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域优秀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研究
摘要：文化创新与发展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基于文化教育学视角，着眼于教育对文化的反作用力，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理论、利特的文化教育观与斯普朗格的文化系统论三种文化教育学理论模式中，析出文化教育学的方法论主张——“体验”、“理解”、“陶冶”与“唤醒”，并遵循文化的四种存在形态——团体精神、客观精神、规范精神与人格精神，分门别类地有针对性地规划其传承与创新路径。
关键词：地域文化;体验;理解;陶冶;唤醒
《情感读本》道德篇：上旬刊。它摈弃苍白的说教，用故事中流露的真情实感打动人，以细节中蕴涵的美好情操感染人，将亲情的朴实无华、友情的忠诚温暖、爱情的坚贞伟大尽收文中，将现代人忽略的情感体验以最为生动、朴实和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树立良好的道德范本，营造健康的情感世界。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文化创新与发展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安徽傳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在新时期如何传承与创新地域传统文化，将文化资源提升为文化能源，是文化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课题。自2006年开始举办的安徽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在每届编纂的会议论文集中，几乎都有专门板块在探讨安徽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
例如：2006年编《安徽崛起：传承?创新?发展》中专设“下篇：安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着重探讨文化传统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2007年编《和谐兴皖：共识?共建?共享》论文集中，重在探讨安徽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2008年编《科学兴皖：全面?协调?可持续》，其中第四专题探讨安徽文化建设在科学兴皖中发挥的作用;2010年编《面向十二五：新起点?新跨越》中第三专题“文化竞争与资源开发”，探讨传统文化新的生长点;2013年编《美好安徽?圆梦中国?自信自觉自强》重在探讨安徽地域文化的特点和现代价值。近两年由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徽文化论坛”已成功举办两届学术研讨会，分别以“安徽地域文化与统战工作”与“文化自信与安徽地域文化传承发展”为主题。
从不同时期对区域文化的研究来看，都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新时期文化建设而言，崇尚创新、鼓励探索、注重协调、坚持文化建设的健康理念，对安徽地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规划研究，本质意义上就打破了对传统文化的单向接受，而是将重心转移到优秀文化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方向上来。
一、安徽地域优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现实困境
安徽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辐射力甚广，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文化发展过程中，安徽地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仍面临着一些困境。
第一，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文化赋予个体判断与选择的标准，个体行为遵从于头脑中的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人们意愿中共享的观念，是为社会群体成员所接受(明确或不明确地)并因此影响其行为举止的观念。”[1]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不自觉地扮演着文化主体的角色，但从根本上看，这只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被动样态。因此，在推进地域特色文化建设的诸多形式的文化活动过程中，提升人们对地域文化的参与感与主体意识，是传承与发展文化的重要力量。
自国家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以来，关于安徽地域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从内容上看，受安徽省“十三五”规划文化产业部署引导，学术界对安徽文化产业的发展研究较为突出，政府文化制度建设、经济社会力量支持等成为探讨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但从文化教育学视角来剖析，人既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创造文化的主体，在教育的过程中通过人的精神的重生使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因此，推动安徽地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加强文化主体意识尤为关键。
第二，认识表层化。对本地域文化认知的表层化，是目前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地域文化在空间范围内的广泛与时间历程中的跨越，使得其内涵非常丰富，其多样性文化的传承与繁荣，既是当地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又对文化的创新与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宏观上分，安徽地域文化由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与徽文化三大亚文化区组成，但每个亚文化圈内，又存在着纷繁多样的文化样式，在一些因素诸如方言、地理位置的影响下，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受到限制，使得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往往流于表面。另一方面，在追求文化创新的大环境下，文化发展往往主要表现在对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与复杂化追求，这难以引起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共鸣与情感认同。
