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亚蒙对瓦斯的亚瑟王叙事之改写与英格兰性
内容提要：杰弗里的《不列颠君王史》、瓦斯的《布鲁特传奇》和拉亚蒙的《布鲁特》，特别是它们的亚瑟王部分，代表中世纪盛期英国不列顿、盎格鲁-诺曼和盎格鲁-萨克逊三个主要文化传统并反映出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态。拉亚蒙使用英格兰普通民众的语言、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传统和古英语头韵体史诗风格改写瓦斯代表盎格鲁-诺曼王朝的政治利益和主流宫廷文化的盎格鲁-诺曼语诗作，并且同杰弗里的拉丁编年史互文，将亚瑟王塑造成英格兰英雄和君主，其明显的英格兰性表达出英格兰人的民族立场和文化传承，也预示着英国文化未来的建构与发展。
肖明翰， 外国文学 发表时间：2021-09-22
关键词：拉亚蒙 《布鲁特》 《布鲁特传奇》 《不列颠君王史》 英格兰性
在 12 世纪，英国出现了三部内在关联密切且具有特殊意义的不列颠编年史：不列顿人后裔威尔士学者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 1100?—1155)的《不列颠君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 1136?)、盎格鲁-诺曼诗人瓦斯(Robert Wace, 1110?— 1174?)的《布鲁特传奇》(Le Roman de Brut, 1155)和盎格鲁-萨克逊诗人拉亚蒙(Layamon, 生卒年不详)的《布鲁特》(Brut, 12 世纪末)。说它们关系密切，是因为瓦斯的《布鲁特传奇》是用盎格鲁-诺曼语(在英格兰使用的法语，当时英国官方语言)对杰弗里的拉丁散文著作的诗体翻译和改写，而拉亚蒙的《布鲁特》则是对瓦斯诗作的中古英语诗体的翻译和改写。因此，它们的基本内容大体相同，都是以传说中特洛伊幸存者罗马创建人埃涅阿斯的曾孙布鲁特创建不列颠开篇，叙述了公元 682 年最后一个不列顿王国灭亡前共 99 位大多为传说中的不列顿国王的“历史”。
至于说它们具有特殊意义，则是因为这三部著作分别植根于中世纪盛期英国三个主要文化传统——威尔士人的不列顿传统、盎格鲁-诺曼王朝的宫廷文化传统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日耳曼或者说已本土化了的英格兰传统，并代表不列顿人、盎格鲁-诺曼人和盎格鲁-萨克逊人三大民族的意识形态、政治态度和文化立场。这三部著作和它们的互文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态并预示英国文化和英格兰民族未来的发展。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但都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拉亚蒙这位后来者的诗作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英国，英格兰人(the English)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以英格兰性(Englishness)主要指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
这三部著作中内容最丰富也最有影响的都是其中的亚瑟王部分，它是三位作者编导的不列颠历史大剧的高潮，而瓦斯和拉亚蒙在翻译和改写各自的源本时都对这部分着力最勤;因此这部分篇幅大幅度增加，从杰弗里编年史里稍多于四分之一增加到拉亚蒙诗作里超过三分之一。这些著作里的亚瑟王叙事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后来风靡欧洲多得难以计数的亚瑟王传奇作品，特别是其中那些王朝主题著作从框架到基本内容大都取材于此。同时，亚瑟王部分最明显地表现出三位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民族心理。其中，拉亚蒙在他的叙事里，在他对瓦斯的改写以及同杰弗里的互文中，a 特别明显地表达出他的民族立场和文化传承。
