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定点具体化看鲁迅小说四个译本译者的隐蔽价值观

　　摘 要: 鲁迅小说最重要的四个译本是王际真译本 ( 选译本) 、杨宪益与戴乃迭译本、威廉·莱尔译本、蓝诗玲译本 ( 后三个是全译本) 。本研究以王际真译本选译的 11 篇小说为基准，比较了四个译本不定点的具体化，统计发现: 主题观上，理解最深刻的是莱尔，稍次是王际真和蓝诗玲，最浅的是杨宪益。女性观上，最美好的是蓝诗玲，最负面的是王际真，莱尔和蓝诗玲居中、偏正面。情感观上，融入最多的是莱尔，蓝诗玲、王际真居中，而杨宪益很少情感融入。在方便读者接受的读者站位观上，莱尔和蓝诗玲最多，王际真有少量，而杨宪益为零。在想象观上，王际真最为活跃，善于离开字面展开想象又不背离原文，稍次是莱尔、蓝诗玲，杨宪益则极度克制。文章最后分析了四位翻译家隐蔽价值观 ( 政治观、处世观、翻译观) 形成的原因，并提出 “汉学家比中国翻译家更倾向于对不定点做出具体化”的理论假设。

　　本文源自王树槐，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发表时间：2021-05-11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是由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性刊物。学报主要面向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为中文常用外国语类核心期刊和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入编刊物。

　　关键词: 鲁迅小说; 王际真; 杨宪益; 莱尔; 蓝诗玲; 隐蔽价值观

　　0. 引言

　　1925 年梁社乾翻译 《阿 Q 正传》，到 2009 年蓝诗玲 ( Julia Lovell) 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的出版，共有 18 位译者参与了鲁迅小说的英文翻译 ( 杨坚定、孙鸿仁 2010) ，其中多数是选译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中，鲁迅小说英译影响最大的有四个译本。王际真译本 ( Wang 1941) 是选译本 ( 以下简称王译) ，1941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语言流畅、地道，再现了鲁迅小说幽默、嘲讽而又冷峻的风格，并保留了大量的中国语言、文化特色。“王际真的译文使得语言间的障碍不复存在，……译文再现了原作的简洁、力量，富于创造性，译者与原作者合二为一。” ( Kao 1942: 280) 后面三个译本是全译本，分别是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 ( Yang & Yang 1981) ( 以下简称杨译) 、威廉·莱尔 ( William Lyell) 译本 ( Lyell 1990) ( 以下简称莱译) 、蓝诗玲译本 ( Lovell 2009) ( 以下简称蓝译) 。杨氏从 1954 年开始在外文出版社出版鲁迅小说选集，全集于 1981 年出版，译文准确、忠实，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 ( Goran Malmqvist) 认为，如果杨译本早些问世，鲁迅或许早就获得诺贝尔奖了 ( 马悦然、欧阳江河 2006) 。莱译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语言生动、辛辣、形象，并提供了大量的注释，“展现了浓郁的果戈理风味和独异的鲁迅风格”( Chung 1992: 169) 。蓝译 2009 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语言活泼、轻快、易懂，被汉学家华志坚 ( Wasserstrom 2009)评论为 “最贴近读者……可能是企鹅出版社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部经典”。

　　目前对鲁迅小说翻译的研究，有从文体学角度比较不同译者风格的 ( 王树槐 2013) ，有从隐喻角度比较不同译本张力的 ( 付晓朦、王树槐 2016) ，有从缩合角度比较不同译本文体特征的 ( 詹菊红、蒋跃 2017) ，有从布迪厄社会学角度研究蓝诗玲译者惯习的 ( 王洪涛、王海珠 2018) ，有从译者行为角度比较绍兴方言不同翻译的 ( 黄勤、刘晓黎 2019) ，有从文化角度比较不同译者 “学术定势”的 ( 王树槐 2019) ，还有从移情角度比较不同译者情感融入的 ( 王树槐 2020) 。这些视角和方法都为鲁迅小说翻译研究做出了贡献，然而迄今为止尚无对翻译家隐蔽价值观的研究，特别是从不定点具体化角度进行的研究。

