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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建构视域下英译本《李清照诗词全集》探析

时间:2021-05-12分类:英语翻译

  摘 要: 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和华裔学者钟玲合译的 《李清照诗词全集》是译介李清照及其作品的重要译本。本文从形象建构视域出发,探究该译本塑造的李清照及其作品形象。两位译者在各自意识形态及诗学观的影响下,通过翻译选材、翻译方法、译文注释等手段,突破源语文化及前译本中李清照柔弱女性这种刻板印象,为英语世界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巾帼不让须眉、勇敢、自由的李清照形象,同时其作品也因雷氏的创译而凸显出 “异国情调”。译本对李清照及其诗词形象的重塑在英语读者中得到了认同,促进了李清照诗词作品在海外的传播。

形象建构视域下英译本《李清照诗词全集》探析

  本文源自刘锦晖; 文军,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发表时间:2021-05-11《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是由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性刊物。学报主要面向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为中文常用外国语类核心期刊和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入编刊物。

  关键词: 形象建构; 李清照诗词全集; 雷克斯罗斯; 钟玲; 意识形态; 诗学观

  0. 引言

  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自 20 世纪初至今,李清照及其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 刘锦晖、文军 2020) ,中西译者为李清照成功进入英语世界做出了 重 要 贡 献。其 中,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 ( Kenneth Rexroth) 和华裔学者钟玲 ( Chung Ling) 合译的 《李清照诗词全集》( 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1979) ( 下文简称 《诗词全集》) 一直在英语世界颇受欢迎 ( Tsai 2008; 季淑凤、李延林 2014)。《诗词全集》是第一个将李清照诗词全部译出的译本,并且在美国汉学家艾朗诺 ( Ronald Egan) 2019 年译本 《李清照作品集》( The Works of Li Qingzhao) 出版之前,该译本是英语世界唯一一部李清照诗词作品的全译本,对李清照和她作品的译介有着特殊的意义。虽然已有学者探究过该译本的译介贡献,如葛文峰 ( 2016) 称赞该译本在诸多美国李清照诗词英译本中 “影响最大、流传最广”,不过译界缺乏对这一译本独到之处的多维度剖析及其价值挖掘。本文从形象建构视域对这一译本进行考察,采用 “描写-解释”的研究方法,对译本内容进行多维分析,并结合李清照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史,来探究该译本对李清照及其作品的传播价值。

  1. 翻译与形象建构

  近些年,形象学研究范式逐渐在翻译研究中兴起,它为翻译中的形象研究带来了成熟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者对两个学科的结合都给予了积极的探讨 ( Kuran-Buroˇglu2000; Flynn et al. 2016; 王运鸿 2018) 。在当代形象学中,形象的本质是作为一个 “社会文化构念”,形象和身份不再是民族与生俱来的特征,而是在社会生产和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特定群体相联系的特性和身份 ( 王运鸿 2018: 87) 。法国形象学学者巴柔 ( Daniel-Henri Pageaux) 对 “形象”的解释是: “形象就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种描述,制造了 ( 或赞同,宣传) 这个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显示或表达出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拟的空间”( 孟华 2001: 156) 。翻译研究和形象学研究都注重形象或身份的建构本质 ( the constructed nature of image or identity) ( Leerssen 2007: 24) 。形象学更关注的是体现在形象中的 “他者”和 “自我”关系。

  其实从翻译研究的 “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后,翻译所具备的文化改写和操纵功能就被凸显出来。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 ( Bassnett & Lefevere 1990: 15) 曾阐明: 翻译作为改写方式之一,会对建构作家及作品形象发挥作用。勒弗菲尔 ( Lefevere 1992 /2006: 125) 随后的论述: “翻译不仅投射了原作及原作所属世界的形象,而且还会为了保护目的语文化而改写或者屏蔽那些与目的语文化差异过大的形象”,进一步指明了翻译是形象建构的一个有效手段。从形象出发,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观察翻译对 “文化他者”和 “文化自我”的塑造功能以及翻译重建他者形象的过程; 另一方面,还可以考察形象对翻译生产、接受的影响。

