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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财政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

时间:2021-08-09分类:财政金融

  摘要: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投资视角出发,基于我国“政府—市场”二元作用,将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选取 2003—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系统 GMM方法,实证探讨我国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用。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且在此过程中,财政教育支出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影响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促进作用;此外,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表现为互补关系。这表明,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二元协同”经济理性,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大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优化教育投入结构,为我国早日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

金融发展财政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

  杨帆; 赵越; 岳圣元, 金融理论与实践 发表时间:2021-08-09

  关键词:金融发展;财政教育支出;人力资本积累;“政府—市场”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努力推进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现实而紧迫的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53次提及“人才”,并进一步提出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足见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及人口红利下降的背景下,优化人力资源政策,释放改革红利,加强人力资本培育,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对于我国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远景目标的重要意义。

  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教育发展,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自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首次超过 GDP 的 4%① 以来,这一比例连续 8 年保持在 4% 以上;2019 年全国教育投入总量首破 4.65 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首超 4 万亿元,教育支出已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出。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国家通过发挥金融市场作用,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分散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一步加速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据Wind数据信息,从 2007 年到 2019 年,全国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2393.37 亿元,年发放金额由 2007 年的 79.07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346.07 亿元,增长了 3.38 倍;与此同时,2019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以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为94.8%和89.5%,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51.6%,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全国大专以上就业人员比重从 2003 年的 6.8% 跃升至 2018 年的 19.1%。足见在各方力量推动下,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逐步提高,且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人力资本的形成,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中作为人力资本形成最主要途径的教育,尤其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从投资来源看,教育投资包括国家财政、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家庭和个人用于教育的一切支出,其中,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是主要部分,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终由社会经济水平决定(胡耀宗和刘志敏,2019)[1] 。因此,家庭和社会的教育相关投入也具有关键作用。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和成本分担理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除了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之外,还能够产生可观的个人投资收益。因此,在国家财政发挥教育资金支持主导作用的同时,还需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构建包含资本市场、教育捐赠、民间资本办学等多元化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要“稳定教育投入,优化投入结构”,其蕴意之一就是在全力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稳定支出的同时,要继续深化教育经费筹措机制,加强社会教育投入。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办园;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等内容,进一步反映了政府部门对推进教育财政公平,健全教育投入机制的重点部署。

  金融和财政是教育投入的重要资金来源,前者代表着市场的力量,后者代表着政府的力量(李强和李书舒,2017)[2] 。财政教育支出是政府层面的教育投入,而金融发展则为各类市场主体进行教育投资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使得各类主体能够获得合意的融资来满足其教育投资需求。近年来,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构建包含金融部门的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并利用戴蒙德模型开展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王永中和高凌云, 2007;郭云南等,2012;杨晓智,2015)[3-5] 。还有学者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人力资本增长(陈昌兵, 2008;王云魁和李浩翔,2017)[6-7] 。更有学者基于中国样本的 35篇实证研究的 247个估计进行了 META 回归分析,得出金融发展可能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彭俞超等,2017)[8] 。围绕财政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学界则较为一致地认为财政教育支出作为我国教育系统基础教育阶段以及高等教育阶段的主要资金来源,其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作用(刘华和鄢圣鹏,2004;Mcmahon,2006;才国伟和刘剑雄,2014;孙萌和台航,2018)[9-12] 。

  综上,学者们多从单一视角探讨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而鲜有文献同时关注我国金融发展和财政教育支出在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①金融市场和政府财政支出作为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两种重要资金来源,分别代表两种机制、两类主体,二者在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实践过程中究竟表现为何种关系,仍是一个待检验的问题。同时,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的效果出发,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鲜有文献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投资视角开展研究。鉴于此,本文将以舒尔茨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在区分不同途径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上,具体分析我国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机理;而后,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市场”二元性本质,将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实证探讨我国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用,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教育支出可能存在的部分中介作用,以及检验二者在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究竟表现为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协同)关系,从而为进一步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积累

  关于人力资本,马克思从哲学高度阐述了人是劳动的主体,而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必须通过教育培训来满足生产需要(闵维方, 2020)[13] 。马克思(1972)[14] 认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他在《资本论》[15] 中进一步阐释:“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表现为这样一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这对于分析教育的投资必要性及其社会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后来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也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投资的产物,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类:(1)医疗卫生保健投资;(2)在职培训投资;(3)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投资;(4)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又称干中学投资;(5)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投资(舒尔茨,1990)[16] 。其中,涉及教育的投资处于核心地位。Schultz(1960)[17] 通过计算美国1957年比1929年增加的教育投资总额,推算出教育投资对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度为 33%,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在未来产生巨大的社会收益,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因此我国政府始终大力支持教育发展。为了更好地解释本文所要研究的主旨内容,本文将这五类投资活动进一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以第(2)(3)(4)项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投资,涵盖在职培训投资(含继续教育),学前、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投资(含民办教育),干中学技能培训投资(含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内容;另一类是涵盖第(1)(5)项的其他投资,以医疗卫生保健投资和劳动力迁移投资为主。同时,结合舒尔茨对于人力资本是投资的产物的这一理解,本文用“人力资本积累”来形容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最终产物(见图1)。

