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到地方：东莞家具产业的绿色化升级路径
摘要：地方产业链嵌入全球价值链带动绿色化升级的研究已开始成为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研究话题。在梳理国内外产业绿色化升级研究基础上，构建发展中国家产业绿色化升级理论分析框架，以东莞市家具产业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和半结构访谈法，分析东莞家具企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历程，理清在全球化动力、国家和地方动力等两大驱动力的作用下，东莞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的路径和动力机制。结果显示：全球动力、国家和地方动力影响下的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路径有差异，全球动力推动的绿色化升级被锁定在有限范围内，并对本地出口企业造成“可持续采购挤压”，而国内绿色家具利基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绿色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对本地绿色化升级起关键作用。结论对理解中国制造业由外向型向内循环发展过程中产业绿色化升级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绿色化升级;全球价值链;本地生产网络;产业绿色化;家具产业;东莞
沈静; 王毅斌; 曹媛媛 地理研究 2021-12-08
1 引言
随着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如何协调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难题。在这种背景下经济的“绿色增长”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经济绿色增长理论强调，地方产业若想实现长时段内的可持续增长，它必须是“绿色”[1]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色供应链、生态工业园、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绿色产品认证等与产业绿色化相关的生产实践层出不穷[2-4] ，同时西方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将其绿色化生产的要求传递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促进其企业走绿色化道路[5-7] 。近年来中国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内消费者对绿色产品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产业绿色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依靠产业绿色化升级推动本地产业绿色化发展也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学界关于产业绿色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绿色化的理论构建、地方产业绿色化的实证研究和全球价值链下的绿色化升级研究等方面。对于产业绿色化理论研究而言，在探讨产业绿色化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绿色增长、生态现代化、可持续转型等相关理论来构建产业绿色化的相关理论[1,8,9] 。对于地方产业绿色化的实证研究而言，以具体区域、城市、产业或者园区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方法测度产业绿色化水平，探讨产业绿色化发展的动力机制、资源型城市及污染性产业的绿色化转型路径等[10-17] ，其中，产业绿色化发展路径关注经济、技术和制度等手段实现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工业园和零碳社区以及发展新型绿色产业等[15-17] 。对于产业绿色化升级研究而言，重点关注各种经济主体 (特别是发达国家领先企业) 如何通过全球价值链带动产业绿色化，以及地方产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耦合、解耦、再耦合等升级方式在一定程度实现绿色化的过程[5-7,18-22] 。综上所述，以上3个研究方向各自沿着不同范式发展，理论构建关注绿色的社会技术系统重构，地方实践重在地方产业绿色化测度和绿色化发展经验总结，全球价值链视角重视领先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绿色化技术和标准的传递等，但较少研究将全球价值链和地方实践两个视角结合起来，研究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绿色化升级的路径和动力机制。在经济全球化下，产业绿色化升级实质上是全球和地方交互作用的地方实践过程，理清这一过程的动力机制和作用路径，不仅能为地方提供产业绿色化发展的理论支持和经验总结，更有助于产业绿色化发展政策的制定。