  因此本文首先分析 《诗词全集》建构了怎样的李清照及其作品形象,并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怎样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结合两位译者的不同文化身份,分析形象建构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

  2. 英语世界早期的李清照译介及李清照形象

  李清照虽然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女作家,但是作为中国古代女性群体的一份子,在男权社会中是弱势的 “她者”,她的作品在历代的接受都要受到来自 “正统规范”的批判或者择选,进而形成了一些对李清照认识上的刻板印象。长久以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她的词学成就,其所作闺怨、离情词更是多被传诵,加之李清照的词通常会被解读为自己的生平经历,导致这些词作塑造出的李清照是娇弱、惹人怜爱的。这种印象也被翻译带入了英语世界。英国翻译家克拉拉·甘霖 ( Clara M. Candlin) 1933 年的英译本 《风信集: 宋代诗词歌赋选译》 ( The Herald Wind: Translations of Sung Dynasty Poems, Lyrics and Songs) 中只收入了李清照的 《声声慢》和 《武陵春》,译者为译文添加了标题 The Widow,凸显了孀妇形象。詹姆斯·韦陀 ( James Whitall) 转译自法国译者朱迪特·戈蒂耶 ( Judith Gautier) 的译本中对李清照的评价是: “她的作品唯一主题就是她 ‘那因为孤独而伤痕累累、滴血的心’”( Whitall 1918: 15)。《李清照评传》( Li Ch'ing-chao,1966) 的译著者胡品清 ( Hu Pin-ching) 对李清照思想的评价是 “李清照的作品主题极其有限,她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和丈夫”,她认定 “李清照并没有社会意识,她喜欢享乐 ( pleasure loving) 、是贵族范的 ( aristocratic) ”( Hu 1966: 63-66) 。

  《诗词全集》这一译本出现前,英语世界翻译的主要是李清照的词。1926 年,冰心在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完成的硕士论文 “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中翻译了 25 首李清照的词。美国汉学家艾思柯 ( Florence Ayscough) 在她的研究专著 《中国女性: 昨天与今天》( Chinese Women: Yesterday & Today,1937) 中翻译了李清照 12 首词、2 首诗。华裔学者许芥昱 ( Hsu Kai-yu) 在 1962 年的 《现代语言学会会刊》( PMLA) 中撰文对李清照及其词作做了简介,并选译了 20 首李词。胡品清在 《李清照评传》中翻译了 54 首李词、诗仅 2 首。何赵婉贞 ( Lucy Chao Ho) 的译本 《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生平与作品》( More Gracile Than Yellow Flowers: The Life and Works of Li Ch'ing-chao,1968) 也只是翻译了李清照 43 首词。译介以词为主自然与李清照的词学成就相关,不过这样的译介现状却不能完全地反映李清照其人和作品的全貌。

  3. 译本 《李清照诗词全集》及其形象建构分析

  《诗词全集》在翻译选材上突破了前译者以译词为主的翻译定式,收入了李清照所有的诗,译本还包括丰富的副文本内容,包括钟玲撰写的李清照小传以及对译文的注释。译注不仅是一种翻译策略,还具有重要的 “文化功能和内涵”( 魏家海 2019: 109) ,能够发挥对文化形象的塑造功能。本部分将通过对翻译选材、副文本和翻译文本的分析来观察 《诗词全集》塑造的李清照形象。

