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事件中家庭背景对高校学生在线教育公平的影响
摘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高等教育的正常教学秩序，各高校为保证“停课不停学”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在线教育这一策略。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大量研究来探讨家庭背景对教育公平的影响，但较少关注家庭背景对在线教育公平的影响。通过对高校大学生在线教育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在线教育公平的不同维度影响存在差异。在起点公平维度上，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更可能获得在线教育机会，在线教育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在过程公平维度上，仅户籍和父亲的学历对教育过程有影响，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在线教育的过程公平;在结果公平维度上，家庭背景对教育结果公平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大部分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选择未来放弃在线教育，其原因值得深思。因此，基于家庭背景对在线教育公平不同维度的影响，政府和高校须在教育的不同阶段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在线教育公平。
本文源自崔仕臣; 杨刚，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发表时间：2021-04-29《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是苏州大学主办的综合性教育科学学术期刊。创刊于2013年12月，却可以溯源于中国第一份大学学报——1906年东吴大学创办之《学桴》。承接历史遗训，本刊以“慎思教育历史，创新教育理论，繁荣教育科学，助力教育实践”为宗旨，以“开放、创新、特色”为理念，立志于将自身打造成一份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的教育类学术期刊，成为业界专家学者发表新理论、新思想、新成果的学术园地与高端平台。荣获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
关键词:家庭背景;教育公平;高校在线教育;公共危机事件
一、前言
公共危机事件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影响并推动高校的教学方式调整和改革。2003年“非典”打乱了高校的教学秩序，为不影响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部分高校通过BBS、网络课堂、email等多种形式进行教学。[1]这些新的教学方式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因特网进行学习和教学。2003年，中国教育信息化还处于1.0时代，高校的教育信息化才刚刚起步，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拥有的信息基础差异还较大。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对“非典”对高等教育影响更大，大学生还未返校，又面临开学后如何居家学习。教育部提出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要求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订在线教学方案。在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如何开展在线教育是各高校面临的现实问题。但不同于“非典”时期，2020年中国教育信息化已进入2.0时代，在线教育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在线教育产品已经非常丰富，既有在线课程平台如中国大学生慕课、网易公开课、精品课程、微课等课程，也有在线直播平台如腾讯课堂、雨课堂、学习通、钉钉等平台。同时，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对互联网已经非常熟悉，他们的手机普及率也比较高，这是否意味着大学生可以公平地共享在线教育资源?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一些报道值得我们反思，比如河南邓州贫困女孩因无法上网课服药自杀[2]，武汉一大学生在家上网课手机欠费近700元[3]，等等。这些报道间接反映了在线教育的“数字鸿沟”困境，虽然这些个案并不能代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在线教育的总体情况，但也折射出教育公平这个经典命题。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高校需要对传统的面对面的知识传授方式进行变革，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服务教育现代化。公共危机事件具有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在线教育要融入日常的高校教学活动中，以不变应万变。在线教育具有低成本、覆盖广、时空限制少等优势，很多技术专家和学者都相信在线教育的发展能够使不同社会层级的人群受益，促进教育公平。[4]纵然在线教育具有较多的优势，但能否让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受益还需要实践检验。因此，本研究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高校大学生在线教育的调查，考察家庭背景对高校大学生在线教育公平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家庭背景对教育公平的影响一直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家庭背景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人口结构等。许多研究发现，非能力的身份性特征对人们的受教育机会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家庭出身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几乎跨越国界而普遍存在。[5]瑞典社会学家托尔斯顿·胡森将教育公平划分为三个维度: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6]
