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全球化的当代主要矛盾论分析与应对

　　摘 要：全球化进程中的多边主义立场与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的矛盾是当代主要矛盾。只有把握这一主要矛盾，才能科学说明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内涵、“逆全球化”的引发主因，以及正确加以应对等的问题。当今全球化的本质内涵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作为多边主体实现自身联系和利益日渐全球紧密化的过程。“逆全球化”则是一些国家的政府、政党和民众囿于该国的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把全球化当作“出气筒” “替罪羊”和“假想敌”的一种社会浪潮。这种浪潮在客观上干扰和延缓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代人类的出路就在于，要加强全球化的多边主体建设，坚决排除“逆全球化”的干扰。而这是一个具有可行性、艰巨性，通过条件创造完全能够实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当代主要矛盾;全球化;逆全球化;多边主体建设

　　陶富源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01-25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运动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浪潮却如异军突起，在世界不少国家特别是西方世界涌动。面对如此情势，全球化的命运如何，人类的路在何方，也就成为笼罩世人心头的惴惴愁云。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化所造成的干扰作用也被国际上某些势力加以夸大，并借以来对逆全球化推波助澜，从而使世人心头的愁云愈加浓重。这里涉及对当代全球化本质内涵的科学认知、逆全球化引发主因的准确指认，以及如何正确加以应对等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分析当代主要矛盾入手，分以下四个部分，来对上述问题展开论述。

　　一、当代主要矛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即东西紧张对峙、南北差距扩大的分析，我国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战略判断。这一判断为我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道路提供了思想支撑。几十年来，我们行进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实践成果证明，上述战略判断具有无可争辩的政治正确性。然而，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际环境中，特别是人类已迈上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也就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时代主题即时代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对当代主要矛盾的认知和解决。

　　当代主要矛盾是两种立场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指，全球化进程中的多边主义立场与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的矛盾。所谓多边主义立场，即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把自己国家视为全球化的多边主体，主张通过携手努力，谋取共同利益的立场。所谓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即一些国家的政府、政党和民众把自己国家或参与的排他性集团视为全球化运动中孤立存在的所谓主体，试图通过单打独斗或零和博弈，来谋取一己利益的立场。当然，这样说并不否定各国政府和民众仍是其国内事务的主体。那么为什么说这两种立场的矛盾是当代主要矛盾呢?这里从以下两个维度来加以说明。

　　(一)两种立场矛盾的走向决定着人类未来

　　即它是一个关系当代全球化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决定性矛盾。具体说来就是，如果坚持多边主义立场，就能正确对待和处理本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即把二者视为“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为“大我”的全球化也就会被如实视为作为“小我”的各国政府和民众得以生存发展的总体保障和基础支撑;同样，“小我”也会被如实视为“大我”的有机构成元素和动力源泉。因此，要实现“小我”，首先必须为“大我”;同样，为了“大我”，又必须最终落实为“小我”。为了实现“大我”与“小我”的辩证统一，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增进共识，深化互信，同舟共济。即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要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从而去建设一个“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全球化”。①

　　反之，如果坚持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那么一国政府和民众或其参与的排他性集团也就会把自己仅仅视为其心目中的“自我”。与之相关联，也就会把全球化及参与其中的别国政府和民众视为“他者”。这里的所谓“他者”，就是在有利时，成为自我谋取利益的工具;在有险时，利用其成为避险和嫁危的对象。很显然，如果这种立场成为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主要强国的立场，那么就会造成更多的无序和混乱，更多的对立和冲突，以致全面的对抗和动荡。这样一来，不仅已经取得的全球化成果会毁于一旦，而且还会从根本上裂解全球化，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极为黑暗的时代。

