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社会工作价值取向的反思与重构

　　理论与实务的分裂状态让社会工作者容易忽略社会结构与个体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使社会工作在实践中显现出“安抚型”的价值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在后结构主义视野下，个体价值是多元的，而非臣服于总体社会结构。福柯以其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和自我技术(生存美学)解构了现代社会的各种“权力”，这对实现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有机融合、重构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理论研究》是政治类的理论期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立刊之本。《理论研究》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执行党的出版方针,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宣传、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立足行政学院,面向全国,紧密结合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和科研实际,为提高党校行政学院教学、科研水平和培养党的理论宣传队伍服务。

　　一、引 论

　　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社会工作的出现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问题增多的响应。从这个角度看，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之一。社会工作自始就以人道主义为基础，体现了热爱人类、服务人类、促进公平、维护正义的理想追求，这些思想作为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体现，激励和指导着社会工作者的具体服务。在这种价值观之下，现代社会工作不断发展出了针对服务对象、机构和专业伦理，进而形成具体实务技能。

　　社会工作追求的状态是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互相调适，而不是单独强调个体对社会的适应或社会对人的“规训”。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很多社会工作者强调的是对“病态”个体的“诊断”和“治疗”，以使其恢复“正常”。可以说，这种社会工作模式特别强调个体对社会的适应，折射出一种“安抚型”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之下，社会工作实务并不能实现助人自助，反而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授之以鱼”的尴尬境地。我国很多地区目前在推行“专业社工”时常流于形式(比如，鼓励社区工作者通过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而在实际社区工作中，取得国家专业授权的身份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的效用。这种困境与社会工作的内在矛盾不无关系，即个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冲突。以福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家所倡导的后结构主义，对于重新理解社会工作作为“诊断者”和“治疗者”的角色、审视社会工作的价值定位不无启发。

　　后结构主义思潮是在结构主义发展的后期出现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巴尔特、福柯、拉康、利奥塔、德里达等，旨在冲破形而上学对人们思维的禁锢。后结构主义被视为对结构主义的反思与超越，二者既有亲缘性和继承性，又有着重大区别：第一，结构主义着力于静态的共时性分析，忽略历史，而后结构主义强调历时性分析，强调结构的动态性。第二，结构主义具有明显的“罗格斯中心主义”诉求，强调绝对真理，而后结构主义则是反理性、反基础主义的，强调认识论的多元视角。第三，不同于结构主义的“中立”立场，后结构主义者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第四，二者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结构”，具有明显的总体化倾向;而后结构主义最重要的概念是“差异”，反对总体化叙事(尚杰，2004)。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思潮蔓延于西方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成为当代社会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的部分。毋庸置疑，后结构主义所阐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已经对当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部分(刘少杰，2014)。

　　后结构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福柯在其思想之旅中触及了监狱、精神病院、性等一系列现代社会的边缘领域，与社会工作的核心关切具有天然的亲和性。福柯对启蒙运动带来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通过“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和“自我技术”等阶段的思考对现代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剖解。在福柯看来，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科学、理性话语霸权和进步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权力”而让人们顶礼膜拜。在这种观念下，何为正常、何为病态已有了明确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近现代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的目标主要就是把“病态”带回正常状态(福柯，2003)。比如，近代欧洲对流浪者、疯癫者的态度即是如此。福柯对此做了考古学分析后发现，何为正常、何为病态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的建构。因此，“正常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福柯，2007)。福柯对现代社会结构的“解构”无疑会让人自然地联想到社会工作的定位问题：社会工作是致力于让人们臣服(subject)于社会结构(适应社会环境)，还是追寻自身的自由与解放?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很少进入社会工作(尤其是实务领域)的视野之内，从而导致社会工作价值取向发生偏移。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以福柯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剖析为理论与方法基础，对现代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向进行反思，并对社会工作实务的未来发展进行讨论。

　　二、福柯对现代社会的剖析策略

　　总体上，福柯的思想具有“反本质”、“反形而上学”的特点，他所做的工作一直都是打开社会结构的“黑箱”，拆解“权力”的社会建构机制。所以，福柯被很多学者归入“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之列(夏光，2003：157-167)。不过，福柯曾明确拒绝把他归入任何一个派别，他提醒人们“不要要求他一成不变”。很明显，这恰恰反映了福柯思想中深刻的反思性质。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按照学术界对其思想的派别划分，将其归入“后结构主义”这一流派(刘北成，2001)。

