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期重庆的防空宣传

　　抗战时期, 侵华日军利用其优势航空兵力对中国国土进行大规模无差别轰炸, 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 空袭的威胁更是步步紧逼, 对民众进行防空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与宣传尤为迫切。国民政府组建了防空机构, 并通过文字宣传、举办防空展览和防空演习等多种宣传方式给民众灌输防空常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同时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 成为战时动员的重要环节。

　　《军事历史》(双月刊)创刊于1986年，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主办。 军事历史学术性刊物。主要发表军事研究的成果，报道军史研究的动态与信息。

　　现代立体战争, 其“胜负之决, 必以空军”[1]。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无空防即无国防”[2]。国民政府的防空建设起步较晚, 于1932年才开始筹备, 又着重于消极防空。蒋介石在《国民与航空》序上说:“今日之中国, 以国际局势之紧张, 与内外环境之险恶, 全国国民, 应集中全力于自卫, 而自卫之要, 又当集中全力于空防之建设。”[3]当时中国因人力物力的限制不能充分建设积极的军事防空, “敌国之空军, 均较吾国强, 以吾国贫困之现状, 欲迎头赶上, 恐为难能, 然在此国难期间之今日, 其唯有先从速着手于消极防空乎!”[4]81938年, 国民政府移都重庆后, 日机的威胁进一步加剧。如何唤起山城民众投入防空事业是国民政府的迫切之需, 为此, 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民众防空知识的宣传和防空技能的教育。

　　关于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问题, 学界前辈多有涉及。据笔者目力所及, 有关于防空建设的整体研究 (1) , 也有关于积极防空或消极防空的专项研究 (2) 。虽对防空宣传问题多有涉及, 但都不甚详尽。本文拟就对这一问题作一梳理, 以求教于前辈。

　　一、全面抗战爆发, 重庆防空地位上升

　　(一) 国府迁渝, 空袭威胁加剧

　　现代战争的“总体化”趋势, 使得无论前方还是后方, 无论政治经济军事重地还是偏僻乡村, 无论前线战斗人员还是妇孺老幼, 都有空袭的威胁。重庆虽为内陆城市, 亦有空袭之忧, 随着国府迁渝, 重庆遭受空袭的危机大大加深。1937年11月20日, 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26日下午, 林森一行人率先到达重庆, 至1938年12月8日, 蒋介石也率领军事委员会相关军事人员迁驻重庆, 迁都过程基本完成。重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 从一个西南边陲小城一跃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中心, 也是国际瞩目的焦点之一, 重庆的战略地位自不待言。

　　日机自1931年轰炸锦州开始, 一路步步紧逼, 相继对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地狂轰滥炸, 日军大本营《345号大陆指令》声称:“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时, 须集中兵力, 投入优良的飞机, 特别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5]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也在1938年2月开始, 那时迁都工作尚未完全结束, 空袭的阴云就已笼罩在重庆上空, 所以“‘万事莫如防空急’, 这话在重庆市尤其重要”[6]。

　　(二) 重庆防空力量薄弱

　　当时中国防空事业刚刚起步, 重庆的防空力量更是薄弱不堪。抗战期间, 日本首先调用了450架飞机袭击中国, 不久增至800架, 而中国当时国力弱小, 军队装备低劣, 空军虽有600架飞机, 单可参战的不足半数, 使得中国的制空权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即丧失殆尽。到1938年广州、武汉陷落前夕, 中国空军进入更为艰难的时期, 飞机数量从参战时的200余架减少到135架, 这和日本拥有800余架性能先进的飞机相比形成天壤之别。在双方历次空战中, 中国空军损伤极重。1938年2月18日, 日军首次轰炸重庆, 中国空军10架战斗机起飞迎敌, 结果被击落6架, 击伤4架;在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中, 日机分别以36架和27架袭渝, 虽中国空军奋起反击, 但是仍然损失惨重;1939年5月4日, 短短48分钟内即炸死市民3 318人, 炸伤1 973人, 损毁房屋2 840栋又963间[7]。空袭的惨烈使得“无空防即无国防”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力量本就十分弱小的中国空军在连续作战中蒙受着巨大损失。1940年9月13日, 璧山空战中, 日本第一次将性能优越的零式战斗机投入使用。“经此一役, 中国大后方的空军基本损失殆尽。自此之后, 重庆上空的指挥权被日军完全掌控, 中国空军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对日空战。”[8]259

