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背景下退休与家庭养老消费

　　摘要：人口快速老龄化是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特征,提振老年人群消费潜力对加快消费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本文基于CFPS微观数据库,实证检验了退休对家庭养老消费的影响,并讨论了家庭资产配置的调节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退休会减少城乡家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规模,对城市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影响并不明显,但会增加农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保障性资产配置规模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城乡家庭养老消费支出,并且家庭人均保障性资产投资规模的增加,会平抑退休对消费的不利影响。因此,为进一步激发家庭养老消费潜力,降低退休对老年人群消费的不利影响,应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普通家庭保障性资产投资的比例,加快养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文源自商业经济研究,2020(20):51-54.《商业经济研究》Journal of Commercial Economics(旬刊),创刊于1982年,曾用刊名：商业时代;1982年创刊，是专业理论刊物。研究社会主义商业经济理论,介绍企业改革和营销经验。主要读者对象为商业、供销系统管理和工作人员、经济理论工作者及经济院校师生等。主要刊发经济类稿件，尤以研究流通理论而独树一帜。

　　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医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人均寿命增长加速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规模增加到2.55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7.8%,老年抚养比上升至28%,据国家统计局预测未来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顶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面临退休的问题。退休意味着从劳动力大军中退出,对居民的收入、生活方式、投资决策与消费选择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也处于重要的转型升级关键期,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的投资与出口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变。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消费需求与市场供给仍不匹配,老年人群低消费与消费升级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如何激发养老消费、提高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对满足老年人群的生活需要、促进消费升级、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文献综述

　　在传统生命周期理论中,由于理性的个人可以准确预测一生的收入,因此会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以熨平收入波动,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例如朱诗娥等(2019)认为社会保障会对老年群体消费选择产生较大影响。王新军和郑超(2020)认为消费者会通过提前储蓄的方式以应对未来消费需求。理性人的决策会使得消费者在退休后仍然可以达到较高层次的消费水平。然而,现有的一些研究表明,退休后居民消费水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例如,石芳(2020)在研究中发现,退休会对老年人的消费带来巨大影响,退休年龄的到来使得老年人的心理变化、社会角色发展转变,奢侈性消费需求急剧降低。石贝贝(2017)认为,老年人勤俭节约的消费理念以及收入水平的下降决定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要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王新军和郑超(2020)基于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退休对中国居民消费及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退休之后,家庭非耐用品消费支出规模将降低30%,食品支出将降低50%左右,退休冲击对户主主观福利的负向影响更大。

　　对于这一矛盾,一些学者分别从储蓄不足、工作支出减少、未预期的冲击以及家庭异质性来进行详细的解释(石贝贝,2017;任慧玲,2018),争论的焦点始终围绕在收入与消费的矛盾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家庭投资角度阐述资产配置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例如石芳(2020)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她指出居民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通过合理安排家庭资产配置熨平现时消费与未来消费规模,从而实现消费效用的最大化。资产配置是居民为应对未来消费需求的主动调整,例如住房投资、购买保险等,是居民处置现时资产与未来消费的一项重要决策。费舒澜等(2020)考察了养老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会提高9.8%的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规模,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影响是收入的3倍。臧旭恒和张欣(2018)在研究中发现,虽然住房消费挤出了居民现时的消费,但由于住房同时兼具投资属性,因此会对家庭未来消费提供保障。

　　纵观学者已有的研究观点可以发现,研究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开始成为研究居民消费领域的一个新热点,笔者认为对该问题的研究仍然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例如,现有关于退休对居民消费的学术研究较少涉及到养老消费支出,并且没有考虑到家庭资产配置对退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事实上,在生命周期理论中,资产的配置正是居民为应对未来收入变化所做的决策。因此,本文也将在研究中讨论家庭资产配置对居民养老消费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目前,对我国居民特征及日常生活消费展开大规模调研的知名数据库包括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等。其中CHARLS数据库可利用数据仅三期,且最新数据为2015年,时效性较差。CHIPS数据库侧重于收入调查,对家庭消费涉及到的问题较少,因此本文选择CFPS数据库样本数据。该数据库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完成,涉及到被调查家庭的收入、教育、消费、投资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偶数年份是全国范围的追踪调查,奇数年份主要是对样本进行维护性调查。本文选择了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共4年数据。在数据处理上,本文仅选择户主年龄在45-75岁之间的家庭,并以户主是否退休反映家庭层面的退休状态,对户主无工作样本予以剔除,最终保留了2668个家庭样本。

