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无论是进化主义还是实证主义,都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合理性。然而,这样一种看似科学的思维方式,如果应用于复杂的思想史研究,并将思想史作简单化的处理,却未必能够导出合理的结论。仍以《老子》之年代和作者之考证为例,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后,显示出钱穆和葛瑞汉等人的结论有误,刘笑敢进而分析了他们的考据方法,以“思想线索”为根据的考证而言,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思想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向性不能简化为一种单向直线发展的可能性。
关键词：出土文献,思想史,进化主义,实证主义
引言
出土文献促使我们反思过去研究方法中存在着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反“疑古”,反“默证”就能解决。无论是“疑古”或“走出疑古”,使用“默证”或反对使用“默证”,其背后的思维方式都和20世纪进化主义立场和实证主义研究法有关。出土文献给予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第一,促使我们反思过去进化主义加实证主义背景下研究方式的弊端。第二,使哲学史进一步还原为思想史,使文史哲重新归结为古典学。今后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论据的客观性、结论的有效性、反证的可能性、把握的分寸感,以及对多元结论的宽容心、对正确结论出现的耐心、对大体系大构建之危险性的警惕心。
简帛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郭店楚简问世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后虽然有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世界性重大发现,但毕竟专注于此的学者少,研究的成果少,对中国学术史造成的影响也小。郭店楚简问世之后,简帛研究已毋庸置疑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材料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为今后的长期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和思想史相关者,除郭店楚简外,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秦简等极为珍贵的发现。除郭店楚简已全部发表外,其它均尚未全部问世,或尚未正式公布。第二,新材料的时代跨度更大,书写时代从战国时代一直延伸到汉代,和马王堆帛书等过去的材料相配合,新的简帛资料在时间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连续性。而这些简帛资料最初创作的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而且这些材料有些正好处于传世文献的缺环,因此意义格外重大。第三,渉及的领域更广。马王堆汉墓帛书堪称汉初百科全书,最近出土的文献同样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现实感、生动性和复杂性,但时代更早,难以解释的现象也更多见。第四,引发的讨论更多。借助郭店楚简等最新出土文献,加上马王堆帛书等尚未开发穷尽的出土文献资源,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得以成立,如孔孟荀之间的儒学展开、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学派判别、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的问题、天人关系论、儒道关系论、齐鲁文化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可以说,简帛文献为哲学史思想史拓展了新的线索,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20世纪由西方及日本传入的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古典学割裂为文史哲三门学科,学者们的研究虽然日益精细,但也出现划地为牢,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然而,由于材料的不同、参与者的不同,使用方法的不同,简帛研究的研究方法将不同于以往文史哲任何一门学科的方法。这将刺激我们反思20世纪将文史哲分而治之的不合理性,甚至有可能通过简帛研究使文史哲重新走向合流,使中国古代思想的面貌得以比较真实的还原。因此,就古典学而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简帛研究的时代,恐不为过。如何以理智的态度和创造性的智慧把握住这次机遇,如何在各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实现重要突破,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由此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方法论的讨论。郭店楚简发现之后,学界喊出了“出土文献即将改写思想史”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激动人心,但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心情和愿望,并不具备多少方法论的意义。