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类型、居民保险覆盖与金融市场参与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 要]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从微观层面来说，签订长期劳动合同能使居民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福利保障，从而可能对家庭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使用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了不同类型的劳动合同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发现长期劳动合同能够显著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期劳动合同显著促进了低学历家庭和城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同时促进了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机制研究发现，拥有长期劳动合同的居民保险覆盖较高，使得居民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方面的保障更加充分，从而降低了家庭的背景风险与不确定性，促进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关键词] 劳动合同类型;金融市场参与;保险覆盖;背景风险

　　吴卫星; 王睿; 赵梦露 财经问题研究 2022-02-08

　　一、引 言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近年来，国际冲突不断加剧，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为保障经济稳定发展，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应对外部冲击。2018 年 7 月，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稳”方针，把稳就业作为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基本目标。与此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等 16 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并从十个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发展实体经济，稳定和促进就业，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2020 年 4 月，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央在扎实做好“六稳”的基础之上，又提出“六保”的新任务，把保就业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稳定经济发展，应对疫情挑战，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指明了方向。因此居民就业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也是保障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居民就业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的劳动关系从计划经济中转型而来，收入的稳定性与社会福利对居民就业具有历史性的影响。施杨[1]对我国工人就业制度的变迁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遵循的是就业“终身制”和“铁饭碗”，医疗、养老等职工福利全部由集体承担。随着国营企业的破产和劳动制度的改革，工人的终身就业制度出现松动，1986 年，我国通过改革的方式首次引入劳动合同[2]，打破了员工的终身制, 对国营企业招收的新工人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劳动合同成为了保障员工利益的重要工具。1995 年 1 月 1 日，我国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简称《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才能与之建立劳动关系, 从而为调整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基础。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简称《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应当标明劳动合同期限、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及社会保险等内容条款，因此，我国劳动关系的改革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基因，就业稳定性和社会福利保障可能是我国劳动关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李小瑛和 Freeman[3]、杜鹏程等[4]在居民保险参与的相关研究中也表明，劳动合同与居民保险覆盖有密切关系。Lio[5]、 Mobarak 和 Rosenzweig[6]认为，购买保险能够有效降低家庭的背景风险与不确定性。

　　部分文献还表明居民保险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相关，居民保险参与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存在显著影响，那么居民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会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沿着这一思路出发，本文使用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多元回归与工具变量的方法对居民金融市场参与进行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期限越长，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可能性越高，通过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劳动合同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方面的保障更加充分，从而能够降低家庭背景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加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综上，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使用两大代表性数据库 CFPS 与 CHFS，探究了我国劳动合同类型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对家庭金融领域中金融市场参与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补充，提出劳动合同类型可能是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低的原因。第二，结合两大数据库，通过多种方法对影响机制进行了较为直接的分析，发现居民劳动合同类型居民保险覆盖影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有助于理解居民劳动合同类型如何促进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并由此提出可通过发展保险市场减少居民背景风险，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我国劳动关系的不断变革，居民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也不断随之变化。常凯[7]指出，我国的劳动关系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起点，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制度的不断改革形成现有劳动关系。施杨[1]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我国工人规模庞大，但是工人的福利水平却一直较高，工人具有免费的医疗，较低的房租，还有很多食品补贴等，形成了高标准的员工福利保障。1982 年，劳动人事部发布《关于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对新招收的工人, 实行劳动合同制。1986 年，国务院通过改革正式确立以劳动合同作为我国劳动关系的制度基础。Akee 等 [2]认为，引入劳动合同，打破了员工就业的“终身制”，劳动合同成为了维系劳动关系、保障员工福利的重要工具，但是随着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缺乏竞争力等原因, 大批的国有企业出现大幅亏损，员工福利无法保障，甚至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相当部分员工找不到工作，更没有福利保障。丁从明等[8]发现，在 2008 年《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前，正式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相对较低，尤其是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劳务派遣员工，这部分员工劳动技能低、岗位替代性高，供过于求，很难通过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来获得相应的薪酬、福利和社会保障。2008 年我国出台《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应当标明劳动合同期限、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缴纳等内容条款，从工资薪酬、工作强度、福利保障等方面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较为有效的保障了居民的就业福利，增加了居民就业的稳定性。程延园等 [9]认为，劳动合同法缩小了不同劳动者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差异，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职工群体在多数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仍然较差。李小瑛和 Freeman[2]发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提高了农民工的书面合同签订率，进一步提升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覆盖率，降低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发生率。杜鹏程等 [3]认为，《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提高了农民工拥有各项社会保险拥有率，对于没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获得社会保障的可能性很低，拥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有更好的劳动保障, 长期劳动合同比短期劳动合同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更高。Gallagher[10]等发现《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工人社会保险覆盖率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劳动者提起劳动仲裁和的数量不断上升。Gao 等 [11]认为，签订劳动合同，特别是长期合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覆盖率。从拥有短期合同或无合同转变为拥有长期合同，显着增加了获得社会保险的几率，而失去长期合同则降低了获得社会保险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劳动合同，尤其是长期劳动合同有助于提高居民保险参与率。