在英格兰文化史和英语文学史上，拉亚蒙的《布鲁特》在许多方面都是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它是《盎格鲁-萨克逊编年史》b 终止后第一部英语编年史体裁著作;它长达 16,096 行，是中古英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乔叟时代英语文学繁荣之前最长的英语诗作;它是古英诗历史终结后第一部英语头韵体长篇，因此也是后来成就辉煌的头韵体复兴运动的源头;它还是诺曼征服后第一部从风格到精神实质都继承和发展古英语史诗传统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表达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意识的作品;当然它关于亚瑟王朝的部分也是英语亚瑟王文学的开山之作。这些表明《布鲁特》在英语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反映出它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和拉亚蒙在诺曼征服后英语语言和英格兰文化文学最低潮时期对英格兰传统的坚持。
拉亚蒙坚持英格兰传统最明显的表现也是《布鲁特》最突出的特征。是当法语诗歌正风靡欧陆和英国、源自法语诗传统的节律体在叙事诗中大行其道之时，甚至他手中的源本瓦斯的《布鲁特传奇》使用的也是该诗体，他却逆潮流不仅使用被社会上层和文化界所不屑的下层民众的英语，而且还使用在诺曼征服后早已在主流文学界销声匿迹的古英诗头韵体。《布鲁特》表明，他似乎是在竭力“复古”。他除使用古英诗头韵体外，还大量甚至尽量使用古英语词汇。卢米斯(Roger Sherman Loomis)指出：“任何一个读过比较多最早的英语诗歌的人都不会对拉亚蒙感到陌生……其词汇绝大多数来自萨克逊语，仅有 150 个罗曼语词汇”(110)。另外，拉亚蒙还在诗作中大量使用同义词和复合词。任何熟悉古英诗的人都知道，出于押头韵、便于演唱时记忆和避免用词重复呆板等方面的需要，古英诗一个特别突出的特征就是同义词极为丰富并大量使用复合词。所以，拉亚蒙诗作里“明显有意识的复古倾向在各语言层次上都表现出来，比如他诗歌的遣词造句和词汇构成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更古老的英雄诗歌的回响”(Elsweiler 2)。
拉亚蒙作品中的“复古”倾向基本上是学界共识，但也有学者指出，诗人受他所处时代的语言和文学潮流影响，也使用了许多“他那个时代的 [英语] 日常词汇 a” (Roberts 113)。另外，他很少使用古英诗里极为普遍的“复合词隐喻”(kenning)，却较多使用源自拉丁和法语诗歌的明喻(simile)。他诗行的头韵也并非像古英诗那样严格，而且他在系统使用头韵的同时还比较普遍使用源自法语节律体的尾韵。当然这些特征并不否定拉亚蒙对古英诗传统十分明显的继承。他是在新的社会、语言和文化文学语境中创作，因此很自然地将新的语言和文化因素吸纳进诗作。这些新因素表明他诗作的开放性并预示英诗未来的发展，也说明他的创作在本质上不是真的“复古”，而是面对现实与未来。
但问题是拉亚蒙为什么要逆潮流为他呕心沥血撰写的鸿篇巨制选择似乎早已“过时”的古英语和古英诗头韵体，而不用他不仅熟练掌握而且与宗教和政治权力、与主流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拉丁或盎格鲁-诺曼语以及当时正广泛流行的浪漫传奇诗体，它们在当时不仅更权威，而且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拥有更广泛受众，自然也更为时髦。拉亚蒙的选择有深刻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根源和他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因素。在诺曼征服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英国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外来的诺曼王室和贵族特别是其上层直到 14 世纪还在竭力使用自己的语言、遵循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维护源自大陆的宫廷文化，他们竭力与他们所征服和统治的民众保持相当距离，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真正本土化或者说英格兰化。所以，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主体的英国广大民众与盎格鲁-诺曼王室和上层贵族之间还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不仅如此，由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英格兰民众与统治阶层之间不时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学者们发现，在 11、12 世纪，在盎格鲁-萨克逊贵族早已被系统消灭之后，当时的年鉴中还有关于“整个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试图反叛的记载(Thierry 362)。