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国民性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严复、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许多思想文化先驱都对这一课题进行过悉心探索，掀起了一股国民性改造的热湖。认真研究他们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今天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和谐发展。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其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遍具有并重复出现的文化、社会心理及行为方式的特征总和。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改造，即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近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对国民性改造进行了精细翔实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建性的思想.在近代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国民性改造思潮。认真研究近代先进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今天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改造的历程
谈到中国国民性问题，必须回溯到18世纪末期.随着大量的传教士、访华使团的到来，欧美等西方世界开始了较为集中论述中国国民性的时代。他们以感性认识为主要依据，较多地从负面来评价中国人.不少西方学者也以此为依据，分析中国国民性及其形成原因。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对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和归纳成为西方一个多世纪有关中国国民性讨论的终结.其著作《中国人的特性》(又译《中国人的素质》、《支那人气质》等)，于189o年在上海英文《北华捷报》连载，后由纽约一家公司结集出版。该书以事例为论据从生理、心理、伦理道德等三方面将中国国民性概括为26种性格特征.其中概括有忍耐、节俭、勤劳、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知足常乐等优良品质，也包括拖沓、无所作为、逆来顺受、因循守旧、不求进取、缺乏同情、相互猜疑、缺乏诚信等国民劣根性.是第一部系统地分析中国人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征的著作。此后，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人讨论中国的国民性，在特征范畴上都囿于明恩溥对中国人特性的概括。《中国人的特性》不仅广泛影响了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见解.也影响了东方。
中国人对“改造国民性”的提出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带有很强的救亡色彩。I2l鸦片战争中国惨败的教训，惊醒了沉睡在东方大国梦里的部分先进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探讨解决民族危机的方策。魏源、郭嵩焘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并初步介绍了西方“开放”、“求实”、“重商求利”等近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民族品格，对“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虚伪”、“浮躁”等陋习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整肃人心风俗的思想，当然，他们依然主张以巩固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为根本方法，因此其改造思想仍然局限于传统道德教化的范畴。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在中国.真正开始在物种竞争、民族图存的大背景下全面审视自身国民性始于严复、梁启超等晚清启蒙主义者。与魏源、郭嵩焘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知识分子不同，戊戌时期的严复、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已经认识到西方富强的真正社会基础是其国民具备了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品格和社会心理。严复并没有提出过“国民性”这一概念.而是将“国民性”表述为“国性”.他根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强调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取决于每个国民的品性、素质.主张用“自由、独立、进取”等近代西方文明的理性精神替代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并开创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论。不仅为理想新国民设计了理想模式也为如何实现理想新国民提供了路径;但总体来看，严复对于中国国民的“程度”及能否彻底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持一种较悲观的看法。中国人当中比较集中地探讨自身国民特性问题始自梁启超.他明确提出了“国民性”概念，并从1889年开始，连续在《新民说》、《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国民十大元气论》、《积弱溯源论》等一系列文章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粱启超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国民资格为标准.对缺乏国家思想、社会公德、权利观念、自由思想和自治能力等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在中国国民心灵深处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鞭挞。当然梁启超在批评之余也对中国国民性格中的优秀品质多加肯定。在此基础上。他重塑了理想新国民，认为他们应具备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独立的人格以及具有诸如为社会、为国家尽义务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并积极探索和实践了教育、报刊、“新小说”、“新史学”等国民性改造途径。
在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面前.专注于改良的国民性改造方式无法取得实际效果。以孙中山为代表、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激进知识分子，主张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学说来唤起民众(知识阶层和部分新军)，并倾向于以一种更加简洁而迅速的方式——革命——来完成这种艰难的改造，但由于他们政治经验不足以及对革命的作用进行了过高地估计，以致造成了民国初期社会混乱及以后不久的帝制复辟。革命的失败.不仅没有打消孙中山继续探索的念头.还引起了他深刻反恩，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建设的新方略——《建国方略》，在这一新方略中他将国民心理建设放在首位。在认真分析国民性“利病”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国民应具备为大家、为国家谋幸福的新志向、高尚的人格、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社会责任感.以及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并将振兴教育事业、宣传三民主义作为改造国民性的主要途径。
