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治理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
摘要: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媒介治理作为其分支逐渐成为近年来媒介研究的热点。运用文献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 2003—2020 年间关于媒介治理研究的文献年度、核心作者、高频关键词等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 近 17 年间，我国媒介治理研究经历了从概念引介到指导实践再到媒介治理本土化的历史演进过程; 媒介治理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媒介治理的概念与内在逻辑、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效果与影响、政府使用媒介进行网络治理、国家治理语境下的媒介治理实践、传媒产业和传媒集团的治理等五个方面。最后，基于对上述内容的分析，提出媒介治理在数字传播时代的发展前景，即在理论层面要着眼网络媒介技术及生态变化，关注媒介的数字治理; 在历史层面应从媒介功能发展变化的历时性视角出发，深度挖掘我国使用媒介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将研究重点投向对媒介治理历史意义的思考; 在实践层面除了要及早搭建常态化的数字媒介运营管理体系外，还应注意结合全球性公共议题充分发挥媒介的全球治理功能。
关键词: 治理; 国家治理; 媒介治理; 数字媒介; 治理功能
胡远珍; 吴诗晨， 新闻与传播评论 发表时间：2021-11-03
媒介治理( Media Governance) 脱胎于西方的治理理论，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逐渐成为中国学术话语的高频词，且有传媒治理、治理框架、治理结构、参与治理等多种表述。国家治理与媒介治理的关系，与国家治理理念的变化息息相关，更与信息技术对网络社会的形塑密切相关: 当媒介系统开始占据公共领域的中心位置，媒介作为治理主体的作用更加重要。恰如“网络社会”概念的提出者曼纽尔·卡斯特教授所言，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实现了从围绕政府机构到围绕媒介系统的范围转移。[1]
回溯历史，对媒介角色功能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媒介作为中立性和工具性的中介角色、媒介作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互动的场域，以及媒介化政治阶段。[2]其中，媒介作为工具性角色，特别是宣传工具，一直成为官方和学界的主流话语。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实行市场经济后，中国的媒介开启了市场化的步伐，较长一段时间里，媒介体系兼具宣传和市场的混合性，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政治的去政治化进程也在不断地催生着新闻领域以市场和商业模式为主导模式[3]，但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始终是主流媒介的底线思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生态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网络社交媒体遵循着市场化逻辑，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形成了新型网络媒介生态。与此同时，虚拟网络社会的流动结构，打破了线下现实社会的区隔，使网络媒介治理的危机演变为社会治理的难题。
为了厘清技术更迭下媒介治理建构的新逻辑，研究媒介治理从西方语境迁移进入中国语境的本土化情况，探讨国家治理语境下媒介治理的话语实践等问题，笔者对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中收录的 2003—2020 年 1937 篇关于媒介治理的论文进行了文献梳理，运用知识网络分析工具 CiteSpace，绘制了 17 年间媒介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以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全景式分析媒介治理研究的时空动态演化历程，以期为我国媒介治理研究的纵深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一)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是以学术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定量的角度分析文献规律，展现学科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的一种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的常用工具有 CiteSpace、BibExcel、Pajek 等，其中，CiteSpace 因其简洁的操作和清晰的可视化效果，而成为国内外文献计量研究的主流研究工具。科学知识图谱以知识域为对象，它能够展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4]本文以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为分析工具，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 CNKI) 为来源数据库，利用软件自带的关键词分析、关键词聚类、热点词突现分析以及热点词时区图等功能，以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国内媒介治理研究的历史脉络、热点领域以及前沿演进。