科尔曼认为家庭背景之间的差异性对于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重要影响。相比之下，富裕家庭的子女享受了比贫穷家庭的子女更多、更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家庭资源会影响到人们的教育获得。[7]李春玲认为1978年之后，中国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5]刘精明也认为，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优势阶层在大学本科教育方面的机会优势则成倍扩大。[8]徐伟琴和方芳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家庭背景越佳，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优势越明显。[9]随着高校的扩招，教育机会不公平是缩小还是扩大仍有争议。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城镇居民高等教育入学率均等化程度有提高，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倾向家庭背景好的子女。[10]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方面，家庭经济资本所起到的作用趋弱，而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趋强。沈艳和张恺通过对2013届高校毕业生的调查结果发现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进入“211”院校的优势更明显，回归分析发现父亲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父亲教育程度高、家庭人均年收入高的大学生进入“211”院校的概率更高。[11]石大千等学者认为城乡背景和家庭背景交互作用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和质量不平等。在数量方面，家庭教育背景和家庭职业背景导致农村群体教育机会不平等;在质量方面，农民阶层上重点学校机会不平等扩大。[12]总之，家庭背景无论对教育机会平等的数量还是质量层次都有影响，更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因此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
布迪厄认为社会结构是再生产的，文化资本通过影响学术成就来实现与参与社会的再生产。[13]社会再生产理论所提出的强生产模式和弱生产模式解释了学校教育过程对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复制，也就是说教育过程中家庭背景因素依然会影响到教育过程公平。[14]国外学者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其孩子的学业表现存在显著性正影响。[15]类似研究还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孩子在学校中的学业表现就越好。[16]周丽萍把教育过程公平操作为成绩排名和挂科经历，证实了家庭教育背景越好的毕业生，其学业表现越好。[17]教育过程仅关注学业表现还过于狭隘，还有学者从是否担任学生会干部、是否获得奖学金、是否积极参加课外活动等方面来考察教育过程公平。朱新卓研究发现来自城市且阶层地位高、家庭收入高、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大学生担任学生会干部的比例，高于农村劣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18]沈红把教育过程公平操作为大学生在校是否获得奖学金，证实了优势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社会分层扩大了高等教育过程不公平。[19]张玉婷通过质性的研究方法发现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更容易感受到学术挑战，遭遇学业困境。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在文化资本传递和习惯形成过程中积累了一定优势，他们在课堂外有更丰富的受教育经验。[20]
家庭背景对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毕业后的就业职位和收入水平方面。相关研究验证了家庭背景与就业职位和收入水平的正相关关系。岳昌君和张恺的研究发现，性别、家庭状况等背景因素是影响求职结果和起薪的重要因素。[21]陈江生和王彩绒研究发现，较高职位的家庭能够动员和利用更多的组织资源为其子女就业服务。[22]陈东和张郁杨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毕业去向存在明显影响，父亲有正式工作，子女更倾向于体制内就业。[23]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证实了家庭背景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教育过程、教育成就的影响。