改良以及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着激进的知识分子更加迅速有效地寻找改造国民性的方式。李大钊也主张中西文化互补，以西方民族精神来反衬中国民族心理的短处，甚至还进一步发展了当时盛行一时的民粹主义思想。但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人，使他对国民性改造的目标模式、改造方式、改造对象等方面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开始主张“心物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强调“革心”与“革命”.改造国民性与改造社会必须同步展开。“革心”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迪民众。“革命”即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改变社会现状。李大钊提出的这一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转向，成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国民性问题的奠基者。
鲁迅一生始终坚持改造国民性.在他看来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如果国民没有实现近代转换，那么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迭都是不行的.只有先“立人”.才能建立“人国”。但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实际上，他眼中的“国民性”是一种内在固有的、持久的“心理构造”是一切缺陷的集合体。郎他将国民性更多的等同于国民劣根性。因此，在他将国民性的反思推向极至的同时却也引导人们集中于批判国民弱点，进而将矛头所指从专制制度指向了专制的受害者。但他的功绩不容抹煞.因为国民劣根性是国民性改造三个命题中最为关键的问题，鲁迅对病态社会里的人们尤其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所进行的入木三分的刻画.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恶劣品性.为其他文化先驱继续探索国民性改造这一永恒的话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国民性改造的途径的问题，在～开始他认为应该首先强壮人们的身体.所以选择从医.但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段在电影放映前中国人观看杀头的短片，促使他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弃医从文，用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并在此后的实践中始终执着于这一工作和使命。鲁迅不断用小说、杂文等文艺形式对旧中国贫苦农民和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刻的剖析，对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各种畸形心态，如胆小怕事、逆来顺受、奴颜婢膝、自欺欺人等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信念是坚定的，但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又能深深感受到他的忧虑甚至绝望，一方面，他需要挖出病根，以唤醒麻木的灵魂，但另一方面他又深感中国太难改变了。
作为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其丰富的理论创造、实践活动以及特殊的领袖地位，成为近现代国民性改造过程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毛泽东出身于韶山农家.少年时代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湖南一师就读期间，受到近代勃发的湖湘文化、梁启超、杨昌济等因素的影响.萌发了以儒家圣贤救世为主要内容变革国民性的思想。显然，这个“复古求解放”的国民性改造方案，既无法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又不能挽救民族危亡。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毛泽东对中西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其国民性改造思想逐步向中西融合以“变化民质”转化，强调变化国民思想、广开民智、强壮民体。认为应该建构出生命至上、突出自我、奉行精神利己主义价值观的资产阶级新人。但严酷的现实又一次推翻了这一对新国民的设计。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十月革命、李大钊等人的影响，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当然。探索的道路是崎岖的，从乌托邦式的“新村”运动。到民众的“自治”联合，到最终选择激烈的阶级斗争手段。毛泽东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并对无产阶级理想新国民的形象进行了勾勒：“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四当然，由于纷乱的战争环境，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新人”观只能在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产生实践效应的。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性改造实践活动逐步扩展到整个解放区，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未能实现其对理想人格的全面改造。新中国的成立，对于毛泽东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意义：在这个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在这个有望建立新制度的环境中，毛泽东探索良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终于有了成熟的时机。毛泽东遵循五四时期文化先驱对国民性改造的一般思路，为人们勾勒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理想新国民的形象：“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日毛泽东与其他国民性改造思想先驱的明显区别在于.他特殊的领袖地位和勇于实践的气魄。使他有能力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系统的国民性改造活动。他不仅充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文艺影视、新闻报刊传媒、各种立法及行政等形式实践它的国民性改造理想，还充分运用了群众运动这一形式。在他看来“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f据统计，建国后前三十年间.仪以中共中央以及各部委、各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下达的红头文件为准.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就高达68次.根据对群众运动理解的不同和统计方法的差异，其数字远远不止于此。’其中很多运动，如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五反、扫盲识字、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整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的内容。
二、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现实启示
国民性改造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人的和谐发展，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人的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又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现代化.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和手段.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有益探索和实践活动.为当代中国人继续这一伟大的事业提供了有益参照。
