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周文的小说创作,系统梳理周文小说创作的历程,全面总结其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如题材选取的独特性、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与创作原则、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和冷峻客观的表达等,进而更加明确周文小说研究的文学史价值与广泛深远的社会意义。
《当代小说(下半月)》(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是为拓展和丰富杂志的学术品格而专门发表学术论文的学术下半月刊,杂志集学术性、权威性、专业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印刷精美,雅俗共赏。
周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被鲁迅称为最优秀的左翼青年作家之一。周文运用自己特有的生活经历与经验,向现代文学贡献了别样世界的独特风景,其小说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鲜活的生命动力,跳跃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周文还始终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指导思想,清醒的面对生活的本相与人性的恶质,将他体验到的真实运用白描手法加以客观理性的冷峻表达,形成了自己保持一贯的独特风格,从而,在左翼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
周文是中国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优秀的青年作家,于1907年6月17日生于雅安荥经城关镇,1952年7月1日卒于北京。原名何开荣,字稻玉,笔名何谷天、树嘉、周文等,以周文行世。周文的小说创作走过了一条艰苦多辛的创作之路。到达上海之前,是其小说创作的探索萌芽时期,为其日后创作积累了源源不竭的题材经验。上海“左联”期间,周文得到了鲁迅的指导与帮助,达到其小说创作的顶峰,成为“多产”作家,享誉左翼文坛。后期转向大量实际的革命工作之中,作品渐少,创作陷入沉寂。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周文“是一个小说创作历时不长,却以丰厚而特异的生活积累,于三、五年间迅速成为艺术高手的作家”。正如杨义所讲,周文的小说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其小说创作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亦使他在30年代的左翼文坛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一
周文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与人文地理特征。周文运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与经验,描写川康边地军政生活,向现代文学的历史中贡献了“边荒一隅”的独特风景,拓宽了乡土文学的发展道路。
周文是一位立足于本乡本土的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大多反映了西康生活的现状,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周文在25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他的家乡――西康。西康是今天的西藏东部与四川西部交界地区,也称川康地区。川康一带交通十分闭塞,外面的人很难进去,里面的人也很难出来,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也导致了当地居民思想文化上的落后。辛亥革命以前,此地属农奴制社会,土司掌管一切,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其残酷的压榨剥削,比封建社会统治更为骇人听闻。辛亥革命之后,四川护法战争正式发生之前,滇、黔军和川军为夺川政大权,终于酿成1917年的“刘罗”“刘戴”两次省间大战,这也标志着四川地区混战的开始。此后,四川军阀混战次数之多、时间之长、危害之巨,在全国也颇为罕见。周文的家乡荥经所属的这个地区被划为川边特别区,也叫西康特别区,战争使这里的人民蒙受浩劫、流离失所,终年生活于水深火热的深重灾难之中。周文生活的年代,其故乡荥经是军阀统治下烟毒蔓延、兵匪横行的地方 ,青少年时期的周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成长,这一切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川康的交界处,是一个绵延不绝起起伏伏的高山。离开那个古旧的城市,通过许多荒芜的田路和一些硬崖的狭谷,直到太阳当顶的时候,才可以走到这山脚……”这是周文在《茶包》中所描述的西康风情,这位生于西康边地的四川作家,也以其生动的西康社会众生相和独特的地域风情,显示了他的美学追求和文化建构,以悲剧的方式感知、表现人生,置悲剧于社会人生和文化价值模式里,去反思西康边地人的生存方式和他们的价值意识。杨义将周文归入四川乡土作家,就是对其小说独特题材的充分肯定。乡土文学在20年代的作家群集中在浙江,发展到30年代,完成了由东向西的渐进过程,出现了四川作家群,包括沙汀、艾芜、周文、陈铨、罗淑等人。四川的乡土小说使乡土文学自20年生之后,不断走向前进,同时也是30年代左翼文学向现实主义深化的重要标志和成果,周文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当然功不可没。
