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观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石，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依据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框架以及十九大新加入的“美丽”概念，依次以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以及自然层面为研究视角，结合当代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点与时代需要，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的方面与发展的方面依次作出论述。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季刊)创刊于2001年，是由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以统战理论研究为主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广大统战工作和社科理论工作者发表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见的园地，本刊热诚期望您的大力支持。
一、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继承发展是历史使命
国家的得以深入人心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弘扬，需要顺应该历史时期的需要，需要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但对其落实有基础性意义的是该核心价值观中所倡导的内容是否与该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传统相契合。与该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传统默契度不足甚至背道而驰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无论其在理论上多么天衣无缝，多么具有超越性，都会因缺乏其生根发芽的土壤而仅仅停留于虚幻的思想领域，与实际现实发生排异反映而相互脱节，亦或者在践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旧意识形态的惯性的影响而被歪曲，不能得到很好的弘扬与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历史上文化不曾断流的国家来说，在学习中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中华儿女的必由之路，更是历史使命。
我國优秀的传统文化固然有着深邃的历史积淀和哲学深度，其中蕴含的价值观更有着极高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我国传统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受到了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严重冲击，社会形态的不断变革使得原有的以儒学思想为主体的价值观的根基地位及现实作用也随之有所动摇。甚至于后来儒家思想几乎退出了中国大陆社会的基本领域，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也被社会所边缘化、虚无化，这便给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入侵提供可乘之机。将赚钱本身当作目的，将占有财富看做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资本的逻辑大大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提升了劳动的动力，对西方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打上一剂强心针，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在现代国际社会实施文化霸权奠定了现实物质基础。依附着物的力量，利用人性中的贪欲，西方普世价值观对世界文化造成了强大的侵略性。为了使当前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缺失问题得以解决，为了抵挡西方普世价值观对世界文明的蛮横冲击，我们历史必然地需要对中国传统价值观按照时代需要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建设适用于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熏陶下的现代国人真正可以接受、认可并实践性强的深入人心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哲学史中的价值观内容丰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思想体系中都包含有内涵差异的价值观。然而在以“和谐”为价值标准与追求的传统社会中，中国传统价值观也展现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其他思想体系为辅的相反相成的互补格局。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 是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原则上，以我国特有的历史文明作为背景，分别以国家、社会、个人作为价值主体对该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价值追求。以下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的关系四个层面入手，试图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进行梳理。
二、对传统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继承与发展
封建社会以家庭为社会细胞的感性的小农经济的稳定与安逸，使得人们格外重视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追求，这将人性中“善”的方面得以充分显现。儒家作为对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生存方式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体系，体现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即儒家“五常”。传统价值观要求人们知行合一，对个人道德品质提升讲到了极致，直至王阳明“破心中贼”，心中闪过一丝的恶念都不被允许。而个人德行的最高境界是“恕”，即对他人过失的包容与对他人与己不同的容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是对“恕”的最好概括。个人德行的“恕”的外化结果是将达到“和而不同”。儒家的“和”精神与道家的“自然而然”、佛家“成佛境界”对执念的否定，儒释道三家在品格的最高境界的追求问题上遥相呼应，三教合流。儒家传统价值观中对个人德行的追求使得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友善”、“文明”等方面的建构有了社会文化历史的基础，并且对“和合文化”的追溯，有望在当今各国文化多元、强弱悬殊的国际环境中，对和谐世界的建构提出中国的解决思路。
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要求是以对个人道德伦理的高尚追求为主的行为规范，从现实的人的出发，以个人作为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本主体。其中，诚信、敬业、爱国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视域中分别表现为忠于人，忠于业，忠于天下。儒家十分注重“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等等。古人语：“己立己达谓之忠，立人达人谓之恕”要求人在对自己做人做事时尽心尽力认真不苟并诚以待人，而对他人要以“仁爱”之心多予以体谅与宽恕。对他人尽心竭力且宽恕不苛刻的境界便自然而然表现为“友善”。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忠信”对家国与术业的强调多在于对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之忠以及对自然组织的忠信，而我国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由血缘纽带为支撑的自然组织多已转化为契约精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社会导向发生由“官”到“民”的转化。现实的物质基础的转变要求现实的个人的道德对象与道德内驱力亦发生变化。马克思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罪恶的揭示出发，得出在资本本位的私有制下的资本权利的无束缚加之贪欲的扩张导致劳动者无敬业精神可言的结论，因而对压迫劳动者的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国家而言也无需强调爱国精神。在马克思理论的警醒下，我党已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广大劳动阶级作为国家的主人，在极力保障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得以满足条件下，培养劳动者对劳动活动的积极性和对劳动组织的忠诚，使劳动者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在愉悦的劳动状态中真正实现友善的人际关系，对祖国的认可感更加深传统的爱国情怀。
三、对传统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继承与发展