　　(二)变量定义

　　退休。一般而言,到了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后,劳动者就会离开劳动岗位。虽然在我国有一些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并未离开劳动市场,例如劳动者返聘,但这类样本数量较少,对整体而言影响不大。虽然农村人口在60岁以后仍然有较多人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但由于在现有的农村养老体系中,60岁以后老年人也能依法领取相应的养老金,且超过60岁以后农村老人基本无法进城务工,收入来源变少。一些学者在研究与退休相关的话题时,也仍然习惯采用60岁作为退休时间节点(石贝贝,2017)。因此,本文将退休人口定位为:在问卷数据中显示年龄大于60岁的居民。

　　养老消费。养老消费主要是指满足老年人群日常基本生活、医疗、享受需求的消费支出。对于老年人群而言,医疗保健支出是为了延续生命,减缓疾病带来的痛苦所必须承受的经济支出。而食品消费则是满足老年人群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与老年人群幸福感密切相关。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医疗保健支出与食品支出作为养老消费的代理变量。

　　家庭资产配置。目前家庭资产配置的主要方式包括投资股票、基金、保险、住房、银行存款、国债等。基于国人的资产配置习惯,本文将保险、银行存贷款、国债及住房投资定义为保障性投资。虽然住房资产也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但在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房屋价值下降风险较低,因此也具备保障性投资的特征。

　　控制变量。本文在借鉴臧旭恒和李晓飞(2020)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户主伴侣情况、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子女数量与家庭属性等作为控制变量。本文所涉及到的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为减少异常值对样本回归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0.5%的双缩尾处理。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退休后家庭资产配置对养老消费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模型1

　　模型2

　　其中i代表家庭,t表示年份。yit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健康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支出;Retire为是否退休的虚拟变量,Support为家庭资产配置情况;X为本文的控制变量,βi为各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μt为时间固定效应,Vi为省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本文主要关注α1以及α2的大小及方向,若α1显著为负,则意味着退休后家庭养老消费支出规模将下降。若α2显著为正,则意味着保障性家庭资产配置会提高家庭养老消费支出。进一步的,本文加入退休虚拟变量与家庭资产配置变量的交乘项,如见式(2),用来检验保障性资产配置在退休后对居民养老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1变量的定义、表示与描述性统计

　　表2基准回归结果

　　实证分析

　　表2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表2的第(1)与第(2)列分别是以医疗保健消费与食品消费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退休与居民养老保健支出并无显著相关性,但退休却显著地降低了食品类支出的规模,这说明退休会显著影响居民食品消费但对医疗保健消费影响较小。对此本文认为,食品类支出可替代性较强,因此食品消费的层次下降空间较大,退休以后,老年人群会更偏向于“省吃俭用”。但养老保健消费支出可替代性较弱,退休之后虽然老人整体收入受到影响,但必要的医疗保健支出受到的影响有限。保障性家庭资产投资规模的增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群的医疗保健消费与食品消费,且从系数大小来看,保障性家庭资产投资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边际影响更大。本文认为,保障性家庭资产投资规模越大,意味着居民未来可用于消费的资产越多。虽然高风险资产能够带来额外收益,但老年人群普遍具有风险厌恶特征,保障性资产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更明显(费舒澜等,2020)。在加入退休与资产配置变量的交互项后可以发现,交互项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保障性家庭资产投资规模越大,退休后用于养老消费支出的规模也会随之增加。现有研究表明,退休家庭在临近退休时,会提高保障性资产的投资规模以应对未来消费需求。因此,提高临退休家庭保障性资产投资规模对提高居民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经济价值。

