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发展观变化及其影响探析
摘要：新时代中国发展观源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历史时代中国发展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本文从新时代的变化、思维举措以及贡献三方面探析了中国发展观变化及其影响。新时代发展观既摆脱了历史惯性又不历史虚无,既对资本主义保持警惕又不故步自封,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中国发展缺陷的双重扬弃,不但对中国意义重大,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本文源自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0,36(09):46-48.《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杂志，月刊，于1984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23-1130/G4，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思想政治研究、经济管理研究、教育教学研究等。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论,是发展理论的基础和元发展理论。一种发展观的生成,既取决于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也与发展所置身的背景相关。发展所处历史时代的变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1],是新时代发展观生成的土壤与契机。新时代中国发展观不但对中国影响巨大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新时代新变化
第一,新时代的中国不同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中国,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尽管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已经具有了新时代的鲜明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就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没有一个时代会完全独身存在,新时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从制度变迁的线索看,中国已经经历了社会改造与重建、制度变革与完善为主线的两个发展阶段;从社会变迁的线索看,经历了一元化意识形态整合政府主导的社会发展阶段、政府与社会共同成长(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两个发展阶段;从生产与生活的活动逻辑看,已经经历了先生产后生活的生产导向发展阶段、生产回归生活目的的生活导向两个发展阶段,如今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与过往阶段前后相续,既有有历史性,又有新的内涵。
列宁提出,只有最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当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3]。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很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消除过去遗留的负面影响、承续历史并开创新局面的时期。这一时期关注补齐发展短板,关注共同发展和共享发展,同时还关注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并积极承担发展的国际责任。这一时期含有明显转折期的特征,也是蕴含巨大突变机遇的时期。新历史时代发展所置身的各种客观背景、要素变化和转折、突变的强烈主观愿望和理论自觉等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观生成的土壤与契机。
第二,新时代的中国,发展的张力足,延展性也很强。从内部环境来看,虽然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变,但社会主要矛盾以及解决主要矛盾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围绕主要矛盾的解决,新时代的发展理论也有了新视野。从外部环境来说,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发展,中国已经深度融入整个世界,正处在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责任交织,需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时间演进和空间差异看,中国新的历史时代发展与过去相比,既一脉相承又有了新的内涵。新的历史时代是发展有了新诉求、发展需要新思维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呈现出经济增长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与发展共识强烈、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与社会发展活力极大涌流广泛共振的景象。当然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也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使人们看到,过往的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使中国的发展面临新挑战。
二、新思维新举措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核心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中国的事情要办好关键在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先要把自己的事情要办好。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是制度安排[4],通过科学决策和有效领导,设定和实现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政治保障。
第二,努力建设有为的政府。
政府是从事国家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机构。在中国,政府工作的基本内容有两项:一是将党的大政方针、党的重大决策转化为政策,推动贯彻落实。二是制定和做出决策并实施。新时代强化政治意识、法治意识、职能意识,将党的科学决策转化为具体的实践举措,加大法治型政府建设力度,坚持法有授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强化经济社会职能和市场意识,在党、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关系是重要的发展议题。
第三,信仰和组织群众。
知政失者在草野(王充《论衡》),信仰群众和组织群众,赢得天下、赢得执政和赢得发展,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新时代中国在发展中迎挑战,破困局,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作用。摒弃了过往发展中抽象谈论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却忽视了与对发展更具深层次影响的社会主动性。因此,在信仰群众的同时需要组织群众对基层社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再组织,落实基层直接民主,培育新型社会主体,解决基层组织弱化、民主失序和适应新时代能力不强等问题。
第四,注重核心价值引领。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5]。对于任何社会来说,用核心价值观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使不同的利益超越自身而形成对整体利益的关注始终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在新的历史时代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形象化、日常化、生活化[6],为发展定标定向,搭建起不同社会群体寻找社会发展最大公约数的平台,从价值层面引领社会发展。
第五,坚持民生导向发展。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活动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第一性活动。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7]国家目标与社会目标统一,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双轨并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相互适应,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民生导向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线索和抓手。重点解决就业、收入分配和生活质量提升问题,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的辩证法。
