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法家学是唐代普及书法教育的重要力量, 为唐代书法教育的繁荣奠定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书法家学代代相传, 身处其中的子弟自小便受到浓厚书学氛围的熏陶, 其成长的条件得天独厚。文人士大夫们为维系家庭和家族文脉所作的努力, 为子弟将来入仕提供了便利, 也为其进行书学学习与研究打下了扎实而雄厚的基础。唐代书法家学教育可概分为笔法与字法、工具与材料、修身与励志三个方面的内容, 具有划分合理、方法科学、规律性强、收效显著的特点。
《青少年书法》(半月刊)创刊于1985年,由河南省美术出版社主办。分为少年版与青年版。《青少年书法(少年版)》是青少年学习书法辅导刊物。《青少年书法(青年版)》主要发表教育方面具有一定理论见解和研究水平的学术论文,以推动创新究、促进学术交流,欢迎大家赐稿。
唐朝政府对官员的铨选以“身、言、书、判”为标准, 故在唐代, 文人士大夫大多善书。且文人士大夫对家学高度重视, 所以对子弟的培养不遗余力。又加之古代“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导引下, 引导子弟学书, 以为入仕奠定坚实基础自然也就作为家学教育中的重要构成。也正因为这样, 在唐代的书法教育普及中, 家学作为中坚力量, 功勋卓著。
唐代书法家学传授, 所涉及的内容广泛, 论述深入, 理论宏富。在此, 我们分为笔法与字法、工具与材料、修身与励志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论述。
一、笔法与字法
笔法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笔法是书写出点画形态的方法。而广义的笔法则包含执笔、运笔、用笔的内容与方法。此处所谈的笔法, 指的是广义上的。
(一) 笔法
1.执笔
唐代的执笔方式一共有五种, 唐代的书家韩方明在《授笔要说》中对这五种笔法有详细记载。
第一种是执管法。其方法是“双指苞管, 亦当五指共执”“其要实指虚掌, 钩擫讦送, 亦曰抵送, 以备口传手授之说也”。韩方明认为这种执笔法“妙无所加也”, 这种执笔法也叫“双苞”。
与“双苞”相对应的, 是“单苞”法。它仅用拇、食、中三指执笔, 拇指在笔杆左侧, 食指在笔杆右侧, 指间相聚, 看上去, 拇指与食指之间呈一狭长空隙, 故也称之为“凤眼”。韩方明认为这中执笔法“力不足而无神气”[1]。
“单苞”法是北齐人普遍使用的。当时的著名画家杨子华的《校书图》中, 有执笔方式的描绘, 它清晰地再现了北齐人采用的这种执笔法。
从流传至今的古代名画家画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北齐人的凳子和几案都很矮。他们采用这种执笔法, 为的就是能给书写带来便利。
第二种叫拙管法, 第三种叫撮管法, 这两种是一样的, 是“大草书或书图幛用之”, 不过韩方明认为“全无筋骨, 慎不可效也”。
第四种叫握管法。执法是“捻拳握管于掌中, 悬腕以肘助力书之”, 而且“当用壮气”, 所以韩方明认为“非书家流所用也”。
第五种叫搦管法。韩方明云:“从头指至小指, 以管于第一、二指节中搦之, 亦是效握管, 小异所为。有好异之辈, 窃为流俗书图幛用之, 或以承凡浅, 时提转, 甚为怪异、此又非书家之事也”。
对于执笔的方法, 欧阳询、李世民也有描述。欧阳询《八诀》云:“秉笔思生, 临池志逸。虚拳直腕, 指齐掌空”[2]。李世民《笔法诀》也说:“大抵腕竖则锋正, 锋正则四面势全。次实指, 指实则节力均平。次虚掌, 掌虚则运用便易”[3]。他们都强调了要“虚”, “虚”指的就是执笔用腕要灵活, 就是张旭提出的要“圆畅”。
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与张旭对话说明了此问题。
“真卿前请曰:‘幸蒙长史九丈传授用笔之法, 敢问工书之妙, 何如得齐于古人?张公曰:‘妙在执笔, 令其圆畅, 勿使拘挛’”[4]。太宗李世民则认为则:“手腕轻虚, 则锋含沉静”[5]。在李世民看来, 写书法关键是要用冲和之气, 用此冲和之气, 自然能手腕轻虚, 下笔沉稳。
2.运笔
