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GPN）的理论问题和中国实践启示
摘要：全球生产网络理论(GPN)是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核心理论成果，但当前国内外研究对其发展脉络和理论内涵的认识存在模糊之处，在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误区。因此，本文从GPN 与全球价值链(GVC)理论互动的视角出发，回顾GVC和GPN的重要发展阶段及对彼此的影响，针对常见的对GPN理解和应用的误区展开解释与辨析，主要得到3个结论。第一，GPN理论的研究目的已从解释“价值生产”凝练为解释“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更贴近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第二，GPN与GVC正在从分歧走向融合，共同致力于捕捉与解释全球化动态。第三，并非所有跨国公司研究或生产网络研究都属于GPN研究，GPN专指研究跨国公司与主要相关者基于生产所形成的网络动态，不适用于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也不着力于揭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动态。本文继而指出中国经验既需要GPN理论加以探析、也有助于丰富GPN理论，精准理解GPN尤其对中国当前推行双循环战略有重要应用价值。本文强调，GPN作为中观理论框架，有效解释了全球经济中区域发展的多尺度动态，在全球化出现逆流的新形势下，对中国全球化实践，特别是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有着鲜明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全球生产网络(GPN);全球价值链(GVC);中国经验;经济地理学
陈蕊; 刘逸 地理研究 2021-12-08
1 引言
从20世纪后期开始，全球经济逐渐形成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的新范式。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来自北美、欧洲等主要消费市场的领先企业将内部垂直组织管理外部化，生产组织分解成碎片化的网络，在地理空间上变得更加分散。这种新生产空间组织范式在全球范围内主导着产业的迁移，影响着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并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兴衰。Gereffi等经济社会学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专注于揭示、描绘并理论化这一新现象，提出“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 的国际生产网络理论框架，后优化为全球价值链理论 (Global Value Chain，GVC) 并成为这一领域重要的理论工具和指导诸多后发国家产业发展升级的政策工具[1] 。但是，作为解释生产空间组织的理论，GVC 却没有充分考虑地理环境因素。为此，经济地理学者提出“全球生产网络”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 作为对GVC的批判和补充。GPN理论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经过二十多年的检验和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也得到广泛的应用[2,3] 。
GPN最早提出于2000年代早期，经济地理学者在分析视角上突破GVC以企业为中心的局限，强调关注企业内、企业间和企业外的关系网络以及这些网络在组织上和地理上的结构[4,5] 。随后，学者们进一步从关系视角审视地理生产组织的研究，称之为“关系经济地理学”[6,7] 。2015年，Coe和Yeung提出GPN 2.0，对GPN理论的分析框架、逻辑关系、因果机制和变量均做出了详细的论证，并附以充分的案例实证[8] 。近期，GPN学者反思了当前GPN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如研究范围过于多元化)，并进一步明确了GPN理论的核心内容[9] 。同时，对GVC的态度逐渐从批判转为融合，认为GPN研究在广义上属于GVC研究的一部分[10] 。中国学者运用GPN框架对国内案例展开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1-13] 。截至2021年6月15日，以“全球生产网络”为关键词的研究在CNKI数据库中的记录达到1426条，其中引用频次超过500的有两篇[14,15] 。但是，当前国内对GPN理论的认知和应用还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对整个理论的起源、演变和修正缺乏准确而全面的解析;二是对GPN的应用不够精准，诸多研究对“何为GPN研究”的理解还较为模糊。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尚未准确理解GPN与 GVC 的关系，未能充分认识到 GPN 的理论进展与演变，都是在与 GVC 的交锋中进行的。因此，本文着重从GPN和GVC的关联入手，从GPN的理论脉络出发，对其数次演变的动因做出解释，继而结合最新理论进展，探讨GPN与GVC的关系以及何为GPN研究;最后针对当前中国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在疫情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时代背景下，探讨GPN理论对中国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优势。
