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消费者异质性视角的“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选择行为研究

　　摘要: 基于消费者“黑箱”理论、技术接受模型和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以京东白条、蚂蚁花呗为调查对象，从消费者异质性视角，采用结构方程、多群组结构方程方法，研究了“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的选择行为. 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的使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外部变量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间接影响“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的使用意愿; 不同的消费金额、有无利息、不同心理账户对“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使用具有显著性影响.

　　胡彦蓉; 刘洪久; 戴丹，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发表时间：2021-07-30

　　关键词: 消费者异质性; 消费金融; 产品选择行为

　　1 引言

　　所谓“互联网 + 消费金融”，是指以消费为目的，通过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向社会各阶层消费者提供的小额日常消费贷款，通常不包括购买房屋和汽车，主要指衣服、电子产品等方面的消费贷款. 目前，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接触或使用不同类型的“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从传统的信用卡到京东白条、淘宝花呗、趣分期、闪白条等[1]. 与传统的有抵押、有担保性质的大额消费贷款相比，“互联网 + 消费金融”借助新的技术及商业模式，大大提升了服务效率和质量，解决了传统消费金融的许多难点和痛点，日益受到网购人群和年轻用户的接受和青睐. 据《2018 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已由 2010 年的 6798 亿元，上升到2018 年的8. 45 万亿元，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80 后和90 后年轻人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流消费群体，他们受西方提前消费思想的影响，不再以生活型消费为主，逐渐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变，从而极大刺激了提前消费和信用消费. “互联网 + 消费金融”克服了传统金融机构覆盖人群不足，让许多低净值人群( 如大学生、年轻的工薪阶层等群体) 的资金需求得到了满足，因此广受长尾人群的欢迎[2].

　　从当前的研究现状看，国外对“互联网 + 消费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信贷方面. 主要基于的理论包括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杜森贝里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永久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和 Hall 的随机游走假说等理论[3 - 4]. 主要研究的内容体现在 3 个方面: 第一，消费信贷对经济增长效应研究[5]; 第二，消费信贷的影响因素分析[6]; 第三，消费信贷的风险分析，如社交网络与借贷风险[7]等. 国内关于消费金融的研究是从 2010 年开始的，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连续举办消费金融研讨会，报道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目前，该领域研究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8 - 9]; 二是消费金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研究[10 - 11]; 三是消费金融与消费结构、消费升级的关系研究[12]; 四是消费金融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13 - 14].

　　总而言之，国内外对“互联网 + 消费金融”的研究以宏观层面研究为主，通过横截面数据，分析消费金融对消费行为的影响[15 - 17]，而从需求方 - 消费者视角，尤其通过市场调查数据，研究“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多. 因此，本文基于消费者“黑箱”理论、技术接受模型和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以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等为调查对象，从消费者异质性视角，采用结构方程、多群组结构方程等方法，研究“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的选择行为. 本文的贡献在于，从消费者异质性视角，研究“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对消费者选择行为的影响，已有的研究主要通过总量数据，从宏观视角进行相关研究，或者从家庭调查数据展开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同质性影响[18].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将从微观视角，基于消费者个体的实际调查数据，从消费者异质性视角展开相关的研究.

　　2 文献回顾

　　2. 1 消费者“黑箱”理论

　　消费者“黑箱”是来自于营销学的概念，是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心理过程. 消费者的购买过程包括认识问题、信息搜集、评价与选择、购买和购后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商家无法了解消费者的购买态度和行为意向，消费者的购买心理看不见、摸不着、不透明，购买过程也是在消费者内部自我完成的，故称之为消费者“黑箱”. Kotler [19]认为，消费者在受到营销和外部环境因素( 如经济、技术、文化等) 刺激后，经过消费者“黑箱”，外部刺激会与消费者内部的生理、心理因素( 如需要、动机、个性、态度等) 相互作用，进而产生购买行为 ( 如图 1 所示) . 其中，消费者“黑箱”包括消费者特征和消费者决策过程; 消费者特征则包括个人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社会特征等，会影响消费者对营销和外界环境刺激的认识和反应，进而影响其购买决策; 同时，消费者面对不同的刺激，也会表现不同的购买过程.