(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关于媒介治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爱尔兰学者肖恩和吉拉德于 2002 年出版的《全球媒介治理: 初级指南》( Global Media Governance: A Beginner’s Guide) 一书。肖恩在此书中提出了媒介的善治存在于三个层面，分别是媒介对于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与完善、媒介对于国家权力机关( 政府) 的监管与共治、媒介对于超国家机构或组织的跨文化治理。[5]然而，通过对 CNKI 的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国内最早关于媒介治理的研究出现于 2003 年。因此，本文针对“媒介治理”主题设计检索条件时，将起始年设定为 2003 年，将截至年设定为 2020 年，随后按照设定的检索条件( 参见表 1) 在知网数据库进行高级检索，一共检索到 1937 篇文章，检索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5 日。需要强调的是，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精准度，笔者在下载文献时逐页检查，手动删除了新闻报道、会议通知、重复内容、低关联性等与“媒介治理”主题不符的文献，最终筛选出 162 篇有效文献。
随后，将经 筛 选 而 得 的 162 篇 媒 介 治 理 研 究 文 献 ( 2003—2020 年) 进 行 格 式 转 换 后 导 入 CiteSpace，设置时间区隔间隔为 1 年，阈值取前 50，选择寻径作为剪枝方式来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其中，将表征文献主题内容的“标题、摘要以及作者给出的关键词”这三项指标作为共词分析的来源，通过运行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网络呈现了媒介治理的研究热点。如图 1 所示，媒介治理研究的主题关键词主要集中在 2008—2018 这十年间，按照词频排序，前十位主题关键词为社会治理、媒介治理、治理、新媒体、传媒治理结构、媒体融合、公司治理、传媒治理、县级融媒体和政府治理( 参见表 2) 。
二、国内媒介治理研究整体分析
( 一) 年度文献数量统计
从总体上看，自 2003 年以来，我国关于媒介治理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呈现出缓步增加的趋势( 参见图 2) 。从 2012 年开始，国内媒介治理研究文献突破两位数，在经历短暂回落后，开始稳健上升，并于 2020 年表现出井喷式增长。
2013 年 11 月 9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正在由“全能型政府”向“一体多元”转变，形成政府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公共治理体系。[6]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执政资源，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媒介治理的建构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故此引发了学术界对媒介治理研究的热潮。
( 二) 研究机构分布及类型
从发文机构分布来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文量最多，均为 5 篇;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紧随其后，发文量均为 4 篇;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发文量均为 3 篇。若按照学校进行统计，则复旦大学的发文总量为 7 篇，占据发文机构的榜首。其次，从发文机构的性质上看，高等院校是当前媒介治理研究的主力军。再次，从发文机构的地域分布来看，北京市、上海市和武汉市是我国媒介治理研究的中坚力量。
从发文期刊的分布来看，媒介治理研究期刊载文量超过 5 篇的有 10 个( 参见表 3) 。其中，《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青年记者》和《新闻界》的载文量均超过 10 篇。《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聚焦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与改革的最新成果，密切关注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青年记者》致力于新闻理论探讨，报道传媒及相关外延行业最新前沿热点; 《新闻界》重点关注学术导向，探讨新闻理论课题，促进新闻事业发展。从期刊的类别分布来看，媒介治理研究载文期刊覆盖基本为新闻与传媒领域的核心期刊，这说明国内媒介治理研究虽呈现跨学科的特点，但研究内容不够丰富多元。
三、媒介治理研究的历史演进及主要内容
( 一) 媒介治理研究的基本脉络
从媒介治理研究演化路径的知识图谱( 参见图 3) 和突现性排名前十的研究关键词( 参见图 4) ，可以清晰梳理媒介治理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同时，按照年度被引用率最高的指标，对媒介治理研究文献进行统计( 剔除无关研究文献的年份，参见表 4) ，可以确定媒介治理研究领域的关键性成果，这些关键性成果揭示了媒介治理的演化路径。
通过研读文献内容并结合演进路径知识图谱，可将我国媒介治理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2003—2008) : 传媒治理结构的概念引介和中国传媒集团治理模式与策略研究的阶段
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关注在治理理论语境下，传媒治理的结构与功能，着力于构建本土化的传媒治理概念体系，将研究重点放在传媒集团的治理实践中。如常永新对比了美国、西欧等外国传媒集团公司的治理模式后，客观分析了我国传媒集团的治理模式与局限。他认为，中国传媒业在产权和股权结构方面存在着产权残缺、委托人残缺和股权结构中“一股独大”的情况; 而在治理结构方面又存在管理者激励机制欠缺、董事会对经营层的制约和监管弱化以及内部人自利行为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常永新提出了构建中国传媒集团三级治理的概念。[7]周劲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牡丹江传媒集团为实例，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传媒“双重逻辑下主体加辅助”的治理模式，并且对传媒治理结构做出界定。他认为: “传媒治理结构就是政府对传媒的宣传、经营、管理、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强化党的领导，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关系，从而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价值，有效地抑制代理成本，保证传媒的决策效率。”[8]