到 12 世纪末和 13 世纪前期，即拉亚蒙生活的时代，盎格鲁-诺曼王朝的统治在一些地区仍然遭到英格兰人抵制，而诺曼征服之前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包括古英语诗歌，仍然在那些地区流行。当时流传下来的一些文本中表现出“反诺曼的情绪”(antiNorman feeling)。另外，古英语文本仍然在一些地区传抄;特别是在中部地区的西部(West Midland)，人们热衷于保存英语文献，甚至形成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复兴运动。而拉亚蒙所在的伍斯特郡就在那一地区，因此“拉亚蒙非常有可能受到他所处地区那很明显的盎格鲁-萨克逊复兴运动的影响”(Knight 81)。其实，伍斯特地区一直有维护和保存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传统。诺曼征服后，伍斯特的武甫斯坦主教 a 一直坚持维护并在其布道词中表达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传统和宗教文化。因此，作为萨克逊人后裔和生活在那一地区的神甫，拉亚蒙受当地盎格鲁-萨克逊或者说英格兰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布鲁特》那“古旧的(archaic)语言特征可以被理解为拉亚蒙有意保存或复活盎格鲁-萨克逊文学传统的一种尝试”(Elsweiler 369)。也就是说，他使用古英语特征的诗歌语言具有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现实意义。阿隆斯坦(Susan Aronstein)认为，拉亚蒙的《布鲁特》“反映当时正在增长的英格兰性”(38)。所以严格地说，拉亚蒙并非真要复古，而是在新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表达和发扬他所继承的英格兰古老的文化传统以应对当时代表诺曼征服者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体系。因此，拉亚蒙吸取新的语言材料和诗歌风格表明他并没有脱离现实，而他使用古英语词汇和古英诗风格则体现他的文化身份和政治立场。这两方面在他诗作中相辅相成，并推进了英格兰性的发展。其实，拉亚蒙不仅仅是受盎格鲁-萨克逊复兴运动影响，他的《布鲁特》本身就是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它最重要、最优秀的成果。
任何时代，被征服民族坚持使用本族语言一般都具有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中世纪也不例外。在中世纪欧洲，特别是在不列颠群岛，由于异族频繁入侵强行推行其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因而造成不同民族之间很复杂的冲突局面。在这样的生态中，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之体现的语言往往成为斗争焦点。米德尔顿(Anne Middleton)认为：“中世纪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权威文本进行本土语言化的转化过程，并藉此对权威加以重新界定”。在 12 世纪的英国，权威文本使用拉丁和盎格鲁-诺曼语，而拉亚蒙的《布鲁特》正是对杰弗里的拉丁和瓦斯的盎格鲁-诺曼语权威文本“进行本土语言化的转化”(30)。
英格兰特殊的历史语境及其文化和语言的发展特别能支持米德尔顿的观点。在中世纪，英格兰频遭外族入侵，形成十分复杂的语言和文化局面。特别是诺曼征服后，征服者威廉及其追随者们运用他们在黑斯廷斯战场上以及在随后系统消灭盎格鲁-萨克逊贵族的平叛中获得的不可争辩的政治权力，首先用拉丁语逐渐取代英语的官方和书面语地位，随后盎格鲁-诺曼王朝又用统治阶级自己的母语诺曼底法语作为官方语言。于是英格兰出现教会和学术界使用拉丁语，统治阶级和政府使用盎格鲁-诺曼语，而普通民众主要使用英语、威尔士语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复杂局面。在诺曼征服之前，英语曾辉煌四个多世纪，是当时欧洲唯一的书面和官方民族语言，它独步欧洲民族语文坛，创作出那时期欧洲唯一高度发展的民族语言文学，产生了《贝奥武甫》《十字架之梦》《流浪者》等一系列永远令英格兰人骄傲的文学杰作。然而诺曼征服后，随着英格兰人被征服，英语降格为中下层民众的口语，古英语文学的辉煌也成为过去。