　　2. 2 技术接受模型

　　Davis 在理性行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 TAM) . 该模型广泛应用于信息系统用户的行为意向研究. 该理论认为信息技术的接受行为，主要是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20]; 此外，外部变量也会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 其中，外部变量包括系统特征、个性特征、任务特征等[21]( 如图 2 所示) . 当用户感到某一技术有用并且易用，能提升工作绩效时，使用意愿则会增强. 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不同学科领域应用 TAM 模型; 并进行不断改进，相继提出了 TAM2 模型、TAM3 模型和 UTAUT 等模型[22]. 同时，也认为隐私、社会规范、信任、技术顾虑、安全等因素也会影响信息技术的接受.

　　2. 3 双通道心理账户

　　心理账户是经济学家理查德·萨勒于 1980 年首次提出的. 1999 年，理查德·萨勒总结了近 20 年的研究，提出: 心理账户是个体或家庭编码、评估和记录金融行为的认知运算过程. 从本质上，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结果的编码、分类和估价的过程，揭示了人们进行财富决策时的心理认知过程.

　　双通道心理账户是在心理账户的基础上，由 Prelec 和 Loewenstein 在 1998 年提出的. 它是指人们在消费决策中存在两个通道，一个通道记录了付款后从消费中获得的正效用，另一个则记录了未获得收益而支付的负效用. 如果正效用大于负效用，人们则认为消费是“值得的”; 反之，则认为“不值得”或者“买亏了”. 同时，引入两个联结系数: α 系数和 β 系数. 其中，α 系数也称为快乐弱化系数，是指消费快乐被付款疼痛降低的程度; β 系数也称为疼痛钝化系数，是指付款疼痛被消费快乐降低的程度. 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能很好解释，在购买决策中，消费者为什么会愿意“先付款后消费”和“先消费后付款”. 原因在于，“先付款后消费”可以使消费者获得“规避债务，没有经济负担”的心理体验; “先消费后付款”可以使消费者获得“更多自由，更多资金”的心理感受[23].

　　3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消费者“黑箱”理论、技术接受模型和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针对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的支付特点，添加了个人创新性和社会影响等外部因素对消费者支付的影响，构建了理论模型，具体如图 3 所示.

　　3. 1 基于 TAM 理论的研究假设

　　基于技术接受( TAM) 模型，消费者对京东白条、蚂蚁花呗支付方式的接受行为，主要受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风险等因素的影响. 感知有用性反映消费者使用京东白条、蚂蚁花呗时，感觉到的业绩提高程度; 感知易用性反映消费者使用京东白条、蚂蚁花呗时的容易程度[24]. 感知风险是在使用京东白条、蚂蚁花呗过程中，对隐私暴露及资金安全的风险感知程度. 京东白条、蚂蚁花呗均以互联网消费者为目标客户，使消费者通过消费信贷获得先消费后付款的消费体验，与传统的支付方式相比，不仅拥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使用优势，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消费者对超前消费的排斥心理. 李琪[25]通过对支付宝钱包使用意向的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风险显著影响消费者的使用态度. 王晓彦[26]通过对信用卡、蚂蚁花呗、微信支付的实验研究，也发现蚂蚁花呗能显著刺激消费金额增长.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当消费者采用“先消费后付款”，也就是京东白条、蚂蚁花呗时，会有如下假设:

　　H1: 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2: 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3: 感知风险对行为意向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此外，在技术接受( TAM) 模型中，外部因素，如个人特征、社会影响等也会间接影响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的使用行为. 宋文杰[27]使用 TAM 模型，研究移动图书馆用户行为意愿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影响与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 个人创新性与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 杨路明[28]通过对移动支付方式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个性特征( 如个人创新性) 、社会因素会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意向. 雷晶[29]基于扩展技术接受模型也发现，个人创新性通过感知有用性，可以间接影响移动支付使用者的行为意向.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 个人创新性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5: 社会影响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6: 个人创新性对感知易用性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7: 社会影响对感知易用性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8: 个人创新性对感知风险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H9: 社会影响对感知风险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3. 2 基于消费者“黑箱”理论的研究假设