　　从消极防空方面来讲, 虽国民政府兴建了防空壕、防空洞等避难设施, 但是其中私人防空洞发展最快。1941年10月下旬, 各公私防空工事能为其中的461 080人提供掩蔽, 当时重庆人口为687 943万人, 其中公共防空工事容量仅占总容量的27%[9]224, 所以能够提供给一般市民的避难场所仍十分有限。而且更为艰难的是, 重庆教育水平极为落后, 民众防空意识薄弱, 即使部分受过训练的知识分子若要问及防空的意义, 也“雎盱而不能答”[4]9。一般民众尚不知飞机为何物, 更勿论防空。

　　总之, 防空教育与宣传对于防空建设尤为重要, 国民政府防空当局认为:“民众对于防空意义的了解, 对于防空知识之灌输, 防空技能之学习, 可以因普遍的宣传而达到目的。”[10]37但是民众防空知识贫乏, “欲建设国民的各项消极防空, 应先尽可能地利用防空展览会、宣传队、电影、播音机、报纸、杂志、书报等, 作广大的防空宣传, 以引起敌忾同仇的观念、国家民族的思想, 使全国无论是在城市或乡村之居民, 无不能知道人人有空袭之危险, 人人有防空之责任, 且能深明防空之各项办法及动作, 于急难之时, 各自从容避免损害”[10]81。

　　二、空袭威胁下的重庆积极开展防空宣传

　　(一) 组织机构

　　1. 四川省防空协会重庆办事处。

　　1935年, 国民政府在全国各省普建带有全民宣传性质的防空协会, 四川省防空协会应运而生, 同年8月1日成立的四川省防空协会重庆办事处是重庆最早的防空机构, 由重庆市市长李宏锟和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分别任正副处长, 下设宣传组, 重庆防空宣传教育开始有部门专司。1938年7月, 四川省防空协会重庆办事处奉令改组, 将办事处升格为省防空协会支会[9]147。但因为防空支会经费不能按月拨付, 会务工作实际上无形停顿。同年11月8日, 重庆市动员委员会宣告成立[11]。

　　2. 重庆市防空司令部。

　　1937年9月1日成立了重庆市防空司令部, 隶属重庆市政府, 下设有宣传委员会, 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派员负责。1938年2月, 日机第一次轰炸重庆, “热闹山城, 顿成死市”[12]。为进一步加强防空建设, 国民政府将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改组为重庆防空司令部, 隶属于航空委员会, 原宣传委员会撤销, 其业务并入第三科。

　　3. 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

　　最初设立的名称是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 下设服务总队, 根据《重庆市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服务总队队员服务须知》可知, 服务总队平时服务工作就有“劝导人口疏散并解答疑难问题, 宣传防空防毒救护等常识”[8]245。

　　此外, 全国防空工作的最高指挥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也坐镇重庆, 学校防空教材就出自于此。

　　(二) 防空宣传的形式

　　1. 文字宣传

　　防空宣传大纲。防空宣传大纲是最主要的刊物, 内容切要、简明, 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能, 印发至全党、政、军、文化、交通等机关社团, 使所有宣传人员有所依据。1938年7月, 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下达《防空宣传实施纲要》, 对防空宣传的要旨和事项、方式方法、组织形式、基本原则、时间与步骤等6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9]354;1940年8月3日颁发《对敌机滥炸陪都宣传大纲》, 要求陪都防空机构有关人员将“大纲”在各防空洞讲述[9]355;等等。

　　防空报刊。抗日战争爆发前, 重庆报业已有一定的发展, 日报8家、晚报1家, 大大小小的通讯社有11家。仅在1939年重庆市报纸就有20家, 最盛时达22家, 通讯社方面有50余家[13]。即便是在“五三”“五四”大轰炸之后, 重庆报界组成的《重庆各报联合版》也从未停刊一天。《新民报》《国民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报纸常常刊载防空防毒知识, 同时报道战况。防空杂志主要是研究防空学理与技能, 并促进各地防空之建设, 灌输国民防空之常识。全国各党、政、军、文化、交通等机关社团按期订购。1920年5月创刊的《航空》 (后更名为《航空月刊》) 杂志是中国最早的航空宣传刊物。1934年1月, 航空署成立中央防空学校, 发行《防空》杂志, 该杂志成为当时指导全国防空建设的刊物。此外还有1939年创刊的《防空军人》、军事委员会防空处编《防空画刊》、四川省防空协会主编的《防空季刊》, 1942年重庆防空司令部第四处编《重庆防毒通讯》, 1935年防空总监民防处编《现代防空》, 1940年防空总监部防空节出版《防空节纪念特刊》[9]358, 学者袁成毅先生在这方面多有研究[14]。

