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方形象建设与对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摘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之下，中国把自身实力转化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建构一个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家形象，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西藏的地方形象和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气连枝，在某种程度上，西藏地方形象的建设以及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短板特征。由于西藏的特殊性，在国际上的形象带有话语博弈的特征，集中表现在西藏地方形象长期以来处于不真实状态，或是虚妄或是扭曲，亟需改善。开展涉藏方面的公共外交活动对于压缩“藏独”活动空间、扭转西方对西藏的刻板印象、提升中国西藏话语、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本文源自西藏发展论坛 发表时间：2021-02-15《西藏发展论坛》(双月刊)1982年创刊，是由西藏自治区委党校、西藏自治区行政学院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期刊。《西藏发展论坛》为西藏知名期刊,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党的理论政策宣传,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研究.本刊关注探讨西藏改革发展中的热点、焦点理论与实践问题，为西藏广大党政干部提供学习、研究理论、政策平台。

　　[关键词]西藏;国际形象;对外传播

　　的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把国家实力转化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建构一个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家形象，符合新时代我国的国家利益。西藏的地方形象和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气连枝，在某种程度上，西藏地方形象的建设以及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短板特征。西藏地方形象的建设和传播对于中国话题设置、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对构建符合中国大国身份的国家形象大有裨益。

　　一、长期被误读的西藏地方形象

　　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形象虽然经过了一个祛魅的过程，但仍然是不真实的。西方视野下的西藏形象最初可追溯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探险家进人西藏，带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西方文明的优越感观察西藏和藏民族，他们俯视和丑化西藏和藏族，把西藏视为“异域”。英国将领荣赫鹏在其作品《英国侵略西藏史》中就表述到：藏人狡诈不道德，过分依赖宗教，是肮脏的、懒惰的，英国人可以对藏人提供“文明的指导”?。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瓦德尔的《西藏的佛教和喇嘛教》、大卫?妮尔的《西藏的神秘与巫师》?等。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势力进人西藏，将西藏塑造成纯净无争的‘‘香格里拉”，神化藏传佛教，造成了西方对西藏的误解。“香格里拉”的印象起源于詹姆斯希尔顿1933年发表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其以优美的语言将中国涉藏工作重点省描述成西方的“桃花源”，小说一问世就受到热烈欢迎，出现“一个独立的神话王国”形象。另一篇以西藏为题材的小说《第三只眼》同样将西藏神秘化。在这一时间段，英国作为西藏的人侵者将西藏的这一错误文化形象和政治形象糅合起来，制造出了一个独立的“西藏国”形象，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方对西藏的认知。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开始出现对西藏刻板印象的反思。澳大利亚学者毕晓普1989年发表著作《香格里拉的神话》?是研究西方西藏观的经典之作，这本书将1773年到1959年这186年间西方对西藏的认识过程分为五个历史时期，认为西藏成为“香格里拉神话”是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集体绝望和幻灭的压力之下“想象的集合体”;唐纳德洛佩兹1999年出版《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和西藏》?在西方藏学界影响很大，他指出：所谓的“香格里拉”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是东方主义之下西方自身精神需求、达赖集团政治操控等多重因素下的产物，西方人是这个精神乌托邦中的囚徒^2001年《想象中的西藏：感知投射和幻想》?论文集在德国出版，收录了西方学者集体反思对西藏认识的20篇论文，对西方的西藏形象做了系统的总结。

　　上述西方学者对西方话语下西藏形象的反思和解构并没有充分延伸到现实国际政治中的“西藏问题”，甚至包含了或多或少的支持、同情达赖集团和流亡藏人的倾向，强调西藏的特殊性，把西藏和中国当成两个主体来描述，仍旧表现出对西藏不正确的认知态度。

　　通过查阅资料，可以发现国内对西藏形象的建设与传播这一领域的研究集中于对西方人的西藏观的反驳和纠正。主要研究内容有：西方存在的对西藏刻板印象形成原因的探求、对西方存在的西藏刻板印象的除魅等。研究角度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藏学角度。藏学者杜永彬先后发表《西方人对西藏的误读及其原因》?《西方人的西藏观研究评述等文章，指出西方人的“西藏观”有三大特点：一是对达赖集团和“藏独”活动表示同情支持;二是注重西藏的特殊性而忽视中国民族的共性;三是由于语言障碍难以准确把握藏民族和西藏文化。此外，还有刘康教授《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与话语》?认为西方的西藏形象背后是西方的普世价值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