　　基于消费者“黑箱”理论，外界环境刺激因素首先作用于顾客中枢控制系统———大脑，然后，通过消费者认知和感知活动，在一定认知心理作用下( 如既有的知识和经验) 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进而再依据自己的偏好和需求，做出一系列行为决策. 而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和需求，一方面会受到个人消费特征、产品特征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自身某方面的效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0: 不同消费金额在感知有用性与行为意向之间具有显著性影响; H11: 不同消费金额在感知易用性与行为意向之间具有显著性影响; H12: 有无利息在感知有用性与行为意向之间具有显著性影响; H13: 有无利息在感知易用性与行为意向之间具有显著性影响.

　　3. 3 基于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的研究假设

　　基于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不同的支付方式，如“先付款后消费”和“先消费后付款”，会带给人们不同的消费心理感受，从而决定了人们不一样的花钱行为. 李爱梅[23]认为，情境因素( 如支付方式、商品类型、个体特征) 会改变获得账户和损失账户，从而影响消费者决策行为. Prelec 和 Loewenstein 的研究也发现，消费和支付的时间间隔是影响双通道心理账户的重要因素，先消费后付款，会使获得账户增加，损失账户减少，支付让人感觉在“白花钱”[30]，并且会产生较高的消费正效用[31]. 由于获得账户用 α 系数表示( 也称为快乐弱化系数) ，损失账户用 β 系数表示( 也称为疼痛钝化系数)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4: 快乐弱化系数在感知有用性与行为意向之间具有显著性影响; H15: 快乐弱化系数在感知易用性与行为意向之间具有显著性影响; H16: 疼痛钝化系数在感知有用性与行为意向之间具有显著性影响; H17: 疼痛钝化系数在感知易用性与行为意向之间具有显著性影响.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专业调查网站“问卷星”发布问卷，并采用付费方式收集问卷. 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1 月到 3 月.共收到问卷 841 份，剔除与事实不符以及没有使用过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476 份，有效率为 56. 6% . 其中，男性比例为 45. 8%，女性为 54. 2% ; 年龄主要集中在 18 ～40 岁，所占比例为92. 7% ; 学历主要为大学本科，所占比例为 72. 7% ; 月收入或可支配收入 5001 ～ 8000 元为多数，所占比例为 23. 7% . “先消费后付款”的产品主要包括食品、衣着、化妆品和数码产品，大件耐用品等不是主要支付对象; 分期费用三分之二集中在 3000 元以下; 分期时间大部分在 6 个月以内.

　　4. 2 同源偏差检验

　　同源偏差是指受访者在填写调查问卷时具有特定的倾向，这种倾向很可能造成原本不相关的变量变得高度相关. 本文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测方法进行同源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未旋转的第一个主成份仅占总载荷量的 38. 822% ，低于 40% 的标准. 因此，本研究受到同源偏差问题的影响并不大.

　　4. 3 因子分析

　　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本文首先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 934，Bartlett 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 4785. 346，自由度为 171，达到了 0. 00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数据具有较好的效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第二步根据理论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萃取，共提取了 6 个因子( 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各测量题项在对应因子上的载荷均超过了 0. 5，并解释了 73. 508% 的方差，说明萃取的因子是适合的.

　　4. 4 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 Cronbach’α) 和组合效度( CR) ，对提取出的因子进行信度评价，具体结果见表 2. 可以看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风险、个体创新性、社会影响、行为意向的 Cronbach’α 系数和组合信度( CR) 分别介于 0. 744 ～ 0. 899、0. 754 ～ 0. 899，均高于 0. 7. 因此，本文潜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具有可靠的信度.

　　此外，本文用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来衡量潜变量的效度，具体结果见表 2. 可以看出，本文的 AVE 值最小为 0. 506; 其平方根分别为 0. 688、0. 474、0. 980、0. 527、0. 513、0. 461，均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因此，本文潜变量具有较好的效度.

