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政府人才数量的调节作用

　　摘 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改造，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探究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利用数据包络—曼奎斯特指数分析法(DEA-Malmquist)测算各省区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评价指标测度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实证检验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有助于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且该结论在经过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指标、改变回归模型、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滞后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政府人才数量在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间起调节作用，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小，政府人才数量越多，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因此，为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地应持续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打造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协同机制;应建立同级政府部门间的政策制定协调机制，确保各部门出台的现代产业体系政策同向同频协同，减少各部门政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应重视政府专业人力资本，加强对政府相关人员的现代产业体系知识培训。

　　关键词：现代产业体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人才数量;经济可持续发展

　　范合君; 何思锦 中国流通经济 2021-12-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如何从粗放型发展过渡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任务。世界银行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GDP 为 14.723 万 亿 美 元 ，约 占 全 球 总 量 的 17.38%。不同于GDP 总量的逐年递增，近年来我国 GDP 增 速 有 所 下 降 ，如 2007 年 增 速 高 达 14.23%，2020年增速为2.3%。经济增速的下滑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有关，但根本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适用性。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初期以投资驱动为主，在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驱动下，经济面临众多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 1 ] ，其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对等、经济发展与环境承受力不匹配等 [ 2-3 ] 。秉承绿色发展理念，2020年9月，我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项目标的提出既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也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需要探索全新的发展路径。

　　经济增长受多种因素影响，早期研究侧重于资源禀赋、要素投入等单个维度的影响 [ 4 ] ，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产业体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产业体系作为产品供给、流通、消费的一体化体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 [ 5 ] ，其内部结构的变化决定着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我国现行产业体系面临一些有待优化的问题，如传统资源型和原材料型产业增速快速下降并呈现负增长态势，新兴产业增长动力不足等 [ 6-7 ] 。现行产业体系中出现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结构性失衡，致使经济发展后劲不足，GDP 增速有所下降。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一个中国语境下的独特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充分关注。2007年以来，我国发布了多项引导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政策。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与此同时，学术界对现代产业体系的关注有增无减，相关研究基于不同视角从内涵及特征 [ 8-10 ] 、形成机制 [ 11-13 ] 、构建目标 [ 5，14 ] 三个方面对现代产业体系进行了详细解读。然而，在政府大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时代背景下，鲜有研究探索现代产业体系的实际作用和效果，如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能否真正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何种逻辑关系，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而基于我国各省区市经济增长数据，实证研究现代产业体系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除此之外，探讨当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政府人才数量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为确保结果的可靠性，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指标、改变回归模型、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滞后处理做稳健性检验，并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更进一步，按照现代产业体系指数的六个构成维度(发展环境、支撑体系、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产业可持续发展)逐一检验各维度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社会、环境、政治等多个方面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相适应的产业体系，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作用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总体发展目标对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不同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多维性。这种多维性表现为，在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时，需要从收入、教育、工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去考察。正是这种多维性，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再仅仅依赖某种“单发性”动力机制，而必须实行具有全面性的战略 [ 15 ] 。而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追求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协同发展，这种协同发展不仅体现在各产业之间，更体现在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教育、资金支持、环境约束等多个方面。因此，现代产业体系的健康发展需要多角度发力，而这恰好对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多维性要求。此外，仅就环境而言，现代产业体系强调，各项生产资源在使用过程中要朝着绿色可治理的方向努力，这一点也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一直强调的保护后代人权益的公平原则 [ 16 ] 。