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之所以放在对传媒治理结构的概念引介和本土化实践方面，与当时的传媒转制改革环境是分不开的。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并全面论述了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的理论。2005 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在专访中表示我国传媒改革的重点在于体制、机制的创新。[9]在我国，传媒兼具企业经营和事业管理的双重属性，要求传媒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以提供公共服务为首要职责，在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基础上追求经济效益。这种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传媒集团，更不同于国有独资公司的特殊传媒治理结构，因其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很容易导致传媒集团的控制权集中、产权不明、权责失衡以及人员缺乏创新能力等情况发生。因此，随着政策号召和传媒业转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将媒介治理研究的重点放在传媒治理结构上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2.第二阶段( 2009—2017) : 媒介治理研究的概念考察和思考路径变化阶段
关于媒介治理概念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对西方治理话语内涵所定义的“媒介治理”概念进行爬梳，将媒介治理理解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如郑恩、杨箐雅认为，“媒介治理是关注信息、媒介与外部社会系统的互动与影响，以实现‘媒介善治’为目标的一种传播范式。”[10]另一种则是着眼于媒介功能的发挥，将媒介治理理解为“媒介参与治理”。如李良荣、张华在回顾了自 1978 年以来中国传媒改革取得的成果后，得出了传媒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走向公共性。他们认为，传媒的公共性实践是“作为多元主体之一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在为各利益群体提供意见表达和沟通平台的同时，制造社会共识”[11]。这类研究成果虽然跳出了媒介治理已有的含义设定，善于从西方学术话语资源对接中国媒介治理的实践，但是现象分析有余，理论建构不足。由此可见，无论是将媒介治理简化为一种传播范式，还是将其看作基于规范意义上的概念界定，都没有清晰地挖掘出媒介治理概念内涵的丰富性。
综合分析学界对媒介治理的研究成果和不足后，笔者对媒介治理的本土化过程做出如下界定: 媒介在我国作为一种宣传性机构，媒介是治理的对象，这是由媒介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专业属性决定的。媒介组织的事业发展，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的思想宣传、舆论引导工作，关乎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生死存亡。为了防止出现失控，政府需要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规制手段对媒介进行监管与治理，如此才能维护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平稳运行。从“政治家办报”“三贴近”“走转改”到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任务要求，以及两个“四力”(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都是在不同的时期，党和政府对媒介组织、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媒介具体治理要求。随着国家改革全面深入发展，媒介作为治理主体，吸纳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之中，这时媒介不仅是治理的对象，需要进一步加强自我治理，还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参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网络治理的场域中，媒介治理的概念意义有了新的变化: 受控与施控的一体化; 专业性主体与治理性主体一体化。