优势家庭的子女更有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他们进入了大学后更有可能获得较多的教育体验和较好的学业成绩;同时，他们毕业后的就业职位和收入水平也依旧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但现有研究没有注意到在线教育的发展是否会对教育公平产生影响。传统教育要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完成，而在线教育已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更多的人群有机会在网络空间进行在线学习，也就是说在线教育具备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潜力。既然家庭背景会影响高等教育公平，那么家庭背景同样会影响在线教育公平，但如何影响现有研究还比较缺乏。同时，在线教育能否促进教育公平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大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在线教育情况，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家庭背景会不会影响大学生的在线教育公平?家庭背景对在线教育的起点、过程、结果公平各自有什么影响?在线教育是扩大还是缩小了教育公平?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20年3月对全国大学生的在线教育调查。研究的主体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全国大学生，采取多阶段抽样方法，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①中随机抽取两个省，然后在抽取的省内随机抽取了两个高校，根据性别(男、女)、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进行分层分类抽样。问卷发放主要通过联系高校学生处相关人员来完成数据收集。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为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高校要求各学院做好学生的健康统计工作，各学院通过建立微信或QQ群等多种途径，收集本校学生的基本情况，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网上问卷调查的基础。考虑到大学生手机普及率非常高，本调查采用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共收集到300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2843份，有效率为94.76%。虽然抽样只抽到6个高校，由于高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因此，本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在线教育公平。起点公平强调学生平等的就学权利和机会，本研究更加关注高校大学生是否具备在线教育的基本条件和机会。起点公平操作化为是否安装家庭宽带和手机价格高低两个变量。家庭宽带是大学生进行在线教育的重要条件，如果家庭没有安装宽带，大学生可以使用手机进行在线学习。由于现在手机安装软件较多，价格较低的手机因内存较小运行起来比较卡顿，价格较高的手机正好相反。过程公平关注学生在教育过程中是否受到公平的对待，也就是在教育过程中，既要公平对所有大学生分配资源，又要关注特殊群体的需要，比如贫困生能否进行在线教育，如何支持贫困生进行在线学习。过程公平可以操作为在线教育监督和社会支持。大学生接受在线教育监督表明学校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管理，督促学生完成在线课程。社会支持包括学校、政府、市场等组织提供上网流量、话费补贴、现金补贴等，以保证学生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完成在线学习。结果公平是学生在一段学习经历以后所获得的结果以及影响，是追求学生达到相对平等的发展水平。结果公平操作为知识接受和未来是否选择在线教育。知识接受好坏是了解学生对教师授课知识的掌握和吸收的自我判断;是否在将来选择在线教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生对在线教育的满意度和接纳情况，如果在线教育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那么学生在将来选择在线教育的比例会提高。
2.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家庭背景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等，因此父母的学历、经济收入、户籍等都是家庭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研究常常用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经济资本的测量指标，但在实际调查中，家庭人均纯收入存在严重的误报。为了能准确地测量大学生家庭的经济收入，在分析大量相关文献后[24][25][26]，本研究采用低保、房屋产权、房屋地板材质、房屋窗户材质等指标间接测量家庭的经济资本。家庭拥有房屋产权表明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如果是租房或者是经济适用房表明经济收入比较低。房屋地板如果采用木质地板表明经济条件比较好，瓷砖地板次之，水泥地和土地板表明经济条件比较差。窗户材质以铝合金为优，塑钢次之，木质最差。文化资本指标采用大学生父亲的学历。同时本研究把性别、地区、年级作为控制变量。
3.数据描述