　　二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追求资源的合理配置，能有效破除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众多不平衡问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需要将要素、资本、人力等众多资源合理分配到各产业，强调每一个产业的现代化建设。这样的发展理念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资源错配以及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比如，在产业结构方面，受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共同作用，劳动力先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再由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转移，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经济发展规律。然而，生产要素自基础生产部门的广泛流出会带来物质生产的衰退，很容易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 [ 7 ] 。现代产业体系强调，三次产业要同时向现代化发展迈进。这意味着，每一个产业的发展都要重视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换言之，就是要在保持产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软化，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现代产业体系能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政府人才数量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要政府引领下企业与社会的协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主动发挥引导职能 [ 17-18 ] 。政府行为是分析经济发展问题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 19-20 ] 。不过，关于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众说纷纭，相关研究基于不同视角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类研究论述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这类研究认为，政府过多的干预和市场监管会弱化市场作用，扭曲市场信号 [ 2 ] 。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政府部门掌握生产要素的分配权和定价权，会弱化市场的作用，容易导致资源错配现象 [ 21-23 ] ;二是以GDP作为重要绩效指标容易导致地方政府过度关注高产值产业发展，使政府购买、补贴、投资带有偏向性和盲目性，道德风险的存在会 增 加 地 方 政 府 制 定 违 规 优 惠 政 策 的 可 能性 [ 19，24 ] ;三是政府过多主导经济发展容易导致区域间恶性经济竞争，不利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 [ 25 ] 。

　　另一类研究论述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20世纪后半叶新加坡、韩国以及我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省(“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有意识的政府干预可以替代市场失效 [ 26 ] 。而干预的有效性可具体反映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在宏观层面，政府通过引导市场发展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市场摩擦 [ 27 ] 。此外，政府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能够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 [ 28-29 ] 。在微观层面，政府对企业的各项扶持政策能够帮助其实现高质量发展。比如，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支持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等 [ 30 ] 。即使面临约束条件，政府也会积极采取措施发展经济。有研究表明，当政府官员考核包含环境绩效时，环境目标约束能促使地方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调整产业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等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 [ 31 ] 。

　　综上所述，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目前尚无统一认识。

　　本研究认为，政府作为一个地区的权力中心，更多是发挥引导作用，且这种引导作用的好坏、强弱取决于政府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人才数量。下面从动机、能力两个层面来阐述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和拥有的人才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首先，从动机层面看，政府官员存在为实现个人利益而制定或变更政策的可能性，这会显著增加当地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性。在过于重视GDP的情况下，政府官员需要依靠经济绩效展开竞争 [ 32 ] ，多重利益驱动下的干预行为能对地区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 33 ] 。在地方政府能够实施的经济干预方式中，变更政策是最方便最直接的一种。比如，有研究指出，受GDP激励机制影响，有地方政府对产值贡献较大的汽车产业给予了更多的优惠政策 [ 34 ] 。轻易变更政策大大减弱了经济政策的确定性，而经济政策的确定性对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时，各经济主体无法准确预测政府会不会、何时以及如何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 [ 35 ] 。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产业体系中资源配置的方向无法明确，现存的各类不平衡问题很难得到有针对性的解决。由此，将导致一系列负面影响，如在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强会抑制企业投资 [ 36 ] 、增加企业债务成本和降低企业债务评级 [ 37 ] 、减少企业股利发放 [ 38 ] 。此外，政策高频率的变更还表明，政策制定者缺乏一个长期而坚定的目标，其政策制定往往伴随着短视行为。然而，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 39 ] ，经济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视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经济政策波动越大，现代产业体系越无法健康稳定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弱，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

　　其次，在能力层面，选拔能力更强的人才加入政府部门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实现发展目标，而在经济学文献中，能力较强的人倾向于寻求更高水平的教育 [ 40 ] 。如果政府拥有较多高学历人才，其在通过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将具有三大优势。一是政府相关决策的制定往往更具科学合理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理论素养和知识存量越丰富 [ 41 ] 。现代产业体系是中国语境下的一个新概念，学界在内涵定义、实现路径等方面尚未形成比较确定的结论 [ 42 ] ，因此在对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方面，更加依赖于政府官员自身的理论基础。二是政府决策往往更有信服力，更容易取得民众的信任。有研究指出，民主选举中选择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人的可能性要高20%左右 [ 43 ] 。如果各经济体都信任政府，就可能营造出更加积极的产业氛围，有利于各产业联动发展，而不同产业间的融合互动能够应对可持发展的多维性要求。三是政府往往能够产生知识外溢效应。政府内部专业人才的增加可以通过引导当地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结构优化来促进和支撑经济发展 [ 44-45 ]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政府人才数量越多，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本研究理论模型参见图1。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选择我国30个省区市(不包括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各省市区 2008—2019 年经济增长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局网站。政府人才数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才资源统计报告》，由于该报告未披露2008年详细数据，为匹配其余变量，本研究通过测算各省区市人才变化增速，再进行平滑处理，得到2008年各省区市政府人才数量的估计值。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参照陈德球等 [ 46 ] 的思路，考察省级党政一把手是否出现过更替，这项数据通过访问各省区市政府网站收集整理得到。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水平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来表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进一步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指数(GTECH)、绿色技术效率指数(GEFF)两个指标。自1857年索洛提出全要素生产率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通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来解释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 47 ] 。本研究之所以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其主要原因就是，现阶段我国生态环境质量问题突出，经济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改善提升不容忽视 [ 2，17 ] ，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涉及环境要素，更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更具有科学合理性。

