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力量何以永恒——从刘恒有关电影的创作美学论切入

　　摘 要：电影成为当代主流文化消费的艺术之一，有关怎样的电影能被称作经典艺术的发问反复出现。刘恒关于电影的本体论、创作论和电影人论提供了一种可谓清晰而辩证的思路。他提出十五组反义词，发掘电影的政治、社会和艺术等多重力量;兼顾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提升了商业电影、大众电影的艺术地位。他的电影创作论，为青年导演提出了对电影的新的想象，并且为电影创作的实际落地提出了可行的方法。

　　李晶，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发表时间：2021-09-03

　　关键词：刘恒 电影 艺术的力量 本体论 创作论 电影人论

　　一、电影的多元力量

　　语言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具体而言，口语、书面语、图像……都是语言的表达形式，也是人存在于世界的多种方式。通过文字，文学书写诗意，讲述故事;运用线条、色彩，绘画描述世界，表达情绪;组合画面和声音，电影以银幕呈现世界，传达情感。刘恒认为，在表达相同内容的时候，选择的语言表达形式不同，最后产生的效果具有差异性①，而效果差异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不同语言表现方式的不同力量所决定的。围绕电影的效果来说，刘恒指出电影的效果，展示出电影的力量;电影的力量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艺术力量。

　　电影作为文化政治博弈，其政治力量展现出，从国家竞争到人类创造的递增。在电影的三个力量中，政治力量位居首位。当前国际社会，最鲜明的表征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博弈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融合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构成国家间的立体博弈，文化也属于综合立体博弈的一部分，电影作为文化政治博弈的一部分，承担了巩固国家安全与丰富人类创造成果的使命。一是守卫使命，对外来意识形态及文化的甄别过滤;二是输出使命，电影的政治力量的关键在于本国文化的输出，当然所有的文化都不是完全等同的，异质文化间遭遇之时，无法避免产生误读，甚至是矛盾和冲突，因此，如何异中求同，怎样异中存异，电影承担了化解冲突和融合交流的任务。尽管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其他的力量也在发挥各自应有之力，比如小说跨国界的输出，但是纯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在经历翻译的二次创作后，原作与译作的间隙是难以弥合，小说文字间隐含的信息解读需要具备一定文字素养的受众，阅读小说的受众远远低于观影的人群。而电影传递信息的容量和力度都更具优势，它可以减少文字语言传递信息中的阻力，并能以较为快捷和廉价的传播方式，抵达国外大量的观众面前。

　　电影作为社会教育，其社会力量内涵包罗万象，而教育功能是最重要的部分，这体现在电影能够传达出正确的价值观等正面力量，并能为观众接受。观众的接受基于普遍的人性，阿兰·巴迪 欧 称 之 为“ 一 般 人 性 ”(humanité générique)”①。比如，美国人、中国人、英国人、埃及人都能够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喜欢卓别林的电影，并从中收获人类共有的欢喜与辛酸;或者，从积极方面看待超级英雄影片的效果，此类电影展示了人类团结互助的情境，激发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正义感。电影作为一门大众艺术，其受众数量的庞大，使得其一旦发挥出教育的效果时，电影的社会力量则能够胜任社会成员的教育。

　　电影的艺术力量较政治、社会力量而言，更具深入性、牢固性和持久性，艺术力量是三重力量的核心②。刘恒认为，艺术的力量来自于艺术经典。经典能超越时空，抖落曾经附着于其上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属性，保持艺术纯真的内涵本质，给予后世艺术滋养。换种说法，某艺术因其内在的深刻性，连接人类共通的感受。当人类的共通感在艺术经典中串联时，艺术的力量得以显现，它触发人的感动，通过情感与理性的进一步交融，人意识到人生的意义，最终，电影的艺术力量孕育出涵化的作用 。

　　电影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艺术力量，三者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政治力量在国与国的竞争中，体现出防守与输出的态势;社会力量在面对观众时，施展出教育宣传的力量;艺术力量则抵挡时空的侵蚀，保存了经典的价值，展示出化育人心的作用。