  (二)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

  改革开放 40 多年,也是中国金融业开放发展、不断壮大的40多年。伴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将重新界定“人才”,对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并最终传导至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倒逼人才培育力度的加大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冯珺,2020)[18] 。而扩大人力资本投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如同生产资料配置一样,存在政府与市场两种手段,过分依赖政府教育投资行为与过分依赖市场投资行为一样,都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统一。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体制。201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据此本文认为,要研究我国的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首先要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政府—市场”二元作用的本质特征为前提假设,将我国人力资本的投资机制宏观划分为政府投资行为、市场投资行为两种,并从微观上将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进一步拆分为各级政府、企业、社会民间团体、家庭和个人,据此展开探讨(见图 1),分析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机制。

  1. 金融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功能机制

  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风险分散以及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对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中,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投入看作是一种能够产生收益的投资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因而人力资本投资同样会给企业、家庭和个人带来投资收益,从而家庭和企业愿意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但仅依靠自有资金,家庭可能无法实现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群体,其收入往往难以负担教育、医疗等较高层次的支出,此时金融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能够发挥其作用:储蓄促使家庭合理规划收入及资金盈余;信贷平滑企业、家庭和个人的收支波动;保险支持企业、家庭和个人遇突发事件时渡过难关;资本市场提供投融资渠道,实现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资金优化配置。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各主体不得不另寻借款渠道,如高利贷以及非可持续的“关系型融资”,这给其生产生活带来较大负担。而金融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提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各方主体融通资金。

  第二,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人力资本形成和配置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使其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较大风险,这也是阻碍企业、家庭和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产出的不可控性以及不确定性,使其难以获得外源融资。为规避风险,投资者会将资本过多地配置到风险低的项目中去,进而减少人力资本投资。而金融市场使得多元化投资成为可能,通过帮助投资者分散风险,降低其整体风险水平,从而为教育等较高风险投资创造了空间。

  第三,金融市场的信息处理功能。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主体需甄别市场信息,寻找投资方向。而金融中介的信息生产功能,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拥有信息生产上的规模经济,使其在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金融机构通过提供人力资本投资项目的相关回报信息,能够降低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并提高信息获取效率,便利资金流向社会回报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项目,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率。

  2. 金融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机制

  前文将人力资本投资归纳为教育投资和其他投资两大类,此处将论证金融发展通过这两类投资方式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机制。

