进步主义”为名，但实际上与传统的“道德保守主义”本质一样，都是以性别议题的二分来看世界，引导公共情绪，并不断用立法或上纲上线模糊一切公共空间[1]。除文章外，网络上各种侮辱性词汇，如“女权婊” “女权癌”“中华田园女权”也都充满了贬义和对真正女性主义的曲解与污蔑。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女性主义已经越来越多地背负了负面形象包袱，一些极端或错误做法 “正践踏着许多年来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真正要旨: 让女性成为‘主体 '，成为人类群体的另一部分”[2]，最终走向真正女性主义宗旨的背反。究竟哪些看法或做法恰恰是对真正女性主义的背反或曲解呢? 本文将予以探讨，并分析导致这种女性主义混乱局面的理论和现实渊源，最终提出改变此种不利局面的建议。

　　二、女性主义涉及的几大争论及对其的辨析

　　当前女性主义陷入争论的议题有多个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自由与道德、机制与两性、女性与家庭的关系，以及职场和校园中的女性、女性主义的形象等，在这些议题下，女性主义内部本就充满分歧，本文对此首先予以辨析。

　　( 一) 自由及其边界

　　女性主义是否主张女性有权做任何事，法无禁止即可行? 这涉及自由与道德( 自由的边界) 的关系。

　　自由一定是有边界的，这本是常识。然而，在个性、权利的名义下，问题往往变得复杂。比如女性是否可随意支配自己的身体? 很多女性认为，身体是自己的，怎么处置身体是理所当然的个人权利。然而，如果我们追问，在传统中国，女性主动裹小脚的行为是否应该得到肯定? 回答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对女性的压迫，是反人道的，应该否定。而回到历史的具体场景里，由于文化和观念本身的塑造，裹小脚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女性主动参与建构，是自觉自愿的。杨念群老师曾在文章中指出: “对缠足的喜好绝非单纯的男权话语的支配力量这一单一的启蒙解释所能说明，至少女性自身也参与了缠足之美的世俗评价的建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女性拥有相当自觉的自主意识。”[3]然而，女性的主动参与并不能否认这种自愿背后的结构性制约和对女性的伤害。

　　反裹小脚的女性很可能极力拥抱各种残酷的整容，她们“拥抱削骨、假体植入和注射等新的身体技术”[4]，以为这是她们的自由。然而，看到新自由主义恶果的学者仍清晰地看到了以自由为名的个人行动可能对女性的伤害: “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利处境还呈现为女性对于自己身体和性的控制权的异化和丧失…… 肆无忌惮地消费女性和女性身体不仅是物化女性的一种表现，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和道德上贬低女性”[5]。在资本、市场、消费主义的推动下，女性所孜孜以求的自由和主体性很可能恰恰是一种对女性的奴役和支配。如果只见个体不见结构，只见自由不见约束，女性主义走偏就是必然的。

　　( 二) 性别权力机制与性别关系

　　女性主义反男性吗? 答案是否定的: 女性主义当然不是要反对男性，而是反对性别压迫机制或制度。然而，由于受极端女性主义的影响，很多人把反性别压迫机制简单地等同于反男性，她们不断呼吁女性结盟，把矛头对向了男性，煽动男女仇恨，受此影响的人并不少，一些人甚至片面地理解女性主义就是让女性获得好处，让男性受到打压。这将女性主义追求的性别平等变成了“女利主义”和女性霸权。

　　女性主义不仅不能反男性，还要广泛地团结男性，因为性别平等并非女性的事，也是男性的事，对性别平等的追求并不意味着男性权利的丧失，而是男性特权的消除和给女性赋权。女性主义真正反对的是不平等的性别权力机制，而不是男性本身。更重要的是，支持性别平等的男性很多，而积极维系父权制的女性并不少。性别平等意识与性别本身无关，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英国历史上的女权之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就是男性，他在 1869 年出版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积极倡导男女平权，呼吁给予女性选举权、工作权等。著名女权运动领导人米利森特·加勒特·福西特夫人认为密尔是女性选举权运动的“主要开创者，他为之投入了最大的思想力量和生命最好的岁月。”[6]而忠实执行男权标准，维护男性利益的女性并不少。女性主义要反对一切不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制度，而非反对某一性别群体。

　　( 三) 女性与家庭的关系

　　女性与家庭的关系非常复杂。恩格斯曾说过，妇女如果不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7]。几乎无论哪一派的女性主义都旗帜鲜明地倡导女性摆脱家庭的束缚。走出家庭对解放女性之所以意义重大，主要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往往“是通过婚姻来谋生的，在这个主流模式外能生存的要么是尼姑要么是妓女”[8]。女权之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很早就曾指出，做妻子和母亲并非女性的天性，而是社会强迫的结果: “社会强调女性应该结婚生子，( 如果) 不强制，她们就不会这么做。如果任由女性自然发展，她们会不满当下角色而改变，因此有必要强制”[9]。可以说，走出家庭对女性解放意义重大。

