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文化源流中的地位
辽西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早于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文化发生的主要源头。红山文化具有“原创性”，为后世中华文化“主根系中的直根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燕北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崇龙”文化最早起源地之一，后世中华文化中的崇龙习俗很可能就源自燕北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器不仅在技术、艺术等方面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且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中华尚玉之风源于西辽河流域。修筑祭坛以祭天、建造宗庙以祭祖的文化传统亦源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
《文学与文化》(季刊)创刊于2010年，是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以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为宗旨的中文学术刊物，由南开大学陈洪教授担任主编。现为南开大学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表明，红山文化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与同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相比，并不逊色和落后，反而在某些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并对后世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化的形成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后世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
一、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
关于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苏秉琦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估，认为辽西发现的5000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不仅把中华古史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苏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已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文明诞生”的基本要素：高级技术能力;大型公共仪式建筑;等级化、复杂化的社会结构。红山文化已具有了文明的涵义但不具备文明的全部内涵，应看到它已形成了文明的“干细胞”。红山文化为后续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古文明则是其序曲，比中原早1000年;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西辽河则是中华民族的祖母河。苏先生还提出：“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就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器为标志，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的发展已经达到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能发现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套的玉礼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①郭大顺先生认为：“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并可能与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关。”②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不仅突破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时空上的传统认识，而且引发了学界对文明要素和标志、文明起源之路和模式等相关问题的热议，并提出了很多新观点。红山文化研究进一步突破了文明三要素的局限，认为金属器、文字和城难以作为文明的普世标准。有学者提出应把“礼”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项主要标准。考虑到红山文化玉器的发达及尚玉之风之浓，也有学者认为应把玉器及玉文化作为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牛河梁地区发现的规模宏大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祭祀遗址也为那种将大型祭祀中心视为文明起源的一大要素的观点提供了实证。以往认为农业的发展为文明起源提供了直接物质基础，但新的观点认为渔猎经济同样能够孕育文明。
通过对红山文化所包含的文明要素的考察，可以判定红山文化晚期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出现了文明曙光。从西辽河流域的历史发展及社会进化来看，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了本区新石器时代最高峰，放大到整个中国甚至更大空间范围内，红山文化的社会进化程度也更为复杂。尤其是，红山文化的文明发生之路，在中国乃至东亚具有代表性。所谓“由巫而王”、“由祀而礼”可能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从氏族迈向文明和国家的独特之路。对红山文化的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所处的社会阶段正对应于塞维斯的国家起源和形成路径中的酋邦阶段，这不仅为酋邦理论提供了实证，而且也对恩格斯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做了修正、发展和完善，即由平等的氏族社会过渡到国家之间曾经历一个不平等的氏族社会阶段——酋邦阶段，这也许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对红山文化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验证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和模式。