　　1. 英伽登现象学文论

　　波兰现象学家和美学家英伽登 ( Roman Ingarden) 在 《文学作品的艺术》(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1973) 一书中论述了文学作品存在的形式和层次问题。他既反对把文学作品当作是一个多层次句子构成的 “真实客体”( real object) ，也反对把它当作是纯粹的心理体验的 “理想客体”( ideal object) : 真实客体会在存在过程中发生改变、最终消亡; 理想客体又会是永恒不变。文学作品是一种 “想象性客体”( imaginary object) ，一方面它依赖于作者的主体意志，与他的主观经验不可分离; 另一方面，文学作品要保持自身的连贯性以及与客观世界的相似 ( identity) 。( Ingarden 1973: 11-19)

　　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包括四个层次: 语音形式层、意义单元层、再现客体层、图式化结构层。这四个层次都存在有不定点 ( spots of indeterminacy) ，阅读过程中，不定点的具体化 ( concretization) 在这四个层次都会出现，而具体化赋予了文学作品生命。当阅读置于历史背景中时，不定点具体化会随时间不同而发生改变，具体到个体读者，这一变化又与个体心理相关，并受制约于他的文化背景。读者从认知和美学方面接近作品时，具体化是他和作品之间的联系; 随着具体化的连续发生，作品不断展开，读者才能理解作品内容，作品在具体化过程中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Ingarden 1973: 351-352) 特别是在图式化结构层，具体化是 “补加”“充实”，不同的读者会有一定程度的区别，我们不能拒绝或排斥某一种具体化。 ( Szczepanska 1989: 33)

　　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注重文本客体和读者主体的交融，不因为强调某一个方面而走向极端 ( 比如新批评只强调文本，接受美学只强调读者) ，因而它是一种中庸、科学的文学理论。不定点思想则是现象学文论的精华: 不定点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四个层次，也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场所。而承认、允许图式化结构层中不定点的具体化可以有较大的差别，正是文学作品阅读的魅力所在。正因为此，在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中，不同译者会有精彩纷繁的多样阐释，只要不违背基本的自然逻辑和社会逻辑，它们都是可以接受、拥有存在理据的。

　　2. 隐蔽价值观

　　价值观是个体看待客观事物及评价自己的重要性或社会意义所依据的观念系统。按照人文学科的等级，可分为经济的 ( “功利”的) 、科学的 ( “真”的) 、道德的 ( “善”的) 、艺术的 ( “美”的) 以及宗教的 ( “圣洁”的) 价值观。( 顾明远 1998: 1605) 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也会发生价值观冲突: 个体、群体、社会以及三者之间会在价值观上产生分歧、矛盾和斗争。价值观冲突有多种形态: 内在的与外在的、观念的与心理的、显示的与隐含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其产生与欲望、动机、兴趣、情感、意志、信念、理想等方面的差异有着密切关系。( 顾明远 1998: 1597)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同样存在 “功利”的、“真”的、“善”的、“美”的、“圣洁”的价值观。多数时候译者与原文作者的价值观一致，但是在有些地方他们又会与原文作者的价值观有冲突，往往以非理性和隐蔽的形式在译文中表现出来。究其原因，隐蔽价值观是因为译者独自的政治倾向、学术背景、人格特征、生活阅历，而导致译作在思想主题、人物形象、情感厚薄等方面与原作产生偏移。比如葛浩文在翻译 《狼图腾》的时候，对草原场部主任、共产党员包顺贵使用了一些负面词汇，而原作者姜戎对包顺贵持的却是正面的态度，这便构成了译者隐蔽价值观与原作者显性价值观的冲突。隐蔽价值观影响到作品的主题表达、评价性质乃至诗学效果，它需要研究者用放大镜式的 “细读”才能发现，而最有效的途径便是考察译者对原文不定点的具体化。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描写-归因解释、描写-理论假设的研究模式。

　　3. 1 描写的方法

　　我们以王际真的 Ah Q and Other Stories 选译的 11 篇中短篇小说作为比较的基准。在细读四个译本 11 篇小说的基础上，我们找出译文对不定点的具体化。

　　1) 不定点的识别。英伽登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界定不定点的操作定义。在我们的细读中，发现两种情况可以归入不定点。第一，原文本身就是非常含糊不定的语言。如: 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 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 《阿 Q 正传》) 此句中 “勾当”具体指什么事情? 它没有确定的外延和内涵，读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第二，原文字面上说得比较清晰了，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仍然加上了自己具体的、不同的想象，或者自己独特的理解，因而译本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区别。如: 他立刻瞪起眼睛，连声问我寻她什么事，而且恶狠狠的似乎就要扑过来，咬我。( 《在酒楼上》) 我们发现，王、杨、蓝三个译文都是按照字面准确地再现 “咬”的意义，然而莱译却加上了 “獠牙” “将肉撕开”之类的想象，使得译文更加阴森恐怖。