第三，研究视角单一化。在文化研究领域，伴随着“地域”这一概念的提出，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出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之一，便是地域文化。从形成因素上讲，地域文化主要由自然环境、移民以及政治因素影响所致，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多源性与多元化可想而知，因此对地域文化的形成研究，通过史料搜集、考证的历史文化本体研究在当前研究成果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以2013年出版的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编纂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2]为例，以国家行政区划为单位，从知识考古学角度，引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分别从学术思想、宗教、教育、文学、科技等维度考察地域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历程，填补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空白。但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对地域优秀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研究仍然不够多元，文化与科技如何实现真正的融合，文化产业结构怎样部署更为合理等等是目前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以教育的立场解决文化问题：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个理论视角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证明，文化蕴含着教育，而教育又作用于文化的发展。所谓文化教育学，简单来讲指从历史的文化的立场来解决教育问题，“认教育为文化现象之一，求教育原理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上，并以文化为陶冶的材料，欲以养成文化之传承及创造的个人者也。”
因此，基于文化教育学视角来研究安徽地域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源于它两个最根本的观点：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类历史是一种文化的历史;二，教育的过程就是一种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就安徽地域文化来讲，安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化成徽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三大文化板块，这是安徽历史的见证，也是安徽人民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通过教育，促使客观文化向个体的主观文化转变，是实现安徽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保持其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一)文化的教育性本质
依据文化教育学代表人物斯普朗格的观点，文化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分别为团体精神、客观精神、规范精神和人格精神[4]57，这四种精神分别代表了四种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形式。团体精神是指文化通过家庭、家族、民族等团体的有意识保护而得以传承;客观精神是指文化依托于某些介质，诸如语言、文字、符号、各种工具(书、简、帛)等得以流传;规范精神是指人们在长时期的共同生活中所约定俗成的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比如风俗;而人格精神则是有别于前三种的具有个人意志并最具有文化保鲜与创造能力的部分，它使得文化与个体精神的互动成为可能。因此，当文化危机发生，即文化的价值受到质疑之时，也就意味着教育出现了问题。欲解决文化危机，就仍然要从教育着手，塑造正确的价值观与文化信仰，才能在今天的优秀文化传承中有所创造。
(二)公众主体性的唤醒
在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规划中，应充分重視公众的主体性的发挥。马克斯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观”理念指出，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最终都归属于一个“完整的人”，这要求人的心理与生理机能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所有的外物都不能束缚人发展的各种可能。而教育使得人不断地超越自我，从一个自然人成长为伦理人，并最终上升为一个有审美水平的全面发展的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公众在优秀文化面前并非是被动地接受，而是相反，他以一种主体的形态，基于一种文化的信仰与价值的判断，来主动地寻求优秀文化。因此，公众在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主体性的建立，才能拓展与开发人们的可塑性体验空间，使得文化的传递性、创造性得到良性地发展。充分重视公众主体性的发挥，也就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地可能。与此同时，在诸多庸俗文化充斥的当今社会中，若想使公众自觉甄别，摒弃庸俗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需要公众充分发挥其主体性，而不能仅仅依靠外力的制约。
(三)文化融合的内在一致性
费孝通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分享一个观点：“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而融合。”[5]探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应把文化看作动态的发展的精神文明的存在，而不是静态的知识本体，从知识教育的对立面——文化教育的视角切入，打破知识授受的狭隘壁垒，最大限度地挖掘与调动文化资源和文化力量，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更重要地是，探讨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教育资源与教育力量，实现地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应从文化教育的概念入手，将教育的范围扩展至人们社会生活与生产的方方面面，宽泛地讲，凡是能够有目的地增进人们的文化知识，提升公众文化素养，引导公众形成积极正确地文化价值观的活动，都是文化教育的范畴。
三、安徽地域优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选择
从文化的发生学层面讲，推动文化产生与发展的主体是人，致力于优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也是人，使得人成为区别于其他生命的文明存在。文化教育学将人与人的精神置于经验与理性之上，通过精神科学方法培养具备完整人格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化人”，而这正是文化得以传承与创新的关键之处。更为关键的是，应遵循文化的四种存在形态——团体精神、客观精神、规范精神与人格精神，分门别类地有针对性地规划其传承与发展途径，而不应以一概之，笼统模糊地对待。依据文化教育学家代表人物狄尔泰、利特、斯普朗格对文化的论述及后者对前者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从他们提出的文化教育重要范畴中，探究出不同文化形态的传承与发展路径，分别为以“体验”为核心的文化活动平台建设、以“理解”为核心的文本阅读、以“陶冶”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开发以及以“唤醒”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的弘扬四种规划设计，以期能够在最大限度内统和个人与社会、自我与历史、文化与科技的多重关系，实现优秀文化真正地传承与发展。
