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

　　摘 要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跨语言传播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翻译传播。对翻译传播本质和过程的认识是构建翻译传播学的基础，分别回答“翻译传播是什么”以及“如何翻译传播”的问题。翻译传播过程是翻译传播的动态结构，呈现各环节、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模式研究是对翻译传播基本结构和运行规律的理论化和抽象化总结。基于传播学的过程理论， 结合对翻译传播的本质认知，翻译传播过程具有线性模式、循环模式、系统模式和社会模式。四种模式具有各自的功能，揭示了翻译传播的本质和内涵，为翻译传播的历时和共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本文源自求索 发表时间：2021-03-19 《求索》(月刊)创刊于1980年，是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刊物。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办刊的中心任务。

　　关键词中华文化;走出去;翻译传播;模式

　　中华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①。但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走出去”面临艰难复杂的局面，需要我们着眼长远，充分把握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并深刻认识其内在规律，加强传播理论创新。

　　从根本上说，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跨语言传播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翻译传播。中华文化要“走出中华文化区”“走进其他文化区”②就必须借助翻译。翻译传播是异语场景中人类借助翻译实现的信息传递活动，相对于同语场景中的一般传播来说具有自身的特性和规律。研究翻译传播本质及其规律的学科就是翻译传播学，是传播学的分支，也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新兴交叉学科。 构建翻译传播学的目的就是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持。

　　构建翻译传播学，首先要明确翻译传播的本质和过程，本质论与过程论是翻译传播学的两块基石。本质是对翻译、传播、翻译传播之间关系的厘清，回答“翻译传播是什么”的问题;过程是对翻译传播环节和要素之间关系的呈现，回答“如何进行翻译传播”的问题。模式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理论化和简约化的表达①，以抽象的方式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翻译传播的过程模式是对其基本结构和运行规律的模式化表达，为翻译传播过程研究提供基础理论框架。本文基于传播学的传播过程理论，结合对翻译传播本质的认知，提出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根据要素与变量的参与程度形成递进的模式序列，逐步揭示翻译传播过程的基本结构、要素互动、内在机制、外部互动以及社会影响。四种模式的功能分别从不同方面揭示翻译传播的属性与内涵。

　　一、线性模式：揭示翻译传播的基本结构与特殊性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过程模式，最早以建立模式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了分析。“5W”模式就是一般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把五个构成要素按序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链式结构：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②。这一模式界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和基本内容，影响极为深远。翻译传播是通过语际转化实现的传播活动，即讯息发生了从原语到译语的转化，因此翻译传播过程比一般传播过程多了一个环节，即“翻译”。在翻译传播过程中，“译者”(Who translates)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承担着讯息转化的作用，是原语讯息(Source Language Message，简称SLM)到译语讯息(Target Language Message，简称TLM)的转化者，因此翻译传播的线性模式包含六个要素，翻译传播主体、讯息、译者、媒介、受体以及效果，简称为“6W”。由于翻译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语言符号，此处的客体(讯息)用原语讯息和译语讯息加以区分。是否有译者参与， 即讯息是否发生语际转化是区分翻译传播与一般传播的标志。

　　翻译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是高度抽象的模型，展示了翻译传播的六个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翻译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与一般传播的线性模式主要区别在于译者在翻译传播中的重要角色和讯息的语际转化。在翻译传播中，主体发出讯息后，译者接收并进行语际转化，此时受体处于等待状态，因为受体不是直接从主体处接收原语讯息，而是从译者处接收译语讯息。译者是原语讯息的接收者，也是译语讯息的发出者。译语讯息经媒介到受体，完成一次单向的翻译传播过程。在此过程中，翻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环节，译者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是讯息语际转化的生成者，是翻译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由译者对原语讯息进行解码和编码生成译语讯息，再进入下一环节， 经过媒介的进一步解码和编码之后，到达翻译传播受体。因此，在整个翻译传播过程中，讯息经过了两次转码，由原语讯息转化为译语讯息，再通过媒介，由译语讯息转化为受体接收到的讯息。