本研究以东莞家具产业为例，从全球-地方视角研究其绿色化升级过程、动力和路径。案例选择缘由：一是家具产业作为传统制造业，生产过程对环境影响较大，且家具成品的绿色化水平影响人体健康，消费者对家具产业的绿色化发展关注度较高;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东莞从家具代理加工制造基地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家具集散中心和家具会展交易中心，2018年拥有规模以上家具企业377家(在全省占比为26%)，家具制造业出口总额达到46.5亿美元 (在全省占比为24%、在全国占比为8.7%)，2012年被广东省经信委认定为全省首个“广东家具国际采购中心”。因此，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构建发展中国家产业绿色化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东莞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回答如下研究问题，即东莞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的过程、动力机制和路径是什么?创新性研究发展中国家产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全球和地方两种力量如何交互作用共同推动地方产业绿色化升级，并分析两种力量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以期为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绿色化发展提供相关案例和经验，也为理解中国制造业由外向型向内循环发展过程中产业绿色化升级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2 产业绿色化升级的理论基础 2.1 产业绿色化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产业绿色化也不再是某个国家和地方的生产实践，而是通过全球价值链将不同国家联系起来，共同促进产业绿色化发展，因此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升级的概念也应运而生[5] 。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绿色化升级，又称环境升级 (environmental upgrading)，是指经济主体通过改变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组织方式以提升全球价值链的环境表现、减少环境危害[6,21] 。绿色化升级强调发达国家市场和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将绿色化的技术和标准传递给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企业，实现从原材料采购、设计、生产、销售、运输、废物处置和回收利用等全产业链的绿色化[18,22]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升级的过程可分为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 (组织) 升级。过程升级是指生产过程中使用环保新技术，产品升级是指采用环境友好的生产线以生产环保产品，过程和产品升级都被认为是技术性的环境升级;功能 (组织) 升级是全面提升管理和组织方式以实现全方位的绿色化[5,6,18,22,23] ，但这些升级的研究更多地是指企业层面的产业升级，很少有从产业链绿色化升级的角度进行研究。
发展中国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绿色化升级的动力主要来自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图 1)。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全球动力，如全球领先企业、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和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升级的角色定位和行为方式。全球领先企业被认为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升级中具有关键作用，它通过知识和技术的溢出、产品设计、绿色化标准和规范的采购要求等引导下游供应商提升环境表现[22] ，并通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绿色化治理模式、权力关系和价值分配等影响绿色化升级的效果[24,25] 。De March等指出全球领先企业与供应商的权力关系不同，在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绿色化中存在标准驱动的治理方式和合作驱动的治理方式[20] ;Khan 等也指出全球领先企业在价值链绿色化升级中有深度参与和浅度参与方式，深度参与是直接提供标准和技术支持，浅度参与是借助第三方认证提供标准认证，前者比后者对价值链绿色化升级更有效[26] 。但无论是深度参与还是浅度参与，发展中国家企业仍需承担产业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成本上升，有学者认为这是发达国家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可持续采购挤压”[19,26] 。此外，其他主体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升级中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以国际航运业绿色化升级为例，除了船运公司，港口当局和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在航运企业的节能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27,28] 。
发展中国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业绿色化升级的地方力量，主要包括本地企业、政府和相关组织等。相关研究多关注各主体在地方产业绿色化转型中的作用方式，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采购、绿色管理制度等，政府通过环境管制、环境税、经济和制度鼓励机制等，相关组织机构如标准制定机构、行业协会和消费者协会通过标准制定和认证、绿色消费引导和监督等方式促进本地产业绿色化转型[4,15-17] 。但对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升级中地方力量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战略耦合能力和本地各主体建构的绿色产品利基市场对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升级效果的影响[29] 。