  路径 1:金融发展通过直接作用于与办学相关的教育投资,如民办教育、职业技能培训、高等教育、学前教育等,加速人力资本积累。近年来,我国民办教育呈快速发展趋势,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但与公办教育相比,由于缺乏财政资金支持,完善融资机制成为民办院校发展的重要保障(刘侠和周海涛,2020)[19] 。在金融发展进程中,金融机构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帮助民办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拓宽融资渠道,提升办学条件;另一方面,金融发展通过更有效的社会资本配置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支撑高等教育的相关投入,扩大办学规模、改善办学条件、增加科研投入、提升教育水平(张丽华等,2019)[20] ,营造更好的教育环境,提升公民受教育意愿,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此外,学前教育对于人力资本形成发挥着基础作用。早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始终高于晚期,没有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仅寄希望于对落后的成年个体实施补救,可能带来很高的补救成本,且补救可能无法实现(Heckman 和 Krueger, 2003;Heckman,2011)[21-22] 。据新人力资本理论,接受学前教育对个体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李玲等,2020)[23] 。儿童时期的认知会影响青少年时期的行为,也会正向影响高中和大学 等 教 育 成 就(Mcleod 和 Kaiser,2004;Cunha 等 , 2010;Heckman 和 Corbin,2016)[24-26] 。目前,我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在逐渐增加,但家庭学前教育支出呈现更快的增速,学前教育质量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黄瑾和熊灿灿,2021)[27] 。在此背景下,金融发展能够使更多的市场主体有能力、有空间参与到学前教育市场中来,提高学前教育的社会投资热情,通过扩大消费者选择空间,破除供给垄断,使更多的孩子获得质优价低的学前教育,最终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路径 2: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家庭个人及行业企业的教育投资,最终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从家庭层面看,当存在融资约束时,家庭选择的教育水平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才国伟和刘剑雄,2014)[11] ,而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通过信贷方式增加家庭教育资金的获取渠道,如各类助学贷款(杨晓智 ,2015)[5] ,且 能 够 降 低 教 育 资 金 的 融 资 成 本(Chesnokova和Krishna,2009)[28]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学业提前终止的可能性。同时,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信贷信息不对称,能够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与风险,从而降低教育融资门槛(Boyd 和Smith,1997)[29] ,使更多家庭能够获得合意的教育融资来满足其教育投资需求。此外,金融发展通过支持家庭的物质需求,间接增加教育方面可用资金,从而提高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意愿,最终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企业层面看,人力资本作为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企业提高经营绩效的关键(王李, 2017)[30] ,金融发展通过为企业提供资金,能够支持企业与高校的合作办学,发展产教融合,促进企业的在职培训投资、继续教育投资;此外,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企业物质资本投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Love, 2003)[31] ,能够提升企业实力,增加企业对生产效率提高的需求,间接增加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倒逼家庭教育投资,从而最终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路径 3: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家庭个人及区域行业企业的其他投资,最终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从家庭和个人层面来看,健康状况是除教育之外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杨建芳等,2006)[32] ,金融发展通过提供资金支持,能够促进家庭的医疗卫生保健投资,使家庭的健康需求得到保障,从而增加家庭的教育积极性,并通过正向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体力和精力,延长个人的工作年限,最终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而地区金融业的发展通过提高地区的教育回报率(申广军等,2015)[33] ,以及支持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张军等,2007)[34] ,能够提升区域引才能力,从而通过提高家庭的迁移投资,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积累。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1: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存在促进作用。

  (三)财政教育支出的中介效应

  财政作为国家支出和管理公共资源的制度安排,既有体现国家发展目标和决策行为的政治属性,也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调整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属性(胡耀宗和刘志敏,2019)[1] 。财政教育支出作为国家财政开支占比较高的重点领域,同样既具有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的政治属性,表现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具有统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协调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属性,在金融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中介作用。

  1.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

  根据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而财政教育支出为推动教育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对人力资本积累发挥重要作用。财政教育支出是指为满足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人才培养的需求,各级政府以财政拨款的形式投入于教育事业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由于教育领域存在市场失灵,为了实现教育事业的发展,政府有必要运用财政教育支出来进行宏观调控。在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是教育系统基础教育阶段以及高等教育阶段的主要资金来源,主要通过支出规模的增加和支出结构的优化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财政教育支出规模的增加,能够使接受教育的人口数量增加,普遍提升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使其基础知识量增加、专业技能水平增强,并且能够提高学校的办学条件和质量,提升个体的成绩和受教育意愿,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终增加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同时,根据教育层级可将财政教育支出划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学前教育财政支出有利于提高个体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从而有助于后期的人力资本形成,初等、中等教育财政支出有利于形成一般性人力资本,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有利于形成专业性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适时调整财政教育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教育财政是国家教育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是推进教育改革不断突破和发展的引导性力量。相对于非财政性教育支出而言,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投入主体不同,政府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其财政教育支出的投资份额在各教育投资主体中占据绝对优势,形成了教育的经济基础。财政教育支出作为义务教育、奖助学金以及学校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扩大义务教育覆盖范围、解决困难学生入学问题以及提升学校教育水平等具有重要作用。而义务教育覆盖范围以及对困难学生的支持力度对于公民教育决策具有基础性作用,较高的学校教育水平也会提升学生学习成绩、增强其升学意愿,从而促进人力资本形成。

  2. 财政教育支出的中介效应

  在金融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财政教育支出也可能存在部分中介作用,金融发展可通过以下几方面促进财政教育支出增加,最终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第一,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能够进一步推动财政教育支出总量的扩张。经济发展状况是决定人力资本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的根本因素,同时也决定着教育供给水平。当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政府才有余力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领域,且经济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政府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从而增加财政教育支出。而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则进一步提供了经济均衡增长所必要的资本积累,通过促进企业发展,在增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同时,也使政府有余力将更多的资金投向教育部门,而且金融业作为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其本身对税收的贡献相对更高,金融业的发展本身也扩大了地方财政的收入来源,使政府有能力增加财政教育支出。