　　线性模式体现了最基本的翻译传播结构和过程，为人们理解翻译传播过程的各环节及其内在关系提供了基本的路线图。在翻译传播六要素中，以传播效果为目的，以讯息为纽带，形成了翻译传播过程的四个环节：以主体为中心的发起环节、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环节、以媒介为中心的传输环节以及以受体为中心的接收环节③。翻译传播过程的线性模式可用于描述单一翻译传播活动的环节与要素。例如1595年，利玛窦(译者)在南昌应建安王朱多(翻译传播主体)之邀，将西方关于友谊的格言译成中文，以中文和拉丁文对照的形式编成小册子《交友论》(客体—讯息)，引得南昌的士大夫(翻译传播受体)争相传阅、摘抄。后来分别在江西、安徽和南京刻印出版，后又被收入《天学初函》和《四库全书》(媒介)，使得这部以“友道”为主题的格言集在中国流传甚广。冯应京在《刻交友论》序中发出“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的感慨(效果)①。运用线性模式对翻译传播过程六要素进行分析，有助于明确翻译传播活动的基本过程和主要环节，以及分析各要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循环模式：揭示翻译传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翻译传播过程中，受体并非被动地接受讯息，而是积极理解讯息并做出反馈，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受体角度看，反馈是翻译传播受体的意见、需要、态度等信息的流通方式，受体可以更积极主动地介入翻译传播过程②，对效果产生影响;从主体角度看，反馈可以检验翻译传播效果，主体可以根据反馈调整和规划目前以及未来的翻译传播行为。受体接收到讯息后，可以对媒介、译者和主体进行直接反馈，但在翻译传播过程中，由于存在语言转换，受体的意见通常要通过译者进行间接反馈，即译者获取受体的反馈后，将反馈讯息进行语际转化，再传递给主体和媒介。主体在接收到反馈后，对原语讯息进行及时修正、补充或更新，再通过译者的翻译活动转换为译语讯息，经由媒介再到达受体，形成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

　　反馈是循环模式区别于线性模式的要素，翻译传播效果主要通过受体的反馈体现。受体可以向主体进行直接反馈，也可以通过译者将反馈内容传达给主体，译者在此过程中仍然充当反馈讯息语际转化者的角色。根据译者是否处于传播现场，翻译传播可分为现场翻译传播和非现场翻译传播。一般的口译传播活动属于现场翻译传播，而一般的笔译传播活动属于非现场翻译传播。现场传播和非现场传播中都存在受体的反馈，根据反馈的作用和发生的时间可分为即时反馈和延时反馈，根据反馈的方式又可分为直接反馈和间接反馈。

　　(一)现场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

　　在现场翻译传播活动中，受体的反馈讯息通过译者的现场翻译传达给主体，主体据此对传播活动的内容和形式等进行调整，反馈具有即时性和直接性。现场翻译传播中受体的反馈对译者和媒介也产生影响，对译者的影响尤为明显。译者会根据受体的反应做出即时判断，不断调整自己的翻译行为，使讯息传达更加明晰、顺畅，从而实现更好的翻译传播效果。这在口译传播实践中很常见， 例如在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答问者与提问者分别承担着翻译传播主体与受体的角色，记者通过提问获取自己想了解的讯息，答问者根据记者提问回答有关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调整回答的方式和内容，他们的讯息交换往往通过译者来完成，是一种典型的现场翻译传播循环模式。

　　(二)非现场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

　　在非现场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中，反馈呈现多样性和交互性的特点。受交流渠道的影响，受体的反馈往往具有滞后性。受体可以直接向主体反馈，也可以通过译者间接反馈，受体的反馈同样对译者和媒介产生影响。比如一本图书出版后，出版社通常会对图书销量、读者评价等进行调查，根据结果决定是否加印、重新设计和对内容进行修订。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霍金的《时间简史》中文版受到读者欢迎后，出版社多次加印，译者和编辑对内容进行修订，重新装帧设计，使该书成为出版社最畅销的科普类图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还成为中国大陆唯一获得授权的霍金著作中文版出版机构，接连推出霍金著作17种，带动了系列科普图书的热销。由此可见，在非现场翻译传播活动中，受体的积极反馈，与主体、讯息、译者、媒介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提升翻译传播的效果。

　　在翻译传播活动中，受体与其他要素之间存在广泛的互动。翻译传播活动引入反馈的概念之后，激活了翻译传播的循环模式，重点是主体、译者、媒介和受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译者在此模式中的作用。翻译传播过程的循环模式可用于以受体为中心的翻译传播活动考察，研究受体的反馈对于翻译传播活动各环节和各要素的影响，以及对传播效果影响的研究。

　　三、系统模式：揭示翻译传播活动的系统性及相互之间的影响

　　系统是同类事物按一定的关系组成的整体①。翻译传播作为一个整体，常以系统的方式呈现， 是多种翻译传播活动相互作用的综合过程。在翻译传播系统中，除了主体、讯息、译者、媒介、受体之间的互动及相互影响，每个环节也受到诸多相关因素的影响。若将翻译传播视为一个大系统，根据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子系统，各子系统间相互影响。因此，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可用以解释整个过程中子系统、各要素及相关因素的互动关系。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又可分为单一 系统模式和复合系统模式。前者表现为单一翻译传播活动中各环节、各要素与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表现为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之间、不同翻译传播系统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单一系统模式