　　找出不同领域、概念和事物之间的差异，其实是初步的，正如电影的三个力量，它们各自的属性相异，但是如何求同存异，发掘差异中的共同之处，则需要哲学思维的介入。刘恒指出，三个力量的共性都涉及“形而上”“形而中”以及“形而下”的问题。形而上可以用中国道家的“道”解释，理解为主旨或理念;形而中是共性中的核心，是指电影人的品质和状态;形而下则可以理解为 “器”，即运用具体的工具和创作手法。本质上，刘恒的分类范式反映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他将形而上中下分别对应天地人三才。不同于西方的主客对立，中国的三才观念是三者的紧密结合。刘恒在论述形而上中下时，并非泾渭分明、彼此毫无指涉，而是采用了十五组反义词，清晰梳理出电影中具体的形而上中下,体现出相互链接的圆融平衡状态。

　　二、电影本体论:形而上

　　刘恒对电影形而上的看法，本质上是他的电影本体论观点，他认为电影的本质是“道”的体现，“道”的内容具体表现为生死、爱恨、善恶、祸福和新旧等主旨或理念。

　　首先，刘恒对艺术的起源做了论述，进一步讲解艺术的资源和动力。人类所有的生产生活活动都围绕着生与死，艺术作品的主旨总是离不开生死的主题，其中，死亡是永恒的创作来源。刘恒从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威尔第的生命遭遇和艺术创作中，发掘出死亡对于艺术的启发和推动，他回溯艺术与死亡的关联，认为艺术起源于巫术，因为人对死去亲人的回忆，以及对生的渴求，使得原始巫术产生出将人留下来的替代物，比如在死者脸上倒模，制作出面具，并在面具上做一定的描绘①。面具的产生相当于死者的身体在场，这种转换方式代表了早期艺术起源之际，人以图像(面具)充当身体，以面具的在场象征生的在场。以至于出现岩画、绘画、雕塑等，今天视为艺术的产物，其背后都根植有深刻的生死观念，以至于19世纪出现摄影术之后，照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攻人像摄影，背后透露出人希望通过影像将生的另一种可能留在世界。正是在梳理艺术的起源问题上，刘恒发掘出，艺术的产生填补了人类 “向死而生”的愿望。艺术永恒的主题是生与死，本质上，艺术的永恒在于人本身，人对生的渴求是艺术不绝的源泉和永恒的动力支撑。

　　他提出，由于竞争的缘故，人产生了爱恨。爱恨的触发点，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之争，并产生出恨意和恨的行为。他关于爱与恨的解读是从社会属性的角度出发，比如，他列举《小丑》《寄生虫》等电影，指出影片中的主人公的恨，来自于社会竞争的不公与打击。但是，这一观点有待补充。笔者认为爱并不仅仅来自于竞争，比如父母与子女之爱，则更多地体现出了人类无私的情感范畴。例如《钢的琴》里的主人公，面对下岗和离婚的双重打击，想尽各种办法满足女儿拥有钢琴的愿望，最终，钢琴真的以“钢的琴”的方式出现。外国影片《美丽人生》也是讲述了父亲对孩子的疼爱，为了不让儿子受到战争的摧残，父亲“欺骗”孩子说纳粹集中营是一个赢取礼物的游戏场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营造出童话的氛围，最后，父亲惨死在纳粹枪口下。这两部影片的主人公，本可把投入在孩子们身上的一切，转为自己生命保存的可能，但他们都选择了前者，这都是出自于对子女无私的爱，才会促使他们迎难而上，甘于奉献自己的所有。

　　为什么刘恒没有提及爱的无私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或许可以解读刘恒观点的实质。刘恒的创作生涯起步于文学写作，其小说《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作品中，都展示了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悲观主义的笔调，而这种创作倾向，也体现在他转向电影剧本的创作领域，依然保留着对普通人现实处境的直接揭露，类似于鲁迅对人性的冷峻的态度和一针见血的书写。刘恒直言“：我读了他几乎所有作品，包括日记和书信。那种痴迷的阅读刚好发生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印象太深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理智可言。他对我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②刘恒的创作倾向，决定了他对人本身保有冷静的思考，这是阐释其电影创作美学不可忽视的方面。

　　除此之外，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刘恒将人性的无私放在善与恶的抉择中。在他看来，决定人类活动取向的是竞争，正因为竞争之残酷，因此，造成了两种分化。一种是“恶”的想法在竞争中凸显出来，诸如暴力电影;另一种则是“善”的观念的突围、竞争而促发人性的正面性、光辉点和崇高处，如刘恒的《秋菊打官司》《漂亮妈妈》《张思德》《云水谣》。