本次被调查的大学生男女比例分别为38.6%和61.4%;城乡户籍比例分别为22.5%和77.5%;大一、大二、大三及以上比例分别为41.3%、36.3%、22.4%;东、中、西部地区大学生比例分别为29.0%、48.3%、22.7%。被调查大学生家庭背景情况是低保占总调查对象的8.1%;家庭窗户材质具体比例为铝合金占54.1%，塑钢占16.5%，木质和其他占29.4%;房屋地板材质具体比例为木地板占13.1%，瓷砖地板占54.0%，土地板和水泥地占32.9%;房屋产权具体比例为商品房占21.7%，自建房占63.5%，租房及其他占14.8%;父亲学历为专科及以上、高中和中专、初中、小学及以下的比例分别为9.4%、20.0%、47.2%、23.4%。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学生家庭宽带的比例为77.8%，总体而言，家庭宽带的普及率属于中等以上。大学生使用的手机价格等于和高于2000元的学生比例为51.5%，表明还有一半的学生手机配置不是特别高，如果使用手机进行在线学习有可能会影响学习效果。被调查大学生得到社会支持的比例较低，仅占调查对象的20.0%。被调查大学生接受在线教育监督的比例为67.6%，大学生知识接受好的比例为65.5%，未来选择在线教育的比例为15.9%。
4.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六个因变量为0-1二值品质型变量，故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在线教育公平的影响因素，该模型中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如下:
Ln(P/1-P)=α+β1X1+…+βkXk
其中，P为教育公平的概率，具体到起点公平维度就是安装家庭宽带和没有安装家庭宽带概率之比，手机价格高和手机价格低概率之比。过程公平维度是接受社会支持与未接受社会支持概率之比，有在线教育监督和没有在线教育监督概率之比。结果公平维度是知识接受好和知识接受差概率之比，未来不选择在线教育与选择在线教育概率之比。X为自变量，β为各自变量的待估系数，α为常数项。OR的值为exp(β)，等于P/1-P，衡量教育公平的概率发生的比值。exp(β)可直接比较各自变量组间差异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四、研究结果
(一)家庭背景与起点公平
模型1是家庭背景对家庭宽带的影响。调查样本中77.8%的学生家庭安装了宽带，表明家庭宽带的普及还是比较高的。由表1可知，户籍、房屋产权、房屋地板、窗户材质、低保、父亲学历对家庭宽带是否安装有显著性影响。城市户籍的大学生家庭安装家庭宽带的概率是农村户籍家庭的1.4倍。住房是商品房和自建房的大学生家庭安装宽带的概率分别是家庭为租房的大学生的1.9倍和1.6倍。房屋是木质地板和瓷砖地板的大学生家庭安装宽带的概率分别是水泥地和土地板家庭大学生的4.4倍和3倍。房屋窗户是铝合金材质和塑钢材质的大学生家庭安装宽带的概率分别是木质窗户家庭大学生的1.4倍和1.5倍。非低保大学生家庭安装家庭宽带的概率是低保大学生的1.4倍。父亲学历是小学及以下的大学生安装宽带的概率是专科及以上的0.4倍，父亲学历为初中和高中的大学生家庭安装宽带的概率与专科及以上的概率没有差异。以上分析表明，劣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家庭安装宽带的概率低于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
模型2是家庭背景对手机价格的影响。调查样本中48.5%的大学生手机价格低于2000元，51.5%的大学生手机高于2000元。由表1可知，户籍、房屋产权、房屋地板、低保、父亲学历与手机价格有显著性影响。户籍为城市的大学生更有可能使用价格高的手机，城市户籍的大学生使用价格高的手机概率是农村户籍大学生的1.2倍。住房为商品房和自建房的大学生手机价格高的概率分别是租房家庭的大学生的1.9倍和1.3倍。房屋地板为木地板和瓷砖地板的大学生手机价格高的概率分别是水泥地和土地板的大学生的4.6倍和2.3倍。非低保的大学生手机价格高的概率是低保大学生的1.4倍。父亲学历是专科及以上的大学生手机价格高的概率分别是父亲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和初中的大学生的2倍和1.7倍。
(二)家庭背景与过程公平
模型3是家庭背景对社会支持的影响。调查样本中有20%的大学生接受到了社会支持。由表1可知，父亲学历和户籍对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城市户籍的大学生接受社会支持的概率是农村户籍大学生的0.7倍，也就是说农村户籍的大学生更有可能接受社会支持。父亲学历是初中、高中及中专的大学生得到社会支持的概率是专科及以上的0.7倍，表明父亲学历高的大学生接受社会支持的概率高。父亲学历对社会支持的影响可能原因是:一是父亲的教育程度低影响其社会资本，可获得的社会支持网络有限;二是学校与之联系不畅，导致学校无法精准地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总体而言，大学生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除户籍和父亲学历两个因素外，其他家庭背景因素对社会支持没有显著影响。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为了使大学生能够进行在线教育，各高校通过发放临时困难补贴、流量补贴、话费补贴以支持大学生居家学习，同时政府、家庭、社区等组织也提供了相应的支持。无论是由于公共危机事件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贫困生，还是遇到临时困难的非贫困生，学校都采取各种方式减轻大学生的经济负担。本次调查显示，大学生平均一天上网课的手机流量达2.84GB，约有13%的大学生一天流量超过了3GB。38%的大学生表示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因上网课增加了手机话费负担，个别大学生一个月手机费达到了400多元，其他部分大学生增加100元左右的手机费用。大学生接受到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学校提供的帮助，其次是家庭及其亲属提供的帮助，地方政府、个别商业机构、社会组织也不同程度提供了社会支持。
