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地区贫困群体贫困心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要：现有贫困研究多集中在成因上，且缺少对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关注。在此基础上，从贫困心理角度分析在扶贫过程中云南民族地区贫困群体普遍出现的贫困心理特征，借鉴心理资本理论和有限资源理论视觉，阐述贫困在心理上的影响因素，并针对云南民族地区贫困群体心理现状提出相应的干预对策。
方淳; 陈子歆， 现代商贸工业 发表时间：2021-06-12
关键词：云南;民族地区;贫困心理
1研究背景
《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贫困群体聚集在西部农村和民族地区，山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两个聚集，一个严重”说明了当前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山区的贫困问题。云南作为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人口数量在6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就有25个，不仅少数民族总人口多，且形成聚集分布在云南省的各地县市，不同民族之间民族文化差异较大，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受民族内部风俗习惯与生活习惯乃至宗教信仰的影响，贫困群体对当下国家或当地实施的扶贫政策存在不同的解读方式甚至曲解了脱贫初衷，严重影响群众参与脱贫的积极性，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脱贫政策的实施。习近平同志在很多场合曾多次提到“脱贫要靠内生动力”“要注重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可见贫困群体的心理是内生动力和扶智扶志的根本所在，贫困群体的心理问题则是经济贫困的根源和影响脱贫成效的直接制约因素。
2云南民族地区贫困群体贫困心理现状
2.1小农思想，消极宿命观
云南深度贫困人口基数大、素质低，多数偏远山区交通闭塞，自然经济长时间占据主要地位，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他们极易产生满足感，不仅体现在当下的物质条件，更体现在精神上，吃饱穿暖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最高追求。千百年来传统的农业生产滋养出他们对土地无法割舍的情怀，加上云南民族贫困山区地理环境恶劣，土地贫瘠，农民在生产中的主观能动性效果有限，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基本劳作，毫无创新性可言，能够支撑他们在生产中收获更多的不是创造性思维，而是老一辈传承下来的耕种常识和经验，加之对原生环境的天然情怀，使得贫困群体在生产生活的行为中很难摆脱与市场经济相悖的经验式思维定式。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差异和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贫困农户自身脱贫能力较弱，思想固执保守，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低，面对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理所当然归入既定的经验模式中，进一步加深了“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的消极心理。
2.2等靠要，过度依赖救济
在2020年精准扶贫的关键时刻，党和国家以及地方政府为云南民族贫困地区能够顺利脱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然而多数贫困村落贫困户缺乏内生脱贫动力，宁愿不劳而获地在物质帮扶下生活，也不愿意自力更生。主要存在以下矛盾：一方面，当地政府主导推动了多元扶贫开发模式，为贫困地区贫困群体展开了系列脱贫职业技术培训，聚集了社会各界多种资源、扶贫项目，这些扶贫模式需要贫困群体打破固有的农业生产思维方式，勇于挑战新事物;另一方面，云南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区，当地贫困群体不仅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农业补贴，而且政府还为生态环境保护设置了各种生态效益补偿金，这一类的补贴项目不需要太多的附加条件即可申请获得。多元化的脱贫路径相比可以不劳而获的政府补贴，云南民族地区部分贫困群体明显表现错误的倾向，对低保金、扶贫补贴金产生过度依赖，反而对政府开展的扶贫职业技术培训、扶贫项目不屑一顾，更有“人人争当贫困户”以及人人都不愿脱贫的现象。
2.3不思进取，缺乏远大理想
云南偏远山区相当大一部分群体小农思想严重，深受家族宗教势力影响，他们依然沿袭着原始社会的陈规陋习，加之交通闭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周围村落因整体“均穷”缺乏对比和竞争，更加禁锢了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使得他们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先天性发展动能和原生性“造血”功能缺失。比如兰坪县、泸水县等国家级贫困县，贫困群体深陷眼前艰苦生活的泥潭，又因其有限的文化知识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生价值追求自我叩问先天不足，普遍呈现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态度。长期的资源匮乏，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使得该部分群体在自我、人际关系和社会知觉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这些心理和行为特征很大一部分是不利于他们适应社会的。例如，在生活生产中与人交往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对日益扩增的贫富差距感到无能为力，盲目归因于外界因素，失去斗志。
2.4负面情绪，局限短期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贫困群体时刻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总要控制自己的购买欲望、思考如何安排有限的花销等问题，不得不将有限的资金投放到当前“最迫切的需要”上面。看似理性的决策行为，实质上总是局限于眼前的利益。长期的贫困状态，贫困群体将比正常收入人群抵制更多的诱惑，在不同需要之间做出权衡和让步，这将大量消耗他们的有限的认知资源和自我控制资源，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挫败感，给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包括焦虑、自卑、烦躁等，让贫困群体不愿意主动与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随着对市场开放水平提高，贫困群体对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增长，表现出同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其在阶层流动过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使得贫困加剧。
