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改善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效果

　　摘 要 为探讨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干预的即时和长期效果以及机制，选取20名大学生作为干预组，进行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同时招募29名大学生作为对照组，不接受团体干预。采用贝克抑郁量表、贝克焦虑量表、一般健康量表、接纳与行动问卷、认知整合问卷，分别对两组大学生在干预前、干预后施测，并对干预组在干预3个月后再次追踪施测。干预组在抑郁、自尊、一般心理健康、经验性回避以及认知融合方面在干预后相比干预前都有显著改善;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在抑郁、一般心理健康维度上变化显著，在认知融合上边缘显著，说明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的一般心理健康水平。此外，经验性回避和认知融合在干预前后的变化值与大学生抑郁水平的变化值无显著相关，但与干预组后测时的一般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

　　关键词 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

　　1 问题提出

　　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是由海斯等人(Hayes， Levin， Plumb-Vilardaga， Villatte， & Pistorello， 2013; Hayes， Strosahl， & Wilson， 1999)发展起来的一种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是一种以功能性语境主义哲学和关系框架理论为基础的心理治疗方法(Hayes， 2004)。该疗法目标是“帮助人们开创丰富、充实且有意义的生活，同时接纳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痛苦” (Hayes， 2004; Hayes et al.， 2013)，具体工作目标是提升个体的心理灵活性。心理灵活性是指“活在当下、觉察自我体验、向自我体验开放、实践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的能力(Bond， Flaxman， & Bunce， 2008)。这种心理灵活性意味着，即使环境变化、不同的想法和感觉出现，个体依然有向着价值取向前进的自由。为了帮助人们实现心理灵活性，接纳承诺疗法提出了包括病理模型和治疗模型的六边形模型(图1)。

　　接纳承诺疗法具体分析了六大病理模型及对应的六大核心治疗过程(Hayes， Strosahl， & Wilson， 1999， 2012)，具体六个相对应的维度如上图1所示。因为本次研究主要针对没有接受过接纳承诺疗法的被试，故更关注治疗过程的前两步，即认知解离与认知融合、接纳与经验性回避是本研究干预的重点。认知解离意味着与自己的各种念头、想象和记忆保持距离，而认知融合则是将自身认知与各種念头、想象和记忆融合在一起;接纳意味着以开放的态度给各种痛苦情感、感受、冲动和情绪留出空间，而经验性回避则是为逃避内心的痛苦而陷入与它们的战斗、抵抗、逃避中，甚至被其淹没(Hayes et al.， 1999， 2012)。经验性回避是接纳承诺疗法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心理障碍分类以及心理咨询与治疗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左亚洲， 张亚楠， 2018)。

　　接纳承诺疗法提出了很多方法来实现治疗目标，包括正念、隐喻故事、体验式练习等，让来访者自己感悟到与痛苦相处的价值，从而自发转变，不像传统认知行为疗法那样与来访者进行观念辩驳(Hayes et al.， 1999， 2012)。已有多篇综述或元分析文章肯定了该疗法的干预效果(Graham， Gouick， Krahe， & Gillanders， 2016; Gu， Strauss， Bond， & Cavanagh， 2015; Veehof， Trompetter， Bohlmeijer， & Schreurs， 2016)。国外多项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进行的干预研究都发现该疗法能够降低大学生的抑郁水平，提升心理健康水平(Kohtala， Lappalainen， Savonen， Timo， & Tolvanen， 2015; Levin， Haeger， Pierce， & Twohig， 2017; Rsnen， Lappalainen， Muotka， Tolvanen， & Lappalainen， 2016)。国内也有一些相关研究和咨询实践。何厚建，胡茂荣， 王敬， 陈盈和赖雄(2017)比较了接纳承诺疗法与道家疗法的异同点，何厚建和胡茂荣(2018)报告了一例采用接纳承诺疗法成功干预强迫症个案的报告，陈盈，胡茂荣， 何厚建和赖雄 (2018)采用接纳承诺疗法治疗减轻了1例异食症初中生的抑郁、焦虑情绪并提高了其心理灵活性，周君，王淑娟和祝卓宏(2018)采用问卷调查探讨了父母心理灵活性及婚姻质量在接纳承诺疗法干预儿童行为问题的中介作用。但大多当前关于论证ACT效果的文献都是综述，很少有实证研究论证ACT基本技术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黄明明， 2015);倾向于对特定个体的单独干预，缺乏基本接纳承诺疗法的团体辅导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探讨基于接纳承诺疗法的团体辅导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效果及作用机制，具体研究问题如下：(1)ACT干预的即时效果，即在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ACT干预的长期效果，即干预组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效果是否在3个月后依然显著;(3)ACT干预效果的作用机制，即心理健康各维度水平的变化是否与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水平变化相关。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北京某大学通过海报招募和入组访谈选出在读高校生共20人，随机分为三组，统一由一名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带领，依次接受团体干预，该咨询师是国际语境行为科学协会中国分会会员，进行接纳承诺疗法训练200小时以上。同时招募对照组29人，不接受团体干预。

　　干预组：男8人，女12人，平均年龄25.06±2.90岁。本科生3人，硕士生9人，博士生8人。对照组：男18人，女11人，平均年龄24.24±2.46岁，本科生8人，硕士生8人，博士生13人。两组在性别，年龄，学位上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s>0.05)。