媒介治理发展转变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条思考路径。一条路径是将媒介视为治理主体的治理框架与模式。2013 年，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面对时代要求，李良荣、方师师在研究中表示“媒介应承担起主体性这一新的社会角色”[12]。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跨学科的视野，从制度政策规制的层面和媒介治理实践现实向度的层面出发，以理论化的研究视角，结合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媒介治理的治理框架与模式进行多维度的讨论。如殷琦通过展现中国传媒治理结构由行政型向经济型体制转轨的演进过程，继而提出构建“国家-市场-社会”[13]多元治理的逻辑框架。第二条路径则将媒介看作治理活动的客体，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国家主导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行业形成的媒介伦理规范，实现对媒介活动的治理。黄月琴认为，“网络问政”虽然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但仍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合理引导和制度化管理。[14]除结合电视问政、网络问政的媒介治理实践研究，这一阶段关于如何治理媒介乱象和媒介伦理问题的研究也相对集中。有学者认为，应当加强媒介自我治理，对于此类现象的解决，叶奕建议应将“政府监督、传媒自律、行业规范、公众监督和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15]这五方面结合起来。
3.第三阶段( 2018—2020) : 媒介治理研究的深化与应用阶段
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的问题更加具体、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更加多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以往对媒介治理相关概念和价值的探讨，转向对网络时代政府治理实践和媒介跨文化治理实践的研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网络直播、县级融媒体中心、疫情防控和国家形象等实践应用领域。例如，滕朋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承载着县域社会治理转型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期待[16]; 喻国明认为，重建信任是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17]，其中应妥善发挥媒介的治理作用; 沈悦、孙宝国认为，媒介治理是社会从权利控制向多元治理转型的协调性支点[18]，以此为研究框架，有利于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历史性共同体叙事模式下，从媒介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规制认同和文化认同四方面形塑中国的国家形象认同。随着我国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 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媒介发展格局和生态，也带来了媒介治理的新变化。媒介治理与数字技术的联姻，使得媒介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显著提高。但是，在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新问题。如彭兰在肯定人工智能技术使社会治理更加有效和智能的基础上，指出算法在进行公民生物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存在侵犯个人隐私、评分机制黑箱以及过度监控等问题。又如郑玄、熊澄宇针对网络谣言的传播扩散机制，提出建立政府、市场与用户三方联动谣言治理的模型，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社会化媒介进行有效的谣言治理。智能媒体时代的媒介治理，所涉及的场域、场景、内容、方式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媒介的边界被打破，媒介技术治理、媒介平台治理、媒介社区治理、媒介舆论治理、媒介各种造假治理等研究，以多学科的视野，呈现繁荣之势。这些成果表明学界对媒介治理的研究正在向纵深拓展，聚焦社会热点和现实问题，以媒介治理主体作用发挥的效能为向导，从治理机制、路径、手段等方面对媒介治理框架与模式进行深入探究。
( 二) 媒介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
通过对所选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共导出 14 个聚类( 参见图 5) ，这 14 个聚类反映了我国媒介治理研究的五大类研究内容( 参见表 5) 。
类别Ⅰ为媒介治理的概念、媒介参与治理的实践和媒介的内容治理，主要包括#0 媒介治理、#13 环保领域、#14 内容治理。聚类#0 的关键词有媒介治理、国家治理、跨文化治理，主要探讨媒介治理的概念、国家治理语境下的媒介角色、媒介的跨文化治理。例如，虞鑫、兰旻对治理媒介与媒介治理分别进行了概念界定，认为治理媒介就是“将媒介视为治理活动的客体”且“治理媒介是媒介治理的一部分”[2]; 而媒介治理则蕴含深刻内涵，它指的是“媒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参与主体，促进公众通过互联网便捷进入网络空间，广泛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协商，从而通过媒介有效地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19]。聚类#13 主要探讨媒介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是如何发挥监督职能、传播环境信息、构建环保意识以及维护公共利益作用的。聚类#14 主要分析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为媒介内容产业带来了困境与挑战，如带来诸如媒介内容失衡、知识产权置空、内容价值链断裂、信息传递风险等风险。