周文曾说:“在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里面生活过来,体验过来,看见了些平凡的或不平凡的事件,生活在那里面的各种各样人物且是边荒一隅的人物,那生活于我究竟太熟悉了,决心写它了。”正因为如此,在周文的作品中,就涌现了一批“边荒一隅”的人――军阀、官兵、商人、地主、牧师、知识分子、农民、丫鬟等。周文的小说通过展现川康人的悲剧,揭露和控诉了川康旧社会的黑暗,表现了自己对川康生活的痛苦思索,对现实生活的悲愤关注,也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所包涵的合乎历史进步社会发展的现代观念,对进步而开放的行为方式和思维准则的强烈渴望和呼唤。在周文的作品中,他还习惯于把川藏边境、西康高原和大梁山地区一代的方言语成功运用到作品中,采用“生动精彩”的词儿、谚语、歇后语等,把生活在这里的川人性子里的直爽粗犷、话语中风趣幽默又饱含“辣味”的讽刺,生动形象、简练中又寄予人物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活泼、简洁明快、朴素生动、富有个性化的艺术魅力。
二
现实主义是周文始终坚持的创作原则和指导思想。周文有着不达真实不罢休的严谨的创作态度,他深知现实主义创作的根本特征在于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按生活自身的情理和逻辑去如实地描绘和再现,其核心就是“写真实”,所以他的小说作品都是其经历甚至亲历过的,他能够毫无保留的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清醒地面对生活的本相与人性的恶质,以纯客观的他者姿态大胆的抨击和揭露社会问题。周文曾说:“艺术作品决不是‘故事的编排’,‘政治的杂音’,而应该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周文确是一个在人性深层开掘上的绝对的写实主义者,他暴露了非常态下人性潜藏的恶相与本质,以及常态下人们在琐碎生活中的麻木与混沌,通过展现人的生存权利的被戕害,生命价值的被悬置以及在社会整体环境之中形成的麻木、绝望、虚无与彷徨的精神状态,以此来表达他对人终极意义的痛苦思索和对现代文明的渴望与呼唤。周文长篇小说代表作《烟苗季》是其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最好诠释。 《烟苗季》创作于1936年秋天,这是他个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烟苗季》长约十四、五万字,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讲述的是20年代中期一个偏远封闭的小县城内发生的军阀内部派系之间的倾轧变故,围绕着禁烟委员和补充团长两个肥缺,江防军的旅长一派与曾私通“江防军”的参谋长一派展开了一场有关权力的明争暗斗。小说生动刻画了官场与军队尔虞我诈的种种狡黠与残忍,真可谓栩栩如生、刀刀见血,提供了20世纪20年代川康地区军政一体、官匪难分的逼真画卷。杨义评价《烟苗季》“以纷繁的线索,偶或难免节外生枝,以生动的人物性格,每每是细致逼真地揭示了川康地区军阀为政的凶残和险恶,揭示了军阀之间割地分肥,军阀内部上下猜忌、派系纠结,裙带风、朋党风渗透于每个组织细胞的封建性结构”,“小说于刀光剑影之中,让人们感受到泥土混着血的艺术沉重感”。
周文反思过自己的创作,“创作不是为创作而创作,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爱好而创作,而是为了反映时代……因此,我对于当前的现实问题,开始提高到极其紧张的注意上面来了,对创作的态度也开始了新的认识。我抛弃了过去随便写的观念,每回在铺开纸,提起笔来以前,就自然而然要想一想,我这篇东西有什么意义?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因此,虽然周文始终站在左翼政治家的立场上,但他抱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坚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立足现实,力求真实,大胆暴露当时人们日常经验之外的别样世界,且只是单纯的暴露,不作其他任何意义上的引导。既充实丰富了“乡土文学”的题材范围,又体现出题材本身特有的文化内涵,包括社会人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跳出了“左联”内部文学创作趋向公式主义牛角尖的危机,体现出了周文对现实主义的特定理解与领悟。如小说《红丸》,写了一群贪官污吏,以戒烟为名,贪赃枉法的种种罪恶,在军队打败仗的情况下,连与连、排与排之间,集体交换烟枪抽大烟的腐败现象。作品展现了当时军阀的贪婪、官吏的腐朽、军队的腐败,深刻地、本质地表现了烟枪社会的本质特色,这是十分现实主义的。周文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从不作无病呻吟的自怨自艾,不去做缥缈虚无的浪漫幻想,他将双脚深深扎入现实主义的土壤之中。