如有研究将供应商在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升级动力归为被动型和主动型，前者是受领先企业和消费者压力下的被动行为，后者是基于公司的环境战略目标、提升竞争优势、企业社会责任感和员工环境意识等主动行为[19,27] 。但是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行为，绿色化升级增加了生产成本，需要供应商通过战略耦合能力消化这些成本，从而影响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升级的效果[6,19,26] 。又如Klooster等通过墨西哥瓦哈卡家具生产网络的研究，也发现全球生产网络外部化环境成本，其对本地家具产业绿色化发展的作用有限，必须通过本地企业、社群、政府和环境非政府机构等共同创造一个环境认证的木制家具利基市场，才能有效地实现本地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29] 。
发展中国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业绿色化升级过程，初始动力是受发达国家市场和领先企业的压力，他们将相关绿色标准和技术传递给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企业和本地产业链绿色化升级的程度和持续能力，更有待于本地企业的耦合能力、利基市场的发育状况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绿色化发展的制度环境等影响。此外，全球动力和地方动力不是孤立存在的，发达国家的绿色化制度、标准、技术等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具有示范作用，而发展中国家要想深度参与全球化且提升本地产业绿色化水平也应向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学习相关制度和技术等。在中国“国际国内双循环”环境下，一方面企业应全面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市场壮大、绿色消费意识增强和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建设，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了绿色化水平后，在国内市场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反之国内产业绿色化水平提升也使中国制造更具竞争力，国内企业能够追赶全球领先企业，从而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全面升级。
2.2 家具产业的绿色化及其升级路径
家具业是低端技术制造业之一，其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生产阶段是分散的，可细分为原料供应、设计、生产加工、销售等领域。家具产业是由买家驱动的价值链，通常由零售商、品牌营销商和品牌制造商等管理和执行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分销与零售等高附加值活动，而低附加价值的生产制造厂大都位于发展中国家[2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具产业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的分销环节均对接全球，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家具制造国，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
家具产业的绿色化包括使用绿色原材料、绿色和人性化可拆分的设计、环境友好的清洁生产模式、绿色包装材料以及绿色运输等[30] 。目前绿色家具已在欧美发达国家成为主流。欧美等国家颁布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家具产品的污染物排放指标、生产工厂的空气指数以及废物处置过程等，为原材料、产品和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提供规范和保障。如板材家具中甲醛排放的E级、F星级和P系列等标准，欧盟ROHS和REACH等标准对皮革、金属等释放有害物质的限制，美国的VOC和GREENGUARD等标准对家具中有机挥发物标准要求等。一些国际组织和第三方认证机构也制定相关生态认证体系，如原木的FSC、PEFC、SFI等认证体系，CENELEC和CEN机构制定的欧洲生态标志认证等。此外，大型家具零售企业也制定相关环保标准，如宜家家居用品采购的IWAY标准对生产过程的环保要求、产品绿色化等要求。近年来，中国家具产业绿色化发展较快，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家具绿色化的国家标准，推动家具产业链绿色化发展。2002 年 1 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颁布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中有4项强制性标准与家具产品有关。2015年新的《环境保护法》出台后，家具制品的大气排放、有害物质等各种新标准陆续出台。2017年12月《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GB/T35607-2017)标准的出台，明确了绿色家具产品的各项评价指标，有利地推动绿色家具的发展。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家具产业绿色化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家具产业的绿色化升级是指在全球价值链影响下本地家具产业提升环境表现和减少环境危害的过程。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的路径也可以分为企业层面的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和组织升级，以及产业链绿色化，每种路径的绿色化实践和表现如表1所示。