2 从GCC到GPN 2.0：理论演化与创新
GVC理论的前身GCC是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下，由Gerrifi等在1994年正式提出的[1] 。全球商品链是以一种商品将世界经济中的家庭、企业和国家联系起来的组织间网络的集合，分为生产者驱动和买家驱动两类商品链模式。Gereffi的贡献在于界定商品链的 3 个主要属性 (投入-产出结构、领土特性、商品链的治理结构)，使 GCC 成为可以用来解释全球经济变迁的理论工具[1,9] 。但大部分研究将GCC框架视为一种“方法论”而非“理论”，导致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缺乏系统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工作[16] 。 21世纪最初的10年间，GCC研究从聚焦商品转向探讨联结各地生产活动的价值链，提出以GVC替代GCC[17,18] 。然而在这一时期，GVC理论工作大都集中在治理结构方面，以价值链结构为自变量、公司及区域的产业升级为因变量，总结各种结构类型[19] ，如 Humphrey等总结的GVC中四种产业集群升级[20] 。在此基础上，GVC开展了一次十分重要的理论升级：否定先前界定的两种商品链模式，根据交易的复杂性、交易的可编码性和供应能力定义 3 个变量，并通过变量赋值的高低，推演出五种类型：市场式、模块式、关系式、依附式和层级式[21,22] 。之后十余年，GVC理论再无重大的更新换代，只是拓展到各学科，覆盖多行业，为诸多地区和国家政策制定所参考，成为影响较大的理论工具。截至2021年5月1日，CNKI数据库中使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成果达9600条，其规模约为GPN研究的7倍。
在首篇GVC理论提出三年后，Dicken、Henderson等经济地理学家针对其理论不足提出了GPN框架，用于阐述基于生产关系而形成的企业内、企业间和企业外的网络，借助价值、权力和嵌入性3个变量，对网络的空间组织机理进行初步理论化[4,23] 。自此GPN 进入了理论建设和应用实践的发展阶段，并形成鲜明的流派。早期GPN理论通常被称为 GPN 1.0，以区别于2015年后提出全新分析框架和变量的GPN 2.0(表1)。
整体而言，GPN旨在将传统关注企业内部生产关系和空间移动的研究焦点扩展为企业和企业外部的制度机构，将GVC所探讨的内容拓展到更多维度，从而更准确地捕捉生产组织在全球尺度下变动的机制与原理，对跨国投资贸易和区域发展更具备解释力和政治经济学的敏感性[24] 。不过，早期GPN 1.0缺乏长时间历史维度的解释以及对因果关系的总结[25] ，对发展轨迹的分析偏为单向，即主要从主导企业出发来考虑问题[26,27] 。Coe等在2015年正式提出GPN 2.0框架，将GPN升级为有明确变量和因果关系的理论框架[8]2 。王艳华等对这一次重大的理论修正有过阐述[2] ，刘逸随后对GPN 2.0理论修正的动机和目的做出解释[22] 。本文对此作两点补充阐述。首先，这次修正是GPN学者对自身进行的理论反思，是走向理论规范化的重要一步。一个有解释力的理论，必须具备清晰的变量体系 (自变量和因变量) 和因果机制。经济地理学许多经典理论能很好地捕捉现象与机制，概括新出现的经济地理事物，但随后的拓展应用往往变成“因地制宜”式的实证，没能给出一般性的现象-机制逻辑框架。例如在学习型区域的研究中，Cooke等给出了若干决定性因素，但是没能进一步明确这些因素的组合能有几种结构[28,29] 。GPN 1.0也存在同样问题，所以厘清变量和机制成为GPN 2.0的理论重点。其次，GPN 2.0的理论修正是对经济地理学的一次有力捍卫。本质上，GVC是基于交易成本的理论逻辑建立起来的框架，其核心解释变量不具备空间性[30]41，多关注网络形成之后的管理和同一方向的升级路径。GPN 2.0 将空间元素融入了驱动力 (causal drivers) 变量中[8] ，借助“价值捕获轨迹”的概念分析企业战略如何导致网络关系的形成和变化、以及企业是否在与生产网络的战略耦合中获益，并揭示某些价值捕获轨迹如何在特定区域成为战略耦合的主导模式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以对服装产业的分析为例，早期GCC探讨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地区企业从来料加工到OEM和OBM升级，构建出“制造商-中间商销售商”三角状商品链，以此为例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揭示买方驱动型商品链的特征[18] 。 GVC则将这个案例总结为从依附式结构价值链向关系式转变，认为不同类型的价值链结构对东亚企业的要求各有侧重[21] 。服装业虽不是GPN的主要案例，但也在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其中GPN 1.0聚焦的主要是马来西亚、泰国、中国等地的制造企业与服装全球生产网络耦合的方式，并以此作为“生产平台”的典型展现该类战略耦合机制[31] 。GPN 2.0一方面借助“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规则”等具备传统地理因素特征的变量，揭示“企业间伙伴”的形式成为服装产业生产网络关系主要形式的原因[8]147-150;另 一方面通过深入探析“环境风险”如关税制度等网络外因素对产业组织方式的影响[32] ，以期对该产业与区域发展和生产网络的多样性动态有全面认识。