　　然而，呼吁女性走出家庭的背景是家庭被人为地划成了“私人”领域，家务劳动是私人无偿劳动，人口再生产的生育和养育也成了私人生活领域的事情，不能获得社会性补贴。这恰恰是不平等的制度和文化所致，是父权文化和制度确定了物质生产的社会价值，同时又否定了人口生产及抚养、家务劳动、照顾家庭等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家庭领域的生养、家务劳动等与社会生产劳动一样是平等的，但社会并没有真正给予平等对待，而是人为地贬低了其价值，这是女性为改变自身地位不得不走出家庭的背景。

　　当前，一些女性主义者努力让家务劳动和人口再生产的价值得到真正承认并予以具体改革，认为“需要重新建立公平公正的两种生产的社会保障制度”[10]。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并不是一定要反对女性在家庭中，而是要推动社会承认家务劳动，同时推动男性也参与到家务劳动和养育事业上来，让女性能真正拥有走出或走进家庭的自由。一些人认为真正独立的女性就不应该结婚生孩子，这样的所谓女权的声音不仅无法得到女权内部的支持，在外部看来，女权也已成为社会的“妖魔鬼怪”。所谓“中华田园女权”的那种“我负责享受，你负责卖命”的只谈权利不谈责任的诡异的婚姻观也让人反感，这些都是对女性主义与家庭关系的曲解。

　　( 四) 性统治及性压迫泛化论

　　基于权力不对等的性压迫和侵犯是女性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的表现，也是社会结构性问题所在，这是女性主义者要坚决反对和改变的。但无论是职场还是别的场合，都还有其他的关系存在，如果将一切涉及男女的关系都简单划归为性统治或性压迫的可能范围，就成了唯性视角观。在学校，如果扩大个别师生间涉及的性压迫或性骚扰现象，而忽视师生之间正常的关系，或将师生关系简单化为男女关系，其结果就会导致正派的男教师逐渐远离女学生，并最终伤害无辜女生的利益。

　　我们需要防止任何场合的性压迫或性骚扰，但确实要明白其涉及的更复杂的其他因素，更全面客观地看待牵涉其中的问题，真正致力于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制度性环境。

　　三、女性主义混乱状况的理论和现实渊源

　　当前女性主义的混乱局面有理论和现实多个方面的原因。

　　( 一) 理论的多元性和发展性

　　女性主义的混乱首先源于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多 元 性 和 发 展 性，这 是 理 论 本 身 的 歧 途所致。

　　自 19 世纪中叶诞生以来，女性主义经历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的变化与发展，迄今为止，女性主义已是一个大熔炉，内部充满分歧。这种混乱正是女性主义者内部产生纷争而无法统一声音且各行其是的理论根源。

　　其中，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结合不仅加剧了这种混乱，而且引起了各方的反感和警惕。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每个角落都充斥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11]一书中指出父权制社会的特征是男性压迫女性以及长者压迫幼小，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12]和玛丽·戴丽的《女性生态学: 激进女权主义的元伦理学》[13]从不同 角度继续揭示父权制如何通过性、政治、文化合理化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在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无论是纯粹的个人私人领域，还是非个人的公共领域，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从社会到家庭，从世俗到宗教，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浸透了父权制的压迫。他们尤其强调性别批判，认为性别是父权制强加的“政治”类别，通过家庭生产出来。因此女性要想获得平等，必须反抗异性恋、反抗家庭，这种激进思想后来逐渐被置换为对男权制度的批判，男人被当作靶子不断受到责难。更进一步，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追溯到男女两性的生理根源，将女性的受压迫归咎于女性的生理结构，生育养育都成为女性受压迫的来源，必须予以反叛，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 为男女平权辩护》一书中甚至提出必须改造生育机制，让生育在女性体外进行。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确掀起了巨大的革命力量，她们认为父权制无所不在，进而批判一切领域，其中包括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种批判几乎要重新改变社会科学的叙述机制，给认知带来了近乎颠覆性的改变。然而，当女性主义把矛头对准一切男性、家庭乃至女性的身体时，其后果可想而知: 这一革命的怒火最终也燃烧了自己。因为世界并非只剩下女性或性别议题，用一种存在的分类取代其他一切分类，反霸权的女性主义本身已经成为霸权。这种“仅靠对‘女性价值 ' 的赞美和对‘男性化 ' 观念的贬损，只不过是想建立一种倒转的父权制形式。”当它将私人生活领域的问题偏激化，将家庭生活描绘成只有压迫没有亲情的场所，并否认家庭的情感基础时，它不仅让男性反感，更让“许多女性也回避”了[14]。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结盟，带来另外的后果，即性自由和性泛滥。激进主义女性主义鼓励女同性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鼓励性的自由支配，二者结合催生性随意行为，给女性带来另外的灾难，即性的被利用和被支配。在结构性平等权利尚未实现之际，女性对绝对自由的幻想却已展开，以自由为名，一些女性进一步被支配和奴役而不自知。女性随意支配自己的身体，也意味着女性的身体被随意利用。在消费主义的鼓动下，一些女性更关注自己的个性能否通过消费手段表达，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需求，或如何通过特权来完善自己，进而在资本市场上“向前一步”，这种女权观“只见个体，不见社群”，而这在沃尔拜看来实际上恰恰是“反女权的”。正因为这种令人反感的激进，保守主义改头换面回归了: 它们“通过赞颂女性的家庭生活或将自身论述置身于某个‘永恒的真理’之中，试图对女性进行‘再驯化’”[15]，包括通过强调男女生理差别的绝对性将女性与特定职业挂钩( 如看护、家务、幼儿教育等的女性化) ，或将女性固定在特定领域( 如家庭) ———因为激进之路走得太过太远，客观上促进了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强力回归———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提醒我们女性主义的过于极端将使自己走向末路。