运笔指的是字的点画书写过程。书写过程中, 如果速度快了, 就显得笔画不沉着。如果太慢了, 笔画也会流于呆板, 缺乏灵动。李世民和欧阳询都用了很简要的话来传授运笔的要诀。李世民说:“太缓者滞而无筋, 太急者病而无骨”。欧阳询《传授诀》亦云:“最不可忙, 忙则失势;次不可缓, 缓则骨痴”。所以, 运笔太缓或者过急都不可取, 只有速度适中才是最好的。
3.用笔
用笔, 也叫“笔法”, 它是指行笔的方式、方法及其产生的效果。东晋卫烁在《笔阵图》中云:“夫三端之妙, 莫先乎用笔”。这就强调了笔法的重要性。
唐代书法家学对笔法的教授是在基本笔画中进行的。在李世民《笔法诀》、欧阳询《八诀》、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等著作中, 都精要地概括了汉字基本笔画的用笔要点。如李世民《笔法诀》云:
“为点必收, 贵紧而重。为画必勒, 贵涩而迟。为撇必掠, 贵险而劲。为竖必努, 贵战而雄。为戈必润, 贵迟疑而右顾。为环必郁, 贵蹙锋而总转。为波必磔, 贵三折而遣毫。侧不得平其笔。勒不得卧其笔, 须笔锋先行。努不宜直, 直则失力。趯须存其笔锋, 得势而出。策须仰策而收。掠须笔锋左出而利。啄须卧笔而疾罨。磔须战笔外发, 得意徐乃出之”……
不过, 这些都是单个笔画的教授, 并没有在笔画之间建立一种组合联系。而张怀瓘在《玉堂禁经·用笔法》中, 则将这些笔画精炼地浓缩成了一个字, 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永”字八法 (图1) 。
张怀瓘先道出了“永”字八法的精妙之处:“大凡笔法, 点画八体, 备于‘永’字”。“八体”, 指的就是八个基本笔画。然后教授了各个笔画用笔的要点。
他最后指出“传授所用八体该于万字”。
汉字由“点、横、竖、撇、捺、折、钩、提”八个基本笔画组合而成。这就意味着先打牢好笔画的基本功可以给书法的学习带来便捷。唐代书法家学深明其中的奥妙所在, 所以把基本笔画的用笔问题作为重点来教育子弟。尤其是“永”字八法, 将汉字的基本笔画与用笔相结合的方式, 科学而合理。这既归纳了基本的用笔与笔画, 又形成了由浅入深、科学合理、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 对于子弟来说可谓是事半功倍。
在教授和学习基本点画的基础上, 唐代书法家学对点画的力量提出要求。
中国书法讲求意境的高妙与深远, 要笔尽而意无穷方堪其妙。一如人听美乐, 要能乐虽绝, 而余音绕梁, 三月不绝, 尚犹在耳才能动人心弦。书法意境的产生, 凭藉于力道。如字无力道, 便无意境可言。所以, 褚遂良说:“用笔当如印印泥, 如锥画沙, 使其藏锋, 书乃沉着, 当其用锋, 常欲透过纸背”。
(二) 字法
字法讲的是字的结构。元代赵孟頫云:“结字因时相传, 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就是字的结构的意思, 赵氏强调了结构的重要性。字的结构就是书者笔下造型能力的体现。书法不同于电脑打字的呆板如一, 它的美感和优势就在于在不影响汉字识读性的前提下, 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和对汉字的解读, 塑造具有美感而又不同于其他书者的字形。古往今来, 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的动人之处便在于其对汉字有独到的造型能力。因此, 造型能力成为衡量书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为了帮助子弟把握好结字, 唐代书法家学根据汉字的结构规律, 总结出了很多结字方法。如李世民《笔法诀》中举了“影”“多”等例子, 张怀瓘的《玉堂禁经·论用笔十法》中总结了“阴阳相应”“尺寸规度”等十条结字方法等等。但结字法首推欧阳询的《三十六法》最为详尽和完备。
欧阳询本源于楷书, 在归纳了汉字结字规律之后, 总结出了“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向背”等三十六条结字法则:
排叠:字欲其排叠疏密停匀, 不可或阔或狭, 如“壽”“藁”“畫”“竇”“筆”“麗”“羸”“爨”之字, “系”旁、“言”旁之类, 《八诀》所谓“分间布白”, 又曰“调匀点画”是也。高宗《唱法》所谓“堆垛”亦是也。