同样,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也使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名噪一时,似乎有了“二重证据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思维过于简单。笔者曾讨论过出土文献发现的偶然性、研究过程的复杂性、出土文献自身的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及“二重证据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探讨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关系、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的前提条件[注:参见曹峰《出土文献能够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年第5期。后经修改扩充,改题为《价值与局限: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发表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上述问题固然值得讨论,但揭露出来的许多依然是表层的现象。随着重大发现后的兴奋之情逐渐转变为研究展开后的冷静之心,面对出土文献的复杂性和问题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出土文献的问世可以改变一些过去的结论,这当然有意义,但如果仅仅满足结论的改变,而不借此探讨过去的经验方法乃至错误发生的原因,就很可能会导致各种失误的继续发生。[论文网]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作为一名利用简帛资料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我感觉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何使用证据和展开推论的问题;第二,如何看待学派的问题;第三,如何把握文字、文献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最终目标在于探索、反思古典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式,为古典学今后的发展提供可能的思路,那么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第一个问题和“疑古”与反“疑古”,“默证”和反“默证”的讨论有关,因此必须放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的大背景下去思考[注:有关讨论可参见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出土文献大量问世之后引发的对于古史辨派的学术反思,本文无法对此作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在此,我涉及的主要是证据和推论的问题,这方面针对古史辨派的批判集中于对古史古书的怀疑是否过猛以及是否使用了“默证”。实验科学的特征是以客观的立场、严苛的目光、精确的测量手段对待学术研究的对象,因此怀疑是正常的科学的态度,并不能因为怀疑导致个别结论的失误而对怀疑本身予以否定。关键在于“过猛”,也就是说,当中国处于“亡国危机”和“现代化焦虑”的背景下时,“疑古”不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而转变为以“疑古”代表进步、以“信古”代表保守的感性的态度[注:这方面的事实可参见王泛森《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因为“疑古”标志着对于封建的制度、价值及其历史构建的否定。这里,对于事实的怀疑悄然让位于对于价值的批判,因此,这种“疑古”其实已不具备科学的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王国维、傅斯年等人看似偏向“信古”的态度,反而显得更为理性一些。可能因为20世纪的历史洪流就是民族国家的自强与进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否定传统的“疑古”派来代表学术的正统和方向,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反“疑古”则无法形成强大的势力。20世纪末,本来属于学术问题的“走出疑古”之所以能够得到响应,蔚然成风,除了出土文献提供的材料有助于推翻“疑古”派的一些结论外,也和中国需要通过构建悠久而可靠的历史,以强化民族自信,提高文明地位的明确目标有关。因此,无论是“疑古”,还是反“疑古”,无论是“疑古过猛”,还是“信古过甚”,其实都不完全是学术的问题,而和时代的脉动相关连。
再来看“默证”和反“默证”的问题。20世纪早期学者张荫麟对顾颉刚所代表的疑古派研究方法提出批评,认为他最大的缺陷在于滥用“默证”,张荫麟《评近人对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针对顾颉刚“层累说”中“涉及尧舜禹事绩者”,从三个部分提出批评,第一部分为“根本方法之谬误”,他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他指出,顾颉刚论证几乎全用“默证”且“十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注:张荫麟:《评近人对中国古史之讨论》,载《古史辨》第二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20页。]。应该说张荫麟的见解有其合理之处,但利用“默证”之不合理作为证据反对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形成强大的潮流。以《老子》的成书为例,除顾颉刚外,那个时代的着名学者,如中国的梁启超、钱穆、冯友兰,国外的武内义雄、葛瑞汉也都得出相似的结论,把《老子》的成书置于《庄子》之后,或者说秦以后。以“默证”为主要理由,对顾颉刚及其古史辨派展开的强大批判,来自于出土文献大量出现后的今天,尤其是郭店楚简《老子》三个本子问世之后,因为简帛资料证明了疑古派的一些结论不成立或部分不成立,从而促进学者们反思“默证”滥用造成的后果。因此,由“默证”方法推导出的种种结论,也被打上了问号,常常成为批判的对象。