　　(二)两种立场矛盾的解决统摄着其他矛盾的解决

　　即它是一个创造条件缓解和解决当今世界其他矛盾的统筹性矛盾。这里的其他矛盾主要是指“南北” 和“东西”两大矛盾。

　　第一，关于东西矛盾。一个国家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选择资本主义，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必须予以尊重。别国代替不了，也无权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无所谓东西矛盾。但如果有谁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有别，而干涉他国内政，或企图搞制度输出，那么也就造成了东西矛盾。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干涉和输出，不仅违背联合国宪章，遭世人唾弃，而且代价不菲，并通常是以失败告终。另外，历史也已昭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对抗，冷战对峙，也绝没有出路。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其唯一正确取向就是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当代全球化的发展，也就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不同制度的国家作为全球化的多边主体，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增加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共担全球风险。

　　第二，关于南北矛盾。这一矛盾也只有通过当代全球化这个平台，通过对多边主义立场的坚持和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的克服，来逐步获得解决。坚持多边主义立场，也就是使北方的资金、技术优势与南方的劳动力优势得以合理结合。在这种结合中，南方以引进、消化、吸收为基础，因而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相对于发达国家成本更低、风险更小，从而使其后发优势得以彰显，以致迎头赶上。这样也就为缩小南北差距提供了根本路径。南方实力的提升是重要前提，这样也就能有力促进代表北方单边利益的国际旧秩序向代表南北双方共同利益的国际新秩序转化。

　　总之，多边主义立场与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的矛盾是当代主要矛盾。只有以这个主要矛盾为思维框架，才能科学说明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内涵。以此为前提，才能科学揭示“逆全球化”的引发主因，为人类指明出路。

　　二、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内涵

　　(一)当代全球化的双重本质及其统一

　　什么是全球化?就其现实及发展趋势来说，全球化有两个方面的本质内涵。其一，在存在论上，全球化意味着经济联系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文化联系的全球规模化。其二，在价值论上，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命运，即生存发展利益的全球紧密化。也就是人们通常所形容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到目前为止，被人们广泛引用的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往往只是在存在论上言说全球化，并且是侧重从经济维度来谈全球化，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做，不仅较为片面，而且有其根本缺陷。这类定义把全球化视为一个无主体的过程，从而遮蔽了关于全球化的主体担当以及全球化与主体命运的紧密关联。实际上，全球化的当代发展与全球化的多边主体担当及其命运是高度融合、不可分割的。另外，如果脱离了主体来谈全球化，那么也就是脱离了利益来谈全球化。这样一来，也就很难看清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纠葛和利益结构的变迁。因而从总体上说，当代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作为多边主体实现自身联系和利益日益全球紧密化的过程。

　　诚然，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中的事物，其本质内涵是一个不断生成和丰富的过程。也就是说，当代全球化的本质也是一种历史的生成。

　　(二)当代全球化本质的历史生成

　　从主体维度说，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西方各国作为单边主体的推进阶段，或曰全球化的单边主体阶段;二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作为平行主体的推进阶段，或曰全球化的平行主体阶段;三是正在形成中的多边主体的推进阶段。

　　全球化的单边主体阶段。其时间是从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1917年的苏俄十月革命。这一阶段的全球化是作为单边主体的西方各国以暴力侵略，辅以商贸为手段，打开东方大门，在政治上使东方成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及在经济上使东方成为西方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地的过程。这一阶段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血腥的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所论述的，就是这一阶段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平行主体阶段。其时间是从苏俄十月革命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的上述第一阶段之所以会演变到第二阶段，说到底，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从而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是西方宗主国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矛盾的激化，因而导致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在这些冲突和战争中，诞生了社会主义苏联和以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一大批国家陆续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随着西方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以及东西力量对比的变化，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集团之间的对峙与冷战。双方在政治、军事上相互敌对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做了互相切割和脱钩的处理。但同时它们又在各自阵营内展开了跨国的分工与合作，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的市场。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因两大集团的政治介入，使全球经济被生硬地一分为二，完全背离了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因而这个阶段的全球化是一种扭曲的全球化。它对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国家而言，既有其利也有其弊，且弊大于利。其利在于避免了西方政治经济的控制;其弊在于阻塞了向西方文明学习及通过这种学习实现自我提升的通道。由于没有处理好这种反控与学习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导致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停滞与落后。