　　(一)知识考古学

　　福柯通过对历史上的疯狂现象研究，再到后来的话语实践与“临床医学”的探讨，以及对“知识型”形成过程与机制的历史考察，发展出“知识考古学”。与一般的考古学思路不同，福柯以考古学的风格或方法梳理人类知识形成的历史，追寻各类知识形成的历史印迹。福柯指出，“知识考古学”主要是为了挑战欧陆思想界存在的线性连续的“总体历史(total history)观”。福柯的“考古学”拒绝这种思想史观，而是要分析历史中的“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和“断裂(rupture)”等，重拾那些被总体历史观筛漏在角落里的历史，由此“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福柯，2007)。

　　不同于“总体历史观”的视角，人们创造出来的“传统”、“演进”、“发展”、“精神”、“作品”、“书”等概念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福柯提醒读者：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另外，福柯的考古学特别关注话语、知识、科学之间的关系。他将“知识”界定为一种话语实践。他认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就是“知识”(福柯，2007)。福柯的考古学也将“科学”界定为一种话语。“科学在话语的规律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因此得以在任何一个话语实践或非话语实践的范围中展开和发挥功能。”福柯主张，知识是科学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知识不是这种将会在完成它的科学中消逝的认识论场地。”同时，“科学既不等同于知识，又不抹杀和排斥知识，而是置身于知识之中，构造它的某些对象，将它的陈述系统化和确定它的概念和策略”。科学作为话语实践，“一方面区分知识，改变知识和重新分配知识，而另一方面又肯定知识，使之发生作用”。科学在知识中发挥的作用受话语形成方式的决定，并随之变化而变化。福柯将“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称为“知识型”。“知识型”是福柯独创的概念。它既不是指一种知识的形式，也不是指一种理性的类型，而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它还“能使人们掌握在既定的时间内强加给话语的约束性和界限的规则。(福柯，2007)”很明显，知识考古学使我们联想到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建构及被“科学化”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社会工作知识才更牢固地被从业者遵守甚至膜拜。

　　(二)权力谱系学

　　循着知识考古学的脉络，福柯以《规训与惩罚》为代表，深入探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形成了所谓的“权力谱系学”。与以往的观点不同，福柯并不认为权力是压制知识的，恰恰相反，权力与知识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权力可以促进知识的建构，知识也可以强化权力。而且，权力就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于社会系统中(福柯，2007)。当然，福柯论述的权力比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有更宽泛的含义，或者说他的“权力”就是“力量”(power/force)。其实，权力谱系学与知识考古学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就是揭示知识、科学和权力的关系。

　　实际上，作为一种近代社会变迁的产物，社会工作专业权威的确立也利用了一套“知识—权力”关系。社会工作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不断为自己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寻找合法性证明(Bisman，2004)。而当社会工作的专业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它就更明显地被赋予“科学”的地位而得到国家的专业授权。随着学科划分和职业领域的日益细化，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权威性也逐步得到树立。比如，我国 2008 年开始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就是一种确立专业权威的体现。目前的社会管理迫切需要“科学”方法的指导，学科体系日益完善的社会工作就充当了这种力量，或者具有了这样的权力。

　　(三)主体化与自我技术

　　通过对疯狂现象和临床医学等事物的考古学分析，再加上福柯对司法、监狱等事项中体现出的权力运作的解剖，福柯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在逐步被“现代性”收编，人们被逐步塑造成温顺的主体。进步与秩序的观念一直是社会学创始以来的主流观念，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在通过教育、司法等手段来让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并认同这样的观念，于是，人们都面临着一种“主体化”的命运，而对此浑然不觉，反而觉得这是应该的，值得追求的目标。而福柯对此却深表忧虑。福柯在谈到一些学者对自己思想的派别时说过，不要试图让他一成不变。这意味着福柯并希望人们都按照主流方式去生活，也意味着他对“如何过善的生活”这一伟大的哲学母题有着自己的思考，那么，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他发展出的“自我技术”。

　　面对似乎不可抗拒的“主体化”，福柯并未从现存的社会体制中去追寻答案，也不是以对抗和消灭“中心化力量”去实现超越。福柯在后期从自身出发，以“自我技术”来探索“自我解放”的路径。这似乎是映照了“认识你自己”这一伟大的哲学母题，而福柯的答案显然是对经典哲学命题回答方式的超越(刘海健、范艳萍，2009)。如果说韦伯对现代工具理性泛滥充满悲观色彩的话，福柯却并没有陷于绝望，而是以其关切自身的“生存美学”表达了一种乐观态度。可以说，到了“自我技术”或“生存美学”阶段，福柯已经不再停留在对工具理性的揭露，而已经转向了对这一状态的超越。