类别Ⅱ为不同媒介形态在参与社会治理时产生的效果与影响，主要包括#1 媒介权力、#2 治理、# 10 媒介形态。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与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使得媒介治理研究的视域和治理实践也在发生变化。聚类#1 主要探讨由于新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特质，导致传播资源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全民化问题，这不仅解构了国家对传播权力的垄断，更对国家组织和治理能力造成了严重挑战。[20]对此朱燕丹、靖鸣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建立移动互联扁平化互动传播方式和引入公民新闻长效机制”[21]三种媒介治理对策。聚类#2 主要探讨随着媒介生态的改变，各种类型的新媒体应用程序走进人们的生活，同时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杨思璐辨析了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的异同，指出应建立起“把关人”制度对短视频行业进行治理; 又如王旭冉、张世海认为应成立“防洗稿联盟”[22]，再通过技术手段和建立制度治理人工洗稿和机器洗稿行为。聚类#10 主要分析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为传媒参与社会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李立景从协同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应当建立“共建、共治、共享”[23]的传媒协同治理模式。
类别Ⅲ为政府利用媒介进行网络治理，主要包括#3 权威、#9 传播治理、#12 公关危机。随着信息社会的繁盛发展，网络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网络的自由与开放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惠及亿万网民的同时也带来风险和隐患。因此，网络治理问题不仅是执政者关注的重点，也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聚类#3 主要介绍网络民粹主义的成因、危害和治理。姚志文认为，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产物，网络民粹主义既是一种“媒介动员策略”又是一种“媒介传播实践”[24]，主流媒体应发挥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聚类#9 探讨在媒介融合政策下，媒体市场化发展路径引发的治理问题。如王维佳指出“媒体市场化不仅不是传播治理的有效手段，反而会带来基层组织力量消解、正当性规范消散和传播民主化程度降低等问题”[25]。聚类#12 探讨处于社会转型期，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极易引发公共危机和激化社会矛盾，政府如何运用媒介进行舆论治理。如李春雷、范帆通过梳理微舆论场的建构过程提出三种有效引导舆论的媒介治理方法[26]。
类别Ⅳ为国家话语体系下媒介治理的实践研究，主要包括#4 流媒体服务、#6 传媒机构、#8 自我规制。聚类#4 主要探讨主流媒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实践。朱琛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例，探讨主流媒体服务国家治理的三点表现和四项实践要点，她认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主流媒体扮演者重要角色[27]。聚类#6 主要描述中国传媒治理结构的演进路径。如殷琦梳理了传媒治理结构在我国从提出到建立再到演变的过程，进而指出在党和政府主导的框架下，我国“传媒机构的自主性正在变强”[28]，且媒介的参与式治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聚类#8 主要介绍我国传媒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规制问题。如张文锋叙述了西方诸国管理观念的治理转向，继而辨析治理体系中替代性规制的利弊，最后点明建构中国传媒治理体系除了需要强化法定规制，还需“引入共同规制和优化自我规制”[29]。
类别Ⅴ为中国传媒产业和传媒集团的治理研究，主要包括#5 宏观图景、#7 比较视野。聚类#5 主要介绍在网络社会风险研究的宏观图景下中国媒介治理的实践。如燕志华认为，随着中国媒介治理时代的到来，社会上存在着六种风险: “两个舆论场直接碰撞的失序风险、将网情视为民意的认知风险、决策民粹化的政策风险、舆论监督走过场的泛化风险、过度传播的异化风险以及官员媒介素养不足的知识风险”[30]。聚类#7 探讨比较视野下，中国在传媒集团公司治理和治理媒介低俗化方面的局限。如李维安、常永新在对比欧美国家传媒集团公司治理的模式后，指出我国传媒集团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三级残缺”的问题，并提出“三级治理”[31]模型( 即政府治理、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机结合) 的解决方法。李文冰则指出我国在治理媒介低俗化方面存在制度缺陷，通过借鉴英美治理经验，表明我国应在“法律体系、民众参与和政府放权”[32]这三个方面进行改善，才能完成治理媒介低俗化的规制建设。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 研究结论
通过对近 17 年来国内媒介治理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梳理，可得出如下结论。从整体上看，我国媒介治理研究如火如荼，不仅年度发文量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尤其在最近两年，关于媒介治理的研究更是表现出增长的凶猛势头，发文期刊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但是研究力量分布极其不均衡，科研成果产出地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武汉等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研究机构少，产出量也不足，属于国内媒介治理研究的“贫瘠地区”。