经过二十年的理论争辩和修正发展，GPN与GVC开始出现从分歧到融合的态势。从理论的张力来看，广义上的GVC可视为包含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近期不少学者在理论上对GVC进行了更为宽泛的定义，将全球价值链视为包括生产、分配和消费等功能的治理安排[33,34] 。GVC近期的研究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制造业企业，还包括如跨国服务业、电子企业等多种新兴企业[35] 。Henry Yeung作为GPN理论创始人之一，在2020年的研究中也不再强调GPN与GVC的理论分歧，而是将GPN视为广义GVC的一个流派[10] 。因此，下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级，将GPN的最新研究进展在与GVC相互映射中加以解读，在GVC的广义框架内探讨GPN近年新成果的理论和现实应用的独特性。在微观层面，GVC研究主要探讨人类行为如何影响到企业层级和网络层级的决策和管治，从而影响GVC/GPN的治理。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很少，有限的研究仅集中在探讨某些个人特点如何影响GVC/GPN的地理结构、知识在网络中的获得和传播，以及网络的有效运作和协同等方面[36-38] 。在这个层面中，GPN学者基本没有参与，因为GPN比较少研究人的行为，而是以生产型企业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中观层面，GVC和GPN研究均对网络治理的构成元素做出了全面深入的探索和理论化，包括控制决策、区位决策、网络结构和学习结果 4 个维度[39] 。在控制决策方面， GVC 关注价值链上的活动如何通过内部化、外包或混合模式 (如合资) 进行控制[39] 。 GPN更关注控制决策如何受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比如国家对那些尝试在新兴经济体获得下游市场准入的跨国公司制造压力，以满足当地的需求[11,40] 。区位决策是经济地理的传统核心议题和研究强项，也是GPN学者的关注重点。近年来GPN研究对区位决策的探讨不仅限于企业，而是更多关注与制度环境相结合的企业外部关系 (具体参加下文关于宏观层面的讨论)，而GVC学者则多从地理位置与企业获取资源和降低成本的关系角度加以考虑。网络结构是两者理论化相对较高并被高度使用的维度[8,19,21] 。GVC关注网络结构特点如何影响网络内部的权力关系、领先企业的成本控制以及各行动者创新和商业表现[41] 。GPN更倾向于关注国家制度对网络结构的影响，比如来自相似国家背景 (如同为发展中国家) 的企业之间会更加开放和合作[42] 。Neilson等指出不同网络结构塑造领先企业的行为及其与区域企业的关系，制度环境多元性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由于印尼国内产业策和国际组织等制度影响，可可种植加工网络呈现出领先企业控制和非企业行动者支持农民的网络结构特点[43] 。在学习结果方面，大部分GVC文献关注企业间学习，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的供应商从OEM到ODM和OBM的发展过程。GPN更重视所在国/地区的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如何导致升级所需的知识获取战略各有不同[44] ，以及领先企业和边缘企业之间较弱的战略耦合不利于知识传递和能力发展等现象[45,46] 。
在宏观层级，GVC和GPN均探讨了母国和东道国环境特点与生产网络治理的互动。 GPN对地理变量的高度敏感，使得GPN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探讨比GVC更加清晰，所做的贡献更加突出。一方面，GPN揭示了一系列宏观环境对网络组织的深切影响。国家在塑造网络的组织结构和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47] ，东道国的制度可以通过提供地方支持性政策和推动当地供应商联系来吸引领先企业的投资[48] ，也可能由于不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欠发达的法制体系而阻碍投资，阻碍当地企业的研究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由此阻碍了供应商追赶和升级的机会[49] 。网络中边缘行动者可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加入国际制度机构等方式嵌入国际网络，从而消减地方制度的弱点[49-51] 。经济制度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和社会公益、市场和竞争等，影响了网络的地理结构，决定了网络中生产组织的转变。如第一层级的供应商，类似广达电脑、纬创资通的贴牌生产企业和富士康、伟创力等合同制造企业从原有网络中脱离以寻找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生产能力[45,46] 。另一方面，生产网络也会反过来影响宏观环境。网络的可持续性影响和相关的政策实施尤其引起讨论[8,19] 。比如，耐克在巴基斯坦的案例揭示了领先企业在影响地方劳工组织方面是有限的，劳工组织受到经济力量、地方和国家行动者关系、当地法制框架的影响更大[40] 。而菲律宾离岸服务业的例子则显示参与网络对当地劳动力，尤其是年轻的高校毕业生有显著积极影响[50] 。随着全球化的批评者越来越多地指责全球生产网络 (更普遍地说是跨国公司) 导致公共产品消亡和“全球公共弊端的兴起”[51] ，准确描绘生产网络以证明当今全球经济不可逆的相互联系成为研究人员的社会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点，宏观层级的研究尤为重要，要求我们仔细客观地调查生产网络与新技术的融合，以及对其周围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复杂影响[10] 。这一方面，正是GPN在GVC文献中最显著的贡献。
