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儒学的冲击

　　摘要：儒学作为帝制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它始终控制着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儒学具有强大的保守性,它从根本上反对社会的变革。儒学的危机是社会危机在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鸦片战争对儒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造成儒学世界观体系中天朝模式的解体、从夷夏之辨到中国与世界、今文经学的重新兴盛、社会改革呼声渐起。

　　本文源自牡丹江大学学报,2020,29(08):61-63.《牡丹江大学学报》秉承“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的宗旨，传播优秀文化，刊载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为教学科研服。本刊发扬务实、求是、创新、进取的精神，注重发现与培养学术新人，倡导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融理论性与实践性、应用性与可操作性为一体，发表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论文。目前与全国三百多家学报建立了长期交流、研讨关系，同时与俄罗斯远东大学、乌苏里斯克师范学院等国外高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

　　中国近代是急剧变革与转型的历史时期,传统儒学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而不断解体。儒学作为帝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保守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传统儒学尝试对历次危机做出回应,对自身的理论体系做出调整,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理论,虽然历次回应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构成了近代儒学史。儒学的危机是社会危机在文化领域的反映,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与西学的深入传播,国人逐渐认清社会制度与文化的落后才是一切危机的根源,社会革命才是中国社会的必经之途。儒学的制度化存在被不断打破,儒学逐渐丧失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控制力。鸦片战争对儒学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导致儒学世界观体系中天朝模式的解体;中外关系由“夷夏之辨”到中国与世界的变化;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思想复苏,社会改革呼声渐起。

　　一、儒学世界观体系中的天朝模式解体

　　传统中国向来以天下之中自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均系大皇帝百姓。”[2]在传统儒学的世界观里,关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士人阶层一直奉行“中国中心说”,即宋儒所谓的“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3]对待周边民族与外国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认为自己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4]。中原王朝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发现自己的文化远远超越周边少数民族,形成了早期的“夷夏之辨”。明末清初以来,中西方经济文化日益频繁,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奉行“闭关自守”政策,竭力避免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林则徐也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借资夷货,恐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尔等远出经商,岂尚不知劳逸之殊形,与众寡之异势哉?”[5]林则徐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茅海建认为“从世界历史来看,“天下共主”的观念并非中国独有。在欧洲和西亚,大帝国的君主都曾宣称自己是“天下共主”。这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时代是不新鲜的。这种世界观体系在帝制中国更加明显。中国的问题仅在于没有意识到随着地理知识的增长,应当抛弃这种错误观念,反而是千方百计地加以修补。至清代,这种“天下共主”的观念已经是漏洞百出,但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仍坚持不放。[6]

　　二、从“夷夏之辨”到中国与世界的变化

　　鸦片战争的失败对士人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震荡。[7]“独念以天朝全盛之力绌于数万里外之丑夷,失人心、伤国体,竟至不可收拾,是不能无恨耳。”[8]文化优越感与道德优越感受到沉重打击。传统中国并没有平等的处理对外事务的机构,“理藩院”这样的机构也带有很强的等级性质,将外国视为藩属之邦。一系列条约签订后,这种格局被打破了,1856年的《天津条约》第51条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帝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9]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标志着传统“朝贡体制”的瓦解,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以“洋务”取代“夷务”的语词变化,也可以反映当时官员对西方国家的观念的微妙变化。有一些顽固官员依然希望保留“夷务”的称呼。上奏同治皇帝曰:“缘人心愤夷已极,而地方官自夷入城以来,每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牍,称夷务为洋务,又称外国事务,不敢直言夷字。臣等再四商酌,应于关防内明刻‘办理夷务’字样,方足以鼓舞人心,现今刊刻完峻,业已随时盖用。”[10]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根本无益于解决实际问题。谭嗣同对夷狄概念提出质疑与批判,他说“地既是圆,试问何处是中?……然则美、法、英、德、日、俄各国之人,亦必曰其国为中,非其国即为外……若以地言,则我湘楚固春秋之夷狄,而今如何也?”[11]这是从地理位置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夷狄概念作出的批判。易鼐提出“一语及他国之风俗,较胜于己者,嫉之忌之,而不宣诸口。恶者则援之以为谭柄,而过当其实。近者海禁宏开,万方辐辏,无识者仍欲以其夷狄同洲之故伎,夷狄他洲也。”[12]易鼐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原有的天下观念,积极去适应万国竞争的新格局,形成国家观念,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观念。

