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三种根基

　　为中华文明史的发展提供一个有丰富内涵的起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奠基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自主发展历史，反过来，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自主发展史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我们的文化自信，一方面给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起点。有了这个起点，我们的任何努力都是在丰富壮大自己，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不仅得以延续，而且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激发出勃勃生机。有了这个起点，作为中华民族的“我”在变化之中是变成一个更新、更丰富、更强大的“我”;缺少了这个起点，“我”在变化之中就可能成为“非我”，成为“他者”。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自主发展历史，也给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从而开辟了民族复兴的广阔空间。

　　《世界汉学》以研究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与传统、理念与方法，介绍汉学家、汉学著作和汉学机构，传递汉学研究最新讯息为主要内容。欧、美、日、新加坡及台湾、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学机构参与合作，许多著名汉学家担任国际编委。该书采用瑞典蒙肯(Munken)高级环保书用纸，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和阅览价值，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是《中国文化》杂志的姊妹期刊。

　　中华文明曾经有过古代的辉煌，因而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可是，由于近代的落伍，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极度摧残。那时，偌大的中国，不仅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而且也被往日的周边“蛮夷”欺凌。法国人佩雷菲特称中国是“停滞的帝国”，更有列强把中国人看作“东亚病夫”，他们似乎把中国看成是永远逝去的落日，再也不可能成为世界历史舞台的主角。但是，这些人显然不理解中国文化内在自强不息的生命力，看不到中华民族与历史命运相搏的顽强韧性。实际上，近代不堪回首的漫长“心酸”岁月，在大历史的刻度里只是文明演进的瞬间片段。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之警醒下，我们通过几代人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奋斗，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由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是何等的民族豪迈，这是何等的文明气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有深厚的历史根据、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有稳定的制度性保证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可以找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成功发展的根据;反过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成功发展也在确证和巩固着我们的文化自信心。

　　自信的历史根基：我们的自信是基于中华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坚如磐石的自主意识，无论碰到什么风浪，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挫折，我们都不会动摇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意志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意识来自何处?其答案就在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这是我们自信的历史根据。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早在商周之际，我们的前辈就有了礼制的创设，随后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的百家争鸣，随后而来的是秦朝统一、两汉雄风、大唐盛世，再到两宋时期的文化繁荣⋯⋯习近平同志说过，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正是这种文化自信，保证了中华文明穿越历史的风风雨雨，数千年绵延不绝;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给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总是能够在困难中保持光复旧物的勇气;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给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恢弘气度，勇于在文化交流互鉴过程中不断扩展自己的文化视野、拓新自己的文化内涵。有了这种文化自信，即使有历史的起伏、有暂时的挫折，中华民族都不会自暴自弃，而是永葆自强不息的精神意志。这种文化自信，不仅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而且也奠定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基石。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奠基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自主发展历史，反过来，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自主发展史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我们的文化自信，一方面给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起点。有了这个起点，我们的任何努力都是在丰富壮大自己，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不仅得以延续，而且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激发出勃勃生机。有了这个起点，作为中华民族的“我”在变化之中是变成一个更新的、更丰富、更强大的“我”;缺少了这个起点，“我”在变化之中就可能成为“非我”，成为“他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起点，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根基，甚至改变了自己的文化基因，我们的历史性努力可能就在做其他的事情，甚至是做自我摧毁的事情。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自主发展历史，也给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从而开辟了民族复兴的广阔空间。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是我们的一笔财富。与美国文化相比，我们有历史的厚度;与许多小国家相比，我们的文化有空间的广度;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洪水般的冲击下仍然从容发展，说明了我们文化的深度。就文化形态而言，中国文化自主性之“我”，就不仅是能够保持为“我”，而且是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有内在深度的“我”。自信的成就根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坚实稳健的发展现实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奇迹”，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得以确证、彰显和巩固同处在一个“地球村”，同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为什么偌大体量的中国能够实现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在百舸争流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为什么中国人能够有“中国奇迹”?原因就在于，中国不仅有自己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而且能够自信地面对其他文化的竞争。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给了中国人文化自信的理由，而中国的文化自信本身又是中国发展的根源之一。实际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自主发展历史，同时就成为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多元一体，其内在的丰富性与统一性相得益彰，本身就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发展活力的共同体。早在十几年前，面对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变化，美国企业战略家库恩·劳伦斯·罗伯特就告诉世人：中国“经济上的变化只是我所看到的第二个最大变化;中国真正最大的变化是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他们的看法和见解、开放性的思维、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自信、他们走上世界舞台时所表现的那种热情，还有他们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个人自由”。另有学者在美国2008 年5月号的《亚洲研究》中指出：“中国在改革起步阶段就致力于通过市场开放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没有像其他东亚国家那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敢于在开放中交流互鉴，敢于在竞争中一试身手，敢于在对抗中壮大自己，敢于大胆地改，敢于大胆地试，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