  第二,发达的金融市场能够帮助政府融通和调节资金,保障财政教育支出的持续稳定投入。政府税收收入与支出的变动往往存在不一致性,如紧缩时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需要增加政府开支,但此时由于税收减少,其财政收入是有限的,无法充分满足当前的政府支出需要。而金融发展能够更好地助力政府融资,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等从金融系统获得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财政收支矛盾,从而保障财政教育支出的安排。

  第三,金融发展通过影响政府支出乘数效应,继而影响财政教育支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作为居民闲置收入向投资和消费转化的“中转站”,是政府支出发挥乘数效应的重要支点(杜宏宇和岳军, 2012)[35] 。随着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各类主体更容易从金融系统获得融资,以满足其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从而加大了财政教育支出对其他主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引致作用,即使用较少的财政教育支出也可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而政府倾向于增加财政教育支出,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综上,金融发展可能通过影响财政教育支出,间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在金融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财政教育支出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四)财政教育支出的调节效应

  研究财政教育支出对于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质上就是研究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关系。金融市场和财政教育支出作为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资金来源,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二者可能表现为替代关系,也可能表现为互补(协同)关系。

  替代关系是指金融市场和财政教育支出作为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资金来源,其对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当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拉动作用增加时,财政教育支出可能会相对减少,金融市场将发挥主导作用;而当财政教育支出相对较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拉动作用较大时,金融市场起到的作用可能相对较小。即表现为财政教育支出水平较低(强)时,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较强(弱)。这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与收缩,会对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产生“预期修正”作用,而当政府缺位时,金融市场会发挥较大作用。因此,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二者可能表现为替代关系。

  互补关系是指当教育投资市场尚未达到饱和状态时,二者可能并不会表现为替代关系。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从而将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能够促进企业、家庭和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促使各类主体更有动机利用金融系统来优化其资金配置。与此同时,这也可能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教育发展的支持,从而通过金融发展和财政教育支出的相互作用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正效应。换言之,即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二者可能表现为互补关系。

  综上,提出以下相悖假设。

  H3a: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更高时,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强,即二者为互补关系。

  H3b: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更低时,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强,即二者为替代关系。

  图 1 为我国金融发展、财政教育支出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机制。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为检验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使用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自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改以来,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我国金融运行在平稳中开始快速发展,因此本文选用2003— 2018 年间的数据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大专以上就业人员占比”“本科以上就业人员占比”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cpi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其余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

  为考察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humani,t =α+βfinancei,t +ρXi,t +εi,t (1)

  其中,humani,t代表人力资本积累,financei,t代表金融发展,X为变量矩阵,包括一系列影响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本文选择了如下变量:人均财政教育经费(redu)、GDP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pi1)、城镇人口比重(urban)、规模(size)、人均固定资产投资(rmc)。若β显著为正,则本文的H1得证。

  为检验财政教育支出在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考察金融发展是否通过影响教育财政支出而间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建立如下模型:

  redui,t =α+βfinancei,t +ρXi,t +εi,t (2)

  其中各变量定义与前述一致,控制变量较模型(1)仅少了 redu,若 β 显著为正,则金融发展对财政教育支出存在促进作用。再结合模型(1),若模型(1)中的redu显著为正,则金融发展通过影响财政教育支出而间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即财政教育支出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则本文的H2得证。

  为考察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的关系,在模型(1)中引入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的交互项 fin*redu(此处使用两种形式的 redu:人均财政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以人均财政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为依据生成虚拟变量 dum_redu,当人均财政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大于其中位数时,取值为 1,其余为0),若交互项显著为正,则二者表现为互补(协同)关系,相反,若交互项显著为负,则二者表现为替代关系。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人力资本积累也可能影响金融发展,即二者可能互为因果,本文所有模型均使用系统GMM(twostep)方法进行估计,并使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分析

  1. 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表3的第(1)列和第(2)列报告了基准回归模型(1)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分别为human1(大专以上就业人员占比)和 human2(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核心解释变量为 finance。从回归结果可看出,finance 的系数显著为正,本文的 H1 得证。这表明总体上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相应提高。这是因为,金融发展通过增加家庭和企业教育资金的获取渠道、支持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其他投资投入、增大区域引才能力,通过支持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主体开展各类办学的物质资本投入,从而对人力资本产生正外部性,并综合作用于人力资本积累,最终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

  2.财政教育支出的中介效应

  表3的第(3)列报告了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 redu,核心解释变量为 finance。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finance的系数显著为正,即金融发展对财政教育支出存在正向影响,再结合表 3 的前两列,即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可以得出金融发展通过正向影响财政教育支出,能够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即在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中,财政教育支出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H2得证。这是因为财政教育支出作为我国教育系统的主要资金来源,对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金融市场的良性运转也进一步支撑了政府的资金融通效率。特别是自 2003 年年底央行决定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并下调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以来,金融机构不断提高自身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2015 年,我国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管制,至此利率市场化完成调整转变;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开放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红利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促进了财政提质增收。这一系列金融改革成果使我国的金融业运行效率不断提高,强化了政府融通和调节资金的能力,使政府逐渐增加的财政教育支出需求得到满足,从而最终推动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

