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档案”新业态发展动力的新挑战

　　摘要：在“互联网+”思维下，“互联网+档案”新业态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档案形成生态优化带来了生产主体自由化、生产频率无序化、生产资源多维化、生产深度社会化的挑战，档案用户需求改变带来了需求互动性、需求隐私性、需求差异性、需求精准性的挑战，档案价值互联带来了档案价值赋权、档案价值重组、档案价值共享的挑战，档案认知升华带来了解读档案内涵、剖析档案真相、树立档案权威的挑战，档案工作思维变革带来了以人为本与尊重人性、全面发展与开放生态、协调发展与跨界融合、可持续发展与创新驱动的挑战。面对以上新特点和新挑战，寻找“互联网+档案”新业态的新引擎迫在眉睫。

　　关键词：“互联网+档案”价值互联生态优化思维变革

　　《档案》(双月刊)创刊于1985年，由甘肃省档案局(馆);甘肃省档案学会主办。杂志的办刊宗旨是“传播知识、交流经验、启迪思想、指导工作”。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动“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1]冯惠玲认为，这是档案学更新的时代，也是档案理论发展的时代。[2]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凭借其强大的资源整合、技术融合、信息发布与交互等功能，给档案学与档案职业发展和变革带来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档案形成生态优化的挑战

　　在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下，档案部门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门户网站等平台对已有的档案资源进行升级，档案形成生态面临着生产者增多、生产频率加快、生产资源多元和生产参与度加深等多层面的挑战。

　　(一)生产主体自由化

　　传统的档案生产者是专业档案工作者，是一种职业化、组织化的生产行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理论上讲，每个人就是一个数据生产中心，任何人都可以介入档案生产领域，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产生原始生活数据。档案生产不再仅仅是一个专业组织的封闭生产形态或机制形态，而是转变成了协调生产、共同参与的模式，档案部门必须以共享合作、广泛参与的方式进行档案生产活动，档案部门对档案资源的整合和挖掘决定了档案产品的真实性和优质性，也决定了档案内容的受众和传播效果。

　　(二)生产频率无序化

　　在互联网语境下，由于数據来源的社会化和数据流通的分散化，突破了档案周期性收集管理的时间限制，传统的档案周期性整理亦不复存在，24小时的档案更新逐渐成为常态。因此，档案部门必须在组织制度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产生新的收集生产流程和管理鉴定机制，主动打破重管轻用的思维限制，针对重要档案数据的收集去除门槛限制和固有的时间观念。同时，基于“互联网+”相对平等和开放的公众参与性原则，“互联网+档案”具有内在的“去中心化”能力，档案的产生、传播和利用是一个不断整合加工和传播发散的动态过程，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也会随之提升。

　　(三)生产资源多维化

　　传统的档案生产过程是封闭的，很少为公众了解，但在互联网时代，档案生产需要公众了解档案生产过程并积极地参与生产互动，丰富档案数据库。由于档案的特殊性，过去的档案生产更多的是依赖档案工作者日积月累的工作经验挑选记载，档案来源更多的是偏向体制内部信息，造成专家精英人士、政府部门官员成为主要的档案信息生产源。“互联网+档案”需要从两个层面改变传统的档案形成结构：一是重点解读官方档案，官方档案源更具准确性和权威性，有利于推动国家和社会治理;二是敏感捕捉公众档案，在网络时代，公众档案源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代表性，更容易被档案部门吸收，产生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档案信息资源，在短时间内形成爆炸式的传播效果。

　　(四)生产深度社会化

　　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具有档案生产者、开发者和利用者的多重身份，他们为构建档案数据库提供了动力，但公众去“专业化”的参与会给档案工作带来更多的挑战。第一，公众广泛地参与到档案生产实践中，丰富了档案数据类别，改变了传统档案源的固定结构，但毫无疑问，这些档案的分类、保管和鉴定等业务增添了档案工作强度和难度。第二，公众档案的产生往往带着自我情感色彩，可以通过公共舆论干扰档案来源的真实性，这与档案收集所要求的客观性格格不入。第三，传统的档案生产由体制内的专业人士主导确立，但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开始向这种固有权利发起正面挑战，导致了档案工作者的自我认同感降低。第四，在改编、复制和聚合为主的网络生产模式下，传统档案工作技能被边缘化，技术变革也使得檔案工作者面临更多的挑战。