　　( 二) 女性主义混乱的现实根源包括女性内部的多元分化和女性主义作为工具常常被利用的现实

　　女性是否真的具有一致性? 除了生理性别，女性内部其实差异巨大。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两性二元差异的思维方式无法解决女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矛盾，这种差异论女性主义“忽略或掩盖女性自身因年龄、阶级、种族、文化、民族、性倾向、宗教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因为差异的内涵应该既包括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也包括女性之间的各种社会差异”[16]。对女性多重身份的认识，对女性内部差异的承认，在一些女性主义者看来是一种灾难，其原因是承认女性内部的差异会极大削弱女性主义运动的力量，因为如果女性内部本身没有共同性，女性主义的理论就失去了基础。承认女性内部的差异则意味着女性主义本身赖以立足的根基有动摇的风险。

　　然而，女性本身构成的整体性不得不面对内部地域、阶级、职业、年龄的分化，不顾这些差异的任何结论和号召都将是有问题的，可能导致张冠李戴。这一现实会使得女性可能面临多样性和压迫结构的“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 ，同时也意味着对某一女性群体适合的理念很可能并不适合别的女性群体: “那些号称女性既可以穿高跟鞋也可以穿跑鞋、可以结婚也可以单身，即强调女性选择的自由，‘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样子 ' 的话语虽然让人觉得很女权，为国内年轻女性所追捧，但也被学者批评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个人消费主义女权 '，是在‘后革命 ' 时代回归性别差异、剔除阶级话语的结果，因而它只能是精英/上层中产的，而不是女性整体的”[17]。走出家庭、参与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解放和自我实现，因为“这个原则实际上只是对中产阶级或更高阶层的女性有解释力，对于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妇女而言，她们早已经工作了，而工作并不是她们本来的意愿。她们也并没有觉得家庭主妇的身份或者母亲的角色是负累或者阻碍。所以，对女性而言，探讨工作对于妇女的意义就必须放到具体的环境，在具体的对象身上思考”[18]。女性内部的差异使得任何单一的理论都很难适合所有群体，内部的互相争论本身就是常态。

　　这种现实在女性主义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背景下更加复杂。比如近些年来被广泛关注的性骚扰事件。主流女性主义认为由于性骚扰是建立在两性权力不对等基础上的性暴力和歧视，因此特别需要公共介入并建立干预和惩罚机制。然而，还是有不少人担心“Me Too”这类运动可能导致本来模糊不清的性骚扰概念和边界的扩大与泛化，这种扩大很可能会压制性的多元表达空间。而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则是“假装被骚扰”或“制造性侵”，在这些案件中，涉事的男性基本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然而，这些案件背后的复杂性使得真正的胜利只有个别人或个别群体，当背后更深的阴谋被揭穿时，作为手段的“被骚扰”最终损害的是更多无辜女性的利益，也让公众对可能参与其中的女权主义及其运动有更多误会。

　　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极端化、自由化，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和多元化，以及女性主义的被利用，正是当前混乱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四、回到初义: 女性主义的自我清理和自我革新

　　面对种种质疑，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女性主义需要改变。女性主义是重要的，因为性别的结构性平等并没有真正实现，性别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代甚至有卷土重来的风险。正因其重要，面对质疑，女性主义更需要进行自我革新。