　　正是因为对人的聚焦，对人的命运与个体的遭遇的关注，刘恒提出第四组反义词——祸福。在他看来，祸与福的转化都是人生的常态，因而人的命运具有不可预测性，所能拥有的幸福又总是相对的。面对祸福的剧烈变化，人总是会心生恐惧感，现代人的焦虑与日俱增，而艺术将这种不可预知的经过与未来剖析展示出来，创造出抚慰人心的精神价值。

　　最后，刘恒的电影本体论落脚于对新旧的思考。他既不赞同“旧”阻碍“新”，也不赞成“新”打败“旧”，而更倾向于新旧之间的平衡。其实，刘恒仅将这一组反义词点到即止，但是从他的态度可以推知，电影的主旨与理念并不是固守的存在，也不是一味地逐新，人类艺术的主旨具有永恒性，如生死、爱恨、善恶、祸福，都是历史中人类需要面临的主题，但是历史的发展，不仅有共性，也有不同时代所产生的差异性，即新的主旨或理念、新的主题的出现，而这个“新”正是某一时代特有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所提出的新旧，正好概括了其电影本体论，电影的本质是“道”，“道”的内容是人类共有的、永恒的生死、爱恨、善恶和新旧的主旨，而新旧既属于电影本质的不变性，也涉及了电影本质不变之中的变化，稳定之中的动态化。

　　三、电影创作论：形而中和形而下

　　围绕电影本体论的阐述范式，刘恒还提及了电影的“形而中”和“形而下”的十组反义词，本文将后两者合称为刘恒的电影创作论，分别对如何创作电影做了宏观分析和微观把握。

　　刘恒认为电影力量的“形而中”，涉及人的 “心”①，处于形而上中下三者中最核心的位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在天地人三才中，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的存在和人语言的创造(在这里可以狭义地理解为艺术)，才能连接起天地万物。电影是人的语言在现当代的创造物，刘恒对电影创作的五组反义词，构成了其对电影创作的理解，本文将之称为刘恒的电影创作论的宏观内容。

　　刘恒提炼出，悲与喜是电影的表达形式，从外延上看，电影分悲剧与喜剧;从内涵而论，电影展示人情绪中的悲伤与喜悦。他认为，最好的艺术表达形式应为悲与喜的融合，比如电影《小丑》中的主人公，总是以悲喜混杂的情绪流露，给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电影的创作表达应努力挖掘出多元复合的人类情绪，单一的悲剧或单一的喜剧并不是人生的常态，艺术来源于生活，理应表达出人类情感的复杂状态。

　　对于电影表达的态度，刘恒总结为“信”和 “疑”，前者是一种正向的信念，通过创作，将电影中的正能量传递给观众，比如国庆献礼影片对主旋律的宣传颂扬。后者“疑”则是一种批判的态度，电影的创作需要对准现实中的问题和阴影，并保持正向引导的姿态，不是以残酷回馈现实的残酷，艺术也应高于生活，指出残酷中细微的温情。

　　雅与俗的问题，一直都是艺术领域相互博弈的风格范畴，电影的创作也不例外。刘恒指出，电影在上世纪早期至中叶，属于“雅”的领域，备受精英推崇，随着资本的介入，电影的商业化、大众化特征压倒了对“雅”的追求，因此，现在的电影创作，面临是否需要“雅”的创作，以及这种创作何以可能的问题。对此，刘恒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商业化的处境下，优秀的电影人依然可以创作出既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这方面成功的范例有《集结号》。该影片由刘恒担任编剧，故事放弃传统的英雄主义叙事，转为记录普通士兵的故事，挖掘出人性中朴素而光辉的一面，该片收获大量优质好评，并获得近2.6亿的票房，称得上既叫座又叫好的国产影片代表。王一川认为，该片成功融合了电影的主导价值、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实现政府、专家及公众的三重好评，具有深远的转型。② 至于“俗”的问题，大部分的电影都对此有所涉猎，这取决于电影本身是一门大众艺术，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属，电影的受众群体决定了其本身，不可能脱离“俗”，不可能不涉及大众的日常本身。刘恒指出，电影的创作必须落到地面上，不能脱离底层，必须关注底层小人物的情感与遭遇，有时甚至需亲身经历生活的严苛。纵观刘恒的创作生涯，其小说、影视剧本等的创作与改编，都聚焦小人物的生存和命运，以平等的视角看待一切，具有鲜明的平民主义情怀。正是精妙地运用“俗”这个风格范畴，刘恒的创作踏出一条不媚俗、不庸俗和不恶俗的“俗”的艺术创作道路。