所以，拉亚蒙并非仅仅用“古旧”的英语和头韵体古英诗风格翻译瓦斯的《布鲁特传奇》，在更广泛同时也更深层的意义上，他是在用曾经长期辉煌的英格兰本土文化、古英诗传统和他自己的思想意识对体现当时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诺曼文化的瓦斯源本进行改写。使用诺曼底法语的诗人瓦斯属于盎格鲁-诺曼王朝统治下的安茹帝国之主流文化，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正在兴起的宫廷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宫廷文学的体裁风格对杰弗里的拉丁《不列颠君王史》进行翻译和改写。他将《布鲁特传奇》献给当时欧洲主流宫廷文化文学引领者亨利二世的王后艾琳诺，颇受赞赏。亨利二世随即吩咐他撰写诺曼王朝的“历史”，可见瓦斯对杰弗里文本的改写得到了盎格鲁-诺曼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
如果说瓦斯是正在兴起的宫廷文化和文学潮流的代表诗人的话，那么拉亚蒙显然是已经延续和发展了五个多世纪并产生出丰硕成果的英格兰本土文化和文学传统在当时最重要的传人。如弗莱契(Robert Huntington Fletcher)所说：“瓦斯是一位中世纪法语宫廷诗人;拉亚蒙则是《贝奥武甫》的作者和那位撰写关于埃塞尔斯坦大胜之颂诗 a 的诗人之后裔”(156)。因此，拉亚蒙不可避免地会用他所继承的英格兰文化和文学传统对他所“翻译”的瓦斯诗作进行改写。通过比较他的《布鲁特》和瓦斯的《布鲁特传奇》，我们可以看出，拉亚蒙不仅继承了古英语诗歌传统，而且还继承了古英语诗人们运用在盎格鲁-萨克逊社会仍然保持强大影响的日耳曼传统改写包括《旧约》故事在内的拉丁权威文本的传统。古英语诗人改写《旧约》故事而成的诗篇占现存全部古英诗篇幅约三分之一，是古英语文学特别重要的部分。在这些被称为“《旧约》诗篇” 的古英诗里，诗人们从描写细节、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甚至主题思想等各方面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根据他们继承的日耳曼价值观念和头韵体诗歌艺术对《旧约》故事做了程度不同的改写，取得很高的文学成就，也促进了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文化传统的融合和英格兰文化的发展。a 拉亚蒙承继这一传统，运用古英语前辈诗人改写《旧约》文本的方式，对瓦斯那部服务于盎格鲁-诺曼王朝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布鲁特传奇》进行改写，很好地实现了他在 12 世纪后期的历史语境中继承和发展英格兰文化文学传统的意图。拉亚蒙的改写也包括细节描写、情节叙述和人物塑造等许多方面;但特别能表现他的民族意识和文化立场的是他的删节。实际上，古英语诗人改写《旧约》故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源本中一些不符合盎格鲁-萨克逊受众的文化习惯、不适合游吟诗人演唱的内容进行删节。
当然中世纪诗人对其“翻译”的文本大多进行删节，瓦斯本人也是如此，他删除了杰弗里《不列颠君王史》里包括梅林那十分冗长但却极富不列顿文化色彩的一系列晦涩的政治预言等内容以弱化作品的不列顿文化元素。拉亚蒙对瓦斯的删节中最有意义的是，他删去了也许是瓦斯对杰弗里原作最重要的改写和他最具特色的贡献。瓦斯用盎格鲁-诺曼王朝所代表和提倡的宫廷文化改写杰弗里的“史书”，在亚瑟王部分增加了许多关于骑士精神和宫廷爱情的内容，描写女士们观看骑士比武和表现豪华优雅的宫廷活动。瓦斯在很大程度上将亚瑟王和他的武士们塑造成浪漫传奇里风度翩翩、勇武而高雅的骑士，使他的诗作具有相当突出的浪漫传奇风格和色彩。由于这些改写主要是依据亨利二世和艾琳诺所倡导的宫廷文化、价值标准和王室活动，瓦斯的《布鲁特传奇》自然有利于和服务于盎格鲁-诺曼王朝在不列颠的统治更为合法化和合理化的政治和文化意图，所以盎格鲁-诺曼王室对他的《布鲁特传奇》十分赞赏。然而，拉亚蒙将瓦斯诗作中这些具有浪漫传奇色彩和表现盎格鲁-诺曼王朝宫廷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部分几乎全部删除，正如他将瓦斯原作标题中的“传奇”(roman，即“浪漫传奇”)断然删去一样。他删去瓦斯作品中那些非常优美、在当时十分流行的具有突出浪漫传奇色彩的部分，显然是基于其文化立场而非为增加作品可读性。他出于英格兰人的身份认同和对盎格鲁-诺曼王朝的抵触情绪，似乎不愿接受瓦斯这些宣扬盎格鲁-诺曼王朝的宫廷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加之浪漫传奇的风格和特色也与他在叙述亚瑟王的英雄业绩时使用的古英语史诗体裁和风格不太兼容，所以他系统地将这些内容删除。另外，十分值得注意而且的确很有意义的是，后来在 14 世纪末出现的那部也使用头韵体而且在那时期所有亚瑟王文学作品中最突出表现英格兰民族意识的优秀诗作《亚瑟王之死》，也几乎没有宫廷文化和浪漫传奇元素，却同拉亚蒙的《布鲁特》一样具有史诗性质。