应该说“默证”和反“默证”的讨论,比起“疑古”及“走出疑古”的讨论,更具有学术和方法论的意义。如前所述,“默证”不是一种合理的方法。其弊端在于把看不到的等同于不存在的,因此有武断之嫌。然而,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什么20世纪那么多大家没有看到,或者无视,要等到20世纪末才广为接受呢?反言之,是不是驳倒了“默证”法,今后就万事大吉了呢?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在我看来,“默证”处理的其实是有和无、存在与不存在这样一些非此即彼的、事实层面的问题。在这个层面,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与其信其“有”,不如暂且信其“无”,也是一种谨慎的态度。而思想史文献的研究,要分析的层面,远非有和无、存在与不存在这么简单,“思想史研究更为关注的是文本形态、人物形象、时代话题、创作意图,材料选择、诠释方法,注意探索意识、观念、概念、框架的流变,重在寻找这一思想现象与那一思想现象之间、特定思想现象与特定历史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注:《价值与局限: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借用日本学者的话来说,这里有“文本批判”和“思想研究”[注:赤冢忠曾对狩野直喜的学问作过以下评价。“其研究方法是‘文本批判’和‘思想研究’并举,在文本批判中,他提倡训诂、校勘的重要性,在思想研究中,他提倡‘历史的研究’、‘比较的研究’之重要性。……狩野博士最早倡导了成为中国学的中国思想研究,并为其规定了发展方向。”参见赤冢忠《思想概论》之“序论”,载《赤冢忠着作集》第二卷,研文社1987年版,第517页。]或者说“低等批判”和“高等批判”[注:“低等批判”和“高等批判”的说法其实源自欧洲,是《圣经》研究中常用的词汇。]两个层面。如果说“默证”研究法更多面对的是“文本批判”,面对的是文献自身的语言、构造等问题,那么在“思想研究”或“高等批判”的层面,不可能仅由“默证”研究法发挥作用。相反,当《老子》文本的出现比一些疑古学者想象的要早,并通过出土文献的发现被证实之后,所有的批判都归结为事实的问题,相应的“思想研究”或“高等批判”的结果也随之一同成为批判或怀疑的对象。这样就很容易走向另外一种极端,即随意地将“无”视为“有”,既忽视实证性材料的重要性,也忽视“思想研究”或“高等批判”的重要性,无视思想史资料的复杂性,不加分析地相信古书的记载,轻易地将出土数据视为信史,而鼓励大胆立说,这必然导致一场新的灾难。
事实上,很少有学者会表明自己有绝对的倾向。如果说出土文献促使我们发现过去的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又不是简单地依靠反“疑古”、反“默证”就能解决,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其它的角度去考虑。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疑古”或“走出疑古”,使用“默证”或反对使用“默证”,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即这两种思路都处于20世纪进化主义立场和实证主义研究法的延长线上,只是简单地作出肯定或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并不利于古典学今后的重生和发展。
20世纪流行的思维方式是进化主义和实证主义。进化主义认为一切复杂现象之间都有着必然联系,一种现象是另一种现象的必然反应,人类历史是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有规律可寻,这样的规律有主次之分、有发展的方向、有系统的线索、有明确的轨迹。因此批判历史、怀疑过去成为基本的态度,学者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人类思想演进过程中背后的线索和规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都具有这个特征。20世纪的史学(包括文学史、哲学史)无不如此,都喜欢构建大体系,形成清楚的线索和明确的结论。
再来看实证主义,20世纪由西方及日本传入的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古典学割裂为文史哲三门学科,指导这三门学科展开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科学思维名义下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实验科学,其特征是理性、怀疑、假说、线性思维、实验手段。实证主义重视绝对的证据,表现为对证据的绝对服从。在绝对的证据没有出现之前,一切研究过程及其结论,全部都是推论。在证据面前,过去的结论被推翻并不代表方法的失败。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其实和“疑古”、“默证”不相矛盾,表现为材料第一、证据第一。与现代法律审判制度非常相似,那就是即便某人果然有罪,但在没有出示确凿的证据前,依然无法为之定罪。反“默证”者遵循的其实也是证据第一的原则,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并无两样。
