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

　　摘 要：知识分子文化自觉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是知识分子难以悬置意识形态倾向和立场的逻辑前提，也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支撑。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思想坐标。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走向生活世界的现实载体。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文化方向感、文化价值观、文化批判性契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真理性、道义崇高性和批判方法合理性的精神底色。遵循意识形态建设的普遍规律，建构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知识分子坚守以人民为中心、坚定国家利益至上、严守共同但有区别的意识形态责任的文化自觉原则。

　　关键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知识分子;文化自觉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主管， 陕西省行政学院主办的社科类政治学核心学术期刊。

　　知识分子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关怀社会发展的特殊阶层。在特定的社会形态里，知识分子阶层往往具有双重身份特征，即阶级身份和文化身份。从阶级身份来看，在依然存在阶级和阶级冲突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超阶级”存在，而是归属于不同的阶级或者利益集团，具有特定的阶级属性。然而，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在于他们以文化传承创新为志业，为社会成员共筑精神家园，因此他们总是试图超越个体或阶级集团的利益藩篱，以谋求终极关怀和人文精神为价值寄托。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文化存在样态与文化价值理念内在地蕴含着特定意识形态，这在事实上造成“处于某一社会阶层或集团的知识分子固然未必归属于自己所处的阶层或集团，但却无法不认同任何阶层或集团，而其观念、理想，则每每折射了其社会认同”[2]。所以，在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中，不管人们主观上承认与否，意识形态话语权终究是特定时代知识分子无法回避、无法逾越、无法克服的重要文化命题。

　　一、知识分子文化自觉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

　　文化自觉标志着文化主体对特定文化传统根脉、发展走向的自我认知、自我觉悟。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文化自觉尤为重要，它不仅表征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主体对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同时“主动作为”——经由思想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辐射和影响到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精神独立。

　　在现代文明社会，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文化形态往往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相互交织的格局，同时其所面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主流与非主流、一元指导与多元思潮对抗又对话的存在样态。从表面来看，文化形态天然倾向于“多”，而意识形态天然倾向于“一”，因此“一”与“多”之间的紧张成为常态——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与意识形态的阶级话语、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与意识形态的理论灌输、知识分子的包容开放与意识形态的排斥他者、知识分子的伦理情怀与意识形态的政治信仰、知识分子的批判品格与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抑制的冲突与碰撞。但深究就会发现，意识形态的“一”与文化形态的“多”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恰恰体现着知识分子文化自觉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是知识分子难以悬置意识形态倾向和立场的逻辑前提，也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支撑。

　　既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思想坐标。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的集团性话语，代表着特定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其话语体系尤其是渗透其中的社会理想、价值理念等必然会有形无形地内化于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既定时代的知识分子生存于既定的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氛围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传统思想和时代观念的熏陶与“洗礼”，因此，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无可辩驳地构成知识分子生产交往活动的历史与文化起点。

　　然而，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地方在于其“反叛”精神，他们往往不满足于既定的社会存在，具有超脱世俗物质世界的道德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这极易成为“在精神上和感情上已从现存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人们。”[4]历史的发展不断证明，代表进步阶级利益诉求、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意识形态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具吸引力、凝聚力，但也不能排除落后、保守的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文化渗透力。所以，先进与落后、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等异质性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作为思想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限定着知识分子文化传承创新的方向与空间，潜在地构成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价值坐标。

　　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走向生活世界的现实载体。马克思认为，哲学与世界之间是互动的，世界的哲学化过程同时也是哲学的世界化过程。尽管意识形态以思想理论体系的观念形式存在，但任何意识形态都不满足于纯粹的理性思辨，与生俱来地有着外化为社会现实的实践诉求。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由思想观念走向生活世界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外化的现实载体和主体依托。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不仅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阐释、传播、发展、创新中发挥着主体作用，而且在意识形态从政治话语向民间话语、生活话语转换的过程中，同样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介和桥梁作用。葛兰西讲道，“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一种共同的概念术语，把自己和先前的知识分子范畴联系起来。

　　每个新的社会集体(社会类型)都创造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它的专业化的代表和标准——载体(知识分子)，只能被看作其本身来自于新的情境、而并不是先前知识背景的‘新’的知识分子。”[5]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对知识的倚重，那些掌握学术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事实上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第一影响力群体。这说明意识形态的话语主体已经或者正在发生从政界向知识界的转移，“话语主体的转移必定导致话语方式的转换。不同的是，在现代中国政治的话语系统中，学术话语的含量越来越高，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兼容，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位移的现象已经很普遍”[6]。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艰巨使命在于保持对时代精神和生活世界的研判與把握，借助于不同专业领域的话语模式展现“新的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