其实，拉亚蒙删除瓦斯源本里亚瑟王部分表现骑士精神和宫廷爱情的宫廷文化内容，似乎也并不仅仅或者说并不完全是源自他个人的好恶，因为他诗作中宫廷文化的缺席，不仅在当时甚至在随后一个半世纪的中古英语文学中也并非孤例。拉亚蒙删除来自大陆传统的宫廷文化有更深层的原因，它反映出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社会和文化分裂的现实以及英格兰本土文化的重大影响。在 12 世纪中期以后，当宫廷文化在欧陆兴起和以骑士精神和宫廷爱情为主题的浪漫传奇文学在大陆流行和繁荣之时，宫廷文化作为安茹帝国的主流文化也突出表现在英国文学中，但其影响主要限于盎格鲁诺曼语文学。实际上，在 14 世纪中期乔叟创作出《公爵夫人书》之前，英语文学中没有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宫廷诗歌(Richmond 147)。
前期中古英语文学与宫廷文化的脱节，一方面是因为那时英语文学中原本就没有表现宫廷文化的传统。其次，植根于英格兰普通民众和英格兰本土文化的英语文学与盎格鲁-诺曼统治阶级及其文化之间存在相当距离，英语诗人们对还没有英格兰化甚至刻意不认同乃至鄙视他们所统治国度的本土文化的统治阶级颇为反感，所以他们对宫廷文化这种“异质”文化敬而远之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姿态和文化策略。直到英格兰王室和上层贵族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最终英格兰化以及他们的宫廷文化最终同本土文化融合而形成统一的英格兰民族文化，这种状况才彻底改变;其重要标志是，在英语文学大繁荣的乔叟时代，在不仅以乔叟为代表的伦敦派宫廷诗人们的作品里，而且在古英诗传统的头韵体诗歌复兴运动的许多杰出诗作如《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中，都同时表现出宫廷文化和英格兰本土文化以及它们的和谐与统一。
如果说拉亚蒙删除与盎格鲁-诺曼王室相关联的宫廷文化反映他对古英诗传统的继承和对英格兰人文化身份的表达的话，那么他在改写瓦斯诗作时所给予的一些重要增添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他对亚瑟王出生的描写很有意义。其实杰弗里、瓦斯和拉亚蒙对亚瑟王的出生的描写都很好地反映出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化立场。在这一事件的叙述中特别有意义的是，亚瑟出生后，杰弗里将他交给不列顿传统的代表魔法师梅林抚养以强调这位将征服欧洲的英雄的不列顿文化血统。瓦斯却删去了这一内容来淡化亚瑟身上的不列顿色彩，这与他把亚瑟王盎格鲁-诺曼化的整体倾向一致。最有意思的是拉亚蒙，他按《圣经》里耶稣出生时东方三贤前来献礼的情节，描写仙女们前来向初生的亚瑟献礼，只不过她们献的不是东方三贤的黄金、乳香和没药，她们的礼物是使他“兴旺发达”的“力量”“财富”和“长寿”(Layamon 177-78)。更重要的是，拉亚蒙将初生的亚瑟交给拥有盎格鲁-萨克逊“血统”的仙女们抚养。
拉亚蒙的改写增加了亚瑟王这个人物的神秘性，为他超凡的力量和辉煌的业绩做了铺垫。在这点上，拉亚蒙更接近杰弗里，他们都让亚瑟由本土民间传说中具有神秘力量的梅林或仙女们抚养长大以凸显他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不同的是，拉亚蒙在这里把对亚瑟王朝的创建与兴盛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那位不列顿魔法师改成仙女们，而他笔下的仙女 alven 是一个古日耳曼词，也就是说，这些仙女是出自日耳曼传说，因此代表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传统。这样，拉亚蒙就巧妙地把杰弗里笔下的不列顿英雄置于日耳曼文化传统之中，这显然与他致力于英格兰化亚瑟王的基本倾向一致。实际上，仙女们赋予亚瑟王的力量、财富、长寿(包括永恒声名)以及随即提到的慷慨等“礼物”正是日耳曼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阿隆斯坦认为，它们使亚瑟成为“一位贝奥武甫和赫罗斯加 a 类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武士国王”(38)。