  3. 1 首译 17 首留存诗———李清照的政治书写

  李清照的存世作品中除了久负盛名的词作,还有 17 首诗以及零散的文赋。国内对李清照的接受一直以来都是宣扬其词作成就,诗、文赋则不受重视 ( 成善楷 1981; 陈祖美 1995) 。同样,在英语世界,这 17 首诗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诗词全集》则是以 1962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 《李清照集》为底本,《李清照集》辑录李清照词 79 首,其中包括 35 首历来怀疑不是她的作品,此外,还有诗 17 首、文 3 篇和 《打马图经》及赋、序等若干篇。雷氏和钟玲选择了其中确定为李清照作品的 44 首词以及存疑词中的 6 首,共计 50 首,并将 17 首诗尽数收入。尽管中国古诗和词在行文规范上有显著区别,且将诗和词并置在一个译本中意味着对译者翻译实践的巨大挑战,雷氏和钟玲还是突破了前译者们的选材局限,极力向英语世界读者介绍李清照的诗作。李清照的词和诗风格迥异,通过李清照的词,读者容易将其解读为 “一个弱女子,不仅在身体上瘦弱似黄花,常常掩面而泣,寻寻觅觅,而且在精神上似乎也相当柔弱倦怠,无精打采”; 然而其诗则不同,“这些诗大都具有强烈、深刻的政治批判色彩和对英雄主义人生观的歌颂。这些诗与民族兴亡直接相关,几乎没有一首是对个人际遇的哀叹,充分显示了李清照卓越的政治眼光、民族气节和雄伟的胸怀”( 孙乃修 1981: 30) 。钟玲亦认为 “在清照写就这些诗和文赋时,她没有将自己等同于女性” ( Chung 1975: 129) 。译本将 17 首诗中的 13 首归类为 “讽”( Politics) ,凸显了李清照写作政治题材诗的能力,突破了传统女性身份的设定对她能力的框定。

  此外,译者在注释中对李清照做诗的意图进行了阐释,进而能够引导读者去发现李清照对政治时局的批判意识。例如在对 《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第一首中的个别诗句解释后,译者进一步指明 “李清照在该诗中说明唐明皇被蛊惑,对朝廷中的腐败视而不见, ……此诗是异乎寻常的勇敢言辞,因为她在暗示当时宋代朝廷内的权力斗争”( Rexroth & Chung 1979: 106) 。再如在 《夏日绝句》的注释中,译者首先介绍了项羽战败的历史背景,然后指出 “在该诗中李清照暗示了她对宋代朝廷南逃的批评”( Rexroth & Chung 1979: 112) 。此类注释还有多处,在此不一一列举。艾思柯以及胡品清在各自译本中也翻译了 《夏日绝句》,对比两者在译本中对该诗的注释,译者的意图显露无遗。艾思柯认为,李清照写这首诗是在阐发自己与项羽当年一样,陷入了困顿落魄 ( in poor and poverty) 的境地 ( Ayscough 1937: 191) ; 胡品清认为,该诗是作者对历史过往的感叹,而并没有将此诗与李清照的政治见地关联起来 ( Hu 1966: 93) ; 但是雷氏和钟玲的注释则将该诗视为一首政治讽刺诗,以彰显李清照的政治见地。

  可以说,雷氏和钟玲突破主流选材规范的做法的确重新塑造了李清照的形象,使得英语世界读者对李清照的写作有了新的认识,文学评论家麦克劳德 ( Russell MecLeod) 对译本的选材大加赞赏,因为这样可以让读者感受到 “李 ( 清照) 一方面擅长书写传统的 ‘弃妇’ 主题,而另一方面她还可以在诗中表达对政治的深刻观察”( MecLeod 1981: 174) 。

  3. 2 生平小传———巾帼不让须眉

  传记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书写的是人物的生平事迹和精神风貌。在功能上,传记除了记录人的 “生命史、精神史”,还兼有 “塑造人物形象”的功能 ( 杜书瀛 2018: 65) 。译本中钟玲为李清照写的小传则更能直接体现李清照的人物形象。