(一)以中国特色为基础。立足本土。
国民性改造必须立足本土.这是由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决定的。国民性具有某些全人类的共性.但更多的表现为本民族或国家、地区的特殊共性。这是因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他们以一种相互联系的共同体为形式存在着，譬如共同的地理环境、自然生存条件、生产力水平、生活状态、风俗习惯等。这种共同性。使人们产生了相同或相似的民族心理。并进一步固化为国民性.其中某些特殊的国民性更成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鲜明标志。具体来讲，立足本国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其一.改造国民性自然以本民族国民性状况为依据，在对本民族国民性进行剖析时，应采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不仅要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深刻反思，还要对民族的优秀品质加以弘扬。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千百年而依然存在正因为其民族精神的存在，只有将优秀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才能使本民族不断繁荣发展，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先驱在对国民性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常常带有一种绝对化的情绪，甚至以偏概全，只看到国民劣根性.不觉民族优秀品格，这一点值得注意。其二，对理想新国民目标模式的设计应体现中国特色。塑造什么样的国民是国民性改造的重要内容，中国近代文化先驱对理想新国民的构筑为我们今天设计国民性改造目标提供了蓝本，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在文化先驱为我们设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内涵.注入时代因素。譬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除民族的优秀品质、优良传统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理想新国民必备的思想道德品质。其三，在国民性改造的实践活动中，应采用适合本民族实际、国民乐于接受的改造方式。改造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但并不是每种方法都适合我国国情，如毛泽东以群众运动作为国民性改造的路径之一，在当时国民素质尚不高的情况下存在很大风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产生了对人的极大伤害.因此.对于采取哪种形式需进行严谨的可行性、时效性分析和论证。
(二)积极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有关国民性改造的可借鉴经验、成果。
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有“拿来”精神，博采世界各国、各民族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成果为我所用。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知识及其思想家对国民性的考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首先，西方先进文化和知识的传播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发现自己在各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在寻找救国救民出路的过程中找到了国民性改造这一途径。其次，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以西方人的国民素质和品性为参考系。集中审视自身的国民劣根性及其产生根源的。再次，对国民性改造路径的探索，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从坚守旧制度旧文化到改良再到彻底的社会革命，无不是向西方寻求助力的。今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诺大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信息交流、出行交通的便利快捷，更是一场贯穿于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娱乐，乃至政治领域的全面革新。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使国民性格在两个层次上均产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是，由于科技介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人们在行为方式、思维方法、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变化，从而使国民性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就民族、国家层面而言;二是，就全世界层面而言，随着世界交往和联系El益加深，世界各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共同参与和进步。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理想文化，也进行着相互的传递和交流。因而使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在国民性上表现出更多的共性。因此，今天我们在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一切先进成果.特别是有关国民性改造的可借鉴的经验时。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和更充足的思想资源。
(三)注重实践路径的多样性，全方位实施国民性改造工程。
国民性的最终形成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之问.以及社会文化结构内部各层次之间长期交错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在各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国民性改造活动才能达到塑造社会主义理想新国民的目标.而国民性改造的路径也必然是多样的。国民性改造应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各领域的全方位实践活动。任何单向度的改造活动都必将遭到失败。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先驱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造实践活动.由于身份限制，他们大多分别在各个领域进行了许多积极的尝试，只有毛泽东等个别人有条件和能力实施全面的国民性改造实践活动，虽然他们的探索有得有失，但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在国民性改造的路径选择上也应该多样化，单一刻板的改造途径不但收效甚微，而且很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先哲们已经为我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通过教育、文学作品、相声小品、电视、电影、广播、报刊杂志、舆论宣传、群众运动.甚至革命的方法对实践路径进行了十分广泛的探索。这其中的很多路径对于我们今天继续开展国民性改造活动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当然也要注意以全新的内容来充实这些实践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