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影《寄生虫》中的戏剧化叙事因素

　　【摘 要】影片《寄生虫》横扫第92届奥斯卡，导演奉俊昊擅长从现实和社会取材，对传统题材进行颠覆和重构。《寄生虫》是一部荒谬与写实并存的悲喜剧，导演通过影片来洞察和讽刺当代社会的现实面貌，本文针对影片的戏剧化叙事因素进行分析。

　　本文源自戏剧之家 2020年36期《戏剧之家》创刊于1991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湖北省戏剧家协会、今古传奇报刊集团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政策指导与理论研究的学术期刊，是全国唯一一家市场化运作的专业戏剧艺术类杂志。本刊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反映省内外戏剧动态，联谊国内外剧界同仁，促进出作品出人才，探索走出了一条“立足湖北，面向全国;以戏为主，综艺兼及，以人为本，雅俗共赏”的办刊路子，先后发表了大量作品、文论及各类文章。旨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振兴民族地方戏曲。

　　《寄生虫》先是在2019年获得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这也是韩国电影首次拿下金棕榈奖。接着，该片不但打破了韩国电影奥斯卡奖项为零的记录，还一举获得了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四个重量级大奖。值得关注的是，该片是首部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外语片作品，打破了“非英语电影从来没有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记录。

　　一、叙事者

　　一部电影作品的戏剧化叙事中，导演往往需要假托一个叙事者来叙述故事，目的是为观众提供一个独特的叙事视角，为故事的讲述锦上添花。《寄生虫》在叙事者的角色设定上正是如此，而且导演特别安排了一个隐藏式的叙事者，来为观众自身增加一个思考和联想的空间，丰富整部影片的叙事结构和艺术内涵。

　　隐藏着的这个叙事者在整部影片的一开始并未完全暴露，让很多观众先入为主地以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实际上真正能够开启我们这个上帝视角的，正是整部影片里唯一的一个小孩子——多颂，他是富人家的小儿子。影片中，一直到多颂出来之前，真正的“寄生”還未完全开始，一直到基宇看到多颂，并且决定让基婷也可以接着留在这个富人家里当家教，等到这一计划达成后，真正的全员“寄生”计划才完全启动。

　　还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多颂这个角色是极其特别的存在，这个设计蕴含了导演独特的想法。富人家里有最初的寄生虫，而最早知道他的存在的其实就是多颂。多颂还可以通过走廊的信号灯来和初代寄生虫交流。她妈妈曾经提到过走廊的感应灯一直有问题，总是闪，这正是初代寄生虫传递信息的方法——通过感应灯敲打出摩斯密码。而多颂拥有一个很厚的小本子，正是用来翻译摩斯密码的。多颂雨夜拿帐篷到户外也是为了看到感应灯，通过他父母很平淡的表现可以看出，拿帐篷这件事是多颂经常干的。出去野营的事是多颂告诉保姆的，这才导致保姆和穷人一家见面。多颂在到家之前吵着要吃面，而到家后多颂并没有吃，最后结果就是妈妈告知了家里人他们马上会回去，这是影片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而能推动故事走到这里，多颂其实是关键人物。

　　导演将整部剧的“眼睛”以及出发点都放在了一个孩子身上，通过孩子的眼光看待和推动剧情发展，这也正是“奉氏讽刺”的体现：大人们一直都认为是孩子的精神有问题，而真相是这些病态的现实都一丝不落地映入了孩子的眼帘中，真正不清醒人的其实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们。

　　这样一位叙事者的特殊安排，其实也是在充分调动广大观众的思维，有助于令观众更深地、以更多层次和角度去理解这部影片如此巧妙建构的现实意义，给这部影片增加了回味无穷的哲思深度。这样去设计叙事方式，可以更好地吸引观众进入剧情中，使影片观众从被动观看变为一种主动观看，从而牵挂着主要人物自身命运的起承转合，更加充分感受到影片创作者的真实意愿与意图。

　　二、叙事情节结构

　　颇具戏剧化的影片中，叙事情节结构大部分都遵循着一种基本的脉络，即故事从最初产生到逐渐发展、达到高潮，最后走向结局，并且利用故事发展的因果联系或者时间顺序来合理地设计和组织情节。因此，戏剧化影片在表现模式上经常有共同的基本特点：在故事的开端、发展的中段以及最后结尾部分的这些特定叙事结构中，都加以戏剧性的叙事元素，让影片的主人公遭遇种种磨难、转机、考验，再最终走向结局。这样就能在塑造戏剧性的电影叙事结构过程中，更加吸引广大观众对主人公人生命运的深度关注。