三
阅读周文的小说,不会有强烈直接的价值引导的感觉,这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周文并不试图去图解政治,或是简单地做某种思想的传声筒,其作品的倾向是隐蔽的,并不指点出来,而是从情节和场面的描写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无论是自然社会环境的展现,还是人物情节的交代,周文总是原原本本地按照事件本来的面目进行客观真实地表达,时刻注目于细节描写的真实,真正做到了“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周文认为“无论人物或环境,都去写它要害的地方,找他的特点,(至于怎样找法,当然应该深入到现实生活里面,用最大的注意去分析每一种事件的特征,和认识每一种人物的特性)想来也就差不多了”。这一点在其惟一的长篇小说《烟苗季》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烟苗季》故事的叙述时间仅仅限于三天,小说的主要场景也只是在驻军营地和旅长家两处,在狭小的时空内,围绕着禁烟委员的肥缺,近二十个人物悉数登场,展开了一场权力的争夺战。对于每一个主要人物,作者都抓住其独有的特点进行素描,如主要人物旅长的出场,作者这样写道: “就在这时,前面的门槛那儿,首先跳进两条高大的黄洋狗,一进门就直向太太的腿前跑来,接着门槛那里又跳进五六条黄色和白黑花的洋狗来,跑得地板轰隆轰隆价响。围绕着太太跑一圈,就在窗边分散开来了,站住,抖着舌条,望着前面。前面,旅长在天井那儿出现了。他的背后簇拥着十几个挂盒子炮的弁兵。旅长是一个高个儿,油黑的圆脸,两道浓黑眉毛,一个端正的鼻子,两只发出射人的光的眼睛,头戴呢博士帽,身穿灰织贡呢的长袍,缓缓地走了进来。旅长一进了门槛,那十几个弁兵就分散开来,各自走进天井两边的卧房里去。”在这里,作者没有任何硬性插入的叙述,只是一种十分自然的描写,用一群狗来衬托旅长的威风,是精心的一笔,既真实又富有寓意,在波澜不惊的自然描写中,勾勒出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形象,并且写出了四川军阀的极度腐败。
周文小说的白描手法不仅运用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同时也体现在环境的描写中。在中篇小说《雪地》中,周文运用白描手法,将那白得怕人的大雪山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连绵起伏满目皆白,看不见星点绿色或黄色,飘飞而阴湿的白雾令人窒息,银漾漾的白光刺人眼目,使人无法前行。那冻彻骨髓的酷寒――雪山行军的一营队伍出关时就冻死了两排人,另有一排人被雪连脚趾都抹脱了成了废人,二十来个人失去了手指头;更有那轻则斥骂、重则将士兵踢下雪崖的凶蛮军官……雪山行军的描写令人震悚,不寒而栗。
四
冷静的叙述语言与客观理性的表达。在周文的小说创作中,以积极姿态投入描写,却又有意识地与真实的川康保持一定的艺术距离,尽量避免过多自我情感的投入,因此,在周文的著作中,很少插入他的评语和说明。在其悲剧情感的表达上决不直抒胸臆,而是在真实具体的场景或气氛描写中让主观感受自然流露,这种平实、冷峻的写实态度与创作方式使其作品体现了以生活为真实为根本的悲剧特色。
周文小说的冷峻风格是一种“表达的冷”,一种平实自然的冷静,甚至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酷。在其作品中,我们很难遭遇到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惊险刺激的悬念技巧或者大段大段的议论抒情,他总是以客观冷静的平实笔调,来展示一幕幕的人生场景。小说《红丸》讲述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内,众人明争暗抢一坛刚刚查获的红丸的片断。围绕着一坛小小的红丸,小说中的人物各怀鬼胎,贪婪面目逐一展现。“张科员也走过来了,站在坛子边。局长的胖脸听差也走来了,站在门外边,细着两眼盯住坛子。李督察员也走来了,隔门伸进半个脸来。”红丸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红丸在闪光,于是所有人们的眼睛都闪光”。在这看似波澜不惊的外表之下,都暗藏着紧张激烈的势力斗争,而这种由表面的平静与内部情节的紧张所构成的张力,恰恰凸显了周文小说的独特魅力。
周文以客观冷静的姿态实践自己全部的小说创作。在其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作家自己的影子,周文始终游离于文本之外,以他者的姿态对事件的发展、人物的命运作冷静的近于冷酷的叙述与描写,不搀杂主观的喜怒哀乐,爱憎嫌恶,这种冷峻的表达风格往往形成一种具有原始冲击的震慑力。在《山坡下》中,关于赖老太婆死亡过程的描写便典型表征了周文在表达方式上的冷峻风格。
参考文献:
[1]周文.山坡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周文.烟苗季[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4]周文.雪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