无论是进化主义还是实证主义,都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合理性。然而,这样一种看似科学的思维方式,如果应用于复杂的思想史研究,并将思想史作简单化的处理,却未必能够导出合理的结论。仍以《老子》之年代和作者之考证为例,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后,显示出钱穆和葛瑞汉等人的结论有误,刘笑敢进而分析了他们的考据方法,以“思想线索”为根据的考证而言,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思想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向性不能简化为一种单向直线发展的可能性。任何一种思想发展线索都不足以作文献考证的根据。任何考证都要回答可能的反证的挑战,讨论相反的可能性,不考虑反证和相反可能性的考证是不可靠的。”就以“默证”为根据的考证方法而言,他的看法是:“怀疑的根据不等于建立新理论的根据。……不能根据我们现代人所能得到的有限的古籍,就断定古代某书、某人、某事在某时一定不存在,或断定没有足够旁证的历史记载一定错误。建立在‘没有某书某事’(即‘默证’)基础上的猜想是不足以作为考据方法的。”就以合理猜测为基础的考证而言,他认为:“古籍的流传或遗失的情况可能相当复杂,不可能是按照现代人的逻辑发生的。因此按照现代人的逻辑推断古刊发生的事情,正确或准确的机会极小,而且越是具体的假设,错误的可能性越高。”[注:刘笑敢:《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学的启示:以〈老子〉考证为例的探讨》,此文后分两次发表,参见《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方法启示(之一) :反思三种考据方法的推论前提》,《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方法启示(之二)——文献析读、证据比较及文本演变》,《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2期。]笔者赞同刘笑敢的结论,但同时想指出的是,这几种思维方式,其实都是进化主义及实证主义被简单化运用的产物,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弊端是第一条,我们可以称之为直线型或单向型思维,这样的思维建立在假设、推理和考据之上,并以系统、演进为其特征,它致力于把各种各样的思想现象编织到同一根线索之上,认为现象与现象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后一思想现象一定是对前一思想现象的继承或批判,通过分析思想现象的前后关系,所有的观念、命题、人物、书籍都可以排列出清晰的先后顺序、提炼出纯粹的形态,并最终得出具有唯一性的结论。越是大家,其编织的技巧也就越精致。这种精心编织出来的、反映人类思想演进的模型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哲学史思维和研究法,材料是为观点准备的,或观点的取舍是由材料量化来决定的。过去当我们没有面对出土文献时,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这套科学名义下的智力游戏玩下去。然而,出土文献所展现的多元性、复杂性,使这套思想模型出现了漏洞,使智力游戏无法沿用原来的规则。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思想的现象,而不是人为总结出来的哲学的脉落。例如,在过去的《老子》研究中,“道”的概念一般认为有一个由简单、粗糙、低级向复杂、精细、综合演变的过程,因此,具有高度抽象性质和包容性的《老子》的“道”就必然是后起的。《老子》文本形成的过程被描述为与儒道相争的历史相伴随,因为时代的变迁和人物的思想一定是联动的,那么,显示出严重儒道对立的《老子》之书也一定是晩出的。现在,郭店楚简《老子》的出现,不仅仅改变了某个结论,即《老子》早出还是晩出,而且提醒我们必须重新省思推理和论证之方法的局限。
人类思想常常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图景。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蜜蜂采集花粉的目的在于获取食物,但却在无意间传播了花粉,而后者的意义更大。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传布天主教,但直到他去世为止,明朝的天主教信仰者也不过数千人,而他所展示的西方科学技术却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报告他在中国传教的情况,他向欧洲寄回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件所描述的那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却给西方的启蒙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思想史中,这种目的与手段倒置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这也构成了思想史的复杂而真实的面貌。由假设先行、逻辑推导、材料填补、实证完成的思维模式如果只能展示一种合理的想象,形成一根清晰的线索,那么这根线索其实很容易被出土文献所给出的事实所折断。如刘笑敢所言,“思想前后之发展有顺承者,有逆反者;有由浅入深者,亦有前深而后浅者;有徘徊于边缘者,亦有异峰突起者,无法归结为单一发展的线索。而所谓单一发展的线索,不过是一时、一地以及一些人的见解和总结,未必能据之以断定某种观点和概念之先后”[注:刘笑敢:《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方法启示(之一) :反思三种考据方法的推论前提》,《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六辑,第30页。]