　　金融市场参与是家庭金融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话题之一，Vissing-Jorgensen[12]与 Georgarakos 等 [13]认为，家庭可以通过配置风险资产达到有效边界，实现投资风险收益最大化的最优投资策略，然而大多数家庭不通过任何途径参与金融市场，这种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有限参与”。李俊青[14]指出中国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相比于其他国家处于更低的水平，因此对于我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进行研究非常重要。目前，学术界对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低已有较多研究成果，而居民背景风险是影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重要因素。Edwards[15]发现，背景风险越高的家庭更加倾向于投资更安全的资产。周聪[16]认为，家庭背景风险是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的重要方面，家庭背景风险越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概率越低，但是保险能够有效抑制家庭背景风险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负向关系。周钦等[17]发现，医疗保险购买会显著改变城市和农村家庭的资产选择，参保家庭更加偏好较高风险水平的资产。宗庆庆等[18]指出，社会养老保险能有效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认为拥有社会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并增加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重。易行健等[19]发现，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居民会显著增加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份额，且这一作用仅显著作用于城镇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作用相互替代，持有社会医疗保险将显著降低商业医疗保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背景风险是影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重要因素，而购买保险能够有效地降低不确定性，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部分学者将劳动力市场引入金融市场的研究，如对工人劳动合同签订与金融市场投资回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对劳动合同与金融市场参与的研究较少，且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劳动合同签订会导致金融市场有限参与，Berk and Walden[20]将劳动合同引入新古典资产定价模型，研究劳动力市场与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合同条款所包含的工资与福利是企业内生性决策的结果，企业与工人之间签订劳动合同时，已经充分考虑企业的金融市场参与状况，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内容与企业资本市场投资相关，因此，工人劳动合同中的工资与保险等福利保障已经充分享受到资本市场多样性风险分散的好处，工人已经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工人参与金融市场不会为其带来任何增量收益，工薪阶层最理想的选择是不参与金融市场，这意味着金融市场有限参与是一个有效的均衡结果。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Lustig and Van Nieuwerburgh [21]认为，参与金融市场可以分散风险，为个人提供了分散化投资收益，因而具有稳定收入和较好福利保障的家庭应该积极参与金融市场。那么劳动合同是否促进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工资福利等各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因此企业对劳动合同进行调整的空间较为有限，居民劳动合同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可能很难实现。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长期劳动合同的签订有助于提高居民保险覆盖率，而居民保险能够有效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居民劳动合同、尤其是长期劳动合同能够通过增加居民保险参与率从而减少家庭的背景风险，有效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三、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2017 年的数据，该数据库主要包含家庭金融微观层面的信息，主要包括人口特征与就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及主观态度等，对家庭经济、金融行为进行了全面细致刻画。2017 年调查数据覆盖了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55 个区县，1 428 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达 40 011 户，追踪访问 2015 年样本 26 824 户，数据具有全国、省级及副省级城市代表性，具体数据说明见甘犁等[22-23]，剔除缺失数据后，剩余 13 224 户有效样本。第二个来源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的数据1。CFPS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CFPS 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 16 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在剔除缺失数据后，剩余 11 623 个家庭样本。

　　(二)指标构建

　　本文主要讨论居民劳动合同类型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被解释变量为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由于不同数据库对于金融市场参与的提问方式不同，因此该变量在不同数据库中所使用指标的含义也并不完全一致。具体而言，在 CHFS2017 数据中，使用“您是否参与股票市场”作为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指标，如果回答为是则定义为 1，回答为否定义为 0。由于股票是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中最普遍的金融产品，而债券、基金、外汇等产品的参与率极低，因此使用股票市场参与率可近似作为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指标;在 CFPS2018 中，使用“您家现在是否持有如股票、基金、国债、信托、外汇等金融产品”作为金融市场参与指标，如果回答为是则定义为 1，回答为否定义为 0。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劳动合同类型，在调查问卷中，居民劳动合同根据“居民主要工作合同的性质”分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固定职工)、长期劳动合同(1 年以上)、短期或临时劳动合同(1 年及以下)、没有劳动合同四种类型。在劳动合同类型的测度上，首先根据居民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将其定义为劳动合同签订变量，如果居民有劳动合同则定义为 1，否则为 0;接下来根据劳动合同期限的不同将其定义为劳动合同类型变量，把无固定期限合同、长期劳动合同定义为 1，而将短期劳动合同定义为 0。控制变量方面，参照吴卫星和尹豪[24][25]、李俊青等[14]对金融市场参与的研究，认为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对户主性别、年龄、婚姻、教育、健康、风险偏好、家庭人口、老人和小孩占比、家庭收入、家庭净资产、城乡分类、东中西部地区划分进行控制。

　　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使用家庭迁移户口经历作为劳动合同类型的工具变量进行研究，如果对“是否有过跨区/县迁移户口的经历”回答为是则定义为 1，回答为否定义为 0。首先该工具变量与自变量之间满足相关性，从表 4 列(3)、列(5)的结果可知迁移户口经历与劳动合同类型之间呈现显著正向相关，这与已有研究相一致，就业往往与迁移户口经历相关，谢勇[26]对就业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合同签订能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和身份认同。张世伟[27]认为劳动合同能显著增加农民工劳动报酬，而劳动报酬的增加有助于农民工的城市定居，因此劳动合同签订与居民落户之间存在正相关。其次，迁移户口经历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性，从样本数据的统计结果来看，有户口迁移经历的家庭户主平均年龄为55.19岁，而金融市场参与家庭的户主平均年龄为 50.80 岁，说明户口迁移经历往往发生在金融市场参与之前，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迁移户口的时间往往早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且间隔年限较长，因此并不存在较为直接的相关性，因而使用迁移户口经历作为劳动合同类型的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居民的保险参与状况方面，CFPS2018 数据库中使用了居民“主要工作提供了哪些保险”，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5 种类型，如果提供则定义为 1，否则为 0;CHFS2017 数据库中包括居民社会养老、补充养老、社会医疗、商业医疗和失业保险 5 种类型，如果参与则定义为 1，否则定义为 0。

　　(三)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金融市场参为二元变量，所以构建如下 Probit 模型进行检验:项。工具变量法二阶段模型设定如下：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