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退群主义” 外交政策浅析

　　[ 摘要] 自特朗普当选美国第 45 任总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展示出“ 退群主义” 的特点。 特朗普注重“ 美国优先” 战略的实施,将美国利益置于国际领导权的追求之上,以退出诸多国际组织和协定的途径摆脱规则束缚,逃避国际责任的承担。 特朗普的“退群主义”外交政策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更冲击了现存的国际秩序。 完善国际制度的退出程序规定以及对行为体以退出的形式避免承担责任的行为施以必要的惩罚,成为了国际制度发展的必要保障。

　　[ 关键词] 退群主义;美国优先;国际秩序;国际声誉

　　[ 中图分类号] D801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1671 - 5330(2019)01 - 0025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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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第45 任总统。 美国自此开始了 “ 退群” 之路。 2017年 1 月 23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① ,宣称 TPP 严重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2017 年 6 月 1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① ,称全球变暖是削弱美国工业发展的骗局,其认为该协定在他国受益的同时将美国置于不利位置;2017 年 10 月 12 日,特朗普政府以巨额欠款、缺乏改革和反以倾向为由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① ;2017 年 12 月 3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② ,称该协议与美国现行的移民政策不符,侵犯了美国主权;2018 年 5 月 8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 伊朗核协议》 ③ ,称该协议无法对伊朗继续研发弹道导弹进行有效制约,严重危害了美国安全利益;2018年 6 月 19 日, 特朗普政府以“ 无法有效保护人权”为由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④ ;2019 年 2 月 1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中导条约》 ⑤ ,称俄罗斯违反了该协定,且该协定缺乏对美俄以外的第三国行为的制约。

　　特朗普推行此类“ 退群主义” 外交政策有几大共同点:第一,“同则合,不同则分”。 在正式宣布退出国际机构或协定之前,特朗普都进行了几轮“警告”,以此来威胁目标机构或相关国家按照符合美国要求的方向进行改革。 若这些“ 警告”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美国则采取退出目标机构或协定的作法以示不满。 第二,“ 美国优先” 战略凸显。 特朗普采取的一系列“ 退群” 决策皆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国际政治互动的参照点。 第三,“重利益,轻道德”。 特朗普采取的诸多“ 退群之举”表现出美国遵守国际组织制度规范的随意性态度,其较少考虑国际规范和国际惯例的限制,将摆脱国际责任的束缚作为政策目标,实际上反映了特朗普“唯利是图”外交政策的特点。

　　特朗普政府所作出的一系列“ 退群” 决策是对美国国际声誉的抛弃,也是在国际社会中的自我孤立。 国际制度的建立减少了国际合作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信息的不透明度,改善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6] 。 而确保国际制度框架下的合作的关键隐性因素便是国际声誉,行为体通过在国际制度中的多次互动将国家声誉作为国家的一项属性确定下来,且该项声誉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属性,行为体在某一问题领域中对规则制度的背叛行为不仅损害了在该领域的声誉,还会对其他领域的合作产生不良影响[7] 。 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环境、经济、政治等领域的规避责任行为使美国的国际声誉大打折扣,美国不免承受着由于“ 退群” 行为带来的高昂代价。 特朗普政府的“ 退群主义” 外交政策还不断削减着其战略信誉与联盟可靠性,这点在美国退出《 中导条约》 决策产生的影响中得以体现。 《 中导条约》 是美苏在冷战时期签订的销毁核力量以协调军控的条约,该条约避免了欧洲沦为美苏军备竞赛的牺牲品,为欧洲安全提供了保障。 如今特朗普政府不顾欧洲盟友的劝阻,坚决退出《中导条约》 的行为不免引发盟友的政治离心态势,欧洲出现了以重启建立欧洲军队的协商来摆脱美国军事控制的趋势。 特朗普的

　　“退群”政策不仅损害了国家声誉,还带来了与盟友分道扬镳风险,为美国未来的国际政治互动增添了消极影响。

　　三、应对措施

　　特朗普频繁的“ 退群” 政策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并非是不可控制的,加强国际制度的规则建设,强化国际社会参与者的责任意识和监督能力,将能够有效地给国际制度反向参与者戴上“ 紧箍咒”。

　　在系统层次上,完善国际制度退出规则能够有效地为制度内秩序重整提供缓冲作用。 国际制度的建立以系统性和法律性为前提,国际制度退出程序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明确退出国际制度的缓冲期限,在此期限内逐步减少国际义务的履行,为国际责任的重新分配争取更多时间,将体系内的背叛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70 条规定,国家退出条约并不能成立涵盖多边参与者的委员会来处理此类专项事件,召开协商会议,敦促退出国履行作为既定事实存在的国际义务,寻求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在单元层次上,各个行为体应增强国际责任意识,避免效仿美国单边主义的行为模式,明确国际制度是集体非理性的调和机制而非个体主义放任的平台,假如每个国际社会的参与者都不能作出必要的妥协,那么国际机制将失去效力,国际合作将难以达成。 对于国际机制内的背叛行为的惩罚也很重要,行为体间基于“ 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 )原则的重复博弈使国际合作得以有所保障。国际社会的各个参与者应遵循“ 一报还一报” 原则,即从不首先背叛;对于背叛行为一定施以报复;有限度地实施报复行为[8] 。 面对特朗普“ 退群主义” 外交政策,国际行为体应考虑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中施以惩罚,将对此类行为的集体抵制付诸实践,面对其抛出的国际制度改革的要求进行谨慎考量,并提前做好美国单方退出后保障机制的预案,以限制此类外交手段的再次使用,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为国际制度的长足发展提供保障。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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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J]. 国际观察, 2009,(2) . [2]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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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 M ].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6 - 141.

　　[4] 肖河. 美国反建制主义和特朗普政策[J]. 国际政治科学, 2017,(2) .

　　[5] IEA. New energy outlook 2016: powering a changing world[R] . Bloomberg, 2016.

　　[6]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 M ].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6.

　　[7]王学东. 国家声誉与国际制度[ J]. 现代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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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美]罗伯特·艾克塞罗德.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作的进化[ M] . 吴坚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24 -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