　　4. 5 整体结构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对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3. 从假设检验的结果来看，感知有用性 ( β = 0. 612) 、感知易用性( β = 0. 298) 在 0.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会显著影响行为意向; 个 人 创 新 性 ( β = 0. 860、β = 0. 878) 在 0.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分别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产生显著性影响; 社会影响( β = 0. 290) 在 0.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会显著影响感知风险，并且社会影响( β = 0. 166) 在 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还会显著影响感知易用性. 基于以上的分析，假设 H1、H2、H4、H6、H7 得到证实. 感知风险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β = - 0. 035，p > 0. 05) ; 社会影响( β = 0. 068，p > 0. 05) 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个人创新性( β = - 0. 022，p > 0. 05) 对感知风险的影响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 H3、H5、H8 没有得到证实. 此外，整合模型中，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 χ 2 /df ) 为 3. 245; RMSEA 为0. 069，小于 0. 08 的标准; GFI、CFI、NFI、IFI 分别为 0. 909、0. 930、0. 902、0. 930，大于 0. 9 的标准; AGFI 为 0. 881，大于 0. 8 的标准，说明整合模型调查数据与理论模型的拟合良好.

　　4. 6 基于消费者异质性的结构模型分析

　　4. 6. 1 基于不同消费金额的结构模型分析 为了检验不同消费金额对京东白条、蚂蚁花呗使用行为的作用，本文根据调查结果，将消费金额划分为小于 1000 元、1000 ～ 3000 元、大于 3000 元三个标准; 然后，采用结构方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4. 可以看出，当消费金额小于 1000 元时，感知有用性( β = 0. 700，p < 0. 05) 显著影响行为意向，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没有显著影响( β = 0. 035，p > 0. 05) ; 当在 1000 ～ 3000 元时，感知有用性( β = 0. 702，p < 0. 05) 和感知易用性( β = 0. 291，p < 0. 05) 都显著影响行为意向; 当大于 3000 元时，感知易用性( β = 0. 745，p < 0. 05) 显著影响行为意向，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没有显著影响( β = 0. 208， p > 0. 05) . 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在小于 1000 元和 1000 ～ 3000 元时具有显著差异; 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在 1000 ～ 3000 元和大于 3000 元时具有显著性差异.

　　为验证在不同消费金额上，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本文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对概念模型进行了模型形态检验和因子负荷等同检验. 其中，模型形态检验未设定限制参数，允许在不同消费金额上，模型具有不同的回归系数、不同的截距，具体结果见表5. 可以看出，模型1 中，卡方值( χ 2 ) 为160. 122，df 的值为 98，卡方值( χ 2 ) 与自由度比值小于 2，RMSEA、GFI、NFI、CFI、值均在标准范围内( RMSEA = 0. 037 < 0. 08， GFI =0. 895 >0. 8，NFI =0. 938 >0. 9，CFI =0. 975 > 0. 9，) ，在 p < 0. 001 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不同消费金额的 3 个子模型具有相同因素分析模型，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恒等性检验. 在模型 2 中，模型的拟合程度有所降低 ( 如 GFI 等指标) ，卡方值( χ 2 ) 比模型 1 提高了 20. 206，df 的值比模型 1 提高了 16; 此外，在嵌套模型中，模型 2 在 p <0. 05 上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 NFI、IFI、RFI 值均在标准范围内( NFI = 0. 001 < 0. 05，IFI = 0. 001 < 0. 05， RFI =0. 000 <0. 05，TLI =0. 000 <0. 05) ，说明模型 1 和模型 2 是等同的，在不同消费金额的 3 个子模型上，具有跨群组效度; 同时，在不同消费金额上，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到行为意向的路径系数看，感知有用性在 1000 ～3000 元之间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更高; 同样，感知易用性在大于 3000 元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更高. 假设 H10、H11 得到证实.