　　在其它控制变量上。健康状况不佳的家庭会产生更多的医疗保健支出,但会相应挤出部分食品消费。人均收入变量与养老消费支出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性,这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相吻合,即收入仍然是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家庭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用于养老消费支出的规模越大。本文认为,“养儿防老”意味着居家养老仍然是现阶段我国养老的主要形式,子女数量越多,意味着老人能够得到子女的赡养帮助越大,间接的刺激了老年人群的养老消费。从家庭类型来看,纯老家庭的养老消费支出规模要小于有老家庭。这说明退休对于纯老家庭的消费抑制效果更大。

　　考虑到城乡居民在退休以后的生活及工作状态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居民60岁以后基本依靠养老金生活,而农村居民主要是依靠子女或者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维系生活。此外,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差距明显,可能也会对城乡医疗保健支出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对城乡样本进行了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退休变量与城乡家庭食品类支出的规模变量显著负相关,这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但退休变量与城市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并未呈现显著相关系,与农村家庭医疗保健支出显著正相关。对于这种差异本文认为,相比于城市医疗体系而言,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可报销的范围相对较小,由于缺少医疗保障,一些大病医疗仍然给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农村家庭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扩大。从资产配置变量来看,变量Suppor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保障性资产规模的扩大会显著提高城乡家庭各类型养老消费支出,这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从交互项变量来看,保障性资产配置仅对城市家庭各类型养老消费有显著提升效果,对农村家庭的影响较弱。对于这种差异本文认为,城市家庭退休后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以依靠退休金为主。保障性资产规模越多,对其养老消费更有保障。农村居民在60岁以后仍然可以通过务农等手段获得收入,加之农村家庭保障性资产规模相对较低(缺少住房投资),因此保障性资产对其养老消费的影响相对有限。

　　表3城乡养老消费差异性检验

　　结论与建议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提振老年人群消费,对于保障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维持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本文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库样本,实证检验了退休、家庭资产消费与养老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退休会显著降低城乡家庭食品性消费支出规模,对城市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影响有限,但会略微提高农村家庭医疗保健支出。保障性资产规模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城乡家庭医疗保健及食品消费支出的规模。保障性资产规模的提高会降低退休给城市家庭养老消费的不利影响,但对农村家庭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为进一步激发城乡老年人群的消费潜力,降低城乡家庭养老消费的差距,降低退休对老年人群消费的不利影响,本次研究带来的政策启示如下。

　　首先,要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退休以及年龄的增长会带来收入的降低,从而抑制消费的增长。现阶段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无法平抑退休给普通家庭带来的负向冲击。在医疗保障领域,由于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完全构建,老龄化给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医疗保健消费压力,挤出了日常消费支出。因此要进一步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实施全面参保计划,实现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其它法定保障对象的应保尽保。全面推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确保离休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其次,要提升家庭保障性资产投资比例。实证结果表明,保障性投资规模的增加,有利于消除老年人群消费预期的不稳定性,提高养老消费规模。因此,在我国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应该鼓励离退休人员减少风险性资产投资,扩大保障性资产投资的比例,丰富保障性资产投资的种类,加快养老金融资产的创新。例如老年人群相比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对资金流动性的需求更大,因此应该针对老年群体的这种特征,市场应该制定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丰富退休高龄群体的资产配置需求。

　　最后,要加快养老产业发展。在供给侧为老年人口消费提供更多消费选择,开发老年人口消费潜力,鼓励市场向老年人口提供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等物质服务。丰富精神与文化服务的产品,保障老年人更高生活品质的消费需求,有效推动老年人群消费向高质量、个性化及多元化方向发展。科学开发老年消费市场、发展养老产业,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智能化手段服务于养老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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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新军,郑超.退休政策对中国居民消费及主观福利的影响[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3]臧旭恒,李晓飞.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养老保险发展的动态面板异质性门槛效应[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41(3)

　　[4]石芳.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消费选择——基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新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20(4)

　　[5]朱诗娥,杨汝岱,吴比.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评估[J].学术月刊,2019,51(11)

　　[6]齐明珠,张成功.老龄化背景下年龄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9(1)

　　[7]任慧玲.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18(24)

　　[8]臧旭恒,张欣.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与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分析[J].经济研究,2018,53(3)

　　[9]石贝贝.我国城乡老年人口消费的实证研究——兼论“退休—消费之谜”[J].人口研究,2017,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