　　防空书籍。关于防空书籍, 既有当时有关防空机关编写的普及性读物, 也有民间专家学者的研究着述。比如:防空学校1936年编《防空常识》《民间防空之消防》, 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国民防空必读》, 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出版郭长禄着《论日机轰炸我国之违法》, 中国科学公司1941年出版黄立之翻译的英国着作《城市防空》, 重庆防空司令部1938年编印《防空警报》, 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出版朱晨着《民众防空论》, 重庆中山书局1938年出版商健行编《防空篇》等。此外, 还有一些防空小册, 如《告本市各界同胞书》《市民防空须知》《防毒方法》《避难方法》等。这些着作涉及内容丰富, 有的介绍防空、防毒、疏散和警报信号知识, 有的讲解空袭警报时注意事项和防炸避难的方法, 这些防空刊物对普及防空常识、减少空袭损失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防空标语。防空标语是防空业务的标志, 而且最易深入民间。防空机关通常将拟定的标语中选定最有刺激性, 最有意义, 且最简单、明确、浅近者印发全国各机关和社团, 再由各机关社团制印张贴。在第一届防空节纪念大会, 由防空总监部特别制定了许多防空标语, 如“防空是国民自卫工作, 努力防空就是努力救国”“防空技术科学化”“防空教育大众化”等14条标语[9]359。当时各大报纸也会刊登防空标语。比如《重庆各报联合版》就多次刊登, “夜间一闻警报, 各家灯光应一律熄灭或施行严密遮敝”, “灯火管制在于使敌机失却投弹目标”, “夜袭时不要在室外吸烟, 更不可用电筒照射”[15]。《新华日报》曾刊载“警报时自备粮水”, “妇孺老幼, 迅速疏散”。

　　2. 特种宣传

　　防空展览会。1935年2月, 航空署在南京举办中国首次防空展览, 因效果不错, 向全国推广。同年10月23日, 重庆市首次举行大规模防空演习, 进行了反空袭和普及防空知识的宣传, 内容分军防、民防、防空情报三大部分。以后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防空防毒展览, 参展的器材有航空器、防空兵器、炸弹、防空配备、防空监视、防空情报、防空通信、防空警报、消防、防毒、救护、交通管制、灯火管制、伪装及烟幕、防空建筑设备等。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次:1941年10月19—21日, 中苏文化协会举办防空展览, 因参观人数众多, 延长3天;1942年4月10日, 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为期5天的防毒展览大会, 观众3万人以上。鉴于展览效果甚佳, 决定在各区分期巡回展览。每区展览2~4天, 晚上放映防毒电影。在19个地区巡回展览共68天, 观众达20余万人, 放映电影17次, 观众9万余人[];1943年4月1日, 重庆防空司令部举行防空扩大宣传周, 在夫子池新运服务所举行防毒展览, 展出防毒器材、图书、照片及统计表等, 前往参观者达5 700余人。4月5日—8月12日先后在北碚、朝天门、江北弹子石、化龙桥等10处以及北温泉和青木关举办3期巡回防毒展览, 参观者共计6万余人。

　　防空演习。“防空事务在平时虽有相当之准备, 如至战时敌机空袭, 民众究竟应如何应付仍是盲然”, 组织防空演习是提高训练水平的重要形式, “既可审视设施情形, 并可唤起民众觉悟”[16]。1937年10月23日举行重庆第一次全市防空演习, 午前12时半至午后2时25分为演习敌机空袭渝城, 午后6时50分至8时10分为演习灯火管制。此昼夜二次演习, 成绩均异常良好[17];1938年1月24日, 日机首次轰炸宜昌后, 重庆市政府于2月16日举行了第二次全市防空演习, 侧重消防方面, 计演习3日, 演习内容包括消防人员接到警报后集中待命, 假设敌机在码头、市区等地投下炸弹, 消防队救护情形[18]。1940年8月, 重庆防空司令部以“对敌空军陆战队及防止奸宄暴动”为主题举行幕僚演习, “使各级幕僚及部队干部熟练非常时期之作业, 并相互间之联系, 为尔后实战时之准备”[19];1941年5月9日, 重庆市警察局在都邮街广场举行防火大演习……此外在川师操场、江北觐阳门河坝、南岸狮子河坝、沙坪坝磁器口河坝等地同时举行防火演习, 并定10日下午3时起至6时举行防火游行[20];1942年2月, 重庆市还举行了“空军驱逐部队与防空全体机构协同运作以击退空袭敌机之攻防演习”, “教练监视哨发现识别飞机判断飞行高度报告情报所”, “教练情报所关于驱逐机动作及指挥高射武器以便随时应战”[21]。防空演习以逼真的场景给人们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于群众切身感受空袭的威胁有着直观的体验。