  注:表中所有括号内的值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AR(1)、AR(2)的原假设为干扰项不存在一阶、二阶自相关;Hansen的原假设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即工具变量有效;表中列出的是三个检验的P值

  3.财政教育支出的调节效应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t统计量

  表 4 报告了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前两列和后两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human1(大专以上就业人员占比)和 human2(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核心解释变 量 为 finance。 在 这 部 分 中 ,主 要 关 注 交 互 项 fin*redu 的回归系数,交互项中使用了两种形式的 redu,fin*redu1 中的 redu 为人均财政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fin*redu2 中的 redu 为以人均财政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为依据生成的虚拟变量。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四个模型中的交互项 fin*redu均显著为正,本文的 H3a得证。根据表 4第(1)列的回归结果,引入交互项后 finance 的影响系数为-2.544+0.402*redu,可得,当 redu 小于 6.33 时,finance 对人力资本积累并未显示出正影响,而当redu大于6.33时,finance号内数据为t统计量

  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转变为正,可见,随着财政教育支出的增加,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影响逐渐显现且随之增大。这表明:当财政教育支出较高时,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强,即二者存在互补(协同)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目前我国教育相关的资金投入尚未饱和,金融市场的良性运转不仅能够为政府机构融通资金,增加财政投入,还能进一步支撑居民家庭个人和企业层面的教育投资和其他投资,对财政教育支出形成补充作用;另一方面,较高的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意味着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由此产生的导向作用促使各类投资主体更有动机利用金融系统优化资金配置从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这也会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各类主体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资金支持,如当前多家金融机构为学生家庭提供的教育储蓄① 以及助学类贷款,能够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需求。国家财政教育支出以及金融系统共同支撑了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资金投入,这进一步印证了财政教育支出和金融发展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互补(协同)关系,即二者通过相互作用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正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金融发展代理变量

  将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替换为存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finance2),重复回归分析中的所有检验,结论基本不变(见表5)。

  2.替换人力资本积累代理变量

  将人力资本积累的代理变量替换为本科以上就业人员占比(human3),重复回归分析中的相关检验,结论基本不变(见表6)。

  3.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考虑到人均财政教育经费redu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rmc的变化部分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使用 cpi对 redu、rmc进行调整后,重复回归分析中的所有检验,结论基本不变(见表7)。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21世纪以来,运行效率不断提高的金融系统以及稳步增长的财政教育支出逐渐成为促进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力量。本文从舒尔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投资视角出发,在区分人力资本不同投资途径基础上,具体分析我国金融发展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功能机制和路径机制。而后选取 2003—2018 年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市场”二元性本质,将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使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探讨我国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用。研究得出:第一,我国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相应提高;第二,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在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我国金融发展通过正向影响财政教育支出,间接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第三,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我国金融发展和财政教育支出表现为互补(协同)关系,当财政教育支出较高时,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强,二者通过协同作用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正效应。

  本文结果表明,必须发挥“政府—市场二元协同”的经济理性,过分依赖政府教育投资行为与过分依赖市场投资行为,都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统一。特别是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面临着教育激励下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和高等教育机会不足等突出问题,更需要深化金融体系结构调整、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合理划分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大公共财政教育投入、健全教育投入机制、优化教育投入结构,努力形成金融市场和政府财政支出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满足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要求。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着力加强政府财政对教育投资市场的宏观调控与政策引导作用,形成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强”模式。一方面是通过财政的、立法的、政策的手段对市场核心主体的行为进行干预,另一方面是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以及财政金融工具的创新,对教育的投资环境进行优化,推动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第二,健全金融市场功能,强化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优化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进一步发挥金融市场的资金融通、经济增长、财政支出乘数效应等功能,保障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第三,加强财政收支宏观调控,合理建构财政教育支出结构。建立财政投入分担机制,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对农村、少数民族、边疆、贫困地区实行制度化的专项经费投入;调整财政投入结构布局,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保障,支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第四,拓宽高等教育融资渠道,推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深化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机制,完善民办学校办学投入回报机制,积极试点和创新利用多种社会力量的办学机制;进一步拓宽市场融资渠道、降低高等教育投资成本,让企业、家庭个人、社会民间团体相继成为与政府并行的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从而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目标,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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