避就:避密就疏避险就易, 避远就近, 欲其彼此映带得宜。又如“廬”字, 上一撇既尖, 下一撇不当相同;“府”字一笔向下, 一笔向左;“逢”字下“辶”拔出, 则上必作点, 亦避重叠而就简径也。
顶戴:字之承上者多, 惟上重下轻者, 顶戴, 欲其得势, 如“曡”“壘”“藥”“鸞”“驚”“鹭”“鬐”“聲”“醫”之类, 《八诀》所谓斜正如人上称下载, 又谓不可头轻尾重是也。
穿插:字画交错者, 欲其疏密, 长短、大小匀停, 如“中”“弗”“井”“曲”“册”“兼”“禹”“禹”“爽”“爾”“襄”“甬”“耳”“婁”“由”“垂”“車”“無”“密”之类, 《八诀》所谓四面停匀, 八边具备是也。这是唐代结字的重大成就与精华浓缩, 子弟学习结字法则之后, 还能举一反三, 灵活运用, 这样很容易地就能把结构处理好。这种颇有些“按图索骥”的结字法, 精炼而实用。它表明了唐代书法家学教育的重大突破和教学方法的完善。
唐代书法家学教育对章法的教授主要征对楷书, 要点是讲究布局的和谐雅正。如欧阳询《八诀》说:“意在笔前, 文向思后。分间布白, 勿令偏侧”。他认为, 章法的安排定要使通篇章和谐, 平和规整。
二、工具与材料
唐人对书学的工具与材料是很讲究的。李阳冰《翰林禁经九生法》云:
一生笔, 纯毫为心, 软而复健。
二生纸, 新出箧笥, 润滑易书, 即受其墨。若久露风日, 枯燥难用。
三生砚, 用砚贮水, 毕则干之。司马云:“砚石不可浸润”。
四生水, 义在新汲, 不可久停, 停不堪用。
五生墨, 随要旋研, 凌利墨光为上, 研多则泥钝也。
六生手, 正携执劳, 腕则无准。
七生神, 凝神静思, 不可烦燥。
八生目, 寝息适悟, 光朗分明。
九生景, 天气晴朗, 人心舒悦, 乃可言书也。
这里, 李阳冰提出了九个作书的良好条件, 故名“九生法”。“生”, 在此处为意为新鲜、洁净、精神振作之意。从内容来看, 李阳冰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人使用的工具“文房四宝 (笔、墨、纸、砚) ”和使用工具的人。他认为大抵工具佳, 人的状态和心情好, 作书自然也就顺畅了。
由于年代久远, 所以我们现在对唐代的书法工具与材料的了解也只能借助于出土实物和史料中的少量记载。
1963-1965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盛唐至中唐墓地中出土了较完整的唐代毛笔。另外, 安徽省2010年10月文博会上也展出过早已失传多年的唐代名笔———鸡矩笔。据相关报道说, 从其造型上看, 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毛笔基本相同。
唐代用的墨是墨块或墨条, 而不是我们现在用的墨汁。要写字时就得先用墨块或者墨条来磨成墨汁, 然后才能书写。据记载, 墨模雕刻始于唐代。其制作是先请画家绘图, 然后将图分别拓在数块木制内模印版上按图刻制。因此, 墨模雕刻是制墨家、画家和刻工共同努力的结晶。
宣纸据史料记载, 东汉末期就已经开始制作使用, 唐代时最为闻名。唐书画评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云:“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 用法蜡之, 以备摹写”。另据《旧唐书》记载, 天宝二年, 江西、四川、皖南、浙东都产纸进贡, 而宣城郡纸尤为精美。可见宣纸在当时已名冠各地。
砚台用来磨墨, 但同时具有观赏与收藏价值。书法的繁荣自然也带动了“文房四宝”行业的繁荣。中国的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都产自于唐。
至于唐人书写时已是采用高桌椅, 书写时是坐椅书案, 沙孟海先生早已考证论述, 此处不须赘言。
值得一提的是, 唐代书法家学不光是对“文房四宝”的材料本身和讲究, 而且也很注意引导子弟去探究如何处理材料间的关系。