(一)建设以“体验”为核心的文化活动平台
“体验”是文化教育学的重要范畴，它歌颂生命中不可抑制的一种冲动，推动着“我”与世界的交融。狄尔泰认为，生命的保持在于人与外界之间循环往复的不间断的联系，外在世界不再只是客观存在，而是被生命体验与感受过的内容[6]。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的发展就是体验的再现，是人类集体行为的结果。斯普朗格进一步丰富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思想，将文化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团体精神是指“集团如家庭、经济联盟、民族等都是通过团体意识来保存文化意义的。”[4]57以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传承下来的文化，往往具有稳定性，不易被某一时代某一个人所改变，在此层面上，斯普朗格称之为“客观力量”。这种力量的延续离不开个体的体验，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坚持独立性的同时保持生命力。
从文化自身属性上讲，地域文化的本质属性就是地域性[7]，其表现出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性特征，比如方言、服饰、信仰、生活方式等等，以及附着于人身上的风俗习惯、道德传统、思想观念等隐性文化，构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具有集体意识的同一性文化。伊格尔顿就此指出，“同一性文化是一种社会的、人民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其特点是渗透所有事物并且使人觉得有归属感的品质。”[8]
因此，以“体验”为核心的文化活动平台建设重在传承文化的团体精神，这种精神正如集体记忆一般保存在每个人的心中，容易引起情感的共鸣与团体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大禹神话为例，在19世纪之前，神话被视为是与历史相反的，“不仅是一种想象的，而且是不可靠的、甚或是刻意带有欺骗性的虚构”，是“关于起源与史前史的一些令人困惑的回忆”[9]。随着人类学的发展，神话开始被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组织形式，成为审视人类精神或心理层面的重要介质，渐渐地成为文化的重要部分，并不再是历史的对立面，从而具有了永恒性的特征。安徽是大禹神话的重要渊源地，大禹神话所体现的华夏民族艰苦奋斗、因势利导、以身作则、重民利民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建设以“体验”为核心的文化活动平台，有利于传承这种团体精神，增强人们的民族归属感与自豪感。文化活动平台可分为虚拟与实体两大部分，虚拟部分主要以网络媒体平台建设为主，通过新闻播报、文化类公益广告宣传、优秀文化微电影拍摄与制作以及相关影视剧拍摄等方式，增强公众对地域优秀文化的直观感受;实体部分主要以文化体验馆等形式呈现，利用科学技术与历史文化介质，虚拟历史情境，再现文化意涵，使公众在耳听、目染、置身其中的过程中，感受文化的魅力，感受归属的满足。
(二)推广以“理解”为核心的文本阅读
“理解”作为文化教育学的核心概念被提出，是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的，那就是精神危机与教育危机的出现。当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普遍地不屑，当传统文化遭遇现代生活的误读而出现贬值，而人们又因迷失信念变得迷惘崩溃之时，这就陷入一种“意义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当今社会中依然存在，因此，“理解”成为解决这场危机的关键词。当人们与传统文化对话时，意义不在文化本身，而是存在于人们与文化的对话之中，简单来讲，文化因人们的理解而存在。“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10]因此，在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理解”尤为重要，它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与再现，而是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进而推动文化的动态发展。
狄尔泰较早提出保存客观精神的精神科学方法——理解。客观精神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就是使我们对于其他人及其各种表达的理解过程得以在其中出现的媒介。”[11]78-80这里的客观精神区别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它是可理解、可体验的，它不是先验的理念，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习俗、法律、艺术、哲学等等具有普遍意义的被人们理解与坚持的东西。在理解的过程中，生命体内部与外部发生联系，人与人之间的无数细微的差别逐步系统地显露出来，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实现了生命从主观向客观的转变。“只有通过这种关于生命客观化的观念，我们才能获得有关历史事件的本性的真知灼见。”[4]85因此，要保障文化传承的纯度，“理解”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以“理解”为核心的文本阅读重在保存文化的客观精神，文化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它有被知晓、被理解、被接纳的需求与目的，文化需求的实现必须依托于某种介质，语言、文字、符号等等，而“理解”就是人与文化发生对话行为的方式，它使得每一个文化对象凭借某种介质都成为“你的”精神。要实现这一目标，推广以“理解”为核心的文本阅读显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文化的客观精神不局限于某一时代，而是一种历时的存在。这就要求人们在理解的过程中正确处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仅仅让人们理解某一种文化，更要理解这种文化逐渐形成意义的过程。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公众才能够逐步形成自我的文化价值判断。以亳州市百万中小学生诵读国学经典为例，在学生每天诵读经典的过程中，既达到理解文化经典内涵的目的，学生同时成为传承优秀文化的主体，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联系，从而保存其生命力与影响力。因此，以“理解”为核心的文本阅读建设可适当依托于当地教育机构或出版机构，围绕安徽地域优秀文化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开发，同时可编写与出版文化通俗读物，为人们理解文化提供有效方式。从教育领域着手，将安徽地域文化融合于教育之中，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深化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在知识层面上不仅仅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是更为理性地认识地域文化。