　　2) 不定点具体化的分类、命名。在将不定点具体化的案例全部找出之后，我们需要对它们所折射的隐蔽价值观进行分类。这一过程中我们往复三次 “分类-命名-修正”，最后才确定下来。

　　3. 2 归因与假设

　　在清晰文本背后的隐蔽价值观之后，我们联系译者的生活阅历、学术历程、人格特征，对他们不定点具体化的倾向做出解释 ( 描写-归因解释模式) 。同时，针对中国翻译家和汉学家在具体化数量、性质上巨大的不同，提出理论假设———汉学家和中国翻译家不定点具体化的差异假设，供以后的研究证实或证伪 ( 描写-理论假设模式) 。

　　4. 主要研究发现

　　文本细读表明，鲁迅小说的不定点在语音形式层、意义单元层、再现客体层、图式化结构层都有出现。限于篇幅本文不按照原文本四个层次的思路展开，我们只是汇报译者对不定点具体化的三种方式，以及具体化所折射的五种隐蔽价值观。

　　4. 1 鲁迅小说英译不定点具体化的方式

　　翻译家在翻译鲁迅小说不定点的时候，有三种处理方式: 具体化，不具体化 ( 字面翻译) ，转移。如:

　　( 1) 原文: 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 ( 《离婚》) ( 文字粗体部分为作者加，下同)

　　王译: But my marriage was contracted with three teas and six gifts 杨译: I married him with the proper ceremonies—three lots of tea and six presents 莱译: I was presented with three gifts of tea and went through all six ceremonies ( 脚注: Tea was given to brides for its symbolic message: a tea bush，replanted，no longer produces seed; a remarried widow will no longer produces sons.) 蓝译: I'm his wife-carried in on a bridal chair，with all the proper ceremonies!

　　三茶六礼的理解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精确的所指: 三茶是指订婚时的下茶、结婚时的定茶和同房时的合茶; 六礼是指由求婚至完婚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种仪式。二是将 “三茶六礼”作为死隐喻，泛指婚礼的一切仪式。这就像 “三从四德”“三姑六婆”“三灾八难”“三教九流”一样，都变成了上位泛说，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会具体去想 “三”“四”“六”“八”“九”分别指哪些事项，或者，大部分读者根本就说不全，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理解。这样一来 “三茶六礼”就成为了不定点。

　　我们看到，王译和杨译照字面译出，没有具体化。莱译用脚注给予了具体化，遗憾的是，他的具体化并不到位 ( 茶树如果迁栽，不能结子; 寡妇如果再嫁，不能生子) 。注释不到位，在莱尔的译文中非常罕见。蓝译绕过了字面，转变成 “所有正当的仪式”，是不定点的转移。我们的考察表明，只有蓝诗玲使用了不定点转移，而不定点转移的目的往往是着眼于读者的顺利接受。

　　4. 2 不定点具体化折射的隐蔽价值观

　　审读不定点具体化全部案例后，我们将背后的隐蔽价值观归结为五类: 主题观、女性观、情感观、站位观、想象观。下面我们逐一汇报。

　　4. 2. 1 主题观

　　主题观是指译者对原作的政治主题、民生主题、国民性格主题的理解和接受。它能够折射出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译者对鲁迅思想产生的共鸣度。如:

　　( 2) 原文: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 《狂人日记》)

　　王译: Although I have a tradition of four thousand years of man-eating，I did not know till now how difficult it is to find a true and innocent man.杨译: How can a man like myself，after four thousand years of man-eating history-even though I knew nothing about it at first—ever hope to face real men? 莱译: Although I wasn't aware of it in the beginning，now that I know I'm someone with four thousand years' experience of cannibalism behind me，how hard it is to look real human beings in the eye! 蓝译: With the weight of four thousand years of cannibalism bearing down on me，even if once I was innocent how can I now face real humans?