模型4是家庭背景对在线教育监督的影响。调查样本中67.6%的大学生接受到学校的监督。由表1可知，其他家庭背景因素对在线教育监督没有显著影响，只有父亲学历对在线教育监督有显著影响。父亲学历是小学及以下的大学生接受学校在线教育监督的概率是专科及以上的0.5倍，父亲学历是初中、高中、中专、专科及以上的大学生在接受学校监督方面没有差异。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控制家庭背景因素后，年级对在线监督有显著影响。大一接受在线教育监督的概率是大三及以上大学生的1.4倍，大二和大三及以上的学生在线教育监督上没有统计学差异。由此，对于父亲学历是小学及以下的大学生更有可能没有接受监督的合理解释有两种可能原因。第一是这部分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客观上存在上网困难，无法上网打卡报到，没有办法及时完成在线课程学习。同时，学校和教师确实存在监督不严的情况，家长也没有主动去监督他们学习。第二是学校或教师下发了相关学习通知和布置了相关学习课程，这部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够，忽视学校和教师的通知和提醒。大一的学生刚刚进入大学学习，学习的主动性和纪律性较强，大二和大三及以上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纪律性相对大一学生稍差。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纪律性也可以解释这部分差异。
(三)家庭背景与结果公平
模型5是家庭背景对知识接受好坏的影响。调查样本中65.5%的大学生知识接受较好。由表1可知，户籍对知识接受有显著影响，城市户籍的大学生知识接受好的概率是农村户籍的1.3倍。但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还有34.5%的大学生知识接受较差，也就是说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了学生在线学习的效果。
模型6是家庭背景对在线教育选择的影响。本次问卷设计了“你将来是否愿意选择在线教育”，调查样本中15.9%的大学生在将来会选择在线教育，也就是说，大部分大学生是不满意和不愿意选择在线教育的。由表1可知，父亲学历和低保对在线教育选择有显著影响。父亲的学历是小学及以下和初中的大学生选择在线教育的概率是专科及以上的0.7倍，低保背景的大学生选择在线教育的概率是非低保大学生的0.6倍。这就是说，劣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更不愿意选择在线教育，说明家庭背景中父亲学历劣势和低保会扩大在线教育的不公平。
五、结论和建议
(一)在线教育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
在线教育起点公平维度中家庭背景对是否安装家庭宽带和手机价格的高低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多的大学生拥有宽带和高价格手机的概率高于劣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劣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不具备在线教育条件的概率更高，无法公平与其他大学生参与在线教育学习。在线教育需要依托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但现有的在线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基于电脑终端设计，比如国家精品课程、省级或校级精品课程，学习者必须借助连接了互联网的计算机才能进行学习。由于并不是所有大学生家庭都安装宽带，那些没有计算机或有计算机却没能连通网络的学习者，是没有办法接受在线学习的。[27]虽然移动终端的在线教育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限于移动终端的在线教育产品还不够丰富，同时手机配置也会影响到在线学习的效果。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部分学生反馈自己没有电脑，有些在线课程无法学习。还有些学生反馈由于手机质量不是很好，使用手机进行在线学习时经常卡顿。因此，在线学习需要依托一定的媒介，同时也要配备一定的设备才能够实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线学习的条件存在差异，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在线教育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
以往大量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平等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层次都有影响，更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5][7][10][12]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家庭背景影响到在线教育的起点公平，在线教育会扩大教育的不公平，这与既有研究的结论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家庭背景的差异客观存在，也很难使所有大学生都拥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也就是说，即使公共危机事件结束，家庭背景的差异也将长期存在。由于家庭背景差异的客观存在，不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家庭会使大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存在差异。社会层次高、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为其子女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如为其购买电脑、书籍和报纸等。[28]因此，要减小在线教育的不公平，需要创新在线教育产品，推动移动端在线教育的发展。网络端的在线教育受限较大，移动端的在线教育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在线教育产品的创新，开发移动端的轻量视频，可以使在线学习者观看和学习更加流畅。因此，在家庭背景差异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支持在线教育产品的创新，通过网络技术的发展来减少家庭背景的不利影响。