　　对于各省区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绿色技术效率指数，采用数据包络 —曼奎斯特指数分析法(DEA-Malmquist)进行估算。具体做法是，将30个省区市分别视为30个生产单位，每个生产单位都包括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三类要素，通过求解直接距离函数线性规划问题得到。下面是关于上述三类要素的详细说明。

　　投入要素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四个方面。其中，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测度，考虑到我国的资本存量没有直接统计数据，借鉴张军等 [ 48 ] 的方法进行处理和计算;劳动力投入用各省区市年末社会从业人员总数测度;对于能源消耗，考虑到能源种类的不同，将各省区市每年消耗的资源换算成标准煤来进行测度;水资源消耗用各省区市每年用水总量测度。

　　期望产出要素用各省区市每年实际生产总值测度。考虑到统计年鉴中只有名义生产总值，为消除价格造成的后续影响，以2006年为基期，根据 GDP平减指数计算各省区市每年的实际生产总值。非期望产出要素包括废气排放总量、废水排放总量、废渣生产总量三个部分。其中，废气排放总量用各省区市每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测度，废水排放总量用各省区市每年的废水排放总量测度，废渣生产总量用各省区市每年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总量测度。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希望非期望产出越少越好。因此，本研究对非期望产出进行负向标准化处理，使其取值处在[1， 100]之间。具体计算方法如下：rij = max aij - aij max aij - min aij × 99 + 1 其中，i表示生产单位，j表示指标，rij表示负向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数值，aij表示负向标准化处理前的指标数值。

　　2.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现代产业体系，其发展水平用现代产业体系指数(MIS)表示。该指数涉及六个维度的指标，分别是发展环境(Dimension1)、支撑体系(Dimension2)、农业现代化(Dimension3)、工业现代化(Dimension4)、服务业现代化(Dimen⁃ sion5)、产业可持续发展(Dimension6)。根据范合君等 [ 49 ] 的研究，现代产业体系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MIS=α1×Dimension1+α2×Dimension2+α3×Dimen⁃ sion3+α4×Dimension4+α5×Dimension5+α6×Dimension6 其中，α 表示权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维度指标由不同的分项指标测算。具体而言，发展环境由营商环境及市场化、开放化两个分项指标测算;支撑体系由人才储备、资本存量、科技创新三个分项指标测算;农业现代化由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两个分项指标测算;工业现代化由工业投入水平、工业产出水平、污染治理水平三个分项指标测算;服务业现代化由服务业投入水平、服务业产出水平、专业化程度三个分项指标测算;产业可持续发展由治理情况、绿化情况、天气情况、水资源情况四个分项指标测算。

　　3.调节变量

　　本研究的调节变量包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PU)和政府人才数量(Number)。有研究发现，政府官员作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变更是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 50 ] ，因此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用省级党政一把手是否出现过更替测度，若省级党政一把手出现过更替，该变量赋值 1，反之赋值 0。政府人才数量(Number)用各省区市政府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才数量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测度。