　　原文的 “难见真的人”，是说狂人遇不到一个真正的好人，还是因为吃人而羞愧见好人? 这里 “见”是不定点。对此，笔者向五位中文系教授做了调研，四位持第一种理解( 其中一位解释，此处的人应该是真实的人，好人，现代人，独立人格的人，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觉悟的人……) ，只有一位教授持第二种理解。而在译文中，王译的具体化是持第一种理解，其他三位翻译家都是持第二种理解。虽然两个阐释都是可行的，但是我们更倾向于认同王际真的具体化，这反映出他对主题更准确的把握。

　　4. 2. 2 女性观

　　鲁迅小说中常常含有民国社会对女性的价值判断。译者隐蔽的女性价值观能使译文表现出不同的褒贬色彩。如:

　　( 3) 原文: 我简直说，军人土匪倒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 《肥皂》)

　　王译: In my opinion soldiers and bandits are more forgivable than they，for it is they that have corrupted and subverted morality.

　　杨译: What I say is: There's some excuse for soldiers and bandits，but these girls are the ones who turn everything upside down.

　　莱译: In plain words，I can make some allowances for soldiers and bandits acting the way they do，but the ones who are really throwing the country into chaos are those modern girls.

　　蓝译: It's not the warlords and the bandits that are the problem—it's the women who've brought the country to its knees.

　　我们看到，王译加入了自己的女性价值判断，将 “搅乱天下”阐释为 “腐化和颠覆传统道德”，大大强化了说话人四铭对 “女学生”的负面态度; 其他三位译者基本上是照字面翻译，没有对不定点具体化，因而没有对说话人于女性的否定，做出程度的改变。

　　4. 2. 3 情感观

　　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是保持情感的克制，还是融入深刻的同情，会让 “情感不定点” 的具体化产生很大的区别。

　　( 4) 原文: 而且仍然是卫老婆子领着，显出慈悲模样，絮絮的对四婶说: ……( 《祝福》) 王译: Old Mrs. Wei again accompanied her and made this recital to Aunt Four: ...杨译: It was Old Mrs. Wei，looking very benevolent，who brought her in，and who explained at length to my aunt: ...莱译: It was Old Lady Wei who led her in. Assuming an exaggerated air of compassion，the old woman prattled on and on.蓝译: She was in the company of Mrs. Wei，who—her features arranged into an expression of charitable indulgence—verbosely explained matters to Aunt.

　　人贩子卫老婆子心毒而伪善，对于 “显出慈悲模样”，王译省略; 杨译照字面翻译，没有情感的融入; 莱译的 Assuming an exaggerated air of compassion ( 装出夸张的、同情的样子) 和蓝译的 arranged into an expression of charitable indulgence ( 装出同情的、包容的表情) ，都是强烈的反讽，有很浓的译者情感参入。

　　4. 2. 4 站位观

　　站位观是指翻译家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两级中所取的立场。如果他/她的站位是原文作者，那么他/她的重心会是对文本语言形式忠实的传达; 如果他/她的站位是译文读者，那么，他/她或者会补充历史文化心理信息，或者会对原文做出改动、归化。如:

　　( 5) 原文: 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糊涂过去。( 《狂人日记》)

　　王译: I used to listen to his high-sounding discourses attentively and to take them at their face value.

　　杨译: In the past I simply listened to his explanations and let it go at that.

　　莱译: Back then I just took what he said as explanations of the classics and let it go at that.

　　蓝译: I used to let him preach at me—to let his sermons pass me by

　　对于 “讲道理”这一个不定点，王译具体化为 high-sounding discourses 以表示反讽; 杨译照字面翻译，没有具体化; 莱译 explanations of the classics 通过对原文增释，方便了读者的理解; 蓝译 let him preach at me—to let his sermons pass me by，是借用基督教的 “布道” 来具体化，她的站位观是通过归化来靠近她的英语读者。

　　4. 2. 5 想象观

　　想象观是指译文在处理不定点 ( 甚至是比较清晰的词汇) 的时候，译者是否敢于突破字面的束缚展开想象，让译文形象、幽默、饱满，具有更大的可读性，同时又不背离原文本意。如:

　　( 6) 原文: 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 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狂人日记》)

　　王译: How can I guess just what is in their minds，especially when they want to eat human flesh?

　　杨译: How can I possibly get their secret thoughts—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ready to eat people?

　　莱译: How can I possibly guess what people like that have in mind，especially when they're getting ready for a cannibal's feast?