　　关于电影的虚实问题讨论，也是他对语言的认识，以及对电影创作构思的思考。一直以来，对电影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电影是现实的再现，因此，电影反映现实，以及从一定程度上讲，电影是现实的记录。但是，刘恒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同一内容用不同语言表达，所呈现的效果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作为语言表达的主体——人，其感性与理性是不稳定的存在，总是处于变动之中，这两者共同影响语言的表达使用，因此，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相同的内容，会产生具有差异性的结果。刘恒的艺术语言观体现出其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倾向，即语言不是真实的，语言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是游移多元的，不是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对语言的怀疑，打开了刘恒对电影创作构思的讨论，正因为语言本身不可信，艺术的创作反而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合法权，作者运用电影语言时，可以摆脱逻各斯的完全控制，能够进行探索、触摸和猜想，打开日常生活中紧闭的边界，创作的思维活动把想象的虚构与外在世界相协调，甚至丰富的想象活动超越现实世界的界域。就像《流浪地球》，构造出未来地球的命运和生活图景，使得人对自身存在有所深思，并延伸至未来之境，链接起当下、现实和将来，而目的是回到当下的处境中。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循环过程。电影的创作构思是超越时空限度，指向未来的某一时空，但是创作的构思同时反指涉当下的境况，而这一切的实现都依赖于创作构思的想象与虚构的运用，于是，虚构在电影的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对电影创作的讨论中，刘恒流露出对电影商业属性的关注。一方面，他指出电影主题表达得越深刻，影片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也就越高;另一方面，他没有回避电影深刻化、精英化会导致的问题，因此，他明确表明电影本身具有商品的特征，制作电影要慎重考虑艺术深刻与商业普及之间的平衡。为此，他提出“深”与“浅”的讨论。电影作为不纯的艺术，本身就离不开钱这个话题，上世纪早期，本雅明就考虑到电影并不是单一的成就，决定电影演员成就的并非演员自身，而是来自于灯光、资金等多个因素的成就集合，这就意味着电影的诞生包含着价格不菲的投入，它必须面向广大的观众群体，观众成为支付投入的重要群体。①到 21 世纪初，巴迪欧也认为，电影是一种绝对不纯的艺术，它产生于独特的物质组合，需要技术资源、地点、材料布景，还需要文本、身体、声音等等，还需要不菲的资金支持。②本雅明和巴迪欧都认同电影并不是纯粹的艺术形式，在电影身上，展示出艺术与商业之间最大的对抗共生性。电影自产生之初，就与商业息息相关，与大众的接受密不可分。在最大的程度和最多的数量上而言，电影不可能是孤芳自赏，尽管我们并不否认有这样的电影存在，电影作为一部作品和商品，其完成的结果达成依赖大众的参与。这种参与来自两方面，一是电影的诞生依赖资本的投资，而投资意向依赖潜在的大众购买群体;二是电影艺术与商业属性的协调，来自于大众的评价与赞誉，这里大众包含精英群体。刘恒关于电影创作的深浅问题，折射出艺术的取向与商业策略平衡，对于创作者来说，这种平衡是其如何运用好“电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金融与美学相交融的修辞术”。③