虞世南在《笔髓论·释真》里说:“右军云:‘书弱纸强, 笔强纸弱。笔强者弱之, 弱者强之’”。也就是说, 在虞世南看来, 笔和纸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而裴行俭则说引导弟子说:“褚遂良非精笔佳墨, 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 予与虞世南耳”。在裴行俭看来, 不管用什么样的笔墨工具, 都可以写出好作品的, 也只有他自己和虞世南罢了。不过, 此处所言之“不择纸笔”, 非真的不计较笔墨纸。他不过是在提醒子弟, 要对各种书写工具和材料多掌握才能写出好作品。因为有书法常识和书写经验的人都知道笔、墨、纸、砚与所书字体、书者使用习惯都有极大关系, 只有使用者对所用工具都十分了解、适应了才能发挥出书者与工具彼此最佳的功效。
三、修身与励志
中国书法艺术, 讲求“人品”和“书品”的完美结合, 强调人品修养, 德艺并重, 艺重德更重。在书法中, 有道德修养的层次, 也同时决定书法水平相应的高度。是以古人有未习书, 先习德的说法。所以, 唐代书家很讲究提高个人的思想品质、道德情操、价值观念、审美个性的修养, 并把这种道德价值观通过书法表现外化出来。在他们那里, 书法既是艺术上的追求, 也是道德上的体现, 可以说已经是达到“人字合一”的境界了。所以, 我们在观赏他们的作品时, 常常可以感受到其高尚的精神品格。例如我们观赏颜真卿的书法, 就可以感受到他高尚的品德、宁死不屈的刚烈忠义与他凛然正气的书法风貌是惊人的一致的。颜真卿的这种品行, 也深深感染着他的儿子, 尤其是颜覠, “书画端庄, 殊有父风”。又如“笔谏”穆宗的大书法家柳公权, 对子弟修身的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所以, 其子柳知微也是深得父亲精髓。
书法从初学到成功之间, 有漫长的距离。唐代书法家学教育中, 长辈既能自我坚持, 也能很好的引导子弟勤苦习书。李世民在《论书》中就说了:“书学小道, 初非急务, 时或留心, 犹胜弃日。凡诸艺业, 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 不能专精耳”。虞世南更是开门见山:“自古贤哲勤乎学而立其名, 若不学即没世而无闻矣”。
而且, 书法家学教育中经常以古代名书家勤苦学书, 最终成就大名的例子来鼓励子弟。徐浩在教授儿子书法的时候就用了东汉的书法家张芝学书“池水尽墨”和隋代的书法家、王羲之的七世孙僧智永学书数十年“登楼不下”的典范。他对儿子说:“张伯英临池学书, 池水尽墨;永师登楼不下, 四十余年。张公精熟, 号为草圣;永师拘滞, 终著能名。以此而言, 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美。俗云:‘书无百日功。’盖悠悠之谈也。宜白首攻之, 岂可百日乎”!
四、结语
唐代社会, 书法水平无疑被看作是个人文化修养和神采风度, 乃至是一个家庭, 甚至是家族文化蕴涵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文人士大夫所进行的子弟书法家学教育还是维系家庭 (家族) 文脉的努力和显现。唐代书法家学教育的努力, 所收获的成果是丰厚的, 它奠定了唐代书法艺术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最终促成了唐代书法的繁荣。而且, 唐代书法家学形成了一套从执笔用腕、运笔、笔法、结字、章法布局、直到工具材料、励志修身的科学的教育方法。并根据子弟不同的年龄阶段, 安排和制定相应的教学内容。其设计遵循了书法学科本身的教学规律, 科学合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十分值得现代书法教学的学习、借鉴与采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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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王原祁, 孙岳颁, 宋骏业, 吴暻, 王铨等.佩文斋书画谱 (第二册) 》[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4.
[3]肖岸.赵孟頫书法精品选[M].北京:华龄出版社, 1998.
[4]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5.
[5]张彦远.法书要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