其中，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重在技术层面的改进和创新，较容易实现，组织升级是系统性的组织和管理体系的重构，实现难度较大，产业链绿色化升级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最终实现家具产品从摇篮到坟墓的生产管理体系则需技术经济范式的全面转变。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东莞的家具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步，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家具生产和集散中心。东莞家具制造及其相关企业共约3000家，且大部分为外资 (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企业，形成集原木供应、板材和零部件制造商、家具生产、设计和展销等为一体的家具生产链。2018年东莞家具业营业收入为326.84亿元，2000—2018年其家具出口在全省的占比在22%~27%之间，在全国的占比在10%上下(表2)。东莞家具企业主要分布于境内的厚街镇、大岭山镇、沙田镇等镇，其中厚街镇因举办一年两次的国际名家具展，被誉为“中国家具展览之都”，大岭山镇则是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
3.1.1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初：起步阶段 东莞家具产业的发展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邻近中国港澳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大量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家具制造企业迁移至东莞，包括一些国际知名家具品牌的代加工厂，既为东莞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先进的家具生产技术、现代化的家具设计和营销模式，又刺激本地人集资创立生产家具的家庭式作坊(图2)。本地东莞家具产业集群包括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品牌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和少量的家庭式家具小作坊，家具生产已经嵌入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木材、皮革、玻璃等家具原料均从关境外 (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 进口，家具的加工制造在东莞的完成，再由广州、深圳等地的家具经销商将家具成品供应给关境外地区(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大型家具采购商。
3.1.2 20世纪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期：扩张阶段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多的外资家具企业在东莞设厂，并带动了家具零配件企业和木材、涂料、五金、皮革、布艺等原材料加工企业的迅速发展(图3)。东莞本地家具小作坊也通过接受境外企业(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企业) 的外包订单而迅速发展壮大成家具加工厂，有的甚至成长为品牌生产商。1999年3月创办的国际名家具(东莞)展览会，至今已连续举办40多届，成为全球知名的家具会展之一。东莞家具业已形成家具产品设计、加工制造、会展、批发与零售等相对完整的家具产业链，发展成为亚洲著名的家具产业集聚地和家具产品的会展交易中心。此阶段，东莞家具产业更深地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原木等原料来自世界各地，板材、涂料、生产设备、家具组装制造等由本地生产，家具销往全球。
3.1.3 2008年以来：转型阶段 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家具出口减少和国内家具市场需求增加，东莞家具企业在增加内销的过程中，产业链不断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价值环节发展 (图 4)，至 2018 年形成规模以上家具企业 377 家，在全省的占比为 25.93%。2018年东莞市政府建立“东莞市厚街家具协同创新中心”致力于为本地家具企业提供创新家具设计、新材料应用、生产技术创新和推广等服务。家具产业链在生产工序上实现更多生产环节的分离和专业化，形成了原木代理销售商、板材制造商和供应商、家具组装加工厂、零部件制造商和供应商等众多中间环节企业。此阶段，东莞家具产业更全面地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世界各地原木产地、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的家具代理加工厂、全球家具采购商与本地家具生产制造企业紧密相连，从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为主向家具营销、研发设计为主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型。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和相关资料均来源于统计年鉴、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研究报告。本研究运用“半结构访谈法”向东莞家具制造和零配件生产企业、经销商、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等了解东莞家具产业绿色化发展情况。企业的访谈主要了解其绿色化发展过程、方式和动力机制，政府和行业协会等相关机构的访谈主要了解其对绿色化发展的相关支持措施和实施情况。研究者分别于2019年1—3月、11月和2021年1月间实地共走访调研了50家企业，受访企业涵盖了家具制造商、家具经销商、板材经销商、皮革经销商、机械经销商等，销售范围包括国内销售企业和出口企业(表3)。