  3. 2. 1 李清照的多元身份

  钟玲在翻译 《诗词全集》 之前便在文章 “李清照: 复杂人格的另一面” ( Li Ch'ingchao: Another Side of Her Complex Personality) 中指出: “在卷帙浩繁的 《宋史》中,对于这位最伟大的中国女性作家李清照的正式记录只有寥寥 24 个字。在汉代以后,严肃文体例如诗、文和回忆录都是男性文人的专利” ( Chung 1975: 126) 。这一方面说明,钟玲在为李清照没有留下正式纪录而惋惜、甚至是打抱不平,另一方面也说明后人为李清照做传记的必要性,这或许也是钟玲在译本中为李清照写传的原因之一。钟玲笔下李清照的身份是: “李清照不仅是伟大的诗人,她还是历史和古典学者、文学批评家、艺术收藏家、金石专家、画家、书法家和政治评论家”( Chung 1979: 83) 。李清照被冠以如此多的头衔在英译本中还是第一次,且 “政治评论家”的标签是前译者从来没有用过的。钟玲想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多面的李清照。

  3. 2. 2 李清照的 “士大夫”形象

  在介绍中,钟玲对李清照及其家庭所处的政治环境着墨很多,用了 4 页的篇幅来介绍宋代朝廷内的权力之争,钟玲对复杂政治环境的渲染意在凸显 “然而这些权力斗争并没有减弱李清照的政治热情 ( her interest in politics) ”( Chung 1979: 88) 。钟玲将李清照刻画成 “一位热切的爱国主义者 ( a fervent patriot) ”,“她写诗讽刺那些逃亡派,她的家国情怀更是体现在了 ‘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这样的诗句中”( Chung 1979: 88-94) 。

  钟玲在介绍中还特意说明了李清照与赵明诚共同完成了 《金石录》的研究,并强调 “李清照从事对金石作品的学术研究与收集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这些活动完全是古代文人与士大夫所为”,故而钟玲评价她 “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自由的女性”( Chung 1979: 89) 。

  3. 2. 3 合情合理的再嫁

  李清照再嫁问题历来备受古今学界关注,争论亦十分激烈。在雷氏和钟玲之前的译者对此问题亦有不同态度: 胡品清在译本中认定李清照并无再嫁之事,艾思柯、冰心对此话题并无涉及。钟玲虽并没有找到新的证据来对这一话题进行澄清,但是她认可了学界支持李清照再嫁的观点,并对那些否定李清照再嫁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他们均是受到了中国 13 世纪兴起的理学 ( Neo-Confucianists) 影响,且这些人的否定动机是出于他们希望伟大的女诗人的个人生活不能有瑕疵 ( stainless) 的理念”。钟玲认定 “李清照再嫁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符合宋代历史语境的”( Chung 1979: 93) 。

  通过小传,钟玲为英语世界读者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李清照,她不再是那个只能吟唱离情别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典型传统妇女,她可以善诗好酒、可以激昂文字、可以有再嫁的自由。如此自由、果敢的李清照形象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并在英语读者中得到了认同。麦克劳德 ( MecLeod 1981: 174) 惊叹道: “李清照享有如同男人一般喝酒的自由”;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学者罗夫曼 ( Roffman 1979: 2466) 评价道: “她的诗词反映了她的睿智与不平凡的生活: ( 她) 是一个文史学者、文艺批评家,且是有过两次婚姻、一次离婚史的女性”。

  3. 3 诗人译诗———李词中的 “异国情调”

  上文主要讨论了译本对李清照本人形象的建构,接下来我们通过对译文的分析来归纳译者翻译方法对李清照作品形象的重塑。雷克斯罗斯作为诗词的主要译者,一直以来秉持的翻译原则是 “以诗译诗”( Rexroth 1956: xi-xii)、“创意英译”( 钟玲 2003: 34) 。尽管与钟玲的合作会令译作更忠实于原文,但钟玲指出 “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富有诗意,雷克斯罗斯依然会不惜更改原文的意思进行翻译”( 郑燕虹 2011: 128) 。雷氏被认为在美国开创了最具创新的诗歌方式: 即将神秘主义与情爱诗结合 ( the most original synthesis of transcendent metaphysical and erotic verse) ( Hamill & Kleiner 1997: xi) 。雷克斯罗斯擅写情爱诗,他曾经表示 “情爱是最高级的思考方式之一”( Hamill & Kleiner 1997: xx) 。

