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渊源

　　十九大以后,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设进入攻坚期, 一系列新问题, 新情况的出现促使人们进行思考, 以西方理论和体系为支撑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能否应对这些挑战。这就促使我们需要从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求答案。本文正是通过探究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渊源, 以此来为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经验。

　　《中国史研究》是国内仅有的中央级中国古史研究的学术专刊。专业性强，学术内涵丰富，栏目多样，除发表有关历史理论以及中国通史(鸦片战争以前)和各断代史的专题学术论文外，还设有书评、读书札记等栏目。

　　早在三千多年以前, 中国就出现了后世所谓的社会保障制度萌芽。此后, 尽管王朝有更迭,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社会保障的措施越来越具体, 覆盖面越来越广。因此, 社会保障虽说是一个现代名词, 其实在中国早已有之, 并且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 政府介入早, 介入程度更深。所以探究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渊源, 分析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原因和实践过程, 在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今天,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显得具有重大意义。

　　一、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思想基础:“以民为本”

　　先秦时期的阶级社会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 氏族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人们平等互助的传统不能不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发生重要影响。但是, 构成以社会救济为特征的先秦社会保障制度思想基础的, 应该说是“以民为本”即所谓的民本思想。学术界一般认为, 对民的重视是从西周取代商朝开始的。但是尽管商代的统治者一再强调推崇上帝, “恪谨天命”, 其实早在商代开国之初, 成汤就对民的重要性产生了重要认识, 从而采取了不同于夏桀的政策, 进行利民、保民的措施;商代中兴之主也曾有过“罔不惟民之承”, “式敷民德”等说法, 指出要顺民之欲、施德于民。然而, 商代后期商王失德, 以至于重蹈夏桀亡国之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周文王历行仁政, 采取惠民、保民之策, “怀保小民, 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 得到民众的拥护, 国力日趋强盛, 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西周初期开始, 王朝统治者就反复告戒子孙后代, 要“知民稼穑之艰”、“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鳏寡”, 并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加以推广。史籍记载, 西周统治者曾实行过多项带有社会保障色彩的治民政策。如《国语·周语中》曾提到, 《周制》有载:“列树以表道, 立鄙食以守守路, 国有郊牧, 疆有寓望, 薮有圃草, 囿有林池, 所以御灾也。其余无非谷土, 民无悬耜, 野无奥草。不夺民时, 不蔑民功。有优无匮, 有逸无罢。国有班事, 县有序民。其中所引各项政策的着眼点之一, 就是由国家 (公共权力) 来劝民务农, 并为之提供防灾御灾保障。此外, 西周国家还以“司民协孤终”, 通过专职行政机构的设置, 来实施社会救济政策。春秋战国时期, 各家各派的思想家尽管政见迥异, 学说不同, 但是在重视民, 强调民的重要性方面都是一致的。儒家的“民贵君轻”“节用爱民”以及《礼记》中的“天下为公”思想早已为人所熟知。

　　基于这些民本思想, 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十分强调从民所欲, 去民所恶, 并以此作为治国兴邦之道。以晋国为例。晋悼公即位之初, 就采取“宽民”政策:“始命百官, 施舍、己责, 逮鳏寡, 振废滞, 匡乏困, 救灾患, 禁淫慝, 薄赋敛, 宥罪戾, 节器用, 时用民, 欲无犯时。”正是因为晋国采取的这类“施舍”、“振穷”、“养老疾”、“救灾患”等具体措施, 不仅在拯救社会危机、提升综合国力方面, 收到了明显效果, 同时也成为国家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 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在保障国家实力和社会安全方, 发挥了相当作用。

　　二、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周礼》

　　《周礼》也称《周官》, 是一部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依照顾颉刚的说法, 这是“一个最重要而又最精密的政府组织的计划”, 其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 充实府库, 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其中提出了以“荒政十二”和“保息六政”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机制, 反映出古代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早期面貌。

　　所谓“荒政十二”, 是指国家应对天灾人祸、救济灾民及保障居民维持生活的基本措施, 具体内容有: (1) “散利”; (2) “薄征”; (3) “缓刑”; (4) “弛力”; (5) 舍禁; (6) “去几”; (7) “眚礼”; (8) “杀哀”; (9) “蕃乐”; (10) “多婚”; (11) “索鬼神”; (12) “除盗贼”。也就是灾荒之年, 要对人民贷给谷种和粮食、减少各种租税、宽缓刑罚、免除为公家服务劳役、开放关市山泽的禁令、免除市场货物的稽查、简化吉礼与丧礼的礼仪、收藏乐器不奏、简化婚礼以增加人们结婚的机会、求索重修旧有而废弃的祭祀、铲除盗贼。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系统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些措施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表现在礼仪、祭祀方面, 如眚礼、杀哀、蕃乐等, 一类是政治、经济行为方面, 如散利、薄征、缓刑、弛力等。