　　翻译传播的单一系统模式是某一翻译传播过程中各环节、各要素、其他相关因素及其互动的模式呈现。该模式是在循环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各种影响因素而形成的。在该模式中，除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外，在讯息的选择和生成环节，还与作者、原始讯息等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进而影响整个翻译传播过程。

　　翻译传播单一系统模式中，六大要素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主体控制讯息的翻译传播过程，与作者、讯息、译者、受体之间存在广泛的互动关系。主体对讯息、译者和媒介具有选择权，译者、媒介都受制于主体，共同完成翻译传播目的。原语讯息由译者转化为译语讯息，再经过媒介到达受体，讯息在主体、译者、媒介和受体之间流动。原语讯息的选择和加工有时受到原作者和原始讯息等因素的影响。影响译者的主要因素包括主体、作者、媒介以及受体。主体和作者同时影响译者的译材选择、翻译方法及翻译效果。译者在译材选择的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取决于主体和作者的身份及目的。译者的翻译方法可能会受到媒介的制约，同时也会直接影响讯息的传达效果，进而影响受体的接受与反馈。媒介除了对讯息的解码和编码以及收集受体反馈外，也受到主体的意志和理念、译者的翻译方法以及受体反馈的影响。受体接收讯息后，对主体、讯息、译者或媒介做出多种形式的反馈，这是翻译传播效果的体现。

　　(二)复合系统模式

　　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之间并非孤立、封闭存在，而是相互交错并产生影响，这就形成了翻译传播过程的复合系统模式，又可分为共时复合系统模式和历时复合系统模式。前者用以描述某一特定时期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用以描述某一翻译传播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在共时复合系统模式中，从事翻译传播的媒介机构(期刊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网络平台等)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同一媒介机构的不同部门或个体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就某部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而言，涉及原著的作者和出版机构、译者、译著及其出版机构等，彼此之间涉及版权、内容、形式等问题的协商，不同出版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显而易见。一部图书的多语种版本翻译出版中，其采取的翻译标准、对原文术语的理解、译名的统一等均存在对其他语种(尤其是英语)借鉴的现象， 因此不同语种的翻译传播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

　　在历时复合系统模式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传播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以《墨子》的英译为例，首个重要英译本由梅贻宝于1929年完成，后来的伯顿·华兹生(Burton Watson)在重译该书时， 在译本的前言中明确写道从梅贻宝译本“获益匪浅”①。其后出版的汪榕培与王宏译本、李绍?译本、伊恩·约翰斯顿译本也都在译者序中指明参考了之前的各种译本，有的还指出之前译本中存在的错误，并在新译本中加以改正。由此可见，在作品的历时翻译传播中，不同翻译传播系统之间的影响是较为普遍的，尤其体现在讯息的互文性和传播效果的累积性上。

　　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涉及各种环节、要素及相关因素之间的互动，揭示共时性和历时性翻译传播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及规律。共时复合系统模式可用于指导某一特定时期不同翻译传播活动的比较研究，如不同媒介机构的翻译传播活动、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传播活动、同一作品在不同语言中的翻译传播、不同媒介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等属于共时研究范畴。历时复合系统模式可用于指导翻译传播史研究，如某部作品翻译传播的历史、主体或翻译传播媒介的发展史、读者期待的演变史等都属于历时研究范畴。翻译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有助于消除翻译与传播相分离的误解，充分展示翻译与传播相融合的本质性特征，为翻译过程研究打开新思路，也可以为作品的重译研究带来新启示。

　　四、社会模式：揭示翻译传播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

　　对上述三种模式的探讨是基于翻译传播系统内部环节和要素的考察，翻译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受到诸如意识形态、行政管理、社会舆论、民众心理、市场规则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社会因素是翻译传播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翻译传播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即置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交网络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去分析和研究，才能在现实中把握其发展与变化。反之，翻译传播的过程和效果也会对社会产生反作用。翻译传播过程的社会模式就是用来考察各种社会因素在翻译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翻译传播的过程和效果对社会的反作用(图1)。