　　防空节。为纪念1934年11月21日在南京的首次防空演习, 1940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将11月21日定为防空节。陪都共举办过九届防空节, 前五届防空节因重庆作为陪都, 纪念活动较为隆重。随着抗战结束,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 重庆第六届至第九届防空节虽仍举行活动, 但规模大不如前。1949年11月3日重庆即将解放, 第十届防空节就此作罢。前几届防空节纪念都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 除了党、政、军要人, 如黄镇球、贺国光、刘峙、吴国桢等纷纷出席防空节纪念大会外, 还有英美驻华大使、空袭防护机关和团体代表等计5 000人左右, 为期3天。每逢防空节, 均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举办展览、广播演讲、放映影片等方式进行防空宣传。防空节宣传要点每一届虽各有侧重, 但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揭露日机空袭罪行;宣传防空工作的重要性及防空节意义;讲解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通报陪都防空建设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传授防空袭及防毒常识;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协助防空建设, 参加防护工作[9]363。

　　学校教育。国民政府的防空教育分为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1934年1月1日, 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成立防空学校, 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防空事业人才的专业学校, 由留学德国考察学习防空的黄镇球任校长。中央防空学校召集地方公务人员、人民团体职员受训, 学习飞机枪炮、情报、救护等知识, 受训结束之后, “凡去防空学校受训人员分别到各基层单位、团体、学校等进行防空知识的宣传教育”。同时, 还在普通学校增加防空课程, 各级学校有相应的防空课本, 防空总监部民防处主编《中学防空读本》《高小防空读本》《国民防空读本》《儿童防空讲演》[22]2等教材下发各级学校, 使小学生知道空袭的惨祸、避难的方法、服从纪律等, 使中学生知道救护及防毒消防等各种常识, 担负一部分的防空责任, 使大学生知道各种科学中研究防空的方法如毒气、防毒、防空兵器、飞机制造等, 以贡献给政府和民众[23]2。黄镇球等人还撰文详细介绍了防空与地理、历史、算学、公民、理化、建筑、文学、植物、医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 以丰富防空知识的研究[23]2。通过对国民进行防空教育, “建立起心理的防空”, “提高存亡生死的奋斗精神”, “负荷起生存自卫的神圣责任”[24]73。战前的人民防空研究班召集各省市的在职人员施以防空教育, 以应对战时的需要, 但随着战局日益恶化, 交通困难, 采取召集一地施教的方式有诸多不便, 国民政府决定开办民防游教班, 采取游动教育的方式, 到川、滇、黔、陕、甘、宁、青、桂、粤、湘、赣、闽等省施教[22]2。

　　其他方式。除此之外, 国民政府还通过口头宣传、绘制防空防毒图片或挂图、播放防空电影、排练防空戏剧、编写防空歌谣等艺术宣传方式, 因时因地进行宣传。例如, 1941年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责令有关部门, 利用敌机空袭时在防空洞内宣传防空秩序、防空防毒知识、公民卫生常识和国民精神、抗日英雄故事、历史爱国故事、国内外时事等防空教育内容。

　　三、重庆防空教育与宣传的意义

　　(一) 客观上减少了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抗战初期, 不少重庆市民在空袭时因好奇而驻足观看, 因之丧命的人不在少数。到1938年2月18日, 日机首次空袭重庆, 一般重庆民众皆“以为建设防空, 全是政府或军警的事”, 与自己“漠不相关”。鉴于此, 防空司令部深知由于“防空举办未久, 人民对于防空知识尚属浅薄”, “关于宣传事项, 最为重要”, 于是组织了“宣传队十大队”, 每周“轮流在市区宣传, 用以普及防空知识与意识”[25]。1939年“五三”“五四”轰炸后, 空袭的惨烈让民众心理震动, 大部分人开始听从政府命令, 镇静有序, 积极补救。“六五大隧道惨案”后, 国民政府各防空部门开始积极整改, 同时加大力度对民众进行防空知识的宣传教育, 使广大民众认识到:“一旦发生事变, 不致慌张, 若遇敌机投掷炸弹, 能从容避难。遇房屋着火, 能迅速扑灭, 遇毒瓦斯, 亦能设法消毒、防毒, 无论当时情形如何惨酷, 均能从容应付, 以减少损害。”