　　4.控制变量

　　本研究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参考已有经济理论和相关文献，将控制变量定义如下：人力资本(Labor)用各省市区拥有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数量测度;城市化程度(Urban)用各省区市年末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测度;数字化水平(Digital)用各省区市宽带上网端口数量测度;地区开放程度(Open)代表对外开放水平，用各省区市商品进出口总额测度;金融水平(Financial)用各省区市金融机构存款总额测度;人均资本存量(Capital)用各省区市资本存量总额与常住人口比值测度;基础设施建设(Facilities)用各省区市公路里程测度。此外，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年份(Year)这个变量，以此控制年份效应。

　　(三)实证模型

　　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具有稳定性，现代产业体系对各省区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因此，本研究对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年处理，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为当期数值。本研究利用模型1(基准回归模型)检验 H1;在模型1基础上按省级党政一把手是否出现过更替进行分组回归，以此检验H2;利用模型2(加入政府人才数量这个调节变量的回归模型)检验H3。 GTFPt + 1 = β0 + β1MISt + β2 Labort + β3Urbant + β4Digitalt + β5Opent + β6Financialt + β7Capitalt + β8Facilitiest + εt (模型1) GTFPt + 1 = β0 + β1MISt × Numbert + β2 Labort + β3Urbant + β4Digitalt + β5Opent + β6 Financialt + β7 Capitalt + β8Facilitiest + εt (模型2)其中，t表示年份，β表示各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ε表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一)描述性总结与相关性分析

　　1 是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为 0.983，最小值为 0.875，最大值为1.079。现代产业体系指数的均值为0.430，最小值为0.120，最大值为1.309。对比上述两个核心变量可以看出，各省区市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即解释变量的离散程度高于被解释变量的离散程度。这对回归分析而言，更便于捕捉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

　　(二)回归结果分析 1.现代产业体系指数的影响分析

　　表2为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回归结果。由表 2 列(1)数据可知，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时，现代产业体系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072，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表 2列(2)数据可知，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可能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后，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为0.088，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现代产业体系依然能够显著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H1得到验证。

　　表2列(3)至列(6)显示了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对绿色技术效率指数和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对绿色技术效率指数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其回归系数不再显著。不过，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对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回归系数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始终显著。由此可以看出，现代产业体系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来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研究认为，绿色技术效率指数的回归系数之所以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当前我国各项要素应用效率表现良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应该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即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所需要的创新驱动。这很好地印证了当前我国所强调的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政府人才数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通过分组回归来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就是把省级党政一把手没有出现过更替的省市区作为弱经济政策不 确 定 性 组 ，对 应 表 3 列(1);把省级党政一把手出现过更替的省市区作为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组，对应表3列(2)。对比两组中现代产业体系指数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组的回归系数(0.059)远小于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组的回归系数(0.110)。而且，在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组中，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组中，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调节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弱，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H2得到验证。

　　为检验政府人才数量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在模型中加入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政府人才数量的交乘项(MIS×Number)，回归结果参见表 3 列(3)、列(4)。表3列(3)中政府人才数量的回归系数为 0.00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说明政府人才 数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促进作用。表3 列(4)中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0.006，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人才数量的增加能够加强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H3 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

　　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指标、改变回归模型、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滞后处理三种方式对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同时，引入工具变量对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总体来看，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的实证结果均支持了前文的研究结论。

　　1.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指标

　　前文的实证分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各省市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为避免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单一而导致实证结果不准确，本研究将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指标更换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前文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不同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仅需要投入和产出两类要素。其中，投入要素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两个部分(计算公式同前文)，产出要素用各省市区每年的实际生产总值测度。而且，全要素生产率也可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EFF)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两个指标。

　　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回归结果参见表4。由表4列(1)可以看出，加入控制变量后，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以得出，无论是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均具有促进作用。此外，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对技术进步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039，该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对技术效率指数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该结果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

　　2.改变回归模型

　　为规避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带来的潜在影响，本研究改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假设检验。首先，通过豪斯曼(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其次，为确保回归数据的准确性，对原始数据集的异方差、序列相关及截面相关问题进行核查。结果发现，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异方差和截面相关问题，但存在序列相关问题;最后，为最小化序列相关问题带来的影响，在实证回归分析中以 30个省区市为对象进行聚类回归。表5 列(1)、列(2)分别对应基于面板数据的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其中，表5列(1)的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为0.042，且在10% 的水平上显著;表5列(2)的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为 0.038，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通过改变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前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3.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滞后处理