　　2.2 研究设计

　　研究采取准实验设计，设置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接受团体干预，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干预。干预组除接受前测后测外，3个月后再接受追踪测试，对照组不接受3个月后的追踪测试。

　　2.3 研究工具

　　(1)抑郁。采用贝克抑郁量表第2 版(BDI-II )中文版(王振， 苑成梅， 黄佳， 李则挚， 陈珏， 张海音， 肖泽萍， 2011)测量抑郁水平。量表于1967年由Beck制定，用于评估过去两周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在大学生群体中经验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杨文辉， 吴多进， 彭芳， 2012)。量表共包含21 个条目，每个条目为0～3 级评分，总分0～13分为无抑郁，14～19 分为轻度抑郁，20～28 分为中度抑郁，29～63 分为重度抑郁。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2)焦虑。采用贝克焦虑量表(BAI)中文版测量(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该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Beck等人于1988年编制，用于评定多种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共包括21个自评项目，采用4级评分方法，“1”表示无;“2”表示轻度，无多大烦扰;“3”表示中度，感到不适但尚能忍受;“4”表示重度，只能勉强忍受。把量表中项目分数相加得到总分，分数越高说明焦虑情绪越严重，一般以总分大于等于45作为焦虑的判断临界值。中文版本在国内被广泛应用并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金雯， 2014)。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

　　(3)一般心理健康。采用一般健康量表(GHQ-12)测量一般心理健康水平(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问卷共12 道题，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在最近3个月内出现某种行为或产生某种感受的频率，采用4级计分，从“从不”计1分到“经常”计4分，得分范围在12～48分之间，分数越高，表示一般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总分超过27为心理状况不佳。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

　　(4)经验性回避。采用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 AAQ-Ⅱ)(曹静， 吉阳， 祝卓宏， 2013)测量。作为反映接纳承诺疗法核心理念的测量问卷，最早由Hayes(2004)编制，之后国际多位研究者共同探讨修订了第二版(Bond et al.， 2011)。该量表共7题，采用1(从未)～7(总是)点计分。分数越高，经验性回避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5)认知融合。采用认知融合问卷中文版(CFQ-F)(张维晨， 吉阳， 李新， 郭慧娜， 祝卓宏， 2014)测量。该量表原由Gillanders等 (2014) 编制，涉及认知融合以及认知解离的各种表现。中文版只保留认知融合分问卷，共9题，7点计分(从1=明显不符合，到7=明显符合)。分数越高，表示认知融合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

　　2.4 研究过程

　　2.4.1 干预方案

　　根据ACT理论和团体干预目标设计本研究的干预方案。针对高校学生认识自己，认识他人的需求，团体干预主要目标为通过帮助学生学会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认知和情绪特点，学会接纳自己和更好地调节情绪，提高与他人的沟通能力等方法提高学生的心理灵活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在团体干预的基本框架下，采用小组讨论、理论介绍、分享感受、家庭作业和绘画音乐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成员参与积极性，营造良好的互动氛围。具体的干预方案见表1。

　　2.4.2 干预流程

　　招募团体干预对象后，首先对被试进行入组访谈，了解其精神状况并确定其参与动机。通过访谈共筛选出20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入干预组。干预组随机分为三组，共进行为期8周的ACT团体心理辅导，每周1次，每次2小时。咨询师1名，为某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系统注册心理师，接纳承诺疗法咨询师、督导师;还曾接受过结构式的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分析及认知行为取向的团体培训，以及表达性艺术治疗、儿童心理治疗及家庭治疗等方面的系统专业培训，有丰富的团体咨询工作经验。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选取29名被试成为对照组，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在为期8周的团体干预期间，对照组如常生活，不接受心理咨询和团体干预。干预组和对照组均在干预前填写上述5个问卷，收集数据，八周干预结束后，再完成相关量表。3个月后，对干预组收集追踪数据。

　　2.5 统计分析

　　运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一般线性模型(GLM)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探索干预组各维度得分干预前后及3个月追踪数据的差异是否显著，并通过效应量偏η2来判断团体干预效果大小(Cohens， 1988)。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

　　表2呈现了对照组和干预组在各次测量时抑郁、焦虑、一般心理健康、经验性回避和认知融合5个变量的结果。整体上，高校学生的抑郁、焦虑水平较低，一般心理健康水平也较好。干预组在经验性回避及认知融合量表上的得分较高，而对照组处于中等偏低的分数。

　　3.2 干预效果检验

　　为检验团体辅导对干预组是否有效果，从两方面进行了数据分析。

　　首先，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干预组在干预前、干预后和干预3个月后的三次测量结果是否有差异。结果如表3所示，在全部5个变量上干预效果均显著(η2在0.16到0.35之间)。进一步均差比较发现，经过团体辅导干预，干预组抑郁、一般心理健康和认知融合3个维度的均值，后测和追测分别与前测相比，均显著下降;干预3个月后的追测中，这3个维度均维持在干预后水平，表明干预效果稳定。在焦虑维度上，虽然干预后的效果统计检验不显著，但3个月后的追测则显著低于干预前水平，表明干预效果可能具有一定滞后性。在经验性回避维度上，干预后测与前测相比，以及干预3个月后追测与后测相比，均显著下降，表明团体辅导在结束之后，仍然有进一步的心理帮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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