4 东莞家具产业绿色化的升级路径
东莞家具产业从全球动力推动下的产业升级模式逐渐向全球和地方共同作用下的产业升级模式发展，因此东莞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也遵循这样一条道路，可分为全球动力为主导的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路径，以及国家和地方动力主导的绿色化升级路径。
4.1 全球动力主导下的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路径
东莞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中全球动力的行动者，主要是国外领先企业、发达国家政府和消费者、相关国际组织 (图5)，其中国外领先企业主要有宜家、Ashley、Glen Arbor、Hooker、Bernhardt、Universal、Omsaloo、Ethan Allen 等欧美知名家具企业。它们直接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和主导提出绿色化标准和要求。发达国家政府通过设置本国进口产品的绿色标准(被称为绿色贸易壁垒)，直接影响东莞家具出口制造商的绿色化行为;而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观念和国际绿色环保组织的环保游说等通过给国外领先企业施加压力而间接影响东莞家具出口企业。此外，一些标准认证的国际机构如国际标准组织ISO14001环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认证、PEFC认证 (森林认证) 理事会等，提供第三方绿色认证标准，以证明企业的生产和产品符合相关环保标准，为企业成为国际领先企业供应商提供通行证。综上，领先企业对东莞家具出口企业的绿色化升级影响最大。在东莞家具企业调研中，国外领先企业以浅度参与的方式，主要借助第三方绿色认证标准对本地家具制造提出绿色要求，也有少数领先企业如宜家等有自己的绿色化采购标准要求。同时，领先企业也会亲自或者委托第三方公司通过巡厂来检查和评估出口企业生产的绿色化标准落实情况，但领先企业都无提供绿色化技术和知识支持等更深度的参与方式，这与Khan等对巴基斯坦服装企业调研的结果一致[26] 。调研中也发现领先企业和发达国家市场将环境成本外部化，东莞家具企业表示其绿色化升级增加的额外成本是由企业自己承担。企业一方面通过优化生产管理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以绿色化水平的提升获得领先企业更多的订单等方式更深入耦合到全球生产网络中消化这些额外成本。这就是相关研究中提到发达国家市场对本地家具出口企业的“可持续采购挤压”现象[19,26] 。
全球化动力在东莞家具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对其绿色化升级的路径存在差异。在起飞和扩张阶段，家具出口制造企业按照全球领先提供绿色产品标准生产、采购其指定的国外符合环保标准的原材料等方式以达到其绿色化要求，以过程升级为主。到了转型阶段，随着东莞家具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为许多国际知名大品牌代工，受不同出口市场的绿色化标准限制和全球领先企业更高的绿色化要求，主要以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为主。企业绿色化过程升级包括家具生产使用绿色化材料、采用节能减排的设备、设立检测部门等。在绿色原材料上，由于国际领先企业需要出口企业对下游供应商进行严格筛查，其使用的原木、板材、皮革、涂料等原材料需具有环保标准的第三方认证证书，以证明其产品排放的甲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等满足相关绿色化要求。在33家受访家具制造企业中，各家具厂所使用的原材料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环保标准(表4)。相比而言欧美标准比国内标准相对要高，达到欧美标准的企业比例相对较少，主要以出口欧美的企业为主。企业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生产设备，如自动化油漆生产线、数控机床、污水处理设备等节能减排设备，设立检测部门对原材料和产品进行前置检测和产品的后置检测等，以保障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绿色化质量。企业绿色化产品升级包括生产具有绿色认证的产品、取得ISO14001认证、建立绿色化管理制度等。由于生态产品认证要求是产品从设计、使用和处理全过程符合环境要求，访谈企业仅了解某些港台资大企业申请过某些的类似生态标签。ISO14001环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要求企业提供环境影响报告、环保设备投入情况和环境管理制度等情况，调研的大企业都具有该认证，且企业反映领先企业很重视企业是否具有该认证。此外，大多数企业也都建立一套生产、监测、质量管理和废物处置方面的绿色化管理制度，但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执行情况有差异。
全球动力作用下的东莞家具产业链绿色化升级，主要有上游供应商的绿色化水平提升、本地产业链深度嵌入全球绿色化供应链、本地检测机构和认证机构的发展等。本地原木、板材、皮革、金属、塑料、玻璃、胶粘剂、涂料以及包装材料等供应企业，因产业链绿色标准传递而改进生产设备和技术创新，生产符合国际绿色标准的产品，并取得相关认证，提升其绿色化水平，并分担了家具出口企业环境外部性成本。例如2013年3 月欧盟实施《木材及木制品规例和新环保设计指令》要求出口到欧盟市场的木制品必须获得“FSC认证”，该规定刚出台时人造板生产成本提高10%左右，随后国内市场供应 “FSC认证”木材的利基市场很快形成，供应商的增加加剧了市场竞争，认证原木价格下降，绿色壁垒带来的额外环境成本部分被产业链消化，额外成本由10%降为1.5%左右。本地产业链深度嵌入全球绿色化供应链主要表现在，部分领先企业指定家具出口企业采购国外绿色认证的品牌原材料，以及部分国外环保材料因价格比国产低且环保标准高而被本地家具企业广泛使用，调研了解到近几年很多本地的涂料工厂倒闭就因为国外的家具涂料环保技术好且成本低。此外，本地相关专业机构，包括检测机构和国际第三方认证机构在本地授权机构等，为出口家具企业提供产品环保检测服务、出具被认证的检测报告和国际标准认证证书，如FSC、ISO14001、欧盟CE认证等。