　　所谓“保息六政”, 是指国家实施的六种社会福利措施, 具体包括: (1) “慈幼” (保护幼少儿童) 。 (2) 养老 (优待老年居民) 。 (3) “振穷” (救济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 。 (4) “恤贫” (救助经济贫困者) 。 (5) “宽疾” (免除残疾者负担, 并加以养护) 。 (6) “安富” (均平徭役, 令富者安) 。通过分析“荒政十二”和“保息六政”可以发现, 《周礼》中有关社会保障的思想已经具备完整的体系。第一, 组织保障。为了保障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 《周礼》中提出了政府各部门和各级组织协调行动, 共同救灾的制度。《天官》中“小宰”以官府的六种联事来会办国家政务, 其中就有“丧荒之联事”, 也就是联合各部门办理丧礼与有关饥荒的救济对策。在政府部门中设立“司稼”之职, 巡野观察庄稼以判断年成好坏, 决定征收赋税的办法。在地方基层建立乡遂组织, 使之相互救助。第二, 具体措施。政治方面, 主要指的是法律刑罚方面, 荒年有特殊的政策, 即《秋官》“士师”所说“若邦凶荒, 则以荒辩之法治之, 令移民通财, 纠守缓刑”, 就是要宽缓刑罚, 安定民心。经济方面, 就表现在“荒政十二”和“保息六政”的具体措施中。值得注意的是, 《周礼》首次提出了建立仓储、储备谷物以备灾荒的思想。《周礼》中“仓人”是国家粮仓的管理者, 掌管鼓舞储藏, 除了供应政府的正常开支外, 将剩余的谷物储存起来, 以备荒年使用。此外, 基层政权中的“旅师”, 负有“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间粟而用之, 以质剂致民, 平颁其兴积。施其惠, 散其利, 而均其政令”。由此观之。《周礼》中的仓储制度, 是一项积极的保障措施, 开创了后世仓储救荒的先河, 具有重大意义。

　　由此看来, “荒政十二”重点在于“聚万民”, 而“保息六政”重点则在于“养万民”。前者侧重于灾荒救济, 后者侧重于日常福利, 两者相互协调, 相互补充, 均由专管民事的“大司徒”总负责, 显示出这一制度设计的严整和周密。一旦遇到“大荒、大札”等情况, 就由大司徒负责实施, “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这些相关内容, 不仅充分显示出古代国家对社会经济的集中管理和调控能力, 也揭示出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主导”特征。

　　综上所述, 虽然《周礼》中所涉及到的诸多方面真实性有待商榷, 但是作为一种社思想文化遗产, 其所设计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系统性和现实意义。作为一种周代的制度, 它具有可操作性, 并且我们的确能够从各诸侯国实施的社会政策中看到它的影子。因此《周礼》所见的社会保障思想和政策可视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

　　三、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框架:《管子》

　　《管子》一书, 据说是春秋早期管仲所作。书中对富国安民、君臣关系、诸侯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法治与礼治、社会救济与福利等多方面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 《管子》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论述比较系统, 具有代表性。《管子》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论述, 主要集中在一下几个方面:兴“六德”。《管子·五辅》中提出“厚生”“输财”“遗利”“宽政”“匡急”“振穷”等六种基本治民之法。其中“匡急”与“振穷”, 均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相关。前者是指“养长老, 慈幼孤, 恤鳏寡, 问疾病, 吊祸丧”, 后者是指“衣冻寒, 食饥渴, 匡贫窭, 振罢露, 资乏绝”。只有统治者真正做到“修饥馑, 救灾害, 振罢露”, 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安定。行“九惠之教”。《管子·入国》进一步提出了“九惠之教”的政策, 具体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这九种政策, 都是由国家主导实施社会救济措施, 具有彼此协调、相互补充的基本特征, 显示出在当时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 已经探索出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方案。如果说“六德”重在改善生产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话, 那么“九惠之教”则侧重强调了对生活贫困无着以及残疾之人的生活救助, 尽管其中也涉及到改善老年人生活的问题。第三, 荒政主张。《管子》从荒前备灾到灾后救济, 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度地》一篇, 将水、旱、风雾雹霜、疠、虫等视为国之“五害”, 并提出了极为详备的除害措施。治水, 设有专门“水官”, 并在每年秋末“阅其民, 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 别男女大小”, 由“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等基层官吏统领, 会同水官一道修堤治水。而对灾害所造成的“人多疾病 (疫病) ”现象, 一方面“君令五官之吏, 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顺[训]之, 令之家起火为温, 田及宫中皆盖井, 毋令毒下及食器, 将饮伤人”, 强调采取适当防疫措施, 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冬闲, “顺[训]三老、里有司、伍长, 以冬[终]赏罚, 使各应其赏而服其罚”, 加强对基层官吏的日常培训和考核, 以备防御。这些具体措施的提出, 与前代相比, 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

　　通过对《管子》中有关社会救济与福利方面论述的分析可知, 《管子》所提出的社会保障思想和措施更加系统, 更加丰富。它不仅注重平时对鳏寡孤独、贫穷老幼等人的救助, 更加强调对生产条件以及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不仅主张灾荒以后对受灾之人的救济与安抚, 更要求政府未雨绸缪, 在灾前采取诸如水利建设、储谷备荒等积极措施, 让灾害减小到最小程度。因此, 可以说《管子》构成了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

　　四、总结

　　综上所述,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思想基础。从《周礼》和《管子》等古籍记载中,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的理念和制度雏形。这种理念标志着, 基本确立了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以中央集权化国家与个体小农的内在互动关系为基础、以救灾为主兼及其他的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原则, 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化总结”的完成。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措施, 为秦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所广泛采纳和遵循, 成为后世实施“仁政”政策、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系统的“制度蓝本”, 其影响力至今仍在。因此, 对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历史渊源的系统探讨, 不仅是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视角, 也是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传统与文化渊源的根本前提, 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传统资源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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