　　三、社会工作价值取向的重构：来自福柯的启发

　　在以福柯思想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现代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向需要重构。首先，后结构主义知识观促使重新检视社会工作现有知识的形成过程，并将其纳入当下的社会情境中考察。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似，福柯认为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在体制内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性角色(S.Banks,1998;阿德里娜·S.尚邦，2016)。大量的实务工作者或沉迷于实务，或盲从于专业权威，缺乏对微观经验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反思。在自身专业领域的日常工作中，实务工作者并不关注自身的实务工作与国家权力运作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而政策制定者在既有的理论与方法的框架中按照相同的逻辑进行工作，无法充分地将自身工作植根于真实的社会情境之中。而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福柯对权力概念的全新思考，使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论等思潮中的批判性思维重新焕发生机，并将之注入对社会工作价值取向的思考。福柯对各种“规训权力”运作的微观案例(军队、学校、医院、工厂等)进行了详尽考察，在他的视野中，权力无处不在，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实施规训和被规训。与军官、教师、医生和监工一样，社会工作也无法逃避自身在日常实践中所处的微观权力关系，不断地“被”生产成为一种知识类型，从而扮演着规训者的角色。所以，福柯这种从微观经验到宏观结构的辩证分析，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社会工作实务与国家权力的分裂，重启了两者的对话。严肃地审视社会工作实践中的规训或治理效应，才能唤起社会工作专业应有的批判性，也是开创新的社会工作智识所必须的精神条件。如同福柯通过“自我技术”而超越“主体化”的追求，社会工作专业必须挑战并颠覆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对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向进行重新定位。

　　其次，福柯的谱系学分析方法提醒，必须充分注意当代社会工作实践与国家权力之间日益紧密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40 年后的今天，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国家越来越多地强调通过社会(技术)治理而非社会控制来解决目前的社会稳定与发展问题(张翼，2016)。社会治理并不只是维护社会稳定，而要使国家、市场、社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运行的过程中，体现出协商与自治相结合的特点(付建军、张春满，2017;崔晶，2017;周庆智，2016)。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工作成为目前最能担当此任的专业之一。近几年，国家提出不少推动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的举措，特别是在诸多社会服务领域大力实施项目制模式，在高校增设社会工作硕士(MSW)专业学位点，等等。显示出我国社工专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国家也越来越需要社会工作专业发挥社会治理和资政功能。此外，随着职业水平考试的开始，社会工作专业被日益深刻地纳入国家体制，得到了国家的专业授权。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本来让人倍感“春天来了”，然而，社会工作是否充分发挥了应有的“治理”功能?

　　如果从后结构主义视野去审视，社会工作可能显现出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的形象，却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实际上，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在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制度实施之后并未充分实现。目前，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岗位需求虽然日益增多，但因管理体制和人员待遇等问题仍无法吸纳足够的专业人才。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在职人员参加社会工作师考试的主要动力并非增强专业性，而是晋升或利益的需要。已经在岗的专业或非专业社会工作者，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社会工作师考试的压力或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规训”。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虽然在客观上提高了原有非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知识水平，但其专业实务水平并未因此而明显提升。这是因为，实务工作者不再是知识生产的主体，而成了知识的消费者和接受者。他们接受培训、学习社会工作知识的主要目的不是提供更好的专业服务，而是通过考试，以实现职业准入或晋职。无疑，这种状况有违国家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初衷。

　　进行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认证，恰恰是透过知识形塑专业主体的过程，这也正是福柯所描绘的“规训权力”渗透到专业发展中的过程。透过福柯的“知识—权力”论可以发现，现在所做的很多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水平的努力，同时也压制了人们进行知识与技能创新的能力。这一点，从一个福柯思想中的关键词之一——“规训”(discipline)即可理解。“discipline”一词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即“学科”。透过这个多义词，就串联起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人们通过发展出一系列的“学科”，逐步对人们的知识体系进行建构，久而久之也就将人们“规训”了。目前，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扮演着规训者的角色(Adrienne S. Chambon & Allan Irving & Laura Epstein，1999)。很明显，高度体系化、知识化和学科化的社会工作知识会在一定程度上扼杀该专业的价值理性维度，容易导致社会工作实务陷入专业迷信不能自拔，最终也就与“助人自助”的理念渐行渐远。如此，社会工作就有可能沦为纯粹的“治理术”而丧失社会性的关怀(徐选国，2017)。

　　第三，后结构主义强调差异与多元，这是对现代社会工作价值观的重大挑战。在目前的社会工作实务中，其实一直存在这样的倾向：强调案主对社会的适应，而非改变社会结构。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病态的，从而可能成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工作价值观中的人道