3贫困心理影响因素分析
3.1心理资本理论视觉
这里本文借鉴心理资本类状态论的观点，认为心理资本是特质和状态的综合体。特质认为心理资本是类似人格一样的心理特质，它稳定而又持久，能够反映个人的自尊以及在生活工作中的态度观点;而状态论认为心理资本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对个人行为活动产生显著影响。贫困心理则拥有心理资本类状态论中的消极属性，一方面，长时间的物质短缺，让贫困群体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生活中的挫败感一点点腐蚀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物质现状的决心和信心，催生出消极的“宿命观”和悲观心理。另一方面，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刺激，导致贫困群体习惯性处于“无助”状态，如同习惯性无助实验中的小狗，贫困群体在实现脱贫路上遭遇的每一次失败，都加剧了挫折感对自我的怀疑态度，频繁的失败则会让其陷入自己“真的不行”和无法改变的处境，进而将所有的失败都归结于自我和“宿命”，放弃再次尝试的勇气，这就是在心理资本理论视觉下我们对贫困群体的刻板印象。
3.2有限资源理论视觉
有限资源理论并非单纯特指某种理论，而是一个大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提出心理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同时进行的任务下，必然存在资源上的竞争。贫困的本质是物质的稀缺，个人一旦感受到稀缺，他就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高效地利用当前手里有限的资源解决现实最迫切的问题上，形成注意力“聚焦”，同时造成注意力“忽视”，穷人满脑子都是与金钱相关的问题，而对金钱过度的关注会使其忽略掉其他重要的问题。这在心理资源中就形成竞争，贫困群体过度关注他们稀缺的资源，导致在其它方面心理资源耗竭，自我损耗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在日常生活中，贫困群体必须控制自己购买商品的欲望、思考如何实现有限花销利益最大化等问题，这将会心理资源而导致不利的决策。由于金钱的稀缺，任何失误都会带来无法承受的后果，这就使得穷人没有犯错的余地，他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非常谨慎地管理手中有限的资源，从而不得不更频繁地在不同需要之间进行权衡，因此贫困群体将比高收入人群抵制更多来自生活生产中的诱惑，无形中消耗更多的自我控制资源。
4云南民族地区贫困群体贫困心理干预对策
4.1打破思想枷锁，促进城乡流动
小农思想的根源来自于封闭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社会，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结构地位上的弱势，且农民地位普遍偏低，遭受社会各界多方面的歧视。在致力打破贫困群体小农思想束缚的同时，一方面贫困群体需要树立合作共赢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扶贫工作要注重多方面保障贫困群体自身权益，不能仅局限于改善物质条件，更要避免歧视性政策加深社会各界对贫困群体的刻板印象，疏通社会阶层流动的机制和方式，鼓励贫困群体走出去和回得来，从政策的角度打破城乡身份标签限制，给予农民更多进入城市享受社会福利、公共设施和公共资源的权力，刺激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而迸发出更多积极向上的活力。
4.2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
尽管“输血式”的扶贫政策显著改善了贫困群体的生活现状，但是单纯的“输血式”也滋生了许多的懒汉和老赖，反而降低了脱贫意愿。要想解决贫困群体内生脱贫动力不足的问题，还需加大教育投入。李克强总理曾说过“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城乡二元分化依然严重，加大农村教育资源投入刻不容缓，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其进入社会的个人竞争力。尤其是云南还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是直过民族，未曾经历民主改革，直接从原始社会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在基本教育的基础上还需投入更多的道德法制宣传和职业技术能力培训。只有贫困群体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才能帮助他们树立起改变现状、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才能使他们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新时代的生力军。
4.3城乡融合发展，激发贫困群体致富活力
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现有的农村劳动力、农产品资源单向度地向城市集中，加剧了农村贫困，甚至偏远农村呈现出与城市完全对立的状态，农村日益边缘化，贫困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是无从谈起。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刻不容缓，不仅要推动城乡沟通交流，资源配置双向流动，推动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而且要不断完善农村社区配套设施建设，“要致富先修路”，全面实现县域公路交通全覆盖，还要在贫困地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养老保障制度。城市富裕和农村贫穷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城乡融合发展要为乡村提供机会，完善基础建设，提供社会保险，才能让贫困群体跟上社会化进程的脚步，从而实现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
4.4加强金融精准扶贫，推动建立金融心理账户
物质匮乏，让贫困群体满脑子都是与钱相关的问题，帮助贫困群体引入新的资金流，建立可靠的金融扶贫机制，可从根源上干预贫困心理的形成。一方面，在云南民族地区加强金融教育，树立储蓄意识和降低金融违约行为，建立诱导机制，让贫困群体在宽裕时进行金融储蓄，增加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减轻稀缺带来的心理资源消耗;另一方面，鼓励政府贴息或担保，让贫困群体可以获得低额度的信用贷款，同时，加强保险为农业农村生产分散自然风险，以及平衡农业供给和市场需要的市场风险。小额信贷、保险这一系列金融机制旨在引导贫困群体主动编辑自身的心理账户，并非像以往在资金稀缺时陷入心理资源耗竭的陷阱，心理账户的建立能够有效缓解负面情绪压力，并从资金供给上促进脱贫致富项目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