第六,坚持改革发展。
制度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解决规制发展、适应发展问题。制度创新的过程是不断依据经验推动发展的过程,新时代经验借鉴和理论创新催生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又赋予了发展新动力。新时代要根治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消除发展阻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8]。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主动融入世界发展进程,发展广阔的国际视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9],因此,则需要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推动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三、新发展观新贡献
第一,新时代中国发展观平衡了发展中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阐明了发展中坚持民族性、尊重包容性的重要意义。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优良传统孕育了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四个伟大”精神,这些精神历来都影响着国家存续、制度运行和社会发展。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主义之争的历史教训,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现实启示,这些都犹在眼前。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事关国家的认同感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发展的经验索引,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及走向世界的重要软实力。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10]。新时代中国发展观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理论的原创性、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发展道路的民族性,指出了防止发展中出现泛西化问题丧失自主性和出现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失去进步发展的思想基础的必要性。
第二,新时代中国发展观平息了政府与市场之争、政府与社会之争。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谈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统一而不是对立地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时代中国发展观既指出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功能被无限夸大的大市场小政府的弊端,也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政府作用被放大的强政府弱市场的缺陷,明确了既发挥政府作用又发挥市场作用,弥补彼此失灵的缺陷意义,平息了政府与市场之争。新时代中国发展观还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主义乃至改革开放以后仍然存在的发展中社会主动性缺失的问题,强调了发展中释放社会动能与创造性意义。发展主体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多元主体在发展中既要讲权力也要担责任,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11]。推动政府转变职能,变换角色。新时代中国发展观把政府与社会放在同等位置加以对待,合理设置了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域限和空间范围,推动了以权力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权力正面清单改革和扩大社会自主性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权力负面清单改革,对政府与社会进行了双向确权,各自领责任,平息了政府与社会之争。
第三,新时代中国发展观强调了发展的人本主义取向和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以全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谋求共同富裕、社会和谐为立论基础和实践目标。新发展观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原则,阐明了政府对市场积极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以保障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双双实现的必要性和作用原理。社会是由现实有需求的人构成,社会发展过程是现实有需求的人的活动过程,需求与满足需求的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内容。新时代中国发展观强调了发展的人本主义价值,明确了发展的人本导向,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和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为双重目标[1],新时代中国发展观既强调需求对生产的作用,又强调有意义生产对生活的价值引领和人文关怀,指出了防止西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当前在中国社会也一定程度存在的事实,发展中的资本主导发展倾向和发展中的利益固化与利益集团出现的现实意义。
第四,新时代中国发展观批判了西方社会发展中的利益集团取向、资本倾向和物本倾向的错误。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利润最大化和掌握资本的个人与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立论基础和实践目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承担一定的社会发展责任,但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资本的效率与增值原则。在更大程度上政府是资本和利益集团代言人,政府对发展的宏观调控、资本的节制等,客观上解决了发展需要的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但主观上是为资本更好逐利,为利益集团获取更大利益服务。资本主义推崇市场机制,市场被看成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推动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社会进步的力量。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作用是受资本控制的,所谓市场自发作用其实只是假象,背后隐藏的“看不见的手”当中有资本之手。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是资本取向,社会和自然都是资本逐利的手段,发展经常背离社会目标,取决于资本所有者利益而非社会需要,取决于资本增值的需要而不顾及生态环境的承受力。资本是创造价值的价值,因而资本不仅是自我保持的价值,而且同时是自我增殖的价值[7]。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还表现出强烈的物本性倾向,生产经常背离生活目标,取决于资本增值的需要而非有意义的生活需要。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有三个:一是党的有效领导;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三是制度要有张力。社会生产创造了社会的财富,社会制度保障和维护了社会的秩序,社会进步促进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三个方面是基于当代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状况而提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些贡献是在纵向借鉴、横向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的,它们对中国以及世界影响巨大又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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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成文,陈建平.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J].湖湘论坛,2020(1):12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