　　据统计, 在1939年日机1枚炸弹要炸死或炸伤市民5个半人, 1940年1枚炸弹炸死或炸伤1人, 1941年是3个半炸弹炸死或炸伤1个人[26]。这样的统计数据虽不能直接表明防空宣传教育的良好效果, 但是生命财产损失的减少是官民合作的结果, 增强民众防空意识, 至少能减少因无知带来的不必要损失。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在战时到重庆采访, 曾对重庆防空有过记载:“重庆防空, 世界无出其右者”, 因为“民众一闻警报, 即进入防空洞, 一如学校上课, 鱼贯而入, 秩序井然”。即使言语或有夸张, 但多少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

　　(二) 激发抗战热情, 支援抗战

　　防空宣传教育不仅是教会民众在空袭灾难来临时保全自己及他人的方法和技能, 而且使人们明白空袭的危害, 深谙这场战争的性质, 认识罪魁祸首, 从而激发抗战热情, 积极投身抗战大业中。

　　1940年春, 广大市民响应防空当局开展的扩大防空洞运动, 仅3月份就同时有120处动工兴建防空洞、壕, 防空洞容量成倍增长, 逐渐与市民的防空要求相适应[24]157。1941年11月, 重庆市政府通过《重庆市市民自建防空洞办法大纲》, 决定立即着手筹建“市民自建防空洞委员会”, 负责办理增建防空洞, 筹划向市民和商家“摊认”“乐捐”建筑防空洞经费等事项。12月22日, 重庆市政府召开发动市民修建防空洞会议, 决定立即发动市民增建总容量为10万人的防空洞[9]220。截至1943年11月, 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统计:全市共有各类防空工事1 823个, 总长度8.4万米, 总容量445 000人;其中公共防空工事有282个, 长度共计1.9万米, 容量共计112 600人;私有防空工事有1 541个, 长度共计6.5万米、容量共计332 400人[9]221。重庆防空工事的大量增加离不开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参建。

　　开展献金、献机运动是抗战大后方人民反轰炸的一个创举。日军的狂轰滥炸使广大民众认识到建设积极防空, 才是消除敌机轰炸的根本方法。“献机运动”是从1939年3月中国空军出版社建议将义卖金捐款购买“义卖号”飞机开始的, 先后有“儿童号”“剧人号”“记者号”“荣誉号”“新军人号”“青年号”“妇女号”等各界捐购的飞机。大后方广大民众发起的“献机运动”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有力地支持了防空建设。

　　(三) 培养民众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防空宣传教育是国民政府消极防空建设中的重要举措, 是抗战动员中的一环, 同时也是官民合作的重要体现, 若依教育的理念, 国民政府可称作施教者, 民众便是受教者, 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良性互动才能创造出最佳的教育效果。如果说民众从最开始的“漠不关己”到后来响应政府指令, 一时间“迁往乡间者甚众”, 是因为空袭惨象的刺激而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 那后来许多主动积极投身挽救民族危机的抗战大业之行动便超出了这个层次, 是政府和人民的一次良性沟通, 也是艰难战争时局下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积聚的结果。正如在重庆只住了3个月就遭受了40余次轰炸的林无双写下她在重庆的观感:“奇怪的是当战争拖下去时, 中国的士气越来越高了。当收复了一座城池, 在空袭后就有提灯会和游行来庆祝。端午节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我们依然举行庆祝, 照样生活着。孩子们在解除警报后, 立即拿起书包到学校去。夜袭以后人们又在第二天六点或七点钟起身工作。还有的孕妇在防空洞里生产孩子。空袭不能破坏我们的幸福。炸弹怎能摧残我们的士气, 怎能摧毁我们的精神?它可以落下而且爆炸, 但我们无论如何却要抗战到底。”[27]

　　重庆的防空宣传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也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国民政府各管理机构重叠, 体制混乱, 贪污腐败现象严重, 令防空事业的推进多受干扰;另一方面是民众防空意识薄弱, 教育落后, 受传统观念束缚, 觉悟程度有限。这些都使得防空宣传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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