苏秉琦先生还认定，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文明起源模式为“原生型”，③因为考古发现确知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本地区有着几千年文脉一致、相承的文化序列。苏先生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基础上，认定北方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各自文化序列清晰，他们是平行发展的两个文化区系，并非前者由后者“衍生”而来。他认为各大考古文化区的诸考古文化之发展大都是同步或大致同步的，影响是互相的。但同步不等于对等，它们的发展是有先有后的，影响也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次的。某些先进文化因素最初在中原以外地区出现并对中原地区产生影响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原地区与周围地区文化交流关系，不是像光和热那样由中原地区向四周放射，而是如车辐聚于车毂那样由四周向中原汇聚。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尤其如此。④
二、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源流中的地位
红山文化具有“原创性”，为后世中华文化“主根系中的直根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苏秉琦先生曾经从文化区系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提出过“三岔口”和“Y形文化带”的概念，认为这一Y形文化带在中华文化起源史中具有极为重要地位，是“中华文化史上最活跃的熔炉和文明曙光升起最早最光亮的地区，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⑤其中，这个“Y”形文化带，就包括红山文化所在的燕北西辽河流域。苏先生以牛河梁为例，说明距今5000年前晚期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南北交汇，促使中华文化的传统初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坛的平面图前部像(明清时期)北京天坛的圜丘(皇帝祭天场所)，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嵌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⑥
红山文化在诸多方面与后世中华文化之传统相契合，说明了红山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就物质与意识而言，红山文化更重视后者，存在所谓“精神重于物质的思维观念”。郭大顺认为，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把完全脱离实用性的玉器作为唯一随葬品而排斥其他与生产、生活有关的器类，更说明红山人在表达人与人的关系时，是视思维观念的精神因素在物质因素之上的”，⑦是信仰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联系，在红山文化先民的思维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同样发现，是“精神因素”、是信仰和意识形态，而非物质文明和生产力状况，一直居于突出重要的地位。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君权神授的政治观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观等均与红山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天、地、人的观念，这可以从牛河梁冢坛遗址的结构和祭祀功能中找到答案。牛河梁遗址可见对“三”和“方圆”的运用，其中，牛河梁和东山嘴祭坛南圆北方的建筑布局是那个时代天圆地方观念的反映。尤其有趣的是，冯时运用天文学原理分析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的设计，提出牛河梁三环石坛是“迄今所见史前时期最完整的盖天宇宙论图解”。⑧
根据对红山文化的原始信仰——对天神和祖神的崇拜及文明起源路径的考察可以断定，三代以后君权神授的政治观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他是由天神崇拜及对祖神与天神关系的认识，结合现实需要推演而来的。从文化内涵和特征来分析，红山文化是在吸纳周缘文化的优势因素发展起来的，由此具有了兼容并蓄的特征，并且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传承下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从牛河梁与东山嘴遗址可见一般。郭大顺先生认为，牛河梁遗址坛、庙、冢三位一体，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一致。指出：“牛河梁遗址群以三组建筑为主的规划布局，既主次分明，又相互联系，彼此照应，形成以女神庙为中心，以金字塔式巨型建筑为前沿，以诸多积石冢为环围，有主轴、有两翼、有呼应的大规模礼仪性建筑群体。”这一布局乃是“以与当地自然环境完全和谐一致而实现的”。牛河梁遗址“这种大范围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巧妙结合和将人文景观融入大自然之中的奇特效果，已经超越了建筑群反映的以一人独尊为主的人与人的等级关系，而具有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深刻含义，即包括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在内，以至令今人身临其境也会产生一种‘神地感”。
三、红山文化“崇龙”习俗及其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影响
“崇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渗透于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国是龙的国度，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先秦时代，龙之寓意颇丰;秦汉以来，龙又成了王权的象征，历代帝王多以龙种自居，龙与封建王朝结下了不解之缘，民间百姓则将龙视为吉祥之物和能够翻云降雨的神灵。中国的崇龙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文脉不绝。考古发现的史前崇龙遗迹和遗物，在燕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诸文化遗存中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年代最早、题材与造型也最为丰富。⑨可以断定，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崇龙”文化最早的起源地之一，后世中华文化中的崇龙习俗很可能源自西辽河流域，因此有“龙出辽河源”的提法。⑩
