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在数字记忆建构中的功能与实现方法

　　摘要：文章以“数字记忆建构”为逻辑主线，阐述了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在丰富数字记忆理论内涵、拓展数字记忆实践方式、增强数字记忆能动构建、强化数字记忆参与效能方面的功能价值。并结合数字时代与用户需求特点，提出了具体实现方法：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个性化服务，增强档案资源知识聚合程度，多维立体地呈现数字记忆，借助用户画像开展精准服务，激活档案创意展演的艺术体验感。

　　关键词：档案创意文化;数字记忆;档案机构;艺术体验

　　近年來，许多档案机构积极构建和展示数字记忆，提供多样化创新性的档案文化服务，灵活地再现了档案资源中所蕴含的历史场景、民族文化和国家记忆。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实践，能够不断深化“数字记忆”理论内核，增进社会公众对档案管理服务转型升级的理解。同时，数字记忆理念及工具为档案创意文化服务的方法提供支撑，解决“如何开展”(How)的具体问题。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在数字记忆建构中的功能得以彰显，为今后档案创新服务积累了经验。

　　1理论基础与实践回顾

　　档案创意文化服务结合数字记忆的理念与特点，可以为公民提供更为优质的档案服务。文章通过分析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和数字记忆的内涵，透视两者发展背景，寻求档案资源发掘切入点。

　　1.1档案创意文化服务概况

　　档案创意文化服务是以文化创意产业和档案公共文化服务为背景，推广创新型档案管理方式、传承档案文化为执行目的，依托馆藏资源开展的服务实践。[1][2][3]笔者认为这既是创意服务的践行，更是档案文化的阐释，其通过开放性、发散性、解构性、探索性的创意服务方式，深入挖掘档案信息、聚合档案知识、传承档案记忆。[4]近年来，该领域备受国内外关注：

　　(1)从概念讨论来看，国外基于文化政策、教育推广等视角，以“archiv*+creative/cultural”等组配词出现;国内则以档案资源开发、创意服务实践或文化产业等为背景，常以“档案文创”“档案创意开发”“档案文化产品”等词涌现;

　　(2)从研究历程来看，大致划分为文化创意产业、档案文化产业、档案文创产品研发三个阶段(王玉珏等，2017)，并深入分析档案文创产品开发现状(王贞等，2015);(3)从研究范畴来看，包括档案多元论(李子林，2017)、知识管理(宋懿，2017)、档案传播影响力(苏君华，2018)、中外人文交流(杨太阳，2017)等;

　　(4)从服务环境氛围来看，档案创意服务纳入文化创新领域，ICA2014年会以“档案与文化产业”(Archives and Culture Industries)为主题，讨论了档案文化价值与创意开发、档案遗产与创意产业等议题。[5]综上，档案创意文化服务是扩大档案文化社会影响力与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探索。

　　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实践，不仅推动了档案机构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定位[6]，探索了档案创意服务的跨界合作[7]，还落实于各类“城乡记忆工程”建设中。实践形式包括法国“内容价值驱动型”(Anne Rousseau，2014)、瑞典“档案遗产效益推动型”(Lennart Ploom，2014)、美国“市场环境互动型”(National Archival Foundation Report，2016)、英国“档案教育先导型”(Malak，2016)。其行动不再滞留于简单印制“档案纹样”，而愈发重视数字记忆背景下档案资源的价值挖掘。

　　1.2数字记忆理论与实践概述

　　数字记忆是社会记忆研究的深刻发展，档案学领域将其视为档案记忆观的延伸，即基于建构集体记忆和档案资源观视角，认为真实丰富的数字档案资源为数字记忆提供支撑，守护着人类精神文明。[8]也有学者将档案馆及档案工作的新变革视为数字记忆的管理，认为建设数字档案馆是数字记忆工程的重要构件。[9]另外，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是数字记忆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数字记忆实践的特点。

　　在实践进展中，数字记忆首先重点关注人类文明与国家历史的保护与传承，文献整理、档案保护、古籍修复、手稿释读等都是数字记忆的建构对象。例如“佛罗里达记忆工程”源自该州档案馆，将30余万件藏品分为多链接單元，展现丰富的民俗文化、教育评估与社区印象。[10]其次，参与数字记忆建构的主体包括了档案馆及其工作者。这与数字记忆的根基密不可分——记忆建构是人类参与社会实践的痕迹留存和自我确认的行为方式，而档案工作者正是历史场景重塑的确认者。再次，数字记忆建构也有对档案创意文化服务的诉求。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可以为展示历史记忆、数字场景和档案文化提供路径，为数字记忆建构带来实践启示。它们通常运用虚拟技术、多媒体技术、媒介交互APP、数字网络平台等开展数字资源的重构，为数字记忆唤醒创造真实可触的情境。

