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

　　【内容提要】 “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特殊安全困境。尽管其“艾利森版”过度强调了守成大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风险，也没有严密论证恐惧和战争之间的作用机制，但是仍然有值得改进的学术价值。用军备代替战争，基于过去两百年间(1816—2012)主要大国的面板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这一类安全困境中的反常现象：随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实力接近，前者会倾向于增强军备，后者则会以削减军备回应。

　　推荐阅读：《社会心理科学》(月刊)创刊于1985年，原名《犯罪心理研究》，本刊由林秉贤教授担任主编，由李文博、沈德灿、章志光等多位著名心理学家担任编委成员，是一本专门刊登社会心理科学的学术性刊物。

　　这一现象与已有的关于预防性战争和军备竞赛的理论明显相悖。其原因在于，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大国的发展优势，优势策略是提高自身的发展潜力，而不是将潜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同时，存量优势能够帮助守成大国降低对安全的敏感性，而该条件是崛起大国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同一“修昔底德陷阱”中，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在安全竞争中的行为很可能是不对称的，守成大国更容易通过不对称竞争恢复、维持和扩大长期优势。这一理论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理解了这一不对称性后，崛起大国应该自觉认识到军备在安全上边际效应的有限性，主动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中针对崛起大国的军备陷阱。在守成大国采取减少军备投入与遏制相结合的不对称竞争策略时，崛起大国应当在发展潜力上内向进取，避免在安全与发展上的全面突进。

　　【关键词】 军备竞赛 修昔底德陷阱 安全困境 崛起大国 守成大国

　　【作者简介】 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 “修昔底德陷阱”的改进与检验

　　中国学界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及其背后所蕴含之逻辑的回应不可谓不多。究其原因，在于其最重要的使用者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雅典和斯巴达在古典时期的竞争来比喻现在的中美关系。

　　在他看来，分别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中国与美国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雅典与斯巴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与英国，因前者试图取代后者、后者恐惧前者而导致战争的可能性比“已经认识到的要大得多”。而要避免这一冲突，则需要双方在观念和行动上做出“任何人都还没做到过的根本转变”。针对中美正在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中国学界主要从两种路径加以回应。

　　其中，主流路径是“就事论事”，单独检验当前中美关系是否适用于“修昔底德陷阱”。其中，正面路径是在单元层次上强调中国的文化和政策特性，以“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表明中国并没有运用武力推翻现行世界秩序的意图”;在体系层次上则强调全球化和国际社会的形成、经济相互依赖、集体安全体系、核武器、网络时代信息的高度透明对国家的预期和行为的改变。

　　它们共同决定了这一概念不适用于中美关系和当今时代。反面路径则是质疑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关系的普遍可比性，甚至进一步否定更加冒进、更愿意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雅典的崛起大国身份。这两种方法的根本出发点都是要缩减甚至否定“修昔底德陷阱”的学理价值。

　　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种回应则触及其逻辑的作用机制，那就是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是否是有条件的，以及这种恐惧是否一定会导向战争。这一回应可以被看作对原有概念的改进和深化，挖掘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学理潜力，也是国际学界在大国冲突领域推进研究的主流方向，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学界沿着这一路径推进的研究却为数不多。

　　在崛起大国触发守成大国恐惧的因素分析上，相关研究提出的答案主要是两国在单元层面上的制度距离，借用和追随了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关注国家类型阿普特根据等级制的程度和价值类型对国家进行分类，在等级制坐标轴的两端分别是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和多元竞争，价值类型的两端则是完成性的(consummatory)、最终的神圣价值和工具性的(instrumental)、中間性的世俗价值。

　　据此可以将国家分为四个理论类型。和国内政治联盟斯奈德提出了国内政治中的“卡特尔化”的概念，即物质资源、组织力量和信息集中在个别狭隘集团的程度。卡特尔化的程度越高，越容易过度扩张;反之，民主制度则有利于分散的利益集团制衡卡特尔集团的利益和扩张政策互助。的研究路径。这类研究指出，“现代国家国内政治模式及其对外战略选择出现了明显差异，反映到国际战略互动上，体现为不同崛起国对于特定国际体系的改变程度及其对外行为的进攻性程度截然不同”。

　　只有当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属于不同类型(例如世俗—自由、威权、神圣—集体模式国家)时，两者才会因国际目标上的差异引发相互间的敌意和恐惧，才可能进一步引发权力转移战争。其中，世俗—自由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神圣—集体国家最容易引发战争，威权国家则处于中间位置。唐健：《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86—87页。这种分析思路与改进后的民主和平论基本一致：民主国家不是厌恶战争本身，而是不愿意与其他民主国家交战;其机制也不是出于对战争成本和社会福利的考虑，而是民主国家间不会将彼此视为威胁和恐惧来源。归纳而言，这一谱系的研究指明守成大国会对崛起大国拥有差异性认知。

　　除了针对崛起带来恐惧的“上半”机制外，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回应还涉及恐惧导致战争的“下半”机制。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而言，主流观点大体上开始认为处于守势国家的恐惧及其预防性战争应当为大国间冲突承担主要责任。例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研究就指出，引发此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变量就是德国对迅速工业化的俄国的恐惧，因而宁可选择在1914年进行一场预防性战争。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86—588页。

　　在该研究领域，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专门建立了一套动态差异理论，指出了将恐惧转化为战争的两项重要的内外条件——守成大国衰落的性质和国际体系的极性。他指出，无论是在两极还是在多极体系中，衰退的守成大国最容易发动战争。而当这种衰退体现在经济力量和整体潜力更弱、同时多极化程度更低(潜在的竞争对手越少)时，它们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概率就越大。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27页。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则用博弈论证明守成国对自身衰落的预期极为关键。在持续衰落的预期下，绥靖只会导致其未来在更不利的情况下面对崛起国，因此将促使守成国更坚决地加以反制。

　　相反，则有利于守成国多做让步。Robert Powell， “Uncertainty， Shifting Power， and Appease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0， No.4， 1996， pp.749-764.除了对衰落的预期和极性之外，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力量对比也被广泛视作触发预防性战争的重要条件。例如，存在一个容易触发战争的力量对比阈值(80%～120%)，一旦崛起大国借助各种机会窗口越过这一阶段，出于成本和能力的考虑，守成大国的恐惧虽然不会减弱，但是不大可能再发动预防性战争。Ronald Tammen， ed.，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这也符合政治心理学的解释，那就是当威胁明显超过解决能力的时候，国家对威胁的感知反而会更加迟钝，更倾向于采取绥靖政策。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参见：姜鹏：《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当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