　　全球化的多边主体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的推进及苏东集团解体所促成的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特别是十多亿中国人通过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投身市场经济大潮所带来的强劲动力，造成了新一波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用其后发优势群体性崛起，成为全球化日益重要的主体。由此，过去几百年存在的那种东西失衡发展被东西平衡发展逐渐取代。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使世界各国家各民族日益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而这一阶段的全球化，才真正开启了全球意义上的全球化，或曰真正的全球化。全球化发展到这一阶段即当代全球化阶段，也才具有了上文所言的较为完整的本质内涵。

　　(三)关于当代全球化本质误读的理论澄清

　　如上所言，全球化已进入到第三阶段。但问题在于，人们的意识往往滞后于已经变迁的生活。环顾世界，仍有不少人停留在全球化发展的先前阶段上，从而滋生了对当代全球化本质的误读和种种不当对待。

　　比如，世界上有一些“左派”人士之所以反对全球化，是因为他们把全球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殖民主义的全球化”“帝国主义的全球化”①。不难看出，这种关于全球化的理解，大体符合全球化第一阶段的实际。或者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那种血腥全球化的一种认知。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殖民主义横行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归，广大东方国家也早已作为主权独立国家投身全球化运动之中。与这种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相联系，在经济上，推动全球化的资本，不仅有西方国家的资本，而且有东方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因此，如果对资本的社会制度属性不加区别，进而把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以至把资本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从而把资本所推动的全球化说成是全球的西方化，这是极为不妥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理论界也曾有这样一种模糊认识，即把资本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由于受这种混为一谈的“左”的思想影响，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关于全球化是“陷阱论”的观点。即认为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为剥削压迫东方所设置的陷阱 (诚然，相对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大体是可以如此言说的)，因而投身全球化也就是自投西方陷阱。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观点是片面的，总体上是错误的。拒斥全球化只会封闭落后，导致败亡，融入全球化才是出路。因此，全球化绝非陷阱，而是机遇与挑战同在。诚然，机遇对能抓住它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机遇;同样，挑战对能应对它的人来说，也就不再是挑战。因此，机遇也好挑战也罢，都取决于作为全球化主体的各国政府和民众如何加以应对。

　　又比如，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反对全球化。从思维方式来说，它实际是把全球化视为东西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零和博弈的游戏场。为了捍卫美国的霸权利益，美国政府在近几年来一方面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大搞单边主义、霸凌主义，挑起贸易战，实施极限施压;另一方面，继续拉帮结派，围堵和欺压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实际是沿袭或再现了全球化第二阶段的冷战思维。然而全球化毕竟已进入到第三阶段，任何留恋过去的倒行逆施，在伤及别国和世界的同时，也必将伤及自身。

　　因为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球化的当代逻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是不可持续的，它必将遭受惨重失败。把握多边主义立场与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这一当代主要矛盾，不仅为科学说明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内涵，澄清认识上的种种是非提供了核心原则，而且对科学揭示“逆全球化”的引发主因也是很有意义的。

　　三、“逆全球化”的引发主因

　　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参与“逆全球化”运动的人们成分复杂、诉求多样。但如果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其引发主因是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关于全球化的多边主义立场的缺位和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的凸显。诚然，这里的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表现各式各样。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一些西方民众发泄不满的迁怒型;第二类，一些西方国家的当权者推卸责任的萎过型;第三类，一些西方国家权力觊觎者捞取政治利益的操弄型。

　　(一)“迁怒型”逆全球化及其分析

　　“迁怒型”逆全球化是指一些人在认知上把那些不因全球化而起的、对自己而言的负面事件，借助其表面联系，与全球化硬扯在一起，迁怒于全球化，迁怒于全球化的其他参与方。即把全球化及其他参与方作为发泄其社会不满的出气筒。