就国内媒介治理研究的内容与主题分布而言，17 年来，关于媒介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本土化传媒治理结构，到引介西方媒介治理概念、特征基础上，符合我国媒介治理体系构建阶段，再到探寻网络治理、媒介技术应用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传媒产业与传媒发展建设的转型，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多元。但是，研究内容仍然停留在“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阶段，对于具体“怎么做”虽有涉及，但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不够。此外，从媒介对于国家机构或组织的跨文化治理维度看，我国对于媒介治理的跨文化研究相对匮乏。在笔者选取的 162 篇样本文献中，仅有 3 篇文献将媒介治理研究投向全球视野，这样的情况无法满足如今中国对于国家形象塑造以及跨文化媒介治理的期待。对于中国语境下媒介治理理论的建构，也缺乏系统性、深入性的研究，需要重点深耕。
从研究方法来看，在选取的 162 篇文献中有 14 篇是案例研究，国内大部分媒介治理研究，还是偏重借助西方治理理论，对中国传播活动、实践、现象进行观照，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相比之下，国外关于媒介治理的研究则已经应用了 Python 大数据技术、PCA 统计方法[33]等去研究媒介治理、国家治理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其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具体。
( 二) 研究展望
通过对媒介治理研究纵向时间维度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空间维度研究的分析，笔者在了解我国媒介治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政策法规，提出数字传播背景下媒介治理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前景。
1.数字传播时代媒介治理的理论逻辑
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传播媒介的应用发展。媒介已经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范围看，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以移动媒介和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型媒介形态，在社会组织与协调动员方面扮演着核心力量的角色，若是对媒介治理不善，则线上风波将演绎成线下社会性群体事件，甚至会出现暴力、流血、伤亡，危害社会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国际社会风云诡谲，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严峻的社会现实时刻考验着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媒介治理水平。
聚焦中国，从国家治理语境下考量媒介治理，需要突破过去媒介管理社会和媒介结构治理的含义，进一步建构媒介的公共性与主体性。通过运用“新的媒介技术形塑社会交往形态和过程”[34]，将媒介化提升至具统摄性的整体社会观察层次，在公共生活的治理当中嵌入“媒介逻辑”[35]。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大众传播社会学 Mazzoleni 与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大众传播与政治科学系 Schulz 曾指出，媒介化政治( mediatized politics) 的内涵是指“特定形态的政治活动和运作过程”，即“它们不仅依赖媒介的平台和技术，而且部分地遵循嵌入制度的媒介运作逻辑而展开”。[36]尽管政治研究发生了媒介化转向，但“并不意味着要以媒介逻辑取代政治结构的政治运作和制度逻辑”[37]。
要建构一种新的媒介治理理论逻辑，除了讨论媒介与政治的互构关系外，还可以从媒介在参与治理时的主体性角色出发，考察媒介如何发挥多元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治理效能，在这个维度里，媒介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不同于西方国家，在中国，由于政治场域与媒介场域高度重叠，很多情况下传播行为和政治行为的边界十分模糊。因此，“媒介逻辑必然通过被吸纳并整合进体制才能发挥作用，甚至媒介逻辑往往就是政治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38]。同时，媒介治理的理论逻辑建构还要着眼网络媒介技术及生态的变化。现在已经进入数字传播阶段，国家对数字治理转型尤为重视，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需要构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三大战略; 十九届四中全会也作出推进“数字政府治理”的决策部署。数字政府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媒介治理的赋能。从媒介作为治理主体的理论建构方面，媒介的边界不断扩大，聚合效应、资源效应、平台效应日益凸显，媒介治理的生态环境更加交错复杂，必须创新媒介治理理念、运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将技术主导转向政府主导的多元社会治理的共享、共建、共治。有学者已经敏锐看到了媒介治理主体从“信息互联”向“价值互联”转变，治理模式从“分散协同”向“整体智能”转变，治理效能从“单向管控”向“多元协商”转变。因此，媒介治理呈现出“制度治理、技术治理、智慧治理”的逻辑面向。
2.数字传播时代媒介治理的历史逻辑