然而，在全球动力主导的绿色化升级中未发现绿色化功能升级，但发现出口企业的绿色化升级对本地家具企业的绿色化发展具有溢出效应。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发达国家领先企业对技术、市场、股权等方面的控制，发展中国家沿全球价值链的功能升级被锁定在有限范围内[31] ，本研究从绿色化升级的角度也发现同样的现象。出口企业通过绿色化技术传播和示范效应、技术人才溢出效应等带动了本地企业使用绿色认证原材料、使用环保设备、取得相关环境认证、建立监测机构和管理制度等，间接帮助本地企业实现绿色化过程和产品升级。例如调研中有本地企业向出口企业学习采用国外认证的原材料，引进自动喷漆设备，也了解到某企业建立检测实验室的核心技术人员是从之前的外资家具企业中挖来的。
4.2 国家和地方动力主导下的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路径
国家和地方动力的行动者，主要包括国家和省政府、地方政府、消费者、第三方组织和其他主体 (图6)。国家和省政府主要负责制定绿色产业和环保相关的政策和标准，新《环境保护法》出台以后，污染治理和污染物质的排放控制标准和执法力度越来越严格，国家相关政策鼓励和推动清洁生产、节能环保、低碳、节水、绿色产业和绿色产品等的发展，并致力于推进绿色产品认证体系，如十环认证、绿色之星和绿色产品认证等。地方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执行国家相关标准和政策、制定地方鼓励产业绿色化的相关措施等。近年来东莞市和各镇街地方政府加强了环保执法，尤其对于生产过程中的苯、甲醛等有机物质，开料工序中的粉尘污染和废水等监控和整治，2018—2021年东莞市环保部门处理家具企业的环保违法行为有265起，2015年至今核发25家家具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①。并且，东莞市政府也积极推动绿色供应链的建设，2015年成为全国第一个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城市，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体系——东莞指数，现已有21家家具企业通过测试，推动建立家具产业绿色联盟、绿色技术共享、奖励企业绿色采购等措施探索东莞绿色供应链的发展。国内消费者通过在家具购买中的消费绿色偏好、自觉抵制环保劣迹的企业等行为推动和监督企业绿色化生产。第三方组织机构如家具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绿色认证机构等也对产业绿色化方面有促进作用，以消费者协会为例，定期对家具产品进行环保抽检，并公布不合格企业和品牌名单，有效地监督企业提升绿色化水平以及引导社会舆论对绿色消费的认同。此外，其他主体包括企业周边居民、企业员工、国内其他地区家具及配套企业等也发挥作用，如家具企业周边居民对家具生产的环保投诉、企业员工因工作环境健康问题的离职、国内其他家具企业绿色化的示范作用和市场竞争等。在这些行动者的作用下，在国内中高端市场形成了绿色家具的利基市场，满足特定消费者对绿色家具的需求，生产绿色家具的企业通过品牌声誉和绿色认证会获得较高利润，进而刺激家具企业和产业开展绿色化升级的积极性。
2008年东莞家具产业进入转型阶段以后，东莞家具企业发展重心转向国内市场。在上述各行动者的驱动下，东莞本地家具企业越来越重视家具生产过程的绿色化和产品绿色化，形成了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但也出现少数企业绿色化降级。过程升级主要有通过引进节能减排的新设备和新技术、使用环保认证原材料、建立检测部门等。以调研中A企业为例，A企业是一家由两家相邻的低端家具加工厂合并成而成，由于地方政府环保要求的提高，两家工厂均无力单独承担更换低能耗生产设备的成本，因此通过合资更换设备，得以存活下来。产品升级包括产品线的全面绿色化，以及设计、产品认证、运输、回收和管理制度等绿色化，并取得ISO14001、CQC认证、中国绿色环保产品等相关认证。以调研中B企业为例，引入绿色建筑建设生态厂房，仅屋顶的太阳能光伏板通过发电并入电网、光伏板隔热等方式，一年为企业节约 20%左右的电费开支;同时，企业也在生产中引入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设备来减少污染物质、粉尘、噪音等，并通过废料余料全面再利用等措施提升企业绿色化水平。功能升级包括树立其绿色环保的品牌声誉、参与国家绿色家具标准的制定、绿色环保新技术和原材料开发等。在内销过程中，很多东莞本地品牌企业认识到绿色健康是家具产业发展趋势，并通过各种绿色化措施和标准认证努力维护其绿色声誉。比如，一些出口转内销的品牌企业表示其利用出口欧美的绿色化生产经验，在国内销售具有欧洲环保标准、甚至比欧洲环保标准更为严格的家具产品，并获得了产品绿色化的品牌溢价。此外，一些品牌家具企业建立自己的产品技术研发中心，聘请世界顶级的设计师进行家具绿色化设计，开发相关绿色技术和再生材料等，甚至有企业参与国家绿色家具标准的制定。比如，调研的C企业，作为大型品牌，从原材料供应、产品设计、生产、废物处理和处置、产品检测和回收等建立全过程绿色化管理流程和体系，也是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GB/T35607- 2017) 的主要起草单位，参与绿色家具标准的制定。调研中也发现企业绿色化降级的行为，主要指一些出口欧美企业原来拥有较高的绿色标准，但在内销中瞄准国内的下沉市场，即三线、四线城市和农村乡镇的消费群体。由于其对产品的价格较为敏感，因此企业转而生产更为廉价的家具，通过降低环保标准以减低成本，但达到国家基本环保标准。