正是依靠这些“礼物”，亚瑟王后来征服了“世界”;或如拉亚蒙所说：“这位国王将他的人民联合在一起，生活在幸福之中;他靠这些东西，靠他凶猛之威力和不尽之财富击溃了所有帝王”(Layamon 184)。任何读过《贝奥武甫》的人都会注意到，该史诗用了大量篇幅强调英雄时代那些杰出的日耳曼国王们正是依靠“凶猛之威力”和慷慨的赏赐征服对手和获得人们拥护。慷慨赏赐与力量密不可分，也是日耳曼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可以说，拉亚蒙一直试图将亚瑟王塑造成一位强悍的盎格鲁-萨克逊武士君主，而非宫廷浪漫传奇里那种温文尔雅的骑士国王。他对瓦斯诗作特别重要的改写同时也特别能揭示亚瑟王身上强悍的盎格鲁-萨克逊特质的是关于圆桌出现的那部分。将圆桌引进亚瑟王传奇本是瓦斯的一个突出贡献;自那以后，圆桌成为亚瑟王朝的象征，乌托邦式的圆桌骑士团体也成为中世纪骑士精神的最高体现。拉亚蒙在诗作中自然也保留了圆桌出现的内容，但做了重大改写。在瓦斯书中，为防止骑士们因座次产生冲突，亚瑟王命人制作圆桌，于是骑士们的座位不分尊卑，大家平等相处，表现出宫廷的典雅与祥和，同时也反映出亚瑟王的睿智和对骑士们的爱护。整个过程的叙述不到半页，然而拉亚蒙却为圆桌的出现增添了血腥冲突和亚瑟王严厉镇压的叙事，篇幅也长达数页。事件发生在圣诞庆宴上，参加者按地位尊卑在亚瑟王和王后以下落座，然而这些桀骜不驯的武夫很快就因为座次发生冲突，先是面包开始飞，然后相互扔酒杯，随即刀剑相向，于是一场混战，血肉横飞，不少人死于非命。
亚瑟王对武士们竟然如此蔑视其权威深感震怒。他命令道：“全都坐下，而且要快，否则处死!”然后他下令将最先动手之人用绳子拖到沼泽地淹死，并把他所有“近亲的脑袋”用“宽刀”砍掉。他家族中女人也难逃厄运，她们的鼻子全被割去“以毁坏她们的容颜”，这样她们就再也嫁不出去。亚瑟王说：“我要灭掉他的整个家族。”他宣布，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不论地位高低一律处死，并命令所有的人立即发誓遵守。在用血腥的手段结束这场混乱之后，他吩咐宴会继续，众人怀着对“亚瑟王的恐惧”重新落座。后来，一位自称手艺高超的智者建议为亚瑟王制作一张圆桌。他告诉亚瑟，有了圆桌，“直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再有情绪冲动的骑士在你的宴会上打斗。”圆桌建成后，骑士们坐下吃肉喝酒，像“兄弟”和“战友”一样亲密无间(209-12);圆桌上自然再也没有争端和打斗。
从瓦斯和拉亚蒙对圆桌出现这个亚瑟王传说中的核心事件大为不同的描写可以看出，他们代表不同的传统，而圆桌也体现不同的价值观。瓦斯强调圆桌体现骑士精神，表现骑士们的平等和友谊，它维护着宫廷里的安定与祥和，是宫廷文化的象征，而下令建造圆桌的亚瑟王本人则是代表宫廷文化的骑士君王。然而在拉亚蒙诗作里，圆桌是由一位智者根据动荡冲突的现实和王权与秩序的需要提议建造，而它表面上代表的平等精神早已提前被发生在血腥冲突之后的残酷镇压以及在死亡威胁下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在亚瑟王面前发誓的情景所颠覆。所以这张圆桌真正体现的不是平等精神，而是亚瑟王的威严，是至高无上的王权和骑士们被迫遵守的秩序。亚瑟王也不是温文尔雅的骑士精神的代表，而是封建等级社会中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专制君主和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内外冲突的血雨腥风的中世纪英格兰不可或缺的秩序维护者。相对而言，瓦斯诗作中的圆桌是富含理想色彩的浪漫意象，而拉亚蒙笔下的圆桌则是更具现实意义的王权象征。
由此还可以看出，除圆桌本身的象征意义外，这段关于圆桌出现的描写对亚瑟王的性格展示特别重要。拉亚蒙以此塑造出一位犹如在古英语英雄史诗里那类在乱世中用铁血手段维持权威与秩序的强悍君主。同样展示亚瑟王威严形象的内容和细节在拉亚蒙的改写中还有许多，比如在亚瑟王即将率大军渡过海峡与罗马决战之时，诗人增加了亚瑟王关于火龙与怪兽搏斗的噩梦。亚瑟王惊醒后，“深感恐惧，大声呻吟”，然而“在他自己说出原因之前，天底下没有骑士胆敢向他询问”。当亚瑟王讲出梦境后，从“主教们”到“哲人们”以及圆桌骑士，全都竞相“尽其智慧”从“最好的方面解读”，而“没有人胆敢稍微朝坏的方向解释，因为他们都怕失去对他们很宝贵的肢体” (235-36)。这样，诗人非常巧妙也很幽默地用属下对他的敬畏来进一步颠覆瓦斯诗作里骑士国王亚瑟那高雅仁慈的形象和他与圆桌骑士们那种亲密无间的乌托邦关系。拉亚蒙如此对亚瑟王去浪漫化一直持续到他的亚瑟王朝戏剧的终场。