“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议题，也是一个历史进程。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曾经历“从管治到管理再到治理”三个阶段，而无论是管治还是管理，都意味着一元统治，这明显与多元治理的历史发展潮流相悖。因此，“从统治走向治理，才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39]。由于“媒介与政治构成相互建构和共生的关系”[40]，所以相应的媒介治理也具有历史性和在地化的内涵。但是，通过回顾国内 17 年间媒介治理研究可以发现，学者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西方媒介治理理论与中国具体治理手段的适配性探讨方面，较少从历史的视角深挖我国( 尤其自建党以来) 使用媒介进行社会治理的演化过程。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已经自觉运用报刊，进行舆论引导、宣传政见、动员群众参与政治活动; 改革开放后，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中国社会变革思想启蒙的向导，并参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进入新千年，互联网开始全面渗透社会系统，并逐渐演变为社会发展的 “信息结构基础”; 而今进入数字化阶段，海量数据朝向媒介平台和媒介终端不断聚集，并转变为一种战略性资源日趋显著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深度嵌套，公民数据信息保护成为媒介治理框架的重要议题。由此可见，历史语境的转变和媒介技术的跃迁必然导致媒介治理目的与意义的更迭。现有研究成果的研究重点多放在如何以技术的价值理性驯服技术的工具理性层面，缺少从社会纵向发展的历时性维度去思考。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视角出发，将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对媒介治理的历史性意义的思考，将会是未来媒介治理历史建构的一个重要面向。
3.数字传播时代媒介治理的实践逻辑
随着信息传播和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我国的媒介生态呈现出新旧交错的复杂格局，这样的局面在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也对党管媒体的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网络化到移动化再到智能化，人类的生存生活信息不仅可以被量化，还能够以数据的形态存储，整个社会的治理迎来了 “数字化”挑战。逻辑作为“操控一个特定范畴的特定的规制和资源”[41]，在成为实践之前，隐含着一种“该怎样做”的价值规范，因为它一旦被付诸实践，就脱离了纯粹理性，成为由实践者与环境互动所生成的新的“实践逻辑”。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曾用惯习( habitus) 指代这种实践逻辑，用以强调惯习产生的行为方式与根据规则或固定格式推演出来的行为在规律性上并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当大众传播时代进化为数字传播时代，媒介治理的实践发展必然要踏上数字化的转型之路，即运用数字媒介辅助治理目标，使社会和行业发生深刻变革，实现对政府治理思维和方式的重塑。
数字媒介治理的关键在于数据的广泛采集与安全使用，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数据和媒介的组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快速发展起来的健康码就是利用数字媒介进行社会治理的最好证明。数字化转型与媒介治理的理念、结构和能力等因素的深度融合能够为政府治理实施全方位赋能，如在线政务媒介平台的兴建为公众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同时也拉近了政民之间的距离。尽管数字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内生动力在不断加强，但也给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稳定性和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样从健康码说起，作为特殊时期因应对突发疫情而诞生的媒介产品，健康码的显性优势虽然为我们描绘了一种未来数字媒介治理可能性的新图景，但是我们也看到: 在这次公民生物信息和隐私数据大收集的背后，上演的是以 BAT 为首的互联网巨头为寻求新基建发展，对公权边界的小心试探和对私权领域的深度渗透。因此，在数字传播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除了要不断挖掘媒介治理实践的适应场景，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加强对国民信息隐私保护和对平台数据滥用的有效监管。政府应提高顶层设计和全局性制度建设，以媒介思维叠加数字思维，在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浪潮中，及早搭建起常态化的数字媒介运营管理体系，以应对数据权力失控的安全隐患与社会风险。
当然，对于数字传播时代媒介治理实践的想象还可以更加开阔。当媒介走向融合，媒介治理便会超越传播领域拥抱全部社会生活。在思想政治领域，媒介的治理实践在于以多种方式传播主流价值观; 在社会领域，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媒介发挥下沉底层的治理功能，如县级融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对乡村治理的作用; 在文化领域，以央视频为代表的超高清直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社会舆论加以引流和引导，产生各种“云上博物馆”“网络在线教育”等移动化、社交化、场景化的新业态; 在经济领域，技术驱动、产品驱动、内容驱动、渠道驱动、用户驱动的产业互联网，打造新型产业链和产业生态。除此之外，此前学界没有充分研究的媒介全球治理功能，也将在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如“一带一路”“共同抗疫”等以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微方式，将我国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彻到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以此推动全球传播新秩序、新文明的和谐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