　　(一)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

　　社会因素可以对翻译传播的整个过程产生影响，也可以影响其中的某一个(些)环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影响主体的决策。翻译传播主体是活动的发起者，是决定总过程的把关人。其在决定是否发起一个翻译传播活动，尤其是在选择讯息时，必然会考虑以下问题：传播行为本身能否被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所接受?是否符合政府的相关管理规定?讯息是否符合译语社会舆论和受体心理的期待?怎样做才能符合市场规则?因此，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主体决策的影响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次，影响译者的翻译。译者是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做出的选择决定翻译效果，要考虑原语和译语文化差异和译语受体的心理期待。根据埃文-佐哈(Even -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如果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较高，译者就会倾向于选择异化策略，更多地保留原作的文化特征;如果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译者则会倾向于选择归化策略，使译文更符合译语受体的语言和文化习惯①。这些可视为翻译的外部因素对译者翻译传播活动产生的影响。再次，影响讯息的翻译传播方式。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方式的影响体现在媒介上。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新媒体、融媒体的出现，各种形态的媒介都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视台、网络平台等都属于大众传媒，其翻译传播活动受国家相关法规制度的约束。同时，不同媒介也会针对不同的受体采取不同的翻译传播方式。最后，影响讯息的翻译传播效果。翻译传播效果主要通过受体反馈来决定，因此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就体现在对受体的影响上。意识形态、社会舆论及群众心理等因素对塑造受体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受体对讯息的接受和反馈。

　　以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为例，在梁启超的号召和带动下掀起的翻译欧美政治小说热潮，与当时中国人民寻求“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梁启超敏锐地觉察到译介西方政治小说对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他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极力宣传欧美政治小说的社会功能， 创办报刊，并身体力行进行翻译实践，使翻译政治小说成为晚清翻译的热点。其本意虽然是利用小说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但客观上提高了小说翻译的价值，同时也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②。在此过程中，社会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可见一斑。梁启超作为传播主体在选择译介西方政治小说时， 受到其富国强民思想的极大影响，其创办的报刊及发表的文章和译作，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小说在中国的翻译传播。跟随其后的译者不仅获得报酬，还提升了社会地位，将翻译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带动了其他小说类型的引进翻译。该翻译热潮也被视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开端的标志之一，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催生下，中国翻译文学的大幕徐徐拉开。

　　(二)翻译传播对社会的影响

　　翻译传播过程一方面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对社会产生反作用。翻译传播也同样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对原语社会和译语社会都会产生影响。翻译文学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也对自身的文学系统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现代的诗歌翻译传统是在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量的西方诗歌被译成汉语白话自由体诗，呈现出反诗学的倾向，并在诗歌形式架构和思想内容上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自由体诗在近百年的诗歌创作史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网络文学通过翻译在海外网站流行，获得读者追捧，这种现象代表中国网络文学对海外读者的吸引力，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和研究③。同时， 国外读者通过阅读中国文学译作，加深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也有助于塑造读者心中的“中国形象”。微观上，翻译传播对译语的文学系统结构带来影响，丰富其文学形态;中观上，翻译传播影响译语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宏观上，翻译传播能够促进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承。

　　翻译传播过程的社会模式揭示翻译传播受到政府、舆论、民众心理、社会习俗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揭示翻译传播对社会的反作用，给翻译传播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模式为研究翻译传播活动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提供了理论阐释空间和实践操作规范。历史上不同阶段的翻译传播活动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用历时研究可以分析不同阶段的翻译传播活动与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以探讨社会因素对某一具体翻译传播活动的影响以及该翻译传播活动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而发现存在的普遍规律，为翻译传播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五、结语

　　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逐步深入地形成了自成一体又相互联动的理论架构。线性模式是其他模式的基础，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呈现了翻译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和基本要素，是翻译传播过程的基本模式。循环模式加入翻译受体的反馈，强调讯息的循环流动，是以受体为中心的模式。系统模式将翻译传播活动视为独立运行的系统，是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模式强调翻译传播活动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将翻译行为置于翻译传播的全过程，能够为翻译传播现象提供新的解释，有助于为翻译学与传播学中或模糊不清、或受到忽视的领域提供新的研究思路，进而形成翻译传播学的过程理论。

　　翻译传播过程的四种模式给研究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首先，中华文化“走出去”以跨语言的翻译传播为主，需借助翻译才能完成，因此必须遵循翻译传播的规律。其次，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取决于翻译传播全过程，并非取决于某一个环节，要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注重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充分互动。再次，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注重图书、报刊、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等各种共时性翻译传播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还要注重历时性翻译传播活动的影响。 最后，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研究其传播环境，尤其需要研究所面对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传播障碍。唯有深入了解传播障碍的形成原因，才能找到突破传播障碍的策略，加快构建起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良好形象，中华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