　　比如，全球化包括各种人员为正当目的 (求学，旅游，探亲，工作等) 而进行的有序跨国流动。这与过去几年来源于中东、北非为躲避战乱、冲突和地区动荡而形成的难民潮不是一码事。可是有人把难民潮说成是全球化惹的祸，这显然是找错了对象。难民潮的问题不是源于全球化，因而不能通过反全球化来求得解决。其唯一出路就是，要在难民流出地谋求和平，推动和解，恢复稳定。

　　又比如，全球化还包括金融全球化。表现为国际性的借贷、投资和贸易结算等。但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全球化。它的发生是金融资本过渡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可见，那种为避免国际金融危机而对金融全球化乃至全球化加以非难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再比如，英国脱欧派打出了“反全球化”的旗号，因而不少人把英国脱欧视为“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事件，其实不然。英国脱欧起源于英国作为欧盟的一员，在其享有权利和所尽义务的计算与权衡上，在英国社会引发了不同观点的认知和争议。这种争议原本是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加以协调。然而由于当政者的不作为，加之这一分歧被一些机会主义政客所利用，被炒作、放大，最后只能以“公投”这种不靠谱的方式解决留欧还是脱欧这种复杂而重大的问题，致使英国在近几年处于不确定的阴影之中。实际上，英国脱欧以后，并没有脱离全球化而孤立发展自己。也就是说，“英国脱欧”这件事本身既非脱离全球化更非所谓“逆全球化”。

　　还比如，现在有人把正在发生的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归罪于全球化，这也是不对的。作为全球化一种表现的全球人员往来的加快、加密，只是为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传染性疾病的全球流行提供了某些条件而非病源本身。只有从源头上加以根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发展趋势来说，这种“迁怒型”的逆全球化，可以闹轰一时，但不会长久。因为随着引发人们愤怒的那些事件的淡化和消退，这种对全球化的迁怒，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二)“萎过型”逆全球化及其分析

　　上述“迁怒型”逆全球化，如果说，引发人们动怒的事件在其发生上与全球化无关的话，那么，“萎过型”逆全球化其所言之“过”，则不能说与全球化毫无关系。但又不能说，罪在全球化，因而不能加以开罪。

　　众所周知，资本运作、市场自由、优胜劣汰等机制对全球化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正是这种作用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一，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实现了各国产业的合理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二，扩大了市场规模，形成了全球的整体效应;其三，给各国消费者带来了多样化的商品选择，从而享受到了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善。可以说，没有上述机制的推动作用也就没有全球化，没有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

　　但是，在承认上述机制对全球化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要承认，它们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从而给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和民众生活带来一些不良影响。但这些负面效应的产生不是全球化的必然，也并非不可化解。要化解这些负面效应，就要求世界各国坚持多边主义立场，协调一致采取措施，加强全球治理，以达到互利共赢。但决不能不作为，决不能像某些国家的当政者那样，把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不作为和无能萎过于全球化。

　　比如，作为全球化推动机制之一的资本运作有两种性质，从而有两种结果。一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首要原则的资本运作;二是以增进国民福祉为首要原则的资本运作。前者必然导致劳资对立、贫富分化，即1%与99%的矛盾;后者则会导致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作所造成的劳资对立、贫富分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确实被放大和加剧了。但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又必须承认它不是全球化制造出来的。它的根子在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危机。如果人们对这些危机不加正视，或有甚者，比如某些西方国家的当政者为了转移公众视线或向外转嫁危机，竟然把全球化当成了替罪羊，把参与全球化的别国视为祸源加以攻击。这不仅毫无道理，而且于事无补，只会使其国内危机愈发严重。