燕北西辽河流域有着中国历史上的最早崇龙实证，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这就是在辽宁阜新查海发现的摆塑“石堆龙”。据调查，该石堆龙采用红褐色大小均匀的石块堆塑而成，龙头、龙身处石块堆积尤为厚密，而尾部石块堆积则较松散。此龙昂首张口，蜷身弓背，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龙头向西南，龙尾朝东北，龙身全长19.7米，宽1.8-2米，11郭大顺先生将其称为“摆塑石龙”。它的发现说明，早在兴隆洼-查海文化时期，龙的观念就已出现。不过，该石堆龙之形状与红山文化玉猪龙并不契合，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工作队在兴隆沟遗址成功发掘到了头部为实物猪首、躯体用陶片、石块摆放成“S”形的龙形物。有人认为，“摆放的真实猪首及用陶片、自然石块和残石器组成的“S”形躯体代表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猪龙形象，具有明显宗教祭祀意义，这也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猪首龙的形态，对研究龙的起源以及龙礼俗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12
距今6000年的敖汉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一件尊形陶器，上面刻有猪头龙、鹿头龙和鸟头龙图形纹饰。据田广林先生研究，这样的图形纹饰迄今在小山、赵宝沟和南台地三处均有发现，三处发现的图案纹饰在制作技艺和造型等方面高度一致。共同的特点是作为龙头采用写真手法，躯体则采用抽象的变体的表现方法，蜷体麟身，呈飞升之状。田先生认为：“这种麟身能飞的神秘鸟兽，可以分别视为原始形态的鹿龙、猪龙和鸟龙。从稍晚大量出现于西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鹿首、猪首、鸟首蜷体玉龙和石龙的造像特点来看，赵宝沟文化遗存中的鸟兽图，就是红山文化蜷体龙的直接前身。”
红山文化时期，尤其在晚期，燕北西辽河流域的崇龙习俗更为浓厚，实证是考古发掘和发现了大量龙形遗存和遗物，主要是玉龙、石龙以及陶器上的彩绘鳞纹。其中，“猪首龙形器”——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类，也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龙”的实物之一。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数量最多、形象最完备、构成最清晰、功能较明确的玉龙，在中国龙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3目前已确认属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之数量尚未有确切统计，估计包括采集和传世总计约数十件。其中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是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的“C”形玉龙。14三星他拉玉龙为猪首蛇身(有学者不赞同蛇身说)，该玉龙琢制精细，造型奇特，为已知的距今年代最早的玉龙。红山文化各种形制的玉龙在造型、制作等方面已经高度规范，无论是在总的形象特征还是细部的艺术处理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反映了“龙”的形状、龙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初步定型，崇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红山文化的崇龙习俗、崇龙文化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崇龙文化可能就源于北方的西辽河流域。有学者研究，中原地区代表龙山时代最高水平的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龙纹，从整体造型到局部鳞纹表现，都与红山文化之龙纹有联系。据称古史传说中黄帝的龙图腾形象，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极其一致，两者都呈蜷曲状。商代甲骨文龙字源于红山文化的蜷龙，商代的龙形玉雕也承袭了红山文化玉龙的传统。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也应是由红山文化玉龙发展而来。不过相关实证还不充分。张永江先生指出，(即使)现有材料不能证明中原的龙源于红山文化，但反过来却(能)证实红山文化之龙绝不是中原影响的结果。而且，与龙同样重要的凤之形象在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尊形器上业已出现，15这也远远早于中原地区。16
关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崇龙习俗之起源、发展及其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影响，田广林先生概括的非常精当。他说，我国渊远流长的崇龙习俗最早源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赵宝沟——红山文化时期。就影响而言，至龙山时代，源于红山文化的崇龙礼俗开始流行到黄河流域和江淮之间。至夏家店下层文化、三代及以后，中国的崇龙习尚凝结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并在后来中国历史中长期起到重要的规定性影响。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崇龙习尚，其最初原型是猪、鹿、鸟和蛇，至红山文化时期，发展定型为兽首蛇身、周身蜷曲的标准形态，这便是后世三代龙纹的来源。
四、红山文化与中华“尚玉”传统的渊源关系
中国不仅有着浓郁的崇龙习俗，还有着悠久的尚玉传统。崇龙和尚玉并行为华夏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根据现有资料，中国的尚玉习俗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北方的西辽河流域，一个是南方的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其中，尤以前者更为重要。石器时代开始的这种崇玉尚玉习尚，经由几千年的发展，孕育而成一种内涵蕴意丰富的文化，渗透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深处，蔓延和扩展至中华大地，并延续至今。
在燕北西辽河流域，早在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这里的先民们就已具备了辨识真玉的知识和能力，学会了玉器的雕琢和使用。从那时起直至距今约5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在几千年岁月里，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尚玉风尚延绵不绝、一脉相承，且愈演愈盛。兴隆洼文化玉器是我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史前用玉遗存，我国因此也成为用玉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国家。17迄今所见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己有数十件，分别发现于四个地点。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出土的玉器种类有玉玦、匕形器、管、斧、镑凿等。其中，玉玦是中国北方最早发现的，数量最多，其选料加工也比较讲究。兴隆洼文化玉玦造型规范，工艺精良，可能已使用线切割技术。邓聪教授认为兴隆洼文化所在地为中国玉雕工艺线切割技术的原生地，由此辐射至中原——南方环太湖流域，并辐射至俄罗斯滨海地区、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18