　　二、档案用户需求改变的挑战

　　档案事业的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制约，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档案事业的生存环境。由于处在表层的用户需求本身所具有的个体多样性、时间可变性以及文化依赖性，它所表现出来的那些纷繁变化往往令人容易迷失其中。倘若我们能抽丝剥茧，鞭辟入里，从更深层次上去把握内在的人性与动机，也许会更容易触到用户需求的本质。正如丁海斌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在档案创价过程中起着本源性的作用，而且在价值关系层面上，亦具有决定性作用。[3]

　　(一)需求互动性

　　信息技术进步、档案网站建设、档案云平台搭建等提供了海量的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极大地满足了档案用户需求。但是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各种档案线上服务方式杂乱无章，提供的各种档案资源数量有限，大多数档案用户对新兴利用方式无所适从，使得档案用户需求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渴望在获取档案的同时能够得到档案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从而便捷地获取所需档案。

　　(二)需求隐私性

　　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其中包含一定量的隐私信息或有关个人隐私的内容。信息技术带来便捷高效的同时，也伴随着透露隐私的可能性，存在档案信息安全隐患。档案用户在利用档案时都希望自身的档案信息是安全的，个人隐私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避免档案隐私泄露带来工作或学习上的一系列困扰。当然，档案隐私的泄露并非出于档案工作者的本意，但这不能作为忽视隐私问题的借口，这不仅仅是对档案用户的保护，更需要引起档案部门足够重视，加强完善网络数据共享、利用等安全管理和技术措施。[4]

　　(三)需求差异性

　　随着档案用户的信息素质逐步提高以及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越来越多的档案用户对档案形式的需求不仅仅是纸质档案，还包括图片、音频、电子文件等;对档案内容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政府文件解读和机关工作查考，而是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天气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术利用需求、实际利用需求和普遍利用需求的差异化逐渐明显。但如今我国档案数据库建设还不够完善，档案形式和内容分离的检索方式略显复杂，因而在档案查询提供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四)需求精准性

　　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档案需求者查找档案信息都希望能以最短的时间、最简便的流程得到所需资料。但从实际来看，我国的档案机构仍处于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低下的状况。一方面，各档案机构分散保存档案，难以达到集约化、规模化的管理要求，造成了档案信息资源拆乱分散，影响了档案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档案信息资源呈现来源广泛、数量剧增、种类和内容多样化的特点。而各档案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部分档案信息多次采集、重复输入，无法将分散的、独立的档案信息整合成一个互联互通、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大系统，造成了档案用户获取准确信息难的问题。

　　三、档案价值互联的挑战

　　连接是互联网最基本的功能，价值是档案最本质的属性。以互联网为载体，不同的档案之间可以进行价值赋权、价值重组以及价值共享，这样档案价值之间能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承载着越来越多的功能。

　　(一)档案价值赋权

　　对于每一份档案而言，每个用户对其利用的目的都不尽相同。而每个用户不同的利用目的、利用需求和自身知识结构的差异，也将赋予同一份档案不同的使用价值。例如，一个城市的文化经济档案，企业可以利用它来判断投资方式，政府可以利用它来规划城市建设。用户需求的多样性会与档案客体之间构成多种多样的档案价值关系网，极大地提高了档案价值和增大档案的辐射范围。

　　(二)档案价值重组

　　在传统的档案管理中，档案工作者都是按照档案来源原则对档案进行严格的分类整理，使得部分具有价值联系的档案被归入不同的档案卷宗中，降低了档案的实际价值。在网络环境中，档案不再是实体保存，而是通过档案平台进行统一输入，只要具有一点联系的档案都能通过网络检索出来，重新组合成一个档案个体。这样做加强了档案之间的逻辑联系，促使了原本无法实现的档案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变，涌现出新的档案功能及价值属性。例如，针对地理档案和天气档案等档案之间的结合，可以推出地图导航APP、环境监测报告和梳理文化脉络等一系列优质内容产品，使档案迸发更深层次的功能。因此，档案部门应使用互联网技术对所有档案信息进行科学整理，从而找到档案价值重组的规律，抓紧档案未来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