　　又比如，作为全球化推动机制之一的市场自由也有两种形式，从而有两种结果。一是放任的市场自由，即新自由主义所倡导和推行的市场自由。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哪里推行这种自由哪里就会造成灾难。二是监管的市场自由，即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自由。在这种市场与政府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张力中，监管意味着有序，但统而不死;自由意味着活力，但活而不乱。打个比方说，那种放任的市场自由，犹如没有堤防的横流之水，难免造成灾难;而监管的市场自由犹如沿着河渠的流水，能浇灌绿色。因此，不能把放任的市场自由所引发的灾难，说成是全球化之过。在这里，我们不能放过真凶，而让全球化为之顶罪。

　　再比如，作为全球化又一推动机制的优胜劣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同时确实会导致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淘汰和相关人员的下岗失业，但失业和由此造成的贫困并不是全球化带给一些人的必然命运。因为产业升级在淘汰部分岗位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岗位。也就是说，它在造成部分人失业的同时，又开启了新的就业门路。然而，从失业到就业创业需要实现相关人员的技能提升。而这作为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即加强对相关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在近四十多年中，中国通过这种学习培训实现转岗就业或创业的人员数以亿计。至于那些因各种原因失去就业能力的人，中国政府也是通过制度安排，施以援手，使其生活得到最低保障。对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因全球化所导致的工厂外迁从而形成“锈带”和工人失业等问题，也是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引导蓝领转业和税收倾斜等措施，加以妥善解决。

　　总之，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某种推进机制因制度 (包括政策) 设置不当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作为全球化参与主体的各国政府是完全可以通过制度改革，强化内部治理和外部协调来求得缓解和解决的。如果在这方面不施作为，那就怪不得全球化，而只能怪它们自己。当然，一国的当政者能否在与外国的协调配合下，通过改革纠正原有制度和体制的弊端，这是需要勇气、智慧和力量的。

　　(三)“操弄型”逆全球化及其分析

　　“操弄型”逆全球化是指西方一些政治势力特别是新保守主义势力把全球化视为假想敌，操弄“反全球化”，作为其在国内骗取选票的手段和在全球化中谋取本国单边利益的工具。它们竭力泡制“全球化使本国受害论”，借以耸动视听、挑动不满、灌输恐惧、散布仇恨，从而对内助长民粹主义、对外推行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它们还打出“本国优先”的旗号，以所谓爱国者、民众护佑者、弱群拯救者的形象装扮自己，借以打击政敌，骗取民众信任，捞取政治资本。然而此类政治势力一旦掌权，其所维护的依然是有利于少数精英的资本主义。近年来，这种戴着面具争夺选票的闹剧在一些西方国家轮番上演。然而民众并不像这些政客所认为的那样容易上当。民众所需要的不是空洞的承诺，而是其生活的实实在在的改善。

　　总之，无论是何种类型的“逆全球化”，都源于多边主义立场的缺失。或者说，其所立足的是与多边主义立场相悖的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因而才把全球化及参与其中的别国政府和民众视为“他者”，以致当作“出气筒”或“替罪羊”或“假想敌”。然而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打着“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旗号这件事本身就起着混淆视听以至丑化和妖化全球化的作用，从而干扰和延缓了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对“逆全球化”虽不能像某些论者那样，笼统地斥之为“倒退”，①但也决不能像另一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有所谓“进步性”“功劳性”或“正当性”可言。②

　　四、加强全球化的多边主体建设

　　全球化出路在于要排除逆全球化的干扰，要在当代全球化事务中，加强多边主体建议。加强多边主体建设涉及可行性、艰巨性，以及条件创造等问题。

　　(一)加强多边主体建设的可行性

　　加强多边主体建设的可行性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在西方历史上，战争曾被不少国家视为谋取生活资料的一种方式。作为这一传统的延续，在全球化起步阶段，西方列强也把炮舰政策作为其开疆拓土、建立殖民帝国的工具，同时它也成为列强之间争夺利益的首选，于是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这次大战的惨烈，改变了各国公众对战争的认识。于是于1928年先后有60多个国家签署“非战公约”，以作为多边主体来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然而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这股和平主义浪潮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这次更为惨烈的战争，也进一步唤醒了人们的多边主体自觉。于是，二战后的1945年，有了51个国家作为创始国的联合国的诞生，后来其会员国发展到190多个。大家共同承诺，遵守联合国的宪章和宗旨，共同“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友好关系”。由此，联合国的诞生也就成为国际政治事务中世界各国作为多边主体生成的一个历史标志。直到现在，联合国仍然是国际政治事务上代表性最广泛、最具权威的国际组织。