。因此出土文献给予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第一,使我们反思过去进化主义加实证主义背景下研究方式的弊端。第二,使哲学史进一歩还原为思想史,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使文史哲重新归结为古典学。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研究将无法把握本质和线索,将使思想变得碎片化,但与其得到的是沦为智力游戏的对所谓本质、线索和整体的追求,不如暂时放弃之。或者如刘笑敢所言,“任何考证都要回答可能的反证的挑战,讨论相反的可能性,不考虑反证和相反可能性的考证是不可靠的”,“进行文献考据应该尽可能寻找客观的新证据,在没有压倒性的可靠的新证据的情况下,应该认真比较不同观点之证据的强弱和可靠程度,必要时应该多闻阙疑,避免将过度的猜测当作考据的方法”[注:刘笑敢:《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学的启示:以〈老子〉考证为例的探讨》。]。在无法确认证据可靠性的前提下,关于证据强弱的讨论的确更加稳妥,也更具理性。今后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论据的客观性、结论的有效性、反证的可能性、把握的分寸感,以及对多元结论的宽容心、对正确结论出现的耐心、对大体系大构建之危险性的警惕心。这是在中国思想史现象中常常既无法证“有”又无法证“无”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合理把握的问题。
通过对以往学者错误的分析,我们得出的教训,并不是从此不再怀疑传世文献,或者改为大胆信从传世文献,而是要比以前更为小心地处理各种文献(包括出土和传世),不轻易地设定结论,不迷信一种方法。因此,“《齐孙子》哪里去了?子思子确有着作吗?《庄子》为何不提老子?”这才是更好的提问方式,而不是谁在前、谁在后,哪个存在、哪个不存在,谁批判了谁。如果我们能在“信”与“不信”之间、在“疑”和“不疑”之间把握自己的立场,那么就避免了必须证“有”证“无”的尴尬,从而能够真正应对中国古代文献与思想的复杂性。
总之,思想史的研究必然需要面对空白的部分,学者必然需要寻求各种方法填补空白,这种填补有的时候使用的是证据,有的时候使用的是推理,如果我们不把思想史看作是一幅统一的、不变的图案,那么就应该允许多种填补法或者织补法,而不是倒过来,用一种方法去压制多种方法。出土文献的涌现,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使单线演进论失去了发挥的舞台,使过去创造的思想模型失去了意义,我们现在的思想史研究反而无法像过去那样给予读者明确的答案,然而这却是正常的现象。
这里,再简单地讨论一下第二和第三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显然和第一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涉及“学派”的使用限度。大量出土的简帛文献使我们看到了当时思想交融、多元共生的面貌,思想倾向没有想象地那么明确和强烈,文献的作者和时代出现了难以辨析的模糊景像。这些迹象固然使过去的线索、模型失去了意义,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先秦没有明确的“六家”概念,没有明确的门派意识。然而,如果为此而有意识地、彻底地放弃“学派”等概念的使用,则又是走向了极端。作为一种分析、归类的手段,“学派”等概念依然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如果说今天打破过去的“学派”认识是为了复原思想史的本来面目,那么,有效地使用“学派”概念又是为了更好地区别疏理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笔者以为,“学派”概念不是是否使用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用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如何把握文字、文献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这其实也是“文本研究”和“思想研究”、“低等批判”和“高等批判”的关系问题。在目前的出土文献领域,以文字文献研究为主的学者和以思想研究为主的学者间的隔阂似乎在扩大,这可能与过去自视甚高的“思想研究”、“高等批判”得出的结论受到出土文献的冲击有关。实证主义方法在文字、文献研究领域依然是不可动摇的“金律”,在思想研究领域,其有效性却正受到怀疑。虽然从理论上讲,思想史研究者尊重、消化文字文献研究者的成果,文字文献研究者理解、吸收思想史研究者的立场观念,相互融通,取长补短,是促使这门学科今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但显然文字文献研究处于上游,而处于下游的思想史研究者更需要充分尊重、消化文字文献研究者的成果。同时努力避免在这个材料使用和研究方法上主观性都非常强烈的研究领域,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被太多的主观性左右。例如,过去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利用郭店楚简中“心”字偏旁文字大量存在的事实,来讨论儒家心性论是否盛行的问题。其实这种讨论非常牵强,因为这主要是一种语言文字的使用倾向,未必与思想之间有必然关系,而且郭店楚简《老子》的文字也大量使用“心”旁,我们又如何证明皆是儒者所为?如果充分了解文字文献研究领域的成果,就不会出现这种比较幼稚的推理行为。文史哲的充分融合、古典学的真正确立,正建立在这两大领域的水乳交融之上。就目前而言,有待思想史研究者作出更多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