　　实际上，一部中国史就是与周边及不断扩大的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的历史。一方面，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族不断与周围的民族相融合，形成了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和域外文明的接触，无论是与印度佛教文明的接触，还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引进，都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在相互交往中不断融合成长壮大，例如在汉唐之际就以包容的胸怀、恢弘的气势与周边民族交流互鉴，不仅造就了汉唐盛世，而且也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即使到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也展示了中华民族广阔的文化视野。相比之下，随后的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只是中国历史的末流枝节。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以开放的胸襟面向世界，这是因为中国的天下观本身就是开放的，其理想是不同文化之间差异不影响和平共处，这就是“和为贵”的初衷用意，“和而不同”的方法途径、“协和万邦”的目标追求。可以说，“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公允性。这种文化发展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就演变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成为中国“坚持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公平正义”的外交政策。正是基于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中国才能够为自己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正是这种自信心，让我们具有敢于学习外来文化优秀成果的博大胸襟，才有了把差异变成丰富自身构成、把不足变成与时俱进的动力的可能性。

　　自信的制度根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有着稳定的制度性保证，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说明，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深厚基础中国的发展是有原因的，一是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二是中国找到了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是有自己的历史根基的。有了这种文化根基，我们在学习外来文化时，也不会迷失自我;有了这种文化根基，我们的发展就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的发展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树越长越高，根越扎越深。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曾经自以为是的西方人的傲慢心态开始动摇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人对亚非国家产生了优越感，他们把欧美的道路视为国际标准的发展路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让西方人习惯性地低估了非西方文明和发展中国家在以往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之后，有些人甚至认为“历史终结”了，即在逻辑可能性上只能是西式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以后的历史演化只是这些模式在时间中的展开而已。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就指出：“当时西方还有一个有失偏颇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这显然是偏见，但是这种偏见却成为西方学术的集体无意识。“事实上，现代化的模式有很多种，中国不会按照西方所设定的模式走现代化之路，而将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历史及文化与西方迥异。因此，中国的崛起将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现象。”可以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使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挑战。还有国外学者指出：过去，西方碰到的挑战大都属于“内部的危机”，“可现在，这种竞争来自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在西方经济陷于困境之时，中国经济近期表现出色，已增强了制度吸引力”。显然，在当今世界，中国的文化自信不仅是历史的延续，而且是现实的确证，而这种确证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保证。

　　对于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途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文化自信有着特殊的价值，因为这种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化自信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而激发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而奋斗的激情和意志。二是文化自信可以破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虚幻意识。有人曾经说：中国为什么发展如此之快，那是因为学习了西方;为什么中国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那是因为学习西方还不到家。实际上，完全学习西方的做法都不是太理想。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即使参照西方的经验，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所摸的石头是作为中国发展问题的“石头”，因此能够有的放矢，做符合自己国情的事情，从而取得了成功。另外，什么是“学到家”，西方自身的发展都出现问题。实际上，之所以称为“中国奇迹”，就在于中国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是前无古人的。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可以给世界提供新的发展愿景和参照。在当今世界，任何发展道路，如果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那就是无效率的和不可持续的;如果这种发展不能让绝大多数人获得好处，那就是无意义或不公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是为了让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在雄辩的事实面前，英国学者罗思义(John Ross)也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优于资本主义模式，理由：一是“当前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非遵循⋯⋯‘华盛顿共识’发展，反而是仿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或深受其影响”;二是“仿效中国的发展战略或深受其影响的国家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是85%，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贡献率仅为15%”。是的，中国不仅实现了快速的发展，而且让几亿人得以脱贫。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近30 年全球减贫成果的70%是由中国贡献的。中国人民有资格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总之，之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最有理由自信”，就在于当代中国人民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实践，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保证了我们能够一方面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让“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规范我们的发展。对于人类文明而言，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消灭贫穷”，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又需要经济发展作为支撑，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发展是硬道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的话是十分深刻的，他告诉我们，只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才能确证文化的理想、保障文化的自信。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才让中国人民摆脱了近代以来自惭形秽的心态，真正恢复了文化自信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就说明：我们的道路走对了，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的制度是合理的，我们的文化是值得为之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