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管论文发表制度距离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研究

　　摘 要: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以及中国政府的关注。 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以 2010—2016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企业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法律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有促进作用。 并且，东道国发达程度不同，经济制度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 进一步地，企业海外投资经验可以减少“ 外来者劣势”，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结论意味着:一方面，海外投资企业要充分考虑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积攒海外投资经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借鉴发达国家社会责任相关规范，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关键词:制度距离; 海外投资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 国际经验; 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0; F27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9)02-0103-14

　　《全球商业经典》介绍快速成长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力量。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的华商以及企业精英，在这样的不断发展的经济环境中，更需要一本能为他们在中国做生意和发展事业提供参考价值的商业杂志。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顺利实施，中国海外投资呈现增长态势，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 OFDI) 输出国。 截至 2017年末，海外投资存量达到 18 090.4 亿美元，占全球海外投资流出存量份额的 5.9%，在全球排名跃升第 2 位，较上年前进 4 位。 对于海外投资流量而言，2017 年中国海外投资 1 582.9 亿元，仍居历史第二高位(仅次于 2016 年);此外，就中国海外投资目的国的分布，截至 2017 年末，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分布在 189 个国家地区，其中流向欧洲的投资 184.6 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值;流向非洲的投资 41 亿元，同比增长 70.8%;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 20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5%， 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2.7%① 。 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海外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崛起” 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升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度距离在企业海外投资行为中所起到的作用展开了研究。 例如，Veuglers[19] 运用语言虚拟变量来衡量两个之间的文化差异， 发现该变量是影响OECD 成员国之间互相对外直接投资中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Johanson & Vahlne[20] 则基于跨国公司的案例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往往会受到“文化距离”的影响，“ 文化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市场之间的信息交流产生了阻碍作用，从而引起企业海外经营成本的变动，最终对企业在东道国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此外，肖红军[21] 以在中国大陆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东道国与母国之间文化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消极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文化制度距离越大，管理者对东道国相似性的感知度下降，“移情效应”随之减少，进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也会降低。

　　综合“外来者劣势”和“移情效应” 理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距离的增加不利于海外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三)“制度逃逸论”

　　“制度逃逸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市场化制度会使当地企业在本国市场的交易成本超过跨国经营成本，从而迫使企业为了逃离本国制度的约束，在成长早期就开始进行国际化[22] 。 随着母国与东道国制度差异的增大，跨国公司在母国形成的资源和能力与东道国的可用资源存在本质的差别，这便意味着跨国公司能够利用这些异质性资源获得更多的潜在收益，以制度红利抵消部分制度成本[23] 。 也就是说，正式制度距离不仅可以带来“外来者劣势”，还能为企业带来收益。 例如，Aleksyneska & Havrylchyk[24] 研究发现，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当跨国公司投资于比母国制度环境好的东道国时，更倾向于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当投资于比母国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时，更倾向于制度距离相近的国家，即:制度距离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 具有“ 非对称效应”。 肖红军[21]以在中国大陆的外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当母国的制度环境明显优于东道国时，跨国公司在履行底线责任上往往更倾向于采取全球化战略。

　　道国既包括正式制度较完善、制度强效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制度质量低、法制不完善的国家。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对于不同发达程度的东道国而言，制度距离对其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很有可能呈现“ 非对称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当东道国为发达经济体时，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正式制度距离的增加有助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正式制度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呈现出“非对称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结合以往的研究经验，本文手动查阅了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2008—2016 年历年年报，从中判断企业是否进行海外投资。 如果企业在某年首次进行海外投资，则在当年及之后年份，将该企业作为海外投资企业。企业财务指标以及海外投资目的

　　国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经济制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 全球治理指数” ( Worldwide Gov-ernment Indicators，WGI)数据库;法律制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 数据库;文化制度数据来源于霍夫斯泰德指数( Hofstede) 数据库;企业社会

　　责任数据来源于和讯网。 依据企业代码，国家名称以及年份，对上述数据进行匹配。 由于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最早只能追溯到 2010 年，因而最终得到 2010—2016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进一步地，为了保证后续实证的可靠性，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以及处理:(1)剔除 ST 或*ST 企业;(2)剔除海外投资目的国在开曼群岛、百慕大等避税天堂的海外投资事件;(3) 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 最终得到的海外投资企业 417 家，共有 1 494 个企业年度观测值。

　　(二)变量选择

　　1.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依据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测体系来衡量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

　　履行情况。 该测评体系不仅公布了企业社会总责任(CSR_SCORE)，还从股东责任(SH_SCORE)、员工责任(EM_SCORE)、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SCC_SCORE)、环境责任(ENV_SCORE)和社会责任(SOC_SCORE)这五个方面来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具体而言，社会责任主要是指企业对社会所缴纳的税款、捐赠的公益金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股东责任(SH_SCORE)则侧重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SCC_SCORE)主要包括产品质量、售后服务、诚信互惠这三个方面;员工责任(EM _SCORE)衡量了上市企业的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对员工的关爱程度等;环境责任(ENV_SCORE) 是指企业对于环境治理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包括有:环境治理、环保意识、环境管理体系、环保投入金额等几个方面。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