　　在国际事务中，多边政治主体的形成脱离不开多边经济主体的形成。世界多边经济主体的形成，也是基于历史教训的总结。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各国奉行孤立主义、保护主义，通过恶性竞争，互相争夺有限的市场，这作为一个原因，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历史昭示人们，经济的多边合作是必要的。于是，“二战”结束时，在美国主导下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汲取了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教训，支持有限与可控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以避免损人利己的保护主义危害。后来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又相继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世贸组织的前身) 等一系列全球经济机构，从而使全球化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许多国家也随之经历了迄今为止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这段历史昭示人们，在我们这个人际交往日益密切的星球上，加强多边主体建设，遏制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冲动，用有序替代无序，是完全必要的、可行的。不仅可行，而且早已迈开了成功步伐。其原因在于，它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唯一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逆全球化浪潮奔涌。但全球化并未因此出现重大反转。根据2016年11月发布的《DHL全球连通性指数》报告：“以跨境贸易、资本、信息和人员流量来衡量，全球联通性在2014年超过了在2007年所达到的危机前峰值。2015年，全球化在危机后放慢了扩张速度，但数据显示它并未出现反转。目前可用证据显示，2015年的世界连通性比2005 年提高了8%。”①

　　另外，从衡量全球化的最客观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世界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说，全球化仍在不可阻挡地推进。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曾有三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 (1870—1913 年) 的高峰年，即 1913年，上述比重为8.7%;第二个高潮期 (1950—1990年) 的高峰年，即1990年，这个比重为15.5%;第三个高潮期 (1990—2008年) 的高峰年，即2008年，这个比重为25.6%。从那以后，这个比例因国际金融危机和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影响虽然有所下降，但从2015—2018年仍保持在23%左右的高水平上。

　　这一现实告知人们，运输成本急剧下降的不可逆性和物流与采购方面的技术突破，支撑全球价值链在过去20多年中获得爆发式增长。这就使当代全球化作为多边主体共同推动和利益共享的联通体，比囿于一国视角或个别集团利益驱使的行动更加强大有力，以至不可抗拒。这意味着加强多边主体建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而是完全可行的。

　　另外，就此次新冠疫情来说，为了阻断它的继续扩散和流行，各国不得不采取各项措施，减少或切断人员包括跨国人员的直接往来。这在短期内确实给全球化造成了一定的，甚至相当大的不良影响。但不能夸大其词，不能像有些论者那样，认为这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认为，全球化会从此停摆，不会再来。其实这是危言耸听。因为此次疫情终将战胜，它所造成的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只是一时的。也就是说，它作为全球化中的一个小插曲，终将过去，终将会被克服。事实上，国际上已经出现了积极现象。其一，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随着疫情的缓解，已经在逐渐恢复开放和人员直接往来。其二，在抗疫期间，人员跨国直接往来减少，并没有减少其间接往来。某些方面的往来和往来中的国际合作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了。因为疫情之下，全球命运与共，一损俱损，只有全球合作、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其三，也是最根本的，全球化所体现的是一种规律性发展趋势，并非是任何偶然因素所能扭转的。当然，加强多边主体建设，肯定其可行性，并不意味着这个建设轻而易举。毋宁说，它十分艰巨。