　　蓝译: How can I guess what they are really thinking，when their fangs are poised over my flesh?

　　对于 “吃 ( 人) ”，读者如果细致设想吃的方式，会有不同的形象。王译和杨译都是照字面翻译，没有展开想象; 莱译具体化为 a cannibal's feast ( 吃人族的盛宴) ，蓝译具体化为 fangs are poised over my flesh ( 锋利的牙齿架在肉上) 。莱译的想象增加了译文的反讽意味，而蓝译的想象则增加了恐怖意味。

　　4. 3 四个译本不定点填充数量比较

　　四个译本不定点具体化的分布如下表所示:

　　1) 总数比较: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学家对不定点的具体化要大大多于中国翻译家。具体化最多的是莱尔，其次是蓝诗玲; 蓝诗玲还运用了大量的不定点转移。两位中国翻译家中，王际真的具体化也比较多，但相比莱尔，仍然有很大差距。不定点具体化最少的是杨宪益。

　　2) 分项比较: 主题理解最深刻的是莱尔，稍次是王际真和蓝诗玲，最浅的是杨宪益。女性价值观上，最美好的是蓝诗玲，最负面的是王际真，莱尔和杨宪益居中、偏正面。情感融入最多的莱尔，蓝诗玲、王际真居中，而杨宪益则保持情感疏离。在读者站位上，莱尔和蓝诗玲最多 ( 莱尔多对原文增释、加注，蓝诗玲多用归化、改写) ，王际真有少量，而杨宪益为零。在展开想象上，王际真最为活跃，稍次是莱尔、蓝诗玲，杨宪益则极度克制。

　　5. 讨论与分析

　　王际真视鲁迅为英雄，拥护新文学 ( 夏志清 2011: 97) 。对鲁迅小说的主题，他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译文的前言他用了近 20 页阐释鲁迅小说的主题和寓意。对于王际真的性格，沈从文曾说，他有山东人那种爽直淳厚气质，……与他半个世纪后重见，他还保留着沈从文 20 年代的旧书稿，以及与沈从文 50 多年前的通信。( 姚一鸣 2017: 25) 可见，王际真非常重视真情，这能较好地解释在鲁迅小说翻译中他融入较多的情感。王际真长于根据语境做出逻辑推理，并发挥想象，使得译文连贯生动、可读性强，有着非常强的译者参与意识。比如: 原是木棂的后窗却换嵌了玻璃。( 《在酒楼上》) 王译是 the paper in the latticed window at the back，杨译是 wooden lattice，莱译是 latticed window，蓝译是 wooden lattice。考察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生活，王际真的具体化 “糊在窗户上的纸”是最为准确的。王际真对女性有较多的负面评价，有可能跟他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夏志清谈到王际真在美国留学时曾说，“他是旧式婚姻，但即使生下一子，也不急着回国”。可见他对包办的原配夫人没有太多感情。 “他总是对女孩子发生兴趣，直到对方感到厌烦”( 夏志清 2011: 96) ，这个经历可能对他的女性认识观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因而在译文中数处表现出负面的阐释。

　　杨宪益极少对不定点具体化，是与他的翻译理念是相关的。他曾说: “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别的东西。”( 杨宪益、文明国 2011: 4) 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他总是对自己施加最大的 “译者克制”( 王树槐 2013) ，不会恣行自己的想象，也不会因为方便读者的理解而离开原文的字面。这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翻译上，也体现在 《红楼梦》和其他作品的翻译上。这种现象可能与杨宪益的生活阅历相关。他和夫人戴乃迭一生历经抗战、内战之乱，“文革”期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承受失子之痛，最后是 “身陷囹圄死生轻”“云淡风轻了无痕” ( 杨宪益、文明国 2011: 227、66) 。所以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他能做到疏离旁观，不投入自己的感情。对于这种 “麻木”，夏志清 ( 2011: 98) 曾评论说: “经过一天接一天、一本接一本在办公室多年的翻译之后，已经变得多么地心不在焉、平庸冷漠。”这个评价虽然有些过分，但是杨译不投入情感、不为读者理解设置便利、极少展开想象，却是铁定的事实。