3 对GPN 2.0研究规范的认识误区：理论的厘清
GPN 2.0的诞生与GVC在2005年的修正一样，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经过深刻的理论探索、实证、修正和检验，GPN的核心学术共同体 (即曼城学派的领军人物、追随者和他们培养的学生) 对这个理论框架的价值和应用场景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在多话题融汇、多场景应用的基础上，GPN当前的研究内容大致形成两个板块：一是讨论 GPN的组织结构如何决定区域与网络耦合或解耦的发展轨迹;二是探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其他方面与生产网络的关系，如国家、金融、劳工和环境，并将其视为GVC的一部分，这一趋势表明了GPN研究的开放性[47] 。不过，从理论核心看，GPN 2.0比1.0要更加聚焦。比起 GPN 1.0 相对宽泛地包揽全球经济中的产业组织和经济发展现象的框架， GPN 2.0聚焦于网络动态 (network dynamics) 及其在不同全球产业中的因果关系[9] 。但是，学界对GPN研究存在两个常见的问题。一方面，GPN研究一度被追捧，导致经济地理学很多优秀的研究视角被忽视。然而GPN未能担当这个盛名，因为它存在缺乏创造性(没有提出丰富的理论体系)、缺乏建设性(结论不能直接指导实践)、太过抽象松散(维度太多而导致研究往往点到即止) 等问题[27,52,53] 。另一方面，GPN这个概念被过度滥用，有许多冠以GPN的研究可能只研究了企业的生产过程，描绘了企业组织网络(而非生产网络)[54,55] ，或者只研究了区域生产网络，只能算是生产网络而非全球生产网络[56] 。这些研究的范式和变量体系均不是关系经济地理中的GPN[9] 。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厘清GPN研究的误区，明确理论内涵，对于当前国内研究与国际主流更好的对接，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以下通过理论目标、基本行动者与关系、核心机制和解释过程等维度，从理论范式和应用范畴明确何为GPN研究。总体而言，GPN 2.0的理论目标是为了解释全球生产网络如何形成，为什么不同的参与者在这样的网络中可以相互合作，网络形成何种模式和如何演变，以及所有这些模式和过程导致的不同价值获取和空间发展轨迹。GPN 2.0仅聚焦三大分析核心：网络行动者、网络动态和因果关系。作为GPN 1.0的发展，GPN 2.0依然保持以行动者为中心的传统理论架构，先围绕生产活动界定各类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再根据这些网络去理解全球经济变迁中的价值流动，从而解释区域发展的不均衡[8]165-196。GPN 2.0关注的行动者包括企业、企业外部行动者，以及中介。以行动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不同于GVC以阶段为基础的方法，后者通常将生产分解成若干阶段，并关注每个阶段的功能。但划分阶段的方法无法充分解释全球生产过程中利益群体的复杂性和制度的破碎性。GPN 2.0研究以同一个或若干功能部分为范畴，界定行动者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它们可能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参与高价值活动的某个企业，或者是分散在多个区域的一个生产单元。其中，企业类型的行动者包括领先企业、战略伙伴、特定产业供应商、多产业供应商、一般供应商、关键客户等;企业外的行动者主要有国家、国际组织、劳工群体、消费者、社会组织等;中介包括金融中介、物流提供者、行业标准中介服务商等[8,57] 。
就操作而言，GPN 2.0先确定一个全球领先企业，继而是与之相关的其他企业和企业外行动者，再是这些行动者共同构成的整个网络，然后从网络结构、权力关系和地理性(territoriality)等维度进行解析。可见，GPN 2.0能有效帮助我们理解全球生产网络的动态多样性，并解释领先企业的所有权形式、所在国家背景、公司文化和战略倾向如何造成网络的差异[47] 。具体来说，GPN 2.0以“战略耦合”作为分析网络行动者关系、解释网络动态和因果关系的核心机制，即区域行动者和领先企业的战略耦合过程决定了网络形成和变动。Yeung于2009年以东亚经验为基础总结了三种战略耦合的基本关系[31] ，提出区域行动者 (企业) 在生产组织、国家制度和跨国社群3个因素的影响下，以“生产平台”“国际伙伴”或“内生创新体”的形式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战略耦合。 GPN 2.0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并相应总结为“结构耦合”“战略耦合”和“内生耦合” 三种全球生产网络作用于区域发展的重要机制。