  在自己诗学观的影响下,雷氏也为译文增添了情爱的色彩,我们来看几处译文。李清照有一首 《渔家傲》,其上阕内容: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 李清照 1962: 25) ,其中 “玉人浴出新妆洗”是来形容梅花的玉洁冰清,明艳出群。雷氏的译文为:

  Already,out of the snow,

  You bring news that Spring is here,

  Cold plum blossoms adorning

  The glossy jasper branches,

  Perfumed faces half showing,

  Gracefully flutter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tyard

  I come,my jade body fresh from the bath,

  Newly powdered and rouged. ( Rexroth & Chung 1979: 9)

  译文对 “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做了特殊的断句,将 “香脸半开娇旖旎”和上文译在一起,在译 “玉人浴出新妆洗”时插入了第一人称的 “I come”,使得 “my jade body fresh from the bath”的对象成为了 “I”,而不再是修饰梅花。“jade body” 的描写显然比 “玉人”来得更加直接、显露,情色意味凸显。

  再有,《行香子·草际鸣蛰》的下阕是: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李清照 1962: 25) 雷氏的译文如下:

  Once a year the Cowboy and Weaving Girl meet.

  Imagine the year-long bitterness of their parting。

  Now suddenly in the midst of their love-making The wind blows first clear and then rain. ( Rexroth & Chung 1979: 74)

  品读译文,不难发现译者的译文是在原词内容基础上的创译,译者不仅调整了原词的表达,还额外添加了 “love-making”这一意象。此类创译还有多处,在此不一一列举。

  此外,雷氏还通过注释渲染了诗中意象的情色意味。他将 “重阳”这一节日的活动内容解释 为 “野 餐 ( picnics on hills) 、赏 菊 ( chrysanthemum viewing) 、户 外 性 爱 ( outdoor love-making) ”( Rexroth & Chung 1979: 98)。“黄昏疏雨湿秋千”中的 “秋千”意象,被译者认定在中国爱情诗歌中有暗示性爱的意义 ( Rexroth & Chung 1979: 100)。“轻解罗衫独上兰舟”中的 “兰舟”意象,被雷氏认为是指涉女性性器官常用的隐喻 ( Rexroth & Chung 1979: 101) 。在《渔家傲·记梦》的解释中,“三山”被雷氏认为具有性爱神秘的隐晦意义,并据此引导读者想象 “清照 ( 平生所作) 的爱情诗中究竟有多少是玄秘隐晦的呢”( Rexroth & Chung 1979: 116) 。这些注释或是出于考证,或是出于译者的主观推断,但无论来源如何,都为李清照的作品以及其中所描绘的中国文化增添了 “情色”的成分。当这种情色意象出现在以 “婉约” 闻名的李清照词作中时,无疑会令译文产生一种异国情调,更具吸引力。不过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却可以激发英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想象,更容易得到目的语文化的认同。该译本自出版后又多次印刷,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4. 形象建构与诗学及意识形态

  法国学者巴柔认为: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 ‘自我’与 ‘他者’,‘本土’与 ‘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孟华 2001: 155)。 《诗词全集》由雷氏和钟玲合作完成,两位译者共同塑造了新的李清照和她的作品形象,尽管二人的文化立场亦有不同。