　　其一，我们需要厘清女性主义的初心或初义仍然是要消除性别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建设一个平等而美好的社会。这是女性主义真正的战略利益和长远目标，它既包括要消除性别间的等级关系，真正实现两性的结构性平等，也包括要完全实现早期追求的平等的工作权、选举权、参政权、受教育权等目标，以及努力改变那些隐性的歧视和不平等机制。两性的结构性平等不等于具体领域两性绝对的一样，而是包含了各种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交错的，是多样的、可变化和可跨越的，而不是一条无法跨越的性别鸿沟。换言之，真正的结构性平等意味着世间之事并不以两性进行区分或区隔，性别失去了划分的意义。只有当性别分类失去其意义，性别之间的鸿沟可以跨越，才意味着性别的结构性平等真正实现。

　　其二，我们需要确立性别议题的自限范围。性别议题本身只是诸多议题中的一个，在阶层、族群、国家及民族等面前，性别议题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性很可能被消解或弱化，此时若只看得见性别议题则是不合适的。比如电影《色·戒》曾引起巨大争议，强调女性主体性的人认为女主角的最终选择是一种反叛和抗争，是主体觉醒的表现，而反对者则明确指出，这种背叛组织、集体、国家利益的个体主体性的虚无和可悲，这种争议所揭示的恰恰是性别议题本身解释力度的局限。正如学者所说: “21 世纪以来，市场化和转型社会带来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社会矛盾愈加显著，使得不平等问题仅仅依靠性别分析已经很难得到充分阐释”[19]，性别议题的自限范围需要明确。

　　其三，我们必须直面性别平等目标在不同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已经高于其同一性，明确“受压迫者的经验被视为是种族、阶级、民族等多重压迫机制互动的结果”[20]，多元、复杂、立体、“存异”将是常态。也就是说未来的女性主义必须“跳出过去的性别二元对立和简单的立场论，从交叉性视角出发，考虑每个个体或者群体在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婚育情况等方面的实际状况，立足现实，平衡好战略性利益和现实性利益之间的关系，从多个不同的维度探讨和实践性别议题，把性别平等的目标从‘求 同’变 为‘存异’”[18]，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明确我们反对不平等的机制而不是反对具体的人群，更不是反男性，在种族、阶级、民族等压迫因素面前，性别间恰恰是要团结和合作的。

　　其四，我们要回到具体情形来解决女性面临的问题，具体事情具体对待。在吴小英对女性主义研究如何“走出女性”的探讨中，她认为女性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离开不同时空下妇女解放实践的具体社会情境”，同时也要保持“对不同阶层女性多样化经验的敏感性和开放性”[19]。虽然我们并不排斥要有涵盖所有女性统一的女性主义结论，但我们需要正视女性主义运动的具体化和分化状态。正因当前女性面临的恰恰是内部的多元和求同存异( Embracing Contradiction) ，女性主义的真正任务也就如沈奕斐所说成了保卫和发展以往的妇女运动并弄清谁更能代表女权主义的声音，这需要我们多样化的深入探索。

　　为此，女性主义需清理那些扛着女性主义旗帜却不断损害女性主义声誉的人和行为。一些假借女性弱势之名，想走捷径获取名利的人和行为恰恰败坏了女性群体的声誉，让本就艰难的女性维权之路更加艰难。同时，对一些无足轻重之事的放大也不断湮灭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比如对女性结婚、生育行为或冠夫姓的辱骂或批判事实上加剧了女性内部的分化及对女性主义的不认同。对这些小事大动干戈并制造事端很可能导致极大地浪费公众的精力，而让真正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其五，女性主义行动者要更多地以建设者面貌出现，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打破以往总是革命者和斗争者的单一面貌。女性主义的斗争者形象有历史渊源和必要性，在总体结构性不利的情况下，要想获权就要反抗强权，要斗争甚至流血。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只有战斗性而无建设性。在朝着建设新理念方向努力的道路上，女性主义者一定是多元的，其面目，可以如《瓢》中的郝思嘉，也可以是玫兰，即女性主义者可以是战士，也可以是母亲。

　　当前，一方面，我们的性别研究呈现出越来越多地远离真正的妇女运动的实践，甚至被指责早已成为“去历史、去政治、去革命地人为叠加到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的话语游戏”[21]，另一方面，变化万千、秉承不同理念的行动者又缺少共同的理念，这使得女性主义的团结尤其重要。如果我们不能最广泛地调动社会支持，女性主义内部又如此纷乱，自我消解则是必然命运。女性主义的自 我 清 理、自我革新和自 我拯救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