　　(二)加强多边主体建设的艰巨性

　　加强多边主体建设的艰巨性来自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美国为什么要推行“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与当代全球化发展中的主体格局变化有关。如前所说，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欧美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开创者、引领者、推动者，从而也是最大获益者。后来在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出现了社会主义苏联和以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使西方利益受到限制。于是冷战对峙，西方必欲除之而后快。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西方如愿以偿，以为世界又将回到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于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受到热捧。然而当美国霸权独大之际，它被胜利冲昏头脑，以至肆无忌惮地挑起了多场战争，从而使其国力大为削弱;另外，也因其盲目乐观，麻痹大意，放松管制，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殃及世界，而且也使美国自己受到重创。可当此之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在群体性崛起，且在全球的影响力、吸引力空前增强。于是，世界经济的重心和活力正在不可阻挡地由西向东转移。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国家特别是作为其领头羊的美国陷入了战略恐惧。于是它祭起了“逆全球化”的旗帜，要扭转当今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要阻滞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发展势头。

　　我国有学者列举许多数据批判美国一些人所宣扬的“全球化使美国受害论”。应该说，这一批判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命题确实是一个虚假命题。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批判并没有完全抓住要害。因为对美国来说，其要害不仅在于它在全球化中在具体的数量上赢得多少的问题 (诚然，美国希望成为最大的赢家，以致实现赢者通吃)，而且主要还在于西方作为全球化的主场，美国作为全球化的主帅所面临的主场易位、主帅换人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美国基于其霸权本性，特别是作为其支撑的、至今仍保有的相对优势而言，它心有不甘，因而仍会不遗余力甚至不择手段去维持其全球霸权。考虑到美国在现今国际秩序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因而华盛顿对单边主义、霸凌行径的疯魔般执着，也就特别危险。现在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逆全球化”的乱源，成为全球化的巨大挑战和最大不确定性所在。于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立场也就成为多边主体建设所面临的真正艰巨所在。

　　美国把矛头指向中国，然而中国并无意挑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中国只想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国优势互补，从而作为多边主体携手打造一个公平世界。美国自己的命运如何并不取决于中国，只取决于美国自身。正如美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的新书所认为的，“美国的一些最大失败和弱点不能归咎于中国”。①可以断言，如果美国不敢正视其内在问题，不进行自我改革，而想靠遏制、打压中国来达到目的，那么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然而到目前为止，美国当权者尚无此种理性自觉，而是以己度人，认为中国强而必霸。因而它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宣示并不信任，而是充满敌意。面对这种情势，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继续深化改革，做好自己的事;二是与世界各国一道，创造条件，加强多边主体建设，为不断推进全球化而努力奋斗。

　　(三)加强多边主体建设的条件创造

　　加强多边主体建设的条件创造，包括增进全球共识、健全主体结构、促进规则平等、扩大共同利益、共担主体责任等五个方面。

　　1.增进全球共识。多边主体首先意味着有其共同理念支撑或思想武装。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受观念制约。只有志同才能道合，从而才能真正成为多边主体。不然，只会同床异梦，各行其是。所谓增进全球共识，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形成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如是，一是自然原因，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二是社会原因，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即当代人类已处在全球性、紧密性联系的全球社会之中。因而，尽管世界各国间存在着差异性、多样性，但它们已具有了共同处境、共同身份(“地球村”的“世界公民”)、共同命运 (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从这个意义上说，增进全球共识也就是对上述诸方面加以认知、认同。为此，就要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片面对立，追求人类的共同价值。即习近平同志所概括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②等的价值。为了增进全球共识，各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进了解、求同存异，或聚同化异，从而形成最大价值公约数。诚然，要做到这一点是有前提的。其前提之一，就是要健全多边平等的主体结构，或简曰健全主体结构。

　　2.健全主体结构。这里是说，多边主体建设不仅是一个全球共识增进的问题，而且主要还是一个全球化主体结构健全的问题。这里的健全意味着，要使世界各国作为主体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换句话说，要求一国增进多边主体意识。其前提是，它必须是全球化的主体。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曾独占其主体地位。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西方垄断的主体结构，新兴国家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自己上升成为主体。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随着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兴起，表明新兴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快速提升。但到目前为止，东方尚没有达到与西方平等主体的地位，因而东方国家仍需继续努力。这里的平等主要是指规则的平等。因而多边主体建设又进而表现为多边参与的平等规则的形成。