  雷克斯罗斯和钟玲翻译 《诗词全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雷氏对李清照词作的共情,他早在 1956 年出版的 《中国诗百首》(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随后的 《爱与流年: 续中国诗百首》( One Hundred More Chines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1970) 和 《兰舟: 中国女诗人》( 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1972) 中分别选译了李清照的词作。在零散译介李清照的过程中,雷氏被李清照及其作品中所折射出的女性自我意识及特有的女性表达所吸引,他希望在对宋代诗人诸如李清照等人诗词的翻译中实现自己 “浪漫 ( romantic) 、经验性神秘主义 ( empirical-mystic) 和反常规 ( antinomian) ” 的诗学审美 ( Rexroth 1956: xiv) 。因此,在翻译中雷氏将自己的诗学观注入了东方的诗学文本中,使李清照的作品形象具有了 “异国情调”,只是这种形象并非本源形象,而是译者的东方想象。华裔学者荣之颖 ( Angela Jung Palandri) 对雷氏的译文批评道: “对色情的狂热 ( erotomania) 绝对只属于雷克斯罗斯,却绝不会和一位宋代女诗人沾边,无论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她是如何标新立异。”( Palandri 1981: 271)

  钟玲,译本的合作者,一位 “不盲从激进的女性主义者”( 王列耀 1991: 131) ,在文学评论领域中极力伸张女性的地位。在钟玲看来,李清照的才情绝非其词作能完全代表的。钟玲在翻译该译本前后分别撰文 “李清照: 复杂人格的另一面”( Li Ch'ing-chao: Another Side of Her Complex Personality,1975) 以及 “李清照: 精神与人格的塑造”( Li Qingzhao: The Moulding of Her Spirit and Personality,1985) 。在这两篇文章中,钟玲对李清照的人格以及文学成就加以梳理,并对英语世界李清照词作译本所塑造的李清照形象进行了评判和反思,表达了对李清照诗作的重视。钟玲指出 《诗词全集》之前的译本,如胡品清、何赵婉贞等都只注重了李清照的“女性形象”( feminine image) ,凸显她的柔弱与敏感,而李清照的 “士大夫”气质 ( the mentality of a gentry man) 却要通过她的诗作才能体现 ( Chung 1985: 143-159) 。

  《李清照诗词全集》可以说是既体现了雷克斯罗斯的诗学理念,也体现了钟玲重塑李清照形象的主旨,尽管立场不完全相同,但是两者的合作使得该译本为英语读者呈现出一个不同以往的李清照形象。在选材上,他们译出李清照的全部存留诗; 在译本中借助注释、介绍等副文本元素展现李清照的才情、政治修为和士大夫气质; 雷氏的翻译又为李清照的诗词增添了异域情调。这些操作都使得该译本不同于以往的译本,为英语读者塑造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李清照。该译本及其塑造的李清照形象得到了当时英语世界的极大认可,文学评论家麦克劳德评论该 《诗词全集》: “尽管专家学者对其创造性翻译略有微词,但是雷、钟的合译本面向的是普通大众读者。《全集》注释详尽,且有诗人的生平介绍,为读者了解原作和诗人提供了充分信息,且制作精良,非常具有吸引力”( MecLeod 1981: 174) 。洛克伍德 ( William Lockwood) 以极其感性的笔触盛赞雷克斯罗斯呈现出了李清照的美感世界: “我们很感激雷克斯罗斯的能耐,他再创了李充满想象的诗歌之光辉,并因此把她 [李清照] 明亮、丰富的个性带到我们生命之中”( Lockwood 1984: 406; 译文转引自钟玲 2003: 41) 。

  5. 结语

  本文从形象建构的视角对英译本 《李清照诗词全集》所建构的李清照及其作品形象进行了研究,分别从翻译选材、译文注释及译文内容等层面归纳了形象的塑造,并结合译者雷克斯罗斯和钟玲各自的诗学观与意识形态探讨新形象被塑造的成因。研究发现,《诗词全集》为英语世界读者塑造出了全新的李清照形象和具有异国情调的作品形象,对英语读者来说极具吸引力,从而为李清照及其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译本的作品形象所呈现出来的 “他者化”,这提醒我们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文化外译任务的艰巨性。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途径和社会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 “他者形象”和 “自我形象”的塑造中 ( Lefevere 1992 /2006) 。从形象建构视角对翻译展开分析可以管窥文字转换背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角力以及翻译活动的复杂性。 * 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和编辑部严谨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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