家具企业绿色化升级也带动家具产业链绿色化升级。具体路径有淘汰环保不合格企业、提升家具原材料和零配件生产企业绿色化水平，以及绿色技术在企业之间的传播和扩散，发展绿色化服务专业机构和环保设备生产企业等，基本形成本地家具产业的绿色产业链。在地方政府的环保严格执法下，一些环保不合格企业 (多为小企业) 关闭或者搬迁到其他地方，如2014—2015年东莞针对家具行业的污染整治行动中仅厚街镇关闭搬迁家具企业85家②。同时，本地家具的各种原材料和零配件供应商也不断绿色升级，以本地某环保材料公司为例，通过技术创新将农作物秸秆作为主要原料生产“零甲醛板材”。绿色环保技术、工艺和材料的创新，也加剧绿色技术在企业之间的传播和扩散，如数控机床、油性漆改水性漆等技术的广泛使用。家具企业的绿色化升级也带动了本地家具环保设备生产，并向智能化、自动化和数字化发展以提升绿色化水平，还有环保监测、专业污染物的处理公司、检测机构、家具创新中心、设计研究院、标准认证代理机构、线上和线下各交易平台等相关机构为家具绿色化发展提供各种专业服务。例如，东莞家具协同创新中心将健康家具作为发展重点，开展创新设计、新材料研发、智能生产装备研发等，又如线上和线下的销售平台也参与家具绿色化监督和引导工作中等。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绿色化升级理论分析框架，以东莞市家具产业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和半结构访谈法，理清东莞家具企业在全球化动力、国家和地方动力等两大驱动力的作用下，家具产业绿色化升级的路径和动力机制。结论如下：
(1) 在发展中国家绿色化升级过程中，全球动力、国家和地方动力共同推动地方产业绿色化升级。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企业先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来实现绿色化的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并积累产业绿色化的相关知识和培育本地绿色供应链的发展;然后随着国内绿色化利基市场的形成和制度环境的完善，实现过程、产品和功能的绿色化升级，以及完善本地绿色产业链，也提升本地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耦合能力，从而发展成为全球领先企业。但东莞家具企业实证调研中，某些本地企业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企业，但离领先企业还任重道远。
(2) 发展中国家产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产业绿色化升级过程被锁定在有限范围内的，并需承担发达国家外部化的绿色化成本。东莞家具产业的案例发现，由于东莞家具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于中低端的位置，难以进入价值较高的品牌和销售等环节，无法在全球价值链中通过绿色化的功能升级享有绿色化升级带来的品牌溢价，也就无更多的资金反哺企业进一步绿色化升级。并且本地出口企业还要承担领先企业和发达国家市场外部化的绿色化成本，存在其他研究所说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采购挤压”[19,26] ，因此需要本地企业增强其在全球价值链的耦合能力，以及完善本地产业链的配套能力，以分担额外的环境成本。
(3) 国内绿色产品利基市场的形成和制度环境在产业绿色化升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东莞案例调研中发现，由于国内绿色家具的市场需求扩大，形成绿色家具和相关绿色原材料的利基市场，企业依靠绿色产品优势形成品牌溢价，享受绿色化带来的红利。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产业绿色发展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本地企业将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绿色化技术、标准要求和管理经验等转换到国内市场中，并且不断进行绿色化技术创新和扩散，实现产业绿色化的全面升级。但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进入到国内绿色家具的利基市场中，调研中也发现某些出口转内销的企业，只能以下沉市场为目标，出现企业绿色化降级的现象。
东莞的案例从绿色化角度分析产业升级，为当前国内经济大循环背景下，出口企业如何把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获得的比较优势与国内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生产高质量产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同时增强企业竞争力，也使企业有更强的耦合能力参与全球价值链。本研究也发现，在全球动力作用下的绿色化升级中，需要企业增强耦合能力以应对发达国家外部化的绿色化成本，在国家和地方力量下的绿色化升级中需要推动完善国内绿色产品的利基市场和相应的政策环境。因此，未来的发展应从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耦合能力、健全绿色产品的利基市场、完善国家产业绿色发展的政策环境等三方面提供政策启示。从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耦合能力方面，提升企业绿色化技术水平、知识积累和管理水平，保障绿色化产业链的良性发展，引导绿色供应链联盟的建设，鼓励共性工厂和生态循环产业园的建设，通过自身绿色化能力水平的提升成为全球领先企业战略合作伙伴等。从健全绿色产品的利基市场方面，重点在建立规范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推动绿色产品认证国际互认，引导绿色消费，加强对绿色产品的市场监督等。从完善国家产业绿色发展的政策环境方面，不仅在环保制度建设上，而且要引导产业绿色发展。比如，产业绿色发展的经济激励机制、税收和金融支持政策、建立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完善保护绿色消费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完善产品回收和循环利用体系等。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作为质性研究，虽然运用企业访谈和实地调研方法了解家具企业绿色化的行为方式和动力机制，但难以全面回答东莞家具产业和企业的绿色化水平等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运用大数据分析，突破定量分析中衡量行业绿色化指标和相关数据难以获取的难题，全面衡量产业绿色化，为产业绿色化发展提供相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