　　3.促进规则平等。规则平等的核心是：其一，非歧视性。这意味着对所有可能参与主体持开放政策，同时对所有参与主体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即实现同等权利和同等义务的统一。其二，可预测性。即规则一旦确定，保持其基本稳定。如需改变，也须按大家认可的程序来进行调整。其三，透明性。即规则是参与各方共同制定或共同认可的，是明文规定了的，是公开的。

　　规则意味秩序，无规必然紊乱。具体来说：第一，在全球化遭遇逆风，现行国际规则遭到一些国家侵犯的困难局面下，对现有以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多边机构，应予以充分尊重和维护。第二，要按照规则平等的要求对现有多边机制进行改革。在这个问题上，广大新兴国家应加强协调，联合发声，提出规则改进的主张，并在其中更多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第三，除了要改革完善原有机制外，还要适应时代变化，创造新的机制。比如，要建立反恐的全球协作机制，以防止151恐怖主义利用一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为非作歹。又比如，要建立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监管体系。可以说，在这一方面至今还是空白。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既通过排挤该行业的中小企业，借以获取巨额垄断利润，又利用各国税制不一，实现国际逃税，加剧了世界不平等。平等规则或机制的确立，说到底是为了增进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共赢。从这个意义上说，多边主体建设，也就是共同利益主体建设。

　　4.扩大共同利益。对各国人民来说，作为利益主体，其基本需要是相同的。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活下去;二是过得好。从共同利益维度说，要活下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大家共同活下去。为此，就要坚持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战争。因此，维护和平也就成为世界人民的一大共同利益。另外，要过得好，不是你坏我好而是大家共同过得好。为此，就要坚持合作发展、共赢发展。因而，促进合作共赢发展也就成为世界人民的又一大共同利益。总体来说，扩大共同利益，就是要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说到利益，传统的信条是争斗，而且是你死我活、你输我赢、有我的没你的争斗。以至父子可以反目，朋友可以成仇，何况国家之间。因而西人有言，在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其实，利益争斗并非天然合理更非天生必然。人们完全可以拥有另一种更为妥当、更具建设性的选择，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成人成己”。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①在国际关系中，给别国以更大的生存空间，同时也就扩大了本国的生存空间，这对双方都是好事。处理国际关系的大道、正道就是追求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共赢。为此，就要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明互鉴、互联互通的利益共同体，给参与方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和获得感。诚然，在增进共同利益的过程中，还要正确处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要共担主体责任。

　　5.共担主体责任。享受利益与承担责任是密切联系的。因为共同利益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利益攸关方共担责任，协力创造出来的。只讲利益不讲责任，难以为继;只讲责任不讲利益，也不可持续。因此，为了增进共同利益，各利益主体必然同时是责任主体。在享受利益的时候，要承担适配对应的责任。当然，这里的对应是相对的。因为在国际关系中，承担责任不仅取决于意愿更取决于能力，因为不同国家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不同。与此相联系，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有强有弱。因而必须坚持各国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能力强的国家可以多承担一些，能力弱的国家不妨少承担一些，从而以利其发展壮大。等其日后能力提高以后，再相应多承担一些责任。在当今世界，随着越来越多的不可预测、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的出现，越需要有胸怀广大、坚如磐石的责任担当。中国应有这样的担当。可以说，中国是当代不确定世界的“稳定之锚”。只要中国挺住了，不管有多少惊涛骇浪，人类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总之，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世界各国要把握多边主义立场与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立场这一当代主要矛盾，通过加强全球化的多边主体建设，排除“逆全球化”的干扰。而这是一个具有可行性、艰巨性，通过条件创造完全能够实现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