　　首先通过对模型(2)进行 F 检验、B-P 检验以及 Hausman 检验来选择适合数据特征的面板模型，最终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考虑到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回归分析经过 White 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处理。 最终的回归结果如表 3。 其中列(1) ～(6) 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企业社会总责任( CSR_SCORE)、企业社会公众责任 ( SOC _ SCORE)、 企业股东责任 ( SH _ SCORE)、企业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责任( SCC)、企业员工责任 ( EM _ SCORE) 和企业环境责任ENV_SCORE)。

　　其次，对于经济制度距离而言，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股东责任履行(SH_SCORE)上。 具体而言，E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制度距离越大，海外投资企业股东责任履行水平越高。意味着，经济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股东责任(SH_ SCORE) 履行水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制度逃逸论”实现的。 我国海外投资企业面对的东道国大部分为发达经济体，其拥有更加自由的市场环境，

　　对于不同发达程度的东道国而言，回归结果显示(由于篇幅所限，不再披露具体回归表格)，当东道国为发达经济体时，法律制度距离的增加可以产生制度红利，从而抵消部分由“ 外来者劣势”带来的制度成本，体现了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股东责任履行影响的“ 非对称性”;而当东道国为发达国家时，经济制度距离的增加则带来了更多的“外来者劣势”，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进一步地，本文还考察了企业海外投资经验对制度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不难看出，对于海外投资经验而言，其在法律制度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海外投资经验的增加可以进一步降低由“ 外来者劣势” 带来的成本，从而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由于篇幅所限，不再披露具体回归表格)。 上述结果与前文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海外投资企业作为我国“ 走出去” 战略实施的重要形式，其社会责任表现越来越受到重视，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一方面代表了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影响着

　　海外投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海外投资企业由于其跨地域经营、投资的特殊性，其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受到企业自身治理结构等特征的影响，还受到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制度差异的影响，本文基于制度距离视角，对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展开研究。进一步地，探讨了东道国发达程度以及企业海外投资经验对制度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之间关系影响的异质性。

　　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1)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 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显著影响，其中法律制度距离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无论是整体表现还是细分维度上均显著正相关;经济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股东责任方面，经济制度距离越大，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文化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责任方面，文化制度距离越大，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 (2)法律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因东道国发达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 当东道国为发达经济体时，法律制度距离的增加会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而经济制度距离的增加却降低了企业对供应商、客户及消费者权益责任的履行水平，体现出更强的“ 外来者劣势”。 (3) 海外并购经验对法律制度距离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之间关系的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

　　(二)实践启示

　　第一，对于企业而言，海外投资企业应基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采取差异化策略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竞争力。对于法律制度距离而言，当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优于母国时，要将社会责任履行标准至少提高到东道国的法律制度要求，以满足在东道国经营的合法性;当母国制度环境优于东道国时，要确保在东道国保持较高水平的底线责任履行水平，以扩大企业在当地的影响力。对于经济制度距离而言，由于其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消极影响。 因而，海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经

　　营过程中要尽可能地采取本地化策略，最大可能地降低经济制度距离所带来的歧视性成本和关系性成本。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面对当前“走出去” 战略的全面实施，以及海外投资困境的逐渐显现，如何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当前亟须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制度距离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国际经验在这一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从而为今后如何稳步“ 走出去” 战略提供了新的经验借鉴。 然而，由于海外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披露规范尚未建立，海外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数据非常匮乏，特别是企业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履责情况，仅有少数的文字和案例报告可供参考，难以进行深入的定量研究。本文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得已采用海外投资企业总部的社会责任数据来反映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希望未来能够获得更大的样本、更准确的数据披露，以便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注 释:

　　①数据来源:《201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详见: http: //hzs.mofcom.gov.cn /article /aa /201809 /

　　20180902791492.shtml。

　　参考文献:

　　[1] TAN J， WANG L.MNC strategic responses to ethi-cal pressure: an institutional logic perspectiv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98(3): 373 -390.

　　[2] HUNTER T， BANSAL P.How standard is stand-

　　[3 ] HELIN S， SANDSTROM L.Codes， ethics and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stories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corporate code of ethics in a MNC subsidiary[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8， 72(2): 281 -291.

　　[4] BRAMMER S J， PAVELIN S， PORTER L A.Cor-porate charitable giving，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of concern[ 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9，

　　46(4): 575 -596.

　　[5 ] LUO Y.Political behavi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erceived corruption: a structuration perspective [ J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 ( 6 ):

　　747-766.

　　[6] RODEIGUEZ P， SIEGEL D S， HILLMAN A， et al. Three lenses on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politics， corrup-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6): 733 -746.

　　[7] PENG M W，WANG D Y L， JIANG Y.An institu-tion 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