瓦斯的确也突出描写了亚瑟王朝的强盛与亚瑟王的权威，但他特别强调亚瑟王宫中和谐高雅的宫廷氛围，赋予亚瑟王骑士品质与美德，这样他就将亚瑟王朝和代表新型宫廷文化的盎格鲁-诺曼王朝在文化传统上连接起来，亚瑟王朝也就成为以亨利二世为代表的盎格鲁-诺曼王朝的文化和政治先祖。与之相对，拉亚蒙则通过系统删除瓦斯附加在亚瑟王传说中的宫廷文化元素和亚瑟王身上的浪漫传奇色彩，将他置于英格兰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突出其威严的君主形象，并在故事中增加大量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元素，从而将亚瑟王和他的传说英格兰化。换句话说，拉亚蒙通过他的改写，最终将瓦斯笔下盎格鲁-诺曼式国王和杰弗里书中的不列顿国王成功改造成盎格鲁-萨克逊或者说英格兰君主。他为亚瑟王安排的结局也表达了这一意图。
在亚瑟王传说中最引起争议、最令不列顿人动感情同时也最突出地被赋予政治和文化意义的是亚瑟王的结局。当亚瑟王战胜罗马大军杀死罗马皇帝后，正准备进军罗马之时，国内传来他的外甥、摄政王莫德雷德 a 篡权叛乱的消息，他只得回师平叛。经过残酷决战，亚瑟王杀死莫德雷德，自己也身负重伤。早在杰弗里等人的“历史”记载出现之前，关于亚瑟王负伤后被仙女们接到不列顿人的乐土阿瓦隆岛，在那里治好了伤，正等待机会回到不列颠拯救他苦难中的人民的传说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不列顿人对此深信不疑。1113 年，一群来自不列塔尼的修士手下一位仆人在康沃尔因竟敢质疑亚瑟王还活着的传说而挨揍，而且尽管是在神圣的教堂内，还是引发了一场骚乱。
由于不列顿人坚信亚瑟王会回来拯救他们，影响到王国的安定，因此盎格鲁-诺曼王朝采取措施破除亚瑟王还活着的神话。亨利二世曾通知格拉斯哥修道院说，一位不列顿预言家告诉他，亚瑟王安葬在该修道院，并授意修士们寻找亚瑟王陵墓。他宣布自己和王后将去拜谒亚瑟王陵，但他还未能成行就于 1189 年去世。两年后格拉斯哥修道院宣称，通过发掘已发现亚瑟王和王后的遗骸，并说墓中有刻着亚瑟王和王后名字的十字架。1227 年，爱德华一世在征服威尔士后，面临不列顿人新的叛乱，于是他和王后率王公大臣于 1228 年复活节前往格拉斯哥拜谒亚瑟王陵，并大张旗鼓地将所谓的亚瑟王和王后遗骸迁葬新建的豪华陵墓。a 那是一个十分高明的政治策略：他既向不列顿人表明盎格鲁-诺曼王朝是亚瑟王的继承者，也向他们证明亚瑟王的确早已死去以断其念想。
由于亚瑟王和他的结局已被赋予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和政治利益，杰弗里等编年史家以及后来的亚瑟王文学的作家们，包括三部著名的英语《亚瑟王之死》的作者，都对亚瑟王的结局精心处理，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思想意识。作为不列顿人，杰弗里显然希望亚瑟王还活着;但作为编年史学者，他不得不同民间传说保持距离。所以他似乎只是在陈述事实，说亚瑟王受了“致命伤”，被送去阿瓦隆。至于他死没死，杰弗里则不明说。不过，后来在撰写《梅林传》时，他似乎感到不必太受编年史体裁束缚;所以他在该书里说，受伤的亚瑟王被梅林和先知塔里森送到凯尔特人心目中永远春光明媚的乐土(fairyland)，受到岛上九个仙女之首仙女摩根(Morgan la Fay)照看。摩根答应，她将治好亚瑟并照看他，直到他离开阿瓦隆回去拯救不列颠。
与之相反，瓦斯作为盎格鲁-诺曼人，如同盎格鲁-诺曼王朝一样，自然不相信也不希望亚瑟王还活着。但作为喜欢描写奇异事件的浪漫传奇诗人，在表面上，他还是像杰弗里一样也对亚瑟王的结局做了模棱两可的处理，没明说他是否活着。但他说：编年史撰写人“安慰”人们说，“亚瑟自己也受到致命伤。他 [编年史撰写人] 将他送到阿瓦隆治疗。他还在阿瓦隆，不列顿人还在等待着他的归来”(Wace 113)。有意思的是，是编年史家(自然是指其源本的作者杰弗里)而非传说中的仙女们或者魔法师梅林把亚瑟王送到阿瓦隆，而那也只是为了“安慰”那些在苦难中还满怀期待的不列顿人。这其实很巧妙地否定了民间传说，也间接颠覆了杰弗里的意愿。换句话说，他是在暗示：杰弗里是在撒谎。