　　鸦片战争的失败造成了清政府对内“更法”与对外“借法”[13],即对内改革,对外学习西方,从而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与洋务运动。正如龚自珍所描述的社会景象“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起视其世,乱亦不远矣,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14]可见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在内外矛盾的刺激下,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产生了向西方学习与对内改革的的呼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龚自珍提出“易世而变,随时应革”的主张;魏源提出“因时制变,因革损益”的主张。

　　三、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思想的复苏,社会改革呼声渐起

　　今古文经之争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东汉郑玄以后,古文经学一直占据上风。清代士人普遍尊奉古文经。这受到当时的文化专制政策影响,士人不敢品评朝政得失,乾嘉考据学派长期盛行不衰。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史学家,述而不作,只是整理传承古代典籍。今文经学家则认为“六经皆史”,孔子是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改革家,他在整理六经时将自己的改革思想注入其中,孔子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家。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为代表的常州学派揭橥清代的今文经。今文经学家呼唤改革,他们提倡“经世致用”等思想,重点发挥春秋公羊学说的“大一统”思想。固然有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作用,但是也有解放士人思想的作用。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士大夫不能再对国事噤若寒蝉,“以经论政”的潮流开始兴起。

　　在常州学派之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人在今文经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龚自珍敏锐地观察了清朝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的社会批判意识更强烈,几乎涉及了封建制度的方方面面。他在《明良论》中指出,封建社会的弊病在于封建制度对人的束缚太沉重,人没有自由活动的余力,整个社会也丧失了活力与创造力。“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虽以总督之尊,而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待其敝且变,而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将有甚焉者矣。”[15]龚自珍看到了,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非常繁密,而且大多数制度都长期不变,向以“人治”著称,朝廷官员大多照章办事,萧规曹随。权力集中于上,导致下级无权而无为。大家都清清楚楚看在眼里,却束手无策,“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6],与其等待局势恶化而不得不变革,不如主动变革以恢复社会的活力。龚自珍的改革主张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科举制度,主张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农业上,主张兴修水利,均分土地。经济上,主张抑制土地兼并,消除贫富不均。社会风俗上,主张严禁鸦片,破除迷信与陋习。对于当时统治阶级的腐败,龚自珍并不报以太大希望,没有做出直接的揭露,通过可以预见的结局对统治者进行规劝。“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京师基础空虚,如同鼠壤,一旦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17]预见到了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景象,对统治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恫吓与警醒。

　　龚自珍虽然不能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案,但是他的影响是深远的。梁启超称他为开一代风气之第一人。梁启超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却有其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仍然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如受电然。”[18]龚自珍开“讥讽时政、诋非专制、倡言变法”之思想,对于维新志士的影响深远。

　　林则徐是近代官员中最早注意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先进人物,是当时政府官员中“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到广州后,就搜集夷情特别是英国的情况。组织许多人翻译西方报纸,主持编译《四洲志》。随后出现了一批介绍外国情况的著作,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梁廷枏《海国四说》、姚莹《康輶纪行》等一些列著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现了先进与落后的差距,产生了变法图强的思想。在对西方的了解上,魏源比龚自珍与林则徐更进一步,“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先后爆发。地主阶级掀起了“洋务运动”的自救运动,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向西方学习,来应对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

　　参考文献：

　　[1]诗经·小雅·北山[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55.

　　[2](清)梁廷枏撰,袁钟仁点校,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合编.粤海关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466.

　　[3](宋)石介.中国论,徂徕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6.

　　[4]王艳娟.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J].武汉大学学报.2008(1).

　　[5](清)林则徐.林则徐集.公牍[M].北京:中华书局,1963:56.

　　[6]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7:7.

　　[7]王棣棠.略论鸦片战争时期三位爱国志士的哲学思想[J].兰州大学学报,1990(4).林登豪.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文化和林则徐思想[J].福建论坛,1990

　　[8](清)姚莹.东溟文集[M].姚浚昌安福县署刻中复堂全集本.1867:376.

　　[9]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7:102.

　　[1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812-813.

　　[11]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401.

　　[12]易鼐.五洲各国风俗考[N].湘学新报.1898(35).

　　[13]徐松荣.论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与“借法”[J].广东社会科学,2006(1).

　　[14]龚自珍.定庵文集:下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20.

　　[15]龚自珍.明良论,选自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35.

　　[16]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选自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6.

　　[17]龚自珍.尊隐,选自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87-88.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