　　4. 6. 2 基于有无利息的结构模型分析 为了检验利息对京东白条、蚂蚁花呗使用行为的作用，本文再次采用结构方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6. 可以看出，在无利息的情况下，感知有用性( β = 0. 427，p < 0. 05) 、感知易用性( β = 0. 449，p < 0. 05) 显著影响行为意向; 在有利息情况下，感知有用性( β = 0. 824，p < 0. 05) 显著影响行为意向，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没有显著影响( β = 0. 107，p > 0. 05) . 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在有无利息之间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表 7，有无利息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上都具有跨群组效度. 在有无利息的条件下，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从感知有用性到行为意向的路径系数看，在有利息时，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更高. 假设 H12 得到证实，而假设 H13 没有得到证实.

　　4. 6. 3 基于不同心理账户的结构模型分析 首先，检验快乐弱化系数对京东白条、蚂蚁花呗使用行为的作用，依然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进行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8. 可以看出，当快乐弱化系数处于快乐状态下，感知有用性( β = 0. 594，p < 0. 05) 、感知易用性( β = 0. 348，p < 0. 05) 显著影响行为意向; 当处于不快乐状态下，感知有用性( β = 0. 610，p < 0. 05) 、感知易用性( β = 0. 233，p < 0. 05) 也显著影响行为意向.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在快乐与不快乐之间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表 9，快乐弱化系数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上，具有跨群组效度. 在快乐弱化系数的作用下，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从感知有用性到行为意向的路径系数看，在感觉不快乐的情况下，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更高; 在感觉快乐的情况下，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更高. 假设 H14、H15 得到证实.

　　本文还检验了疼痛钝化系数对京东白条、蚂蚁花呗使用行为的作用，依然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进行模型，结果如表10. 可以看出，当疼痛钝化系数处于不痛苦状态下，感知有用性( β =0. 447，p <0. 05) 、感知易用性( β =0. 507， p <0. 05) 显著影响行为意向; 当处于一般状态下，感知有用性( β =0. 775，p < 0. 05) 、感知有用性( β =0. 266， p <0. 05) 显著影响行为意向; 当处于痛苦状态下，感知有用性( β = 0. 639，p <0. 05) 、感知有用性( β =0. 195，p < 0. 05) 显著影响行为意向.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在痛苦到不痛苦之间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表 11，在疼痛钝化系数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上，具有跨群组效度. 在疼痛钝化系数的作用下，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从感知有用性到行为意向的路径系数看，在感觉一般的情况下，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更高; 在感觉不痛苦的情况下，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更高. 假设 H16、H17 得到证实.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消费者“黑箱”理论、技术接受模型和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为理论基础，增加了个人创新性、社会影响等外部变量，以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等为调查对象，从消费者异质性视角，建立了研究模型. 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表明: 1) 传统的技术接受模型对“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选择行为依然有效，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的使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感知风险对“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使用的影响没有得到证实. 2) 外部变量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间接影响“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的使用意愿. 其中，个人创新性通过感知易用性，间接影响“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的使用意愿; 社会影响通过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间接影响“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的使用意愿; 同时，社会影响还可以正向影响“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的感知风险. 3) 从消费者异质性角度看，消费金额不同，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在 1000 ～ 3000 元之间时，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更高; 大于 3000 元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更高. 在有利息时，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更高. 此外，在感觉快乐和不痛苦的情况下，感知易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程度更高.

　　基于以上结论，为了更好的促进“互联网 + 消费金融”的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投资、消费与出口被称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其结构失衡也备受垢病，随着“消费驱动阶段”来临，居民消费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而从本文的调查可以看到，“互联网 + 消费金融”的使用者大部分收入并不高，月收入主要集中在 5000 至 8000 元之间，购买的产品也多为 3000 元以下，大件耐用品并不是主要购买对象. 由于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因此，只有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才能保障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水平得到提升. 第二，帮助居民转变消费观念，鼓励提前消费. 基于本文的调查，“互联网 + 消费金融”产品的使用率并不高，使用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20 ～ 40 岁之间，很多人把提前消费等同于过度消费，因此，转变居民消费观念，是推动“互联网 + 消费金融”发展很重要的任务. 此外，由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很多人往往有很强的预防性储蓄意愿. 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互联网 + 消费金融”发展，刺激消费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