　　莱尔是鲁迅研究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鲁迅。在 《鲁迅的现实观》 ( Luxun's Vision of Reality，1976) 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愤世嫉俗、弃医从文的经历，深入分析了他小说中各型人物的社会特征: 知识分子 ( 传统、现代和中间) ; 各个阶层的妇女; 反叛者。因此，在所有的译者中，莱尔对于鲁迅小说主题的理解最为深刻。在莱尔曾经工作过的学校———斯坦福大学———的主页上，他的同事是这样评价他的: 莱尔对教学和生活充满热情，从不做作。他幽默风趣，富于想象。平常生活中虽有些随意散漫，然而对工作追求完美。他特立独行，丝毫没有虚假，也不谋一己之利。这些个性特征很好地解释了在翻译过程中，莱尔充分调动想象、积极移情，将情感赋予人物之中。对于小说的主题，莱尔有着深入的理解: 在译文的前言中，莱尔指出，年轻的鲁迅在早年就认识到，中国人缺乏 “爱”和 “诚”，并分析了小说中各个层次的代表人物。( Lyell 1990: xxxi) 对于原文和译文的关系，莱尔说: 英语和汉语有着巨大的区别，过分地靠近一种语言，意味着在另一种语言中出错。( Lyell 1990: xli) 他认为译者应尽可能地赢得更多的读者，包括那些不熟悉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读者群 。( Lyell 1990: xlii) 所以莱尔有大量的读者站位，尽可能用脚注、扩充说明等方式方便读者理解。莱尔意识到，在鲁迅的人物世界里，祥林嫂等受苦妇女受到礼教的不公对待，他对包括女性在内的弱者给予了充分的同情。( Lyell 1976: 209) 这也是莱尔译文对苦难女性深怀同情、以美好的描写对不定点做具体化的原因。

　　蓝诗玲是所有译者中最为读者考虑的，她的读者站位数量最多。在 “翻译絮语”中她阐明，她注重的是读者获得 “对原作阅读经验忠实的再创造”( Lovell 2009: xliv) 。她的不懂中文的文字编辑也会站在读者的位置，对她的译文做最后润色。蓝诗玲称，在翻译过程中她参考了杨宪益和莱尔译文，遇到疑惑的时候会求助邱于芸、孙赛因两位中国朋友，所以在主题的理解上她能够很好地把握。她认为，译者要忠实于原文的语气，而鲁迅的风格是 “愤怒”，对这种情感蓝诗玲做了充分的移情。( 汪宝荣 2013) 在与笔者的通信中她曾说，她常常选择过分戏剧化的词汇翻译 ( 如该用 anger 的时候用 fury) ，以至于给她出版前润色的两位读者，汉学家杜博妮 ( Bonnie McDougall) 和她的丈夫 ( 牛津大学英文教授，作家) ，会经常修改她对副词、形容词的使用，使文体淡定下来 ( calm down) ，让译文更准确、严密。而蓝诗玲在译作中一直对女性怀着美化的倾向，持有正面的阐释，这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翻译上，也体现在 《色戒》《为人民服务》等小说翻译的女性形象再造中。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蓝诗玲对中国非常关切，她对鲁迅小说以及其他小说中女性的苦难满怀同情，因而不自觉地过滤掉原作女性形象中丑陋的一面、保留美好的一面，或者将中性描述美化为褒扬描述。与其他三位译者不同，蓝诗玲的不定点翻译中有 9 处不定点转移。考察其不定点转移的功用，在于实现译文流畅、反讽口吻、读者理解、逻辑自然。这些处理成就了蓝译文极高的可读性、愉悦性。

　　6. 结语

　　鲁迅小说四个译本的译者，来自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历经不同的生活背景，拥有不同的人格特征，因而对鲁迅小说主题的理解，对女性价值观的判断，对情感介入的程度，对于作者-读者的站位选择，都会怀有不同的隐蔽价值观。本文通过考察不定点具体化揭示了这些隐蔽价值观，并阐释了翻译家背后的 “学术定势”( scholastic disposition) 和翻译 “惯习”( habitus) ( Bourdieu 2000: 16、138) 。此外，基于本研究的数据，我们还进一步提出不定点具体化假设: 与中国翻译家相比，汉学家更倾向于对不定点做出具体化。一方面，这一假设有待后续研究证实或证伪; 另一方面，它也能为中国文学作品外译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融入更多的情感，展开丰富的想象，对不定点进行转化使得译文更加流畅，更为英语读者的接受而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