(二)高校的补偿作用会缩小在线教育的过程不公平
在线教育的过程公平维度中仅户籍和父亲学历对在线教育过程公平有影响，高校的补偿作用会缩小在线教育的过程不公平。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农村户籍的大学生比城市户籍的大学生接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时，政府、学校、社会其他部门把更多资源分配给处境不利的大学生，这在一定程度有利于教育的过程公平。除了户籍因素外，研究发现父亲学历层次低其家庭社会资本有限，家庭文化资本少的大学生获得社会支持的渠道会受到限制。在在线教育监督方面，家庭文化资本少的大学生接受在线教育监督的概率小于家庭文化资本多的大学生，可能原因既有大学生上网困难、学校监督不力，家长主动监督不够的客观原因，也有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够造成监督缺位的主观因素。
前期研究表明，阶层地位、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会影响到教育的过程公平。[14][18][19]本次研究也证实了之前的部分结论，本次研究发现仅户籍和父亲学历对在线教育过程公平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研究发现高校的补偿作用会缩小在线教育的过程不公平。换言之，社会支持对农村户籍的大学生更有利。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高校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和加强在线教育的监督和管理，促进了在线教育的过程公平。虽然家庭背景依然会影响在线教育的过程公平，但高校的补偿作用可以降低家庭背景的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文化资本少的大学生，其获得社会支持和接受在线教育监督相对较少，需要对这类大学生加强社会支持和在线教育监督。因此，在线教育过程公平既要强调平等原则，也要强调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平等原则就是使所有大学生都平等地接受教育;差异原则就是要根据大学生的禀赋、兴趣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补偿原则就是要关注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并对社会经济地位处境不利的大学生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予以补偿。[29]在线教育过程是师生互动的过程，教师的反馈速度和程度会影响到学生的参与与学习效果。[30]教育过程中，不仅要强调在线教育资源的共享共建，更要强调在线教育资源的可用性。同时，高校也要转变评价观念，课程开发评价和学习效果评价并举，保证在线学习质量。利用智能化评价手段对学习过程给予及时的反馈，督促学生及时地调整学习现状，让评价变成促进学生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的手段。[31]
(三)劣势家庭背景对在线教育结果公平产生不利影响
户籍、父亲学历、低保对在线教育结果公平有影响。在知识接受方面，城市户籍的大学生在线教育知识接受好的概率高于农村户籍的大学生。而在未来在线教育的选择方面，父亲的学历和低保两个因素会影响到大学生在线教育的选择，但84.1%的大学生拒绝了未来选择在线教育，这表明家庭背景不是影响未来在线教育的重要因素。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公共危机事件期间，在线教育作为一种替代传统课堂学习的手段，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从“学”的角度来看，学生体验并不是很好，大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够。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往往引起网络拥堵，特别是对劣势家庭的大学生更加不利，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对在线教育的整体体验都不好。在线教育强调主动学习，但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大学生还是被动学习，被动学习的结果就是在线教育枯燥无味。二是从“教”的角度来看，大学教师与学生互动不足。如果是在线视频课程，由于视频是前期录制的，教师与学生不存在互动;如果是在线直播课程，教师对着PPT讲授本身就无法激起讲课的兴趣，加之与学生互动不足，教师也不知道移动端或电脑端的学生学习状况如何，在线直播的效果会打折扣。因此，教与学脱节，教学效果不良，学生并不能从在线教育中受益而选择“用脚投票”。
以往研究表明，户籍、家庭收入、父亲职位会扩大教育结果的不公平。[21][22][23]本次实证研究发现，户籍、父亲学历、低保对在线教育结果公平有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发现是84.1%的大学生拒绝了未来选择在线教育。在线教育学习不同于传统教育学习，更加强调弹性教育和自主学习。所谓弹性教学，就是教学时间可以灵活安排，教学内容可以整合各种优质教学资源。所谓自主学习，就是要求学生从之前的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本次研究结果发现，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大学生总体对在线教育并不满意，家庭背景对在线教育结果公平的解释力度也不够。原因在于，在公共危机事件期间，在线教育还是延续教师讲、学生听，没有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还是被动学习。加之不同大学生自然禀赋的不同，大学生的网络自律也影响到学习效果。因此，高校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学习支持，形成在线教育参与式学习文化，优化在线教育课程设计，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