　　以上五组反义词构成了刘恒的电影观中的 “形而中”部分，“形而中”是其创作论的宏观部分，涉及了电影的表达形式、电影表达的态度、风格范畴、语言观和创作构思，以及电影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平衡等五个问题。在此宏观创作的视野基础上，刘恒进一步探讨了电影的“形而下”部分，主要谈论电影的创作技巧，分别是信息传递的先后顺序，创作时如何处理时间的问题;其次，整体与局部的主次安排，怎样在创作空间上把握全局的主导性;第三，站在静态的角度，如何对创作内容进行加减;第四，从动态维度入手，电影镜头通过 “急”与“缓”，制造出蒙太奇时间以及“静态拉伸的时间”①，成功的电影总是能呈现出这两种影像时间;最后，技术运用和电影叙事的强弱关系，技术的迭代更新，制造出令人惊颤的效果。但是，刘恒提醒，唯技术论并非是电影发展的最佳选择，创作不能迷失在技术的道路上，还应考虑电影的叙事语言和讲述方式，伟大的电影作品总是能用朴素的方式打动人心，能打动人心的是人的生死、爱恨、善恶、祸福和新旧。在这意义上讲，电影创作的“急”与“缓”，从“形而下”的技术层面，回归到 “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刘恒的电影创作论和本体论之间不是单一的分隔论述，而由其能在的圆融之处。

　　四、电影创作者的智慧与能力

　　从电影的三重力量，到电影的形而上中下，刘恒对电影的讨论包含了电影的效果论、本体论和创作论，这三论都共同期待于电影创作者的综合职业表现。因此，刘恒在整篇演讲稿中，均提及了电影创作者应具备的智慧与能力。他指出，创作者是“影视视觉艺术最终的且是直接的书写者”②。一部影片的质量和影响力，与电影创作者的职业素养和能力紧密相关。

　　首先，创作者需积累职业才能，培养自律精神。他特别强调创作者的知识积累、社会观察和经历体验。作为创作者，不仅仅需要掌握书本知识，还要做充足的社会调查，关注人的心理的细微变化，身体力行进入相关领域体验人生。他列举吴京的经历做说明，吴京早年做替身演员时，在片场勤学多练，学到了诸多本领技巧，为其成为导演打下牢固的基础;其实，刘恒本人也是电影编剧的行业典范，为完成《集结号》的编剧任务，他研究了上百部有关解放战争的书籍，写有3万字的主题分析和6万字的脚本，结合曾经当兵的经历，在写作时播放前苏联的音乐，营造写作的氛围，写到动情之处，泪流不止。④刘恒还提到张艺谋谢绝了自己的演出赠票，专心投入剧本的挑选工作的自律。古今中外，伟大的作品背后几乎都有勤于创作、严于律己的创作者。如果说创作者分天才与地材，显然刘恒更为看重持之以恒地积累创作才能的后者。

　　第二，创作者需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刘恒并不反对电影中的商业元素，在他看来，电影不是纯粹的艺术，包含了艺术与非艺术的成分，非艺术涉及资金、场地、设备、票房回报等。电影的创作不能脱离电影本身的生存以及与电影相关的一系列的人的生存问题，创作者必须考虑电影整体的生存，以适应“最广大的公众群以及相应的社会心理、社会体制、文化艺术机制、意识形态调适等远为宽阔的层面”④。

　　在刘恒看来，上述能力最终落脚于创作者发挥出的艺术平衡智慧。刘恒提到“智慧”与“愚蠢” 一组反义词来说明“平衡”的艺术能力，在本体论中，选择任何某个或某些理念(如善恶)进行表现，以及影片中某个或某些理念占比，创作论的五个方面(电影的表达形式、电影表达的态度、风格范畴、语言观和创作构思，以及电影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平衡)，这些都涉及平衡的智慧。伟大的作品总是艺术平衡后的产物，而拙劣之作往往失衡掉进创作的陷阱。

　　综上所述，在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中，去中心和去本质化已经成为主流，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裂痕持续裂变，刘恒仍能秉持清晰的电影本体论思路，发掘电影的政治、社会和艺术等多重力量，兼顾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提升了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大众电影的艺术地位。他的电影创作论，为青年导演提供了创作的思路和综括的范式，其关于电影人应具有的智慧和能力的看法，为电影创作的实际落地提出了可行的方法。随着电影成为当代的主流文化消费艺术之一，电影本身的不纯性，怎样的电影可以深入人心，怎样的电影能够跻身经典艺术的殿堂等诸多问题，通过刘恒关于电影的本体论、创作论和电影人论可以提供一种清晰辩证的思路，其对青年电影创作者给予深厚的期望，希冀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诞生出经典的电影作品，发挥出电影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艺术力量，开拓人类精神文化领域的创造边界，以电影的语言形式，守护人心灵世界的本质部分，至少，还能凭借电影“远离失望”。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