　　主义基础要求社会工作实务要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和批判性，这样才不至于使社会工作完全扮演社会控制的角色。目前，我们的社会工作实务多数还是强调以专业标准使案主的“社会功能”得以恢复，将人们的生活方式纳入一种经由专业确立的“健康模式”之中。这就使对社会工作的反思回归到最根本的社会学问题了：个体价值与社会秩序的矛盾问题。很明显，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强调社会秩序与社会整合，整合的实现要以形塑公民的职业伦理为重要保证(渠敬东，2014)。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在总体社会秩序的背后，个体的价值诉求总会存在诸多差异，“何为至善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也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我们不能为了维持高度的社会整合而对不同的个体采取一致手段使之回归专业认定的“正常状态”。福柯的思想提醒我们，“整合”一词背后反映的可能是“社会至上”的潜意识。而必须要承认的是，尊重每个团体和个体的差异才是促成合作协同的重要方式。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研究中指出的语言暴力问题也提醒我们，如果整体的社会认同建立在部分人的经验之上而排除了其他人的经验，那么这种认同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也不该是由一部分人“盖棺定论”的。

　　最后，福柯将所有知识的生产置于权力关系中考察，质疑所有被宣称的“真理”，这对现今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发展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毫无疑问，现今知识生产的主要来源是学术工作者，似乎也只有学者们拥有生产知识的权力。而福柯对此的质疑挑战了所有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和职业，包括社会工作。对此，身处社会工作职业或专业中的人们该作何反思呢?福柯的理想是使知识创造民主化：每个人都有生产知识的权力，而每个人也只有生产自己知识的权力。福柯的这种挑战对学院派知识分子来说是难堪的，他剥夺了学者的权威，就像专业社会工作实务者和研究者被质疑其专业性一样。但是，这也可能会使学者学会扩展视野、自我批判，重视知识与权力的辩证关系，使社会工作真正成为一种反思性的科学和职业(张威，2017)。自启蒙运动以来，知识生产日益被我们所称的“知识分子”、“专家”或“从业者”垄断，他们很难站在“主位”的立场去理解不同的群体与文化，这使许多颇有价值的地方性、独特性的知识领域被忽视和遗忘。在福柯思想的引导下，我们会将知识的生产回归到丰富的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以个人经验作为探究的起点。所以，注重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主体性，拒绝盲从权威，鲜明地体现出社会工作应该具有的解放意涵(Tony Gilbert & Jason L. Powell，2010)。从这个角度来看，福柯的“权力—知识”论对我国长期倡导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果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能直面甚至解构专家权威，敏锐地觉察并分析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由此产生建构自身知识的动力，无疑将促进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与学术领域的对话，从而提高实务工作的有效性，并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不断创新(Howe，1994)。

　　四、余 论

　　目前，我国社会治理正在快速转型，社会工作专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但在专业繁荣的背后，不少从业者并未将社会工作价值取向的反思当成是一个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社会工作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而仅将其作为一种治理技术。因此，社会工作形成一种远离抽象理论和价值反思而以实务技术为中心的倾向。然而，在后结构主义视域下，必须回答，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向是致力于让人们适应社会结构还是寻求自身的解放?我国现存的民

　　情基础和价值基础，在多大程度上与作为治理技术的社会工作相匹配?回答上述问题需要抽丝剥茧，探寻社会工作实践所赖以展开的社会结构，进而对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向进行准确定位。

　　福柯的思想虽然并不直接指向社会工作实务技术，却对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价值取向矛盾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福柯在剖析社会结构及其形塑机制时，已经揭示了个体与结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反对仅仅将个体视为结构决定的产物。而且，他对权力关系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这让他对人们价值取向的形塑有了更具穿透力的解构。比如，当年少时被自身的同性恋取向困扰时，精神病医生对福柯的诊断与治疗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谱系学的重要来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福柯将微观经验与社会情境勾连起来，反思性地审视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正如他所说的：“我的这种微恙，这种个人体验，才表现为一种历史的批判”(马丁，1991)。从这个角度来看，福柯首先并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以自己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体验为基础进行学术创作的实务工作者。对于处在实务与学术、临床与政策等多重分裂状态的社会工作专业来说，研究福柯，通过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思考方式来反思目前的困境，或许会对社会工作价值取向的重塑提供可能的路径。

　　就具体的社会工作实务来说，社会工作者需要调整自身的价值关照，形成更具人文关怀和反思气质的实践格局，而不是仅仅将社会工作当成一种专业技术。因为，当下我国社会并未充分形成使社会工作专业技术得以充分发挥效用的民情与风尚。在这种背景下，既要看到个体的功能失调与生存困境，也要继续从宏观的社会结构中探寻问题的根源;既要让案主适应当下的社会情境，也要去改变有问题的社会结构。社会工作者想要真正解决案主的困境，就要理解案主的疾苦，尊重案主自身的社会认知，从案主的视角去解决他们困境，而不是以专业权威自居，让案主被动接受解决方案。总之，社会工作者并不是卫道士，而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需要致力于发掘人类获得心灵解放的潜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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