　　第二，传播学角度。从国内来讲，以传播学角度研究西藏形象建设和对外传播的成果较多。西藏民族学院教授周德仓侧重于研究西藏对外传播史，主要代表作有专著《西藏新闻传播史》?及论文《西藏地方媒体在西藏对外传播中的角色认定》?《西藏对外传播力量组成》@等;刘小三《西藏对外传播的现实困境和应对》?《对外传播中西藏形象建构的策略和方式》?等文章将西藏形象的塑造作为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的一部分来研究。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用案例研究法从国内外媒体和纪录片中的西藏影像来反驳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刻板印象，比如王军君的《以电影的方式塑造和传播真实的西藏形象》?、袁佳嫕的《微信公众号中西藏形象建构的分析—以西藏日报和阳光西藏为例》?等。

　　第三，国际关系学角度。国际关系领域对西藏地方形象和对外传播这一话题的专门研究较少，散落在涉藏外交、话语权博弈和议程设置能力的探讨中。赵光锐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主要研究德国涉藏问题，如《中德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及其历史起源》?《20世纪初德国的涉藏活动和西藏政策分析》?等。曾晓阳、李冬莲的《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刍议》?和李学保的《涉藏、涉疆外交面临的困扰及化解之道》?两篇文章提到了“香格里拉神话”和西方的偏见对我国的涉藏外交和涉藏宣传造成不利影响。外交学院2011级博士母耕源的毕业论文《外交沟通理论与实践初探—以西藏“3?14”事件和5?12汶川地震事件为例》?将西藏“3?14”事件作为案例研究外交沟通理论，提到了中西方对西藏认知的不同。除此之外，部分国际关系学者以公共外交为切人点研究西藏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如徐振伟的《公共外交与中国对西方的涉藏宣传》?以及外交学院外交学2001届硕士毕业生刘华的毕业论文《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以对外涉藏问题为例》?等文章采用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方法，以中国涉藏问题为案例，研究公共外交理论实践中的不足。

　　二、新时代建设和传播正确西藏地方形象面临的形势

　　(一)百年变局下中国的国家形象面临瓶颈

　　当前我们的工作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迫切需要把中国不断上升的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舞台中的制度性权力，不仅需要持续增强“硬实力”，更要加大投入发展“软实力”。“软实力”是“塑造他者期望的能力可依赖于某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议程以使得其他国家无法实现其目标因其过于不切实际的能力。”?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因素。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国家形象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善，但是目前陷入瓶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之间博弈加剧，中国对外传播环境日趋复杂。“中国威胁论”等涉华负面舆论背后是美国的干扰和破坏。以新冠疫情为例，中国的抗疫措施堪称典范，在国际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一系列国际合作举措却遭到了抹黑。这说明当前我们的国际传播工作紧迫而必要，必须高度重视。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2月30日的政治局学习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到，理想中的大国形象的目标是：“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丽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迫切需要建构良好的大国形象，塑造自身的软权力。约瑟夫奈在苏珊斯特兰奇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权力可以被分为命令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从命令性权力到同化性权力是连续的，分别对应的行为模式是强制和吸引。提升同化性权力的过程即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也是中国大国形象建构面临的瓶颈所在。

　　(二)涉藏话语权西强东弱的格局尚未有根本转变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在国际上话语权缺失的状况越来越影响到国家发展，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而其中涉藏话语权缺失的表现尤为突出。西藏由于其特殊性，在国际上的形象带有话语博弈的特征，集中表现在西藏地方形象长期以来处于不真实状态，或是虚妄或是扭曲。

　　1959年十四世达赖叛逃之后力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抹黑中国在西藏的利民政策，将西藏描述成为一个与事实不符的“受害者”形象，阻碍西藏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在美国的支持之下，1965年联合国通过三次涉藏决议，标志着所谓西藏问题正式进人国际舞台。另一方面，十四世达赖集团非常注重宣传，十四世达赖通过出版自传、免费发放宣传材料、受邀在某些国家或者NGO发表演讲等方式，捏造散播谎言，欺骗国际舆论，使我们涉藏外交造成了不利影响。

　　美国等国家利用业已形成的西方媒体帝国，主导全球舆论，试图让中国处于被动局面，疲于应对外部挑战。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将虚化的“香格里拉神话”的西藏文化形象与所谓的“西藏独立”糅合起来，直接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国际舞台上的西藏形象。直至目前，所谓的“西藏问题”甚至“西藏独立”仍被反华势力利用，威胁我国政治安全。

　　(三)西藏地方形象宣传的政治色彩、意识形态因素突出，民间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