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上，儒家讲究“仁者，爱人”。 从文字解读来讲“仁”代表着“两个人”的含义，否认个体独立的存在，而是认为人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与他人共在发生相互联系。首先，在社会关系组成形式上呈现差序格局，重视父子之“亲亲”，长幼有序，对血缘关系极为看重，将之看作 “天理”，并由此为道德出发点向外发展出伦理价值观体系。“祖先崇拜”的价值观不仅是对人们道德伦理方面的要求，更是人们在进行现实社会劳动的精神动力。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成为传统价值观中人们“敬业”的内在坚实基础。其次，中国传统价值观中重情高于重礼，认为“法不外乎人情”，将情看做至理从社会层面保障了社会的温馨和谐与长治久安。与“义”相对应的，该意识形态下的人们的“忠信”亦是以血缘情感为依托的，从而衍生出的对家族、两性、地缘等自然形成的组织的忠诚。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至上，甚至否认人具有个体性。集体主义价值观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与和谐的理想状态，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维系当中主张向个体用功，提倡牺牲自己，成就集体，从而实现集体社会的协调稳定。
社会层面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主要是指对社会应有样态的构想。中国传统社会观主要指等级制度分明的个别主义价值观。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小农经济的生产交往方式致使人们生活稳定且世代接替，从而形成熟人社会的约定俗成，在社会治理方面强调“德治”为主，“法制”为辅。这种个别主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治社会的进程，法被置于情之下的社会中很难有平等意识与法制意识，传统价值观中的“义”与“公正”所依托的私德，与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依托的公德的含义大相径庭，因而对现代契约意识下的社会组织缺乏客观认识与相关理论指导。无论是中国传统话语的“大同社会”，还是当代人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要以充分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因而经济的着重发展是理想社会实现的必行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物质生产方式特定发展阶段的特殊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之一。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要给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保护弱者权利不受侵犯的价值立场在其著作中表现的格外明显，强调社会人人免受压迫与奴役的实现的根本困难在于社会弱者合理权益的保证。马克思指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反映，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平等”的对象是资本占有者，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建设应是指向广大的劳动者。“自由、平等”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每个人的合理利益的获得，“公正、法制”是对利益既得者权利的扩张加以制约与限制。社会利益在社会人格平等下的合理化分配是马克思阶级消除思想的最终所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利益的合理化分配在现阶段的保障。
四、对传统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继承与发展
一定意义上讲，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传统为爱国主义精神提供依据。“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古句，都是集体主义思想升华为爱国主义思想的文化结晶。小农经济的经济模式下生产资料性质的固定性使得人们的生存状态世世代代稳定绵延，乡土情结而亦加深了爱国情感与民族情怀。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国传统价值观念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从古至今，为中华民族富强繁荣，团结统一做了长足的精神依托。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天作民为与家国同构，因而把价值观的焦点更多聚集于个人荣归故里以及光宗耀祖，对于国家则着重忠诚意识与牺牲精神，有着深厚的国家崇拜的思維传统。将国家的治理发展与兴衰存亡与寄希望于天定的贤明的君王，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建构表现为 “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即从社会公民的个体道德出发，强调国家社会的完满是社会个体行为举止高尚的集体展现形式，从微观角度出发对“文明、和谐”国家的状态进行了阐释。
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人们的生活安稳踏实，加之“和合文化”的熏陶，纵然社会的具体形态流转变化，对文明与和谐的注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经济、政治生活相较过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政治权利诉求的不同与对物质生活要求的转变。政治方面，由封建专制制度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一人负责制转化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马克思思想的精髓，是政治发展的方向。不同于资本主国家保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以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力为原则，是人类文明高级阶段的产物。任何社会的变革都以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的生产交换效率的提升为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由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使得人们对物质资料的需要不只局限于传统社会中的吃饱穿暖，而是扩展为更多样、更多元、更复杂的高品质的物质需要。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人民根本利益，还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得以保护自身安全与权力的有效保障。“富强”不仅限于经济的富裕，更是内涵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强盛，是对国家繁荣富强的总目标的高度凝练。以爱国主义为前提，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合精神为指导，加以世界眼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享的崇高的世界格局才能得以实现。
五、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在自然层面的继承与发展
相对西方理性思维模式下对理论体系、科学进步的崇尚，中国古代社会更加强调对德修养的建设，从而表示出其对待“知识”概念内涵以意义的差异的解读。中国传统认知中的知识并非现代人所理解的为了战胜自然、做自然的主人所学的科学知识，而是更多强调感受自然、顺应自然、服从自然、从自然中领悟出自然而然的指导人生的哲理。因而自然在中国的观念中有着独特的意义。自然而然，强调对本体本来的样子复归与还原。哲学本体论中包含典型思想有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思想属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内涵了万物生生相克，生与克相互牵制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老子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在本质上的统一性，主张万事顺其自然，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准则。二者作为古代哲学本体论的基本思想，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敬天尊祖信仰的根基，也为人们的现实的行事提供价值观根源性的依托。中国传统自然观中蕴含着中国人独有的为人处世的中和中庸的大智慧，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崛起自然的今天，道法自然的自然观仍可为我们带来尊重自然生态的深层启示。
十九大报告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相较于“三个提倡”对国家层面的追求而言，加入了“美丽”的新概念。“美丽”的加入主要是为了强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主义阶段建设中的不可或缺。由中国古代社会小农经济的物质生产交往方式所决定，人类的生存受制于自然力量之下，从而在文明上更多表现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自然观。现代社会的社会物质生产交往方式已然发生变化，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加之先进科学技术的带动，以往对待自然令其单纯的“自然而然”的态度显然难以实现。随着人类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步步加深，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所服务的大趋势已然不可逆转。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存在与自然同在，尊重自然、爱护地球的实质是爱护人自己的“无机身体”，从而保证人自身存在状态的完满，不存在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的人，人向作为人“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界过度攫取的结果也只能是自食其果。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乎全人类的生存问题世界课题。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体系，为世界共同价值观的构建提出中国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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