　　影片《寄生虫》的核心故事内容，便是穷人一家如何一步步依附于富人一家，不断行骗，最后达到“寄生”的过程。故事的发展一直严格遵循着戏剧性的叙事结构，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十分明显地呈现出贫穷与富有的强烈对立。在严谨地进行叙事的过程中，也充分展示出了别具一格的叙事线索——一条主线与两条副线相交并行。叙事主线：基宇一家人，从最初的穷困潦倒，一环套一环地行骗，直到寄生到朴社长一家，最后骗局被人发现，结局是妹妹惨死，爸爸永远继承了初代寄生虫的地下室。叙事副线一：朴社长一家正义且保持着对世界的善意，可是无形中还是刺痛了穷人的心。朴社长一家作为叙事副线，与基宇一家形成了十分强烈且鲜明的对比，纵横交错纠缠在一起，使得影片的故事内容产生了特别明显的对比效果，让观众受到巨大反差的冲击，从而产生对影片的思考。叙事副线二：保姆和她的丈夫一直寄生于朴社长家，四年来都从未想要出去过。保姆一家的悲剧结局其实就是对基宇一家的映射，这条副线也是对主线的衬托，是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对主线的预示，这条线也让观众在最初就模糊看到了一直寄生于富人家的结局。

　　多条具有特点的叙事线索分别对应不同的叙事视角，最终叙事线索和叙事视角将会汇聚到一起，之后走向结局。这样的叙事结构独具特色，镜头在三条叙事线索中流畅自然地切换，突出了善与恶、穷与富之间的强烈对立，同时两条副线叙事线索以具有延展性的形式交叉进行着，间接剥离了观众对穷人们经历的一种延续性形象的观赏，令广大观众每时每刻都能保持清醒的思考状态，这种多元化的视点、多层次的形象表述，不间断地调动着观众们的逻辑思维，进而使人对这个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意义、寓意产生深刻思考。

　　一部戏剧性强的叙事电影意图寻找合适的叙事切入点，为每条叙事线索设计恰当巧妙的辅助和视点，可以做到让一部电影的各个叙事情节充满高级的悬念，令影片高潮迭起、充满可看性，还能够大大扩展电影的层次和寓意，使影片更好地去引起广大观众的强烈观影欲和兴趣。

　　三、戏剧性的冲突

　　英国电影学家艾伦·卡斯蒂曾经提出：“冲突就是欲望。没有欲望，就没有形成对应的冲动，而没有对立，就谈不上戏剧表演中的动作。”每部电影中的故事其实都是在展现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关系，但凡只要有一人欲望增长起来，本来维持著的稳定关系就会被破坏，进而产生戏剧冲突。

　　《寄生虫》中的欲望十分明显——穷人想要变富有，想要达到富人的阶层。欲望必然不能轻易满足，戏剧冲突便十分突出。两家人的故事，两种生活，两个阶层。在同一空间内，导演很成功地把阶级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用镜头语言放到了最大。尤其是在特殊画面细节的处理上，阶层符号不断地体现出来。一个是一处耸立于高层地面之上的高层豪宅，一个则是一处凹陷于地面之下的贫窟。

　　影片最终以欲望彻底消失作为故事结尾，让冲突有了结果，并且最终得以结束，人物间的关系终于又达到了新的平衡。本片中这种贫富二元互相对立的、拥有强烈冲突的表现模式，使影片主人公们的人生命运一波三折，循序渐进，张弛有度，从而深刻折射出穷人阶层与富人阶层之间的强烈对立，以及穷人阶层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环境的强烈对立，更有助于引发广大观众对这部影片核心主题的深刻思考，增加了影片的历史深刻性和社会现实性。

　　戏剧冲突也可以说是整个戏剧化电影的重要生命主题所在，观众永远需要关注的是影片中不同人物的欲望和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激烈抗衡，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中，更容易彰显电影的核心主题。设计巧妙的经典戏剧冲突可以更好地推动影片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好地展现出所塑造的每个人物性格，将各个人物之间的命运自然巧妙地串联在一起，在这种强烈的矛盾冲突中也能塑造出更加真实、拥有鲜明性格、形象丰满的经典人物形象。

　　《寄生虫》这部影片本身就被导演赋予了很强的戏剧性，其实影片的故事情节并不十分复杂，设计的精巧绝妙之处在于影片有了一个故事假定性很高但也十分典型的戏剧叙事环境。在进行戏剧创作的时候，总要向观众抛出有趣的东西，抛出高于生活但不脱离生活、把握恰好的度之后超出生活之外的东西，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就是戏剧性。《寄生虫》塑造了这样一个极端的戏剧环境，其实到最后，观众想要看到的还是人物作出的反应，电影的叙事给人物制造出可以充分发挥的空间，之后人物的行为再反作用于叙事，造成最终的局面。

　　叙事作品到最终都要落到人物身上，而细节决定着人物的质感，戏剧性决定着人物的框架。良好的戏剧性既与生活相关，又超出生活的范围，使观众可以细细琢磨其中滋味。《寄生虫》里包含着许多充满着戏剧性和脱离生活逻辑的情节，但是又自成一派，契合着整部影片的艺术格调与思想;在这样的创作手法之中，还填充着许多细腻、形象、可触摸的细节，赋予人物鲜活的灵魂，使观众沉浸其中。

　　参考文献：

　　[1]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2]吴雨婷.荒诞叙事下的底层书写——电影〈寄生虫〉解读[J].北方文学，2019，(33)：29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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