　　2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在数字记忆建构中的功能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证明，记忆则依赖于物质的档案文献，重新触发对自身过去事件的新鲜感。[11]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在追溯历史文明和创造数字时代成果中，实现了对数字记忆的全新阐释及理性建构，并发挥了重要功能。

　　2.1弘扬公共服务意识，丰富了数字记忆的理论内涵

　　国家档案局印发《2019年全国档案宣传工作要点》，提出“推动档案事业发展，做到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档案创意文化服务的有力推进，顺应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导向，契合了公众对档案优质服务的需求。同时，传统记忆的语态方式逐渐演变为“数字记忆”，并与社会记忆理论、档案记忆观相交叠，为档案资源开发提供建设指南。其记忆传承方式能够在跨时空和跨群体的数字情境中体现，这与档案创意文化服务的实现途径密不可分，并深化数字记忆的理论内涵。即验证了数字记忆不仅具有数字化色彩，还是动态、多维集成的;将网络空间作为人类活动的辅佐工具，使得个体的感知、经验、知识等向数字空间汇流聚合，成为拥有海量数据的存储机体和记忆集体。[12]

　　2.2创新档案管理流程，拓展了数字记忆的实践方式

　　档案作为记录历史文明与社会实践的载体、媒介、证明，是记忆场景重构的资源基础，而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则是从实践角度创新传统管理流程、践行数字记忆建构。一方面，盘活了传统档案管理的业务环节，为数字记忆融入档案管理提供契机。越来越多的档案馆增设了“公众参与著录”“档案志愿服务”等业务，为档案资料征集、档案元数据著录建言献策，激活群众的档案建构意识。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利用融合多媒体技术和历史地理信息的“历史钉”(Historypin)网站平台，邀请公众上传与地理位置相关的老照片数字资源。另一方面，重视全流程管理，并以项目制将档案管理各环节串联起来。如冯惠玲团队倡导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系统框架涉及基础设施、应用平台、数据安全体系、技术标准控制、特色服务展示等，这一构想不仅有助于增益国家文化软实力，还有利于增强民族、公民的身份认同感。[13]

　　2.3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增强了数字记忆的能动建构

　　文化创意产业是国民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文化时代：首张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地图》，提到文化创意产业渐趋成为国家的战略性资产。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也是档案机构职能改革讨论议题之一，这为数字记忆实践提供良好环境。

　　此外，档案创意文化服务是档案机构对数字记忆的选择性开发、能动性建构。南非档案学家哈里斯(Harris)认为，档案馆不仅是对现实的观照，还是建构个人或集体发展历程的动态平台，更是现有权力关系迭换与调整的工具。[14]正如美国国家档案馆纪念品商店，展示不同尺寸的《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复制件，并嵌入书籍、贺卡、U盘等各式档案文化产品，精巧构思背后传递的是其民族理念与国家能量。

　　2.4推动科研一体融合，强化了数字记忆的参与效能

　　档案创意服务的探索，离不开数字记忆理念与技术的支撑，同样也促进了数字记忆的螺旋式发展。它具有档案承载历史、见证文明的效能，在与数字记忆的互动中，实现“产—学—研”一体融合。一方面，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善用各类数字工具与技术，打造数字记忆的宫殿。

　　例如“加里波第与意大利统一运动档案”(The Garibaldi & the Risorgimento Archive)项目将传统历史档案与影像创作融合，实现数字记忆的跨时代沟通;苏州古桥可视化云端建档开发项目集中采集古桥档案，致力于打造档案化、网络化、可视化的3D模型。[15]另一方面，档案创意文化开发为数字记忆实现提供创新领域，并体现于各类“数字记忆项目”中。譬如，全国高校档案学专业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涌现了许多鲜活的创意，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其作品基于OPT数据模型和数字人文技术，实现《鲁迅日记》原稿中地点、人物、时空等元素关联。

　　3档案创意文化服务在数字记忆建构中的实现方式

　　为获取数字记忆建构的全新体验，创意开发需要重点发掘特色档案资源，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和社会化网络组织，满足数字时代档案用户的不同需求。

　　3.1个性化导向：利用新媒体平台提供特色创意服务

　　当前档案创意文化服务主要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智能检索一体化机器等工具展开服务。个性化导向有两个要素：一是用户选择并获取个性化档案服务，二是向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内容。

　　推荐阅读：《档案》(双月刊)创刊于1985年，由甘肃省档案局(馆);甘肃省档案学会主办。杂志的办刊宗旨是“传播知识、交流经验、启迪思想、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