GPN学者始终坚持的观点是，区域与全球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的方式，决定了区域的发展与未来[5,58,59] 。影响耦合发生的主要变量(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约束、风险环境) 决定企业采取何种形式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从而决定了行动者的价值捕获轨迹，导致了区域发展的结果。尽管GPN 2.0 解决了核心变量不够清晰的问题，但是这套变量体系仍然较为复杂。刘逸曾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并且指出这些变量均不是传统的地理变量，这使得GPN 2.0看起来不那么像地理学的理论工具[3] 。
GPN理论当前在学界的实践中大致有以下3个容易被误解的应用。第一，没有与全球生产网络发生明确的关联，仅为区域内 (或者国内) 生产网络的组合与重组的研究。这类研究不应该被视为战略耦合研究或GPN研究。因为战略耦合是专门用于GPN理论中的变量，并不是用于泛指一切企业之间、企业-地方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些关系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已有充分探讨[23] ，GPN的战略耦合概念强调的是行动者在全球尺度的互动关系。例如张和宁研究中所讨论的战略耦合[60] ，就不是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中的战略耦合。特别要注意的是，当前在国内学界频繁被使用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与GPN下的战略耦合没有任何关系，仅是使用了类似的名词。第二，研究虽然涉及到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但没有聚焦网络动态 (Network Dynamics)，例如FDI、市场战略、资产重组、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周期等研究，均不属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范畴。Yeung明确强调，GPN是一个中观尺度的研究视角，可以解释全球产业迁移，但不适用于解释国家经济与全球宏观经济变动[9] ;GPN也不是为了解释区域内部经济活动的变迁，经典的区域研究已经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例如与GPN同期发展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为区域研究所贡献的诸多优秀的理论[61-64] 。第三，涉及生产网络研究，但最终不是为了解释地理不均衡或寻求网络动态和地方结果 (如产业升级和劳工情况) 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研究，也不属于GPN 2.0的研究范畴。这些研究本质上属于组织经济学或管理学的范畴，它们没有像经济地理研究那样强调地理视角，也没有专注探寻经济活动的地理属性，因此不应该被认为是经济地理研究。唯有聚焦于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动态，并以此解释区域不均衡发展的研究，方可称之为GPN研究[9] 。关于网络动态的基本类型以及GPN已经揭示的相关产业机制，在Coe和Yeung的著作中已经有详细记载，在此不做过多阐述。
4 GPN与中国实践：理论的再发展 4.1 中国案例的理论贡献
当前中国经济已深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被许多GPN研究作为主要案例对现有理论进行探讨。国内不少学者参与到 GPN研究中，在准确运用GPN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案例做出了鲜明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揭示了国家经济制度安排对于战略耦合的重要影响，展示这些制度与企业策略一起如何共同决定了“地方-全球”联系的形态与动态。如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实施，改变了汽车产业的全球生产网络，在中国出现了“义务式嵌入”的新现象，也促进了本土的产业升级[11] 。整体上看，中国政府的确通过实施经济政策和相关法规，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升级和空间转移[65] 。
第二，揭示了国内市场和国内区域互动带来的战略耦合新模式。广大的国内市场和活跃的区域互动，是中国地方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获取有利位置的特殊优势。例如地方制造产业通过同时嵌入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来减小风险，促成耦合[66] ;高科技产业利用国内市场快速实现规模化，从而得以占据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优势地位[46] ;位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方企业利用国内的跨区域网络实现学习和创新，打破区域锁定效应[67,68] 。