　　在涉藏事务的宣传中，我方的信息发布均是由官方性质媒体完成的，更加注重宣传(propa?ganda)，甚至有时候会呈现出“千稿一面”的状况。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政策等，本是西藏地方形象传播的应有之义，但是“灌输式”的宏大宣传重点和层次区分不够清楚，难以引起受众共鸣，甚至引起抵触心理。西方民众与主流媒体对官方背景的报道持有不信任态度，造成宣传效果不理想。

　　与此同时，在对外宣传中，民间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目前来看，西藏地方形象的国际传播缺乏声名远扬的产品，彰显西藏良好正确形象的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导致传播效果不明显。新媒体、智库、企业、民间团体、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发声渠道少，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变尚未完成。

　　三、以“公共外交”为抓手，做好西藏地方形象的建设与对外传播

　　传统外交以主权国家或者政府间国际组织等享有独立参与国家事务资格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国际行为体为主体，以访问、谈判、参会、缔结条约等为主要的外交活动。但是在涉藏外交中，我们面对的主体则大多是在国际法上没有独立“法律人格”NGO和持有不同观点的民众组成的一个综合体，焦点在于被“藏独”及其背后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炮制出的“人权”等议题，目的就是争取民意，扭转被故意误导的受众原有看法。根据涉藏外交的诸多特点，开展公共外交是化解其中困扰的有效解决之道。

　　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旨在提升国家形象的新型外交形式，最初起源和发展于美国，具体是指一国中央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所实施的外交活动。主体是公共外交发起国的官方政府，客体则是对象国家的民众。其背后是建构主义理论在外交领域的具体实践。中国的涉藏公共外交应该致力于有效传递中国声音、展示西藏正确形象、有力驳斥涉藏的歪曲报道，并在此基础上一定程度影响他国的对外决策。

　　事实上，西藏经过民主改革、改革开放后，正在成为一个民主开放幸福稳定的新西藏，这是在国际舞台上构建西藏正确形象的基础。开展涉藏方面的公共外交活动对于压缩“藏独”活动空间、扭转西方对西藏的刻板印象、提升中国西藏话语、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以大国为首要、周边国家为重点、“一带一路”为平台开展涉藏公共外交

　　2013年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开花，硕果累累。在以“五通”建设为目标的“一带一路”下，西藏地方形象迎来新的发展生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到“推动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中央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将西藏定位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大通道”。同时，西藏良好地方形象的建立又和“一带一路”建设相辅相成，影响着南亚地区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緬经济走廊持续走深走实。涉藏公共外交有着很强的实践性，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和当今国际关系中西藏问题的国际形势，将涉藏公共外交的重点放在有关大国和周边国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平台，通过媒体传播和文化交流针对性地建设西藏地方形象。

　　在媒体传播方面：除了官方媒体之外，还应扩充发声渠道，整合优势资源，加强同周边国家务实交流合作。指导西藏办好全球推介活动，一方面用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平台，做好外交领域涉藏问题对外表态工作;另一方面加大中央有关部门、媒体、宗教各界涉藏对外交流，全方位、立体化加强涉藏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西藏故事，提升涉藏国际话语权。

　　在文化交流方面：一要充分发挥西藏在“一带一路”平台上开展公共外交的独特文化优势，加强对西藏公共外交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藏民族在和其他民族相互交流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而灿烂的西藏文化，并遗留下大量非物质资源，在和西藏地方接壤的国家中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这些都

　　是我们开展公共外交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源。随着时代的进步，登山文化、“地球第三极”“西藏好水”等城市名片也成为新的公共外交的资源增长点。我们要善于开发、积极保护，发挥出藏文化强烈的吸引力。二是增加文化交流的经费投人。公共外交虽然是以他国的民众为客体，但是是以国家的硬实力为坚强后盾的，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通过“官方搭台、民间唱戏”的方式，政府集中培育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整合公共外交资源，并支持学术、艺术双向交流等跨文化交流活动，这将成为展示西藏良好地方形象的有效渠道。

　　(二)加强涉藏议题的议程设置，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中国增加自身的影响力、感召力，提升议程设置能力是应有之义。过去涉藏外交我们更多的是在有突发情况时被动应对，突击宣传西藏地方形象，但是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想扭转西藏长期以来不正确的地方形象，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变他塑为自塑，持续增强涉藏议题的议程设置能力，提升涉藏事务中的舆论引导能力。主动围绕国际社会对涉藏的关切议题，综合运用官方和民间多种力量，精心设置影响力大并具有引导性的议题，把握先机，增强反制;坚持在国际舆论场中与污蔑中国的行径作斗争。在秉持中美双方关系发展的大前提下，正本清源，有力批驳某些西方政客的荒谬言论，运用大数据等最新技术准确研判涉华舆论方向，并在此基础上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增强双向互动，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话题，增强优质信息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