　　考虑到经济体系具有稳定性，为更加精准地反映经济波动的滞后性，采用滞后两年的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列(3)、列(4)分别对应基于面板数据的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对滞后两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 产 率 的 回 归 系 数 分 别 为 0.100 和 0.065，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滞后处理后的回归结果依然支持前文的研究结论。

　　4.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

　　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以吞吐量为标准，从我国众多港口中挑选各年吞吐量①最大的两个港口，并以各省区市行政中心到两个港口直线距离与其经由两个港口吞吐量的乘积之和作为工具变量。具体而言，这里的两大港口2016年为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其余年份为上海港、天津港。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来确定本研究的工具变量，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各省区市行政中心到港口的直线距离属于地理因素，其数据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改变，这样的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无关;二是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趋势 [ 49 ] ，沿海地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大多比较高，这样的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本研究工具变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IV =∑distance × throughput 其中，distance 为各省市区行政中心到两个港口的直线距离，throughput为各省市区经由两个港口的吞吐量。

　　表6展示了引入工具变量的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成立。在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时，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引入工具变量后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时，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从 0.088 增大到 0.102，且同样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引入工具变量后，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回归系数同样有所增大且显著性没有降低，而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绿色技术效率指数的回归系数无论使用哪种估计方法均不显著。

　　(四)进一步分析

　　本研究选用的现代产业体系指数包含发展环境、支撑体系、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六个维度。在进一步分析中，本研究依次检验这六个维度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升作用。现代产业体系各维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参见表7。表7列(1)至列(6)分别显示了六个维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在六个维度中，只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本研究推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产业可持续发展这个维度侧重于反映各省市区环境治理情况，而各省区市环境质量均处于尚待改善的阶段，解释变量数据差异性较小，从而导致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说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治理方面的挑战。表7列(3)至列(5)分别显示了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三者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其中工业现 代 化 的 回 归 系 数(0.107)最 大 ，农 业 现 代 化(0.058)和服务业现代化(0.032)的次之。这说明，在三次产业中，工业现代化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该结论支持了郭朝先 [ 51 ] 的基本观点，即现阶段工业的发展依然是提升国民经济效率的物质基础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我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探讨了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政府人才数量在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间的调节作用。

　　(一)结论

　　本研究利用数据包络—曼奎斯特指数分析法测算各省区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反映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评价指标测度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实证检验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必要的内生性处理，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结果显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能显著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0.088个单位，说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可有效推动各省市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是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减缓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地区的回归系数为0.059，在5%的水平上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弱地区的回归系数为 0.110，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稳定的经济政策能有效提升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是政府人才数量的增加有助于提高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程度。在回归模型中加入现代产业体系指数与政府人才数量的交乘项后，发现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0.00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样的结果说明，政府人才数量正向调节现代产业体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为改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持续建设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协同机制。政府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单一的产业发展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发展失衡，而且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不同，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到产业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要通过优化三次产业结构、营造积极良好的发展环境、打造坚实可靠的支撑体系、引导各产业协同发展来提升各省区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要以现代产业体系的高效运转助推经济转型，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要建立政府同级部门间政策协调机制，确保各部门出台的政策同向同频协同，减少各部门政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应注意避免政策的频繁变动，保证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同时增强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关注各项政策出台后市场的反应，努力消除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各主体对经济政策的悲观情绪，着力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三要重视政府部门专业人力资本，加强现代产业体系专业知识培训。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中国语境下的全新概念，其科学内涵、实现路径等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来进行解读分析。考虑到政府内部公职人员并非全部具有经济管理专业背景，各地政府有必要针对非经管专业人员加强现代产业体系专业知识培训，帮助他们扩展现代产业体系知识储备，提升专业管理能力和素质，在政府内部培养一大批现代产业体系知识储备充足的能人专人。对于那些精通现代产业体系知识理论的人才，要最大限度地为他们提供锻炼机会，推动他们把知识和理论应用到具体工作实践中，助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