第三，中国案例体现了地方产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动态性和多元性。如中国台湾地区个人电脑企业在东莞和苏州投资的地理布局演化体现了“耦合-退耦-再耦合”的动态机制[69] ;珠三角在战略耦合过程中呈现了产业升级与降级并存的多元路径[70] ，汽车、电子和服装产业的战略耦合与产业升级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71-72] ;同为汽车产业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制造环节，苏北和苏南的产业集群表现出结构性耦合和功能性耦合的不同形式[72] 。简言之，GPN中国研究从“生产组织”因素角度解读地方产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同时，强调“国家制度”因素的影响，也揭示了现有GPN理论中过于强调全球主导企业重要性，忽视国家与国家内区域间多重地理尺度互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演化视角不足等问题。
4.2 亟需关注的核心议题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时期，也遭遇着经济全球化逆流、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世界经济衰退等复杂因素。在这样的新格局下，中国提出了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扩大开放，同时加强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要素流动和资源互补。这一战略的推进和落实，为 GPN理论的应用和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机会。在此基础上，亟需基于中国实践完善GPN 的新研究框架，尤其引入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概念，全球与国内并重，以完善GPN的多尺度动态视角。当下主要有3个核心议题既需要GPN的理论框架加以深入探析，也为GPN 的理论优化和推进提供可能。
第一，中国各区域经济体、各主要行业的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何种战略耦合模式，以及当下各种冲击下，特别是在双循环战略的影响下，战略耦合模式发生何种演变。中国区域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耦合，本质就是特定历史时期下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体现。比如珠三角通过“三来一补”“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通过国际循环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以国内市场作为实践基地，积极开展面向国内的生产和创新，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一大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的崛起，便是通过这种双循环模式，完成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原始积累，再走向自主创新的产业升级之路[30]99-104。当前GPN理论更多聚焦在国际循环方面，而忽视国内循环对国际循环的重要影响，将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概念纳入GPN理论框架，能更好地增强GPN对中国这样大国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
第二，在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全球生产网络会发生何种变化，哪些区域具备良好的网络韧性，当中国全球化进程受阻时，我们如何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寻求替代方案，尤其是双循环机制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近年来美国对华为实施的制裁充分体现了开展基于中国实践的GPN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美国一开始是通过直接制裁华为的方式实施其霸权主义，但最终收效不佳，因为华为本身已经是信息通讯行业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需求端 (美国市场) 对华为进行攻击，未能够达到封锁华为的目的。所以美国后续采取的政策，逐渐转向针对华为的生产网络，例如限制乃至阻止核心部件的供应商与华为交易，由此实现其政治目的。结合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较为完备的产业设施和正在加强的创新能力，扩展国际视野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寻求新的出路，也成为华为最终是否能够得以生存的重要筹码。GPN以行动者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强调全球性和网络动态，是解读华为案例的关键。而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视角下，华为当下乃至未来所采取的策略和实践，也必将成为GPN研究乃至经济地理学的经典案例，为广大中国企业反对美国霸权、谋求独立持续发展，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