红山文化之玉器在承继兴隆洼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得到创新和发展，是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与兴隆洼文化相比，红山文化玉器数量、种类题材明显增多。除中原地区常见的壁环类玉器外，红山文化还有丰富的动物形玉器，如龙、虎、龟和鸟、鸮、鱼、蝉以及其它具有专门或特殊用途的玉器，如马蹄箍形器、勾云玉佩等。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技术先进，雕琢工艺精湛、高超，非专业人员难以做到。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和造型已相当规范，显然是受到了某种思想和观念的约束。红山文化玉器社会寓意深刻、丰富，功能多样，使用也很普遍。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玉器不仅在技术、艺术等方面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红山文化“玉文化”发达有多方面的成因：本地区几千年的制玉尚玉传统、东北地区玉雕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红山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及信仰层面的因素，后者对于红山文化尚玉之风的兴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山文化玉器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史前玉器发展进程中居于核心地位。19传统上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是黄河中游地区，张永江指出，正如彩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成就一样，玉器也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成就。虽目前尚不能肯定红山玉器与中原玉器的关系，但红山玉器在中国玉雕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20研究表明，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陶寺文化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可能是间接的。殷志强认为，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装饰构成以及商代玉器、玉龙看，红山文化玉器对外影响颇大。21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对后世的影响最直接的是对商代玉器的影响。多年主持殷墟发掘和研究的郑振香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对商代是有影响的。他指出，红山文化中的“兽形玉”、勾形器柄在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未有发现，因此殷墟这两类玉器大概来自红山文化。22郭大顺提到商代玉器中的代表性玉器即玉雕龙，其玦形和首部形象都是与红山文化玉龙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的。玉勾形器则是由红山文化流传下来的。商代安阳殷墟出土双连玉龟壳、妇好墓出土简化型勾云玉器和勾形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也出土玉龟壳、勾云形玉器都与红山文化相同，这是红山玉影响商周玉的重要例证。
红山文化对商代玉器的影响可以找到直接证据，红山文化玉器至少在四个方面对商代玉器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一是玉材使用方式。商代立体动物形玉器，多用子料雕刻琢磨，依玉材的形状与大小施以合适的艺术题材，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玉材。这种巧用玉材的琢玉方法始见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多用此工艺琢磨。二是构图方式，尤其是一些玉龙、兽形玉器的构图技巧，很明显是来源于红山文化玉器。三是装饰技巧。商代玉器有一些装饰技法源自红山文化。四是红山文化玉器对商代玉器工艺直接起到了示范与标准化作用。商代玉器在很多方面受到红山文化玉器造型的影响。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钩形玉与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玉钩形器一模一样。23
五、红山文化与中华祭天崇祖、尊奉礼制等传统的渊源关系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筑祭坛以祭天、造宗庙以祭祖的文化传统源于燕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王巍先生指出，红山文化的圆形祭坛的形制和结构是我国同类遗址中年代最早的，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祭祀系统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中发现的圆形祭坛平面呈圆形，分内中外三层。由外向内逐步升高，整个祭坛成为三重圆坛形。红山文化的三重圆形祭坛与后代用于祭天的天坛的结构不乏相似之处，即同为三重圆坛，由外向内逐渐升高。而良渚文化的方形祭坛则与中国古代用于祭地的地坛形状结构相近似。24对于牛河梁遗址，苏秉琦先生一再强调：坛、庙、冢是配套的，应该近似于北京明清时期的天坛、太庙与十三陵。是“海内孤本”。
中国有悠久的崇祖、祭祖习俗。商代的崇祖、祭祖文化尤其浓重，这很可能是受到了红山文化的影响。红山文化女神庙开启了中国宗庙制度的源头。郭大顺先生对此有过论述：“女神庙的结构、布局已具宗庙雏形。”“女神庙的这种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前后呼应的复杂结构和布局，其规模和等级都远非史前时期一般居住址单间、双间、甚至多间房屋所能相比，而是已开后世殿堂和宗庙布局的先河。”“这正如《礼记·曲礼下》所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史前时期有一种呈‘吕字形的双间房址曾被建筑史界作为后世‘前堂后室的前身。牛河梁女神庙不仅各室间有了主次之分，而且已具备左右侧室，这又正符合‘室有东西厢曰庙(《尔雅·释宫》)的说法。所以，从建筑结构布局分析，牛河梁确已具宗庙雏形。”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因素和标志的“礼”源于新石器晚期的巫术和祭祀，红山文化的祭祀活动尤盛，很可能是后世中华之“礼”和礼制文明的直系源头。王立新先生认为，牛河梁遗址一带埋葬的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些特殊人物，而同时又禁绝世俗性居住和一般性的族属墓地进入这一地区，这与周代社会“礼不下庶人”的做法是颇为接近的。25周代的礼制，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祭祀礼仪，经由商代，完成由祀到礼的转变——即由调节天人关系发展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是礼制，敬天地、祭祖宗、尚君权是其基本内容，红山文化是这种博大精深的中华礼制文化的肇始。26“礼”、“礼制”或“礼治”的核心是君权神授和宗法思想，夏商西周三代统治阶级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继承了上古社会形成的神权思想和宗法思想。君权神授和宗法传统构成了中国上古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源头可追溯到红山文化。