拉亚蒙的处理更有其特别之处。他让身负重伤的亚瑟王自己宣称，他将前往阿瓦隆，与那些“最美丽的仙女们”在一起，“女王阿甘特，最美丽的仙子，将治好我的伤”， “将来我会回到我的王国，同不列顿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阿甘特即仙女摩根。拉亚蒙随即说：“不列顿人仍然相信他还活着，在阿瓦隆同最美丽的仙女们在一起;不列顿人至今仍然期盼着他会回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真相，没有人能讲出更多关于亚瑟王的情况。但从前有位圣哲名叫梅林;他说——他的说法真实可信：一位亚瑟王将会来帮助英格兰人”(264)。拉亚蒙首先让亚瑟王自己说他会回来，随即讲不列顿人相信他会回来，然后由诗人自己或叙述者出面说没有人知道真相，这实际上一步步减弱了亚瑟王回归的可信度。也就是说，除了亚瑟王自己的承诺和不列顿人的信念之外，亚瑟王还活着并将回来之说没有任何其他根据。在这一点上拉亚蒙同瓦斯倒是比较一致。但瓦斯质疑不列顿人关于亚瑟王还活着的传言是出自盎格鲁-诺曼王朝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相反，拉亚蒙颠覆不列顿人的传言则是出于盎格鲁-萨克逊人或者说英格兰人的利益。所以他借不列顿人最信任的梅林之口说：“一位亚瑟王将会来帮助英格兰人”，并强调“他的说法真实可信”。这是意义特别深刻的改写。他巧妙地在亚瑟王之前加了一个不定冠词，于是将“亚瑟王”换作“一位亚瑟王”(an Arthur)，同时又把“将回来”(will come back)改为“将会来”(will come)。这其实是在暗示，那位亚瑟王已经死去，但另外一位像亚瑟王那样的英雄将会出现，然而他不是来拯救不列顿人，而是“帮助英格兰人”。正因为如此，拉亚蒙才在诗作中一直在竭力将亚瑟王英格兰化。后来都铎王朝的创建者亨利七世(1485—1509 在位)几乎是如法炮制。他重新阐释亚瑟王传说，把自己说成亚瑟王后裔，试图要人们相信“不是亚瑟王自己，而是其后裔亨利七世在需要之时(玫瑰战争中)已经回到不列颠恢复秩序”(Lupack 340- 41)。为了加强说服力，他还将长子取名亚瑟。
从杰弗里的《不列颠君王史》到瓦斯的《布鲁特传奇》，再到拉亚蒙的《布鲁特》的演化，我们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看到诺曼征服后，特别是处于欧洲转型期的 12 世纪文艺复兴之环境中，英格兰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民族状况以及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博弈。三位作家从各自的民族、政治和文化立场书写不列颠“历史”;在不同程度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将不列颠历史，特别是其中的亚瑟王部分，讲述成他们自己族裔的历史，或者说为自己族裔的政治文化服务。意在讲述“英格兰人之高尚业绩”的拉亚蒙在两位先驱的基础上充满自信地用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传统和古英语英雄史诗风格改写瓦斯诗作，使亚瑟王部分成为古英诗传统的英格兰民族史诗;或如皮尔索尔(Derek Pearsall)所说，拉亚蒙的《布鲁特》“以巨大的民族自豪之活力与热情扩展亚瑟王部分，使许多人将其宣布为第一部甚至是唯一一部英格兰民族史诗”(16)。
但另一方面，这三部书写同一“历史”的著作代表三个文化传统，这也反映出英国特别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它们都是英国文化的核心组成。本文重点分析了拉亚蒙对瓦斯著作的改写和与杰弗里著作的互文，其实他选择对他们的著作直接或间接进行翻译和改写本身就表明，他在相当大程度上对它们认同。三位作者的立场、视角、利益和意图不同，有时甚至对立，但在总体上，三部著作的基本内容相同，而且三位作家对不列颠的历史，特别是对亚瑟王朝的基本态度比较一致，都把亚瑟王塑造成民族英雄，都对亚瑟王朝的辉煌业绩由衷地感到自豪。因此，由特洛伊人布鲁特开创和以亚瑟王朝为中心的不列颠“历史”也就成为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三部著作中也看到那三大文化传统之间不仅有矛盾冲突，也有相互借鉴、影响与融合。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三大族裔之间互动日益密切，三大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也不断加强。拉亚蒙对瓦斯以及对杰弗里的改写与互文预示着，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传统与不列顿和盎格鲁-诺曼传统通过长期的竞争与融合，最终将在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主体的统一的英格兰民族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形成之时，共同建构成以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为基础的统一的英格兰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