第三，世界治理格局发生改变的形势下，中国的全球化策略将如何定位和布局、以及具体的全球生产网络战略建设将如何进行。2013年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是中国主动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本质也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全球生产网络建设，是从国内循环到国际循环的努力。深入揭示这些工作对沿线国家的生产网络产生何种影响，为全球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生产网络带来何种改变，是提升中国实践理论价值的重要工作，也是GPN当前研究所缺乏的环节，具有鲜明的研究意义。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也可以融合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地理领域的相关研究，将地缘政治、国家经济的研究成果与之融合。总而言之，精确理解GPN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双循环战略，是推动GPN理论深化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为经济地理学主流理论进展贡献中国声音的关键，有助于进一步为中国新格局下区域发展提供更适用的理论指导工具。
5 结论与讨论
GPN理论起源于对GVC的地理角度批判，在与GVC近二十年的交锋、反思和互相学习中发展至今，成为经济地理学当前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本文从GPN与GVC的关系入手，对GPN理论的起源与演进、最新动态以及理解和应用误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评述，旨在更好地认识和理解GPN这一重要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从而服务于中国经济地理发展的实践需求。本文主要有3个结论。第一，GPN研究经过修正，已经从松散模糊的分析框架改进为较为严谨的理论工具。从GPN1.0到GPN2.0的过程中，完善了行动者、解释变量和因果机制内在逻辑，研究目的从价值的生产凝练为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更加规范地贴近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第二，GPN研究与GVC之间，已经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理论诞生伊始，两个学派处于相互批判的状态，经过尝试融合未果的反复讨论，再走到了今天相互认可、共同致力于捕捉与解释全球化动态。最终GPN学习并吸收了GVC的理论范式，将自身纳入广义GVC的研究范畴之中，同时强调地理视角在这方面的特殊贡献。这个发展历程既体现了经济地理学者的自省，也间接反映了当前经济地理学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度有待提高的事实。第三，GPN 2.0当前的应用存在泛化的倾向，一些涉及生产网络和企业间关系的地理研究均被视为GPN研究。实际上，GPN 理论专指研究跨国公司与主要相关者基于生产所形成的网络的动态，并以此解释区域不均衡发展。与此同时，GPN是一个中观视角下的理论框架，它不适合用于解释宏观的、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现象或者微观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动态。
本文的价值在于厘清GPN的发展脉络，对关系经济地理学派的核心理论框架进行了深入评述，指出其利弊，并针对容易混淆的若干理论问题做出解析。这些努力有助于中国学者更好地运用这个理论工具来解析中国经济地理现象，并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丰富和完善GPN研究。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区域产业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国内市场广大，区域间经济互动活跃，同时也在积极进行主动全球化的各种探索。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提出，既是中国对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区域发展的应用和总结，也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应对和尝试，更为GPN研究开拓了新的理论方向和实践探索。GPN作为中观理论框架，有效解释了全球经济中区域发展的多尺度动态，对中国未来的全球化实践、特别是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有着鲜明的研究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