(三)支持以“陶冶”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发展
斯普朗格指出，文化中的規范精神主要指人们共同生活形成的规范，诸如风俗、道德、社会秩序等等，代表着人的一种高尚品性。“陶冶”意味着精神上的一种深刻转变，在文化教育学家眼中，陶冶是“人性臻达完美”的必要途径，人通过陶冶来实现自我的重新塑造，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由个性提升为普遍性，形成一种高尚的品行。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所带给人的启迪与引导是不可估量的，当人们身处现实世界而精神徜徉于优秀文化之中时，人的情感、意志与知识都在得到全面改造，从而实现人性的升华。
依利特的观念，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应以文化理想为基础，通过文化教育活动，实现人的灵与肉的整体陶冶[4]82。如果说实现“理解”的媒介是语言等符号介质，那么，“陶冶”作为一种精神科学方法，是将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带入人的观念世界，从而实现人与文化的价值关联。它与“体验”同属于一种重要的由外而内的文化教育方法，但不同的是，“体验”的效果更多地依赖于外在文化内涵与形式对主体的影响力与渗透力，而“陶冶”更取决于主体求知与认同的内驱力，它首先通过文化对人的外在影响与熏陶，引导人对文化精神的价值认同，进而转变为人的认知的“内在形式”，通过精神的内化与价值的认同，最终实现人性的升华。
因此，以“陶冶”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开发重在保存文化的规范精神，陶冶既是置身其中的审美感受，也是对文化规范精神的一种认同，安徽地域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规范精神，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其文化内涵渐趋稳定，但表现形式在教育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变得多样化，也更符合人的认知特征。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理学、道家文化中的“道”等，在今天看来，仍然存在于人与人交往的方方面面，作为传播文化中规范精神的主要场所——古代书院，比如徽州各大书院，包括歙县的紫阳书院、祁门的东山书院、绩溪的太平山房等等，均应借助高科技力量，为公众展示历史的再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造。鼓励与支持以“陶冶”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尤其是文化创意、文化会展、数字内容与动漫等产业，已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文化表现形式。
(四)弘扬以“唤醒”为核心的红色文化
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认为，人格精神是使文化保持鲜活生命力的关键。在特定地域文化中的人，其群体人格的形成与塑造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人格结构中所包含的信仰、动机与价值观、情感等部分，更是发展地域文化的主要力量。但通常情况下，人格精神处于一种稳定的内隐状态，需要借助外在方法激发出来，从而发挥文化人格精神的影响力。
对此，斯普朗格最早提出“唤醒”这一概念，并指出“教育的核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4]190它首先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中创造力与价值观的存在，“唤醒”同样着眼于文化与教育的危机，当我们以恰当的方法和形式给人们以心灵的震撼，会使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心灵的解放，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过程是非连续性的，且是质变的过程，当人们在前三个阶段均有所经历时，唤醒才成为可能。
以“唤醒”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的弘扬则重在文化中的人格精神，它强调崇高文化对人的潜意识的激活与引导，它的作用尤为关键，在信念丢失、庸俗文化横行的社会中，没有崇高文化的引导，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信仰的危机，从而导致文化的危机，因此，对崇高文化的宣扬与发展，在整个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其重要性应当居于首位。从价值导向的意义上看，培养公众对国家、民族、集体的认同感，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公众的文化认同使得这一群体形成凝聚力，生发自豪感与自信心，因此，继承与发扬地域文化，有助于培养公众科学、民主、文明的思想意识和公共价值观念。全国各地都在重视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比如井冈山、遵义、晋中等地对著名红色文化事件的规划与建设，均取得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大力弘扬以“唤醒”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安徽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从空间上看，安徽红色文化资源更是广泛分布于安庆、六安、金寨、黄山、池州、合肥、蚌埠、阜阳、淮北、宿州等市县，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不仅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老一辈革命家的勇敢顽强、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更是一种崇高的文化传承，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更加提醒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唤醒对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向往。
四、结语
安徽地域文化历史悠久，内蕴丰厚，影响深远，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不难发现超越地域的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从安徽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诸多文化现象孕育于安徽，影响却不限于安徽，甚至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比如道家文化、建安文学、桐城古文、徽商文化等等。安徽文化具有较强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基于文化教育学视角提出安徽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四种路径，旨在结合新时期国家文化战略与社会需求，开发更易于被现代人所深度认同的文化传承方式，以保存优秀文化生命力的同时实现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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