东山嘴和牛河梁建筑遗址契合中国古代建筑布局之风格，可以断定，红山文化开启了中国特色建筑传统之先河。徐光冀先生曾指出，东山嘴遗址“石砌建筑基址呈组群布局，而且采用均衡对应的方式，以南北纵轴线安置主要建筑，注重中心建筑与两侧建筑对称，方形建筑与圆形建筑对应，开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建筑布局的先河”。27尤为有趣的是，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均体现了古人讲求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的用意。东山嘴遗址石砌建筑基址的主要特征：远离居住区，基址几乎占据整个山梁正中向南突出的前端部分，周围地势开阔，东临大凌河，与对岸马架子山遥望。而牛河梁“女神庙”则表现为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配置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殿堂雏形。遗址内供奉有主神、群神及附属的动物偶像，墙壁彩绘等，这些特点对中国古代宗教建筑的影响显而易见。
注 释：
①苏秉琦.苏秉琦文集(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19.
②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A].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③苏秉琦.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A].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M].沈阳：辽宁大学处版社，1994.
④郭大顺.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重温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的一段论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2)：99.
⑤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4-127.
⑥苏秉琦.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J].辽宁画报，1987，(1).郭大顺.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重温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的一段论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2)：99.
⑦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A].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⑧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J].北方文物，1993，(1)：9.
⑨田广林.中国北方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D].东北师范大学，2003.
⑩郭大顺.龙出辽河源[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1席永杰.从考古新材料看西辽河流域古代科技发展水平[M].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第一辑)，2008.17.
12殷志强.红山文化玉龙要素构成辨析[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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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J].文物，1977，(12).
15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下)[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41.
16张绪球.中国史前玉器的起源与发展[A].玉魂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17席永杰.从考古新材料看西辽河流域古代科技发展水平[M].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第一辑)，2008.13-14.
18员雪梅.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述评[M].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59.
19张永江.论红山文裕的几个问题(下)[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42.
20殷志强.红山文化玉龙要素构成辨析[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306.
21郑振香.殷墟玉器探源[A].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2殷志强.红山文化玉龙要素构成辨析[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306.
23王巍.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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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惠德.红山文化无底筒形陶器初步研究[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46.
26徐光冀.座谈东山嘴遗址，徐光冀发言记录[J].文物，1984，(11).朱乃诚.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A].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1.
27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下)[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0，(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