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坚定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思考

　　领导干部管理在国家事务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领导干部的文化态度，文化形象，文化认同度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密切相关，也展现了领导干部树立文化自信的历史及现实必然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相关价值，是领导干部带领广大群众接受道德、风俗、行为准则及国家意识形态的相关文化优势。领导干部也在面临我国文化的发展现状，需要对其规律，趋势作出详细的判断，在文化建设中担任重要职责，也对于提升文化自信非常重要。

　　关键词：领导干部,文化自信,实践路径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和民众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认可，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敬畏与信仰。习近平同志曾多次阐述文化自信，把它定位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把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到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大问题的高度，并且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这一系列对于文化自信的论述都升华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党的事业的骨干、密切联系群众的主要承担者和实践者，其文化自信的牢固程度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进程，也影响着整体社会文化自信的深度和广度，正如刘云山在中央党校2016年秋季开学典礼讲话中所要求的，“领导干部应当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文化担当，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1]文化自信应是领导干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牢记的初心和使命。

　　一、领导干部坚定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

　　领导干部群体的文化态度、文化形象和文化认同度对于建设文化强国目标的重要意义，决定了树立领导干部的文化自信不是偶然的，而是以现实问题为逻辑起点。

　　(一)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养成途径有待优化

　　2017年初，习近平在党的第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讲到：“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坚守正道，必须坚定文化自信。”[2]这段论述不仅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政治本色，更是为领导干部指明了依靠文化自信养成价值观的方式。习近平强调“理想信念”是个“顶天立地”的概念，一方面它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顶天”的信仰;另一方面，它又是“立地”的个人修养，这是共产主义信念的具体展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更多思考的是共产主义信仰如何转到党员干部工作生活中来，如何使信仰落地的问题。

　　[3]事实上，不论从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策略看，还是从国内复杂的社会矛盾看，领导干部最容易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围猎的对象。邓小平指出，“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战胜千难万险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改革开放年代，将中国这么大国家团结组织起来，依靠理想信念。”[4]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坚定领导干部政治立场的关键、养成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二)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有待进一步巩固

　　政党在文化领导权的夺取、鞏固过程中肩负着重要职责，这是葛兰西从革命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教训。政党是改革市民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文化方面“起着教育和塑造广大群众道德风范的作用，使‘文明适应经济生产设备的发展，从而发展出实实在在的新人类”[5]。这对当前中国共产党转变执政理念仍具有启发意义。从全球化的世情角度看，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流碰撞导致了思想领域的多元化趋势，同时也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互联网+”网络形态与自媒体的迅猛发展催熟了现代公民的平等意识、参与意识与法治意识。执政党通过宣传、灌输等传统方式维护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空间受到挤压，控制和垄断所有信息资源已不再可能[6]。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国情看，当前改革进入攻坚的深水区、矛盾突发期，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增强意识形态的公信力，统领全社会的价值目标，坚定改革共识，更好地凝聚民心。实现文化自信，也就是实现文化统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方力量的作用，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力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文化领导权过程中，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整合世俗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为人民的集体意志持续发展、实现高级完整现代文明创造基础。

　　(三)党群之间矛盾冲突亟需缓解

　　践行群众路线是取得当前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也必然是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着力点。然而从现实来看，党群关系还面临诸多问题：经济高速发展目标刺激了偏重追求GDP数值增长的执政方式的产生，这种功利性心态导致经济发展偏离了让民众生活得更好的初衷。民众的幸福感不能同步于经济发展，公民文化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传统文化资源的严重流失、政府文化产业职能的缺位与越位、公共文化体系不完备、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了一部分人民群众并未得到实惠。

　　显而易见，领导干部对世俗文化的忽视打破了社会健康发展的平衡，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政府和执政党的信任，仇富、仇官心态带来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梁漱溟认为：“对君主则时常警觉规谏他，要约束自己少用权力，而晓得恤民;对民众则时常教训他们，敦厚情谊，各安本分。目的在于唤起双方的理性，责成自尽其应尽之义，而避免彼此间之冲突。”[7]198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沟通上层与民众方面，这些思想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建立最广泛的人民的大众的文化统一战线是获取群众信任、沟通党群关系的有效途径。

　　二、领导干部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论渊源

　　文化自信体现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层面，这三者虽然产生时间不同、内容形式有别，但可以共融于治国理政全过程，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是党员干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优势所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概括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内容。其具有如下鲜明特征：首先，在领导干部与自身关系上，它强调君子人格。“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君子的评判从不以物质财富、地位高低为标准，而是依据权威的仁、理。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仁”出发，要求君子尊重实际的理，“耻其言而过其行”，践行修齐治平之学，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性人格。孟子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及其“浩然之气”凸显了中国文化不容自昧，而求正确之心的理性。

　　其次，在领导干部与社会关系上，它强调整体和谐。“中国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和谐、人与人和谐、以人为中心的宇宙和谐，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7]126《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子也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道德经·四十九章》)说的是领导干部与百姓处于同一共同体，应共同努力建设公平合理、和谐有序的社会。最后，在领导干部与世界的关系上，它强调天下为公。

　　但中华文化中所主张的“天下”观念不同于西方，它强调的是以“民心”为基点、可以无限展开并不断拓宽延伸的文化—生活空间。深受这一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有着明确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荀子·王霸篇》)即反对唯我独尊、唯利是图的霸道，推崇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以德服人的王道，既欣赏异己的文化方式，也自觉自信于自己独特的发展之道。毋庸置疑，这些都是领导干部所要继承、转化的传统文化渊源。

　　(二)革命文化的批判渊源

　　鸦片战争后，一批仁人志士开始觉醒并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追求富强民主反对剥削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曲折斗争中，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在破旧立新过程中的批判与扬弃意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革命文化对旧文化的理性批判。从以康梁、严复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借鉴西方文化改良中国政治文化，到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知识分子，在浓厚的中国传统基础上接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洗礼，他们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体，而是用理性批判，打破原有文化长期滞流的积弊和诟病，勇敢地挑起“向西方学习”的重担，建立新的文化秩序和价值体系。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用西方资产阶级制度和文化对抗专制文化，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解放作用。

　　二是革命文化对新文化秩序的建立。革命文化并非简单粗暴地否定一切旧有文化，而是保留了传统文化吐故纳新的生命活力，确切地说是理性批判了专制政治下盛产的等级观念、臣服意识，继承了革故鼎新、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等优秀因子，这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傳入铺就了道路，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提供了文化支撑，这也就是无数革命先烈何以能在战火中铸就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原因。处于和平年代的当下，领导干部依然离不开革命文化的坚守，特别是它在革命中培育的理性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精神，足以克服全面深化改革的艰难险阻，正如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三)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渊源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9]41这一论断立足于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状，表明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对先进文化的不懈追求。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它高度凝结了人类文明成果，因而更具有理性的光辉。首先，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实践性是支撑文化自信的强大基础。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0]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更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改造世界的实践，因而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的实现。

　　其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克服了中国传统文化抑制个体创造性的不足，同时也摒弃了西方文化极度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弊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精髓，更是在尚未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时，退而求其“人的全面发展”的有限目标。从1957年毛泽东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起，到邓小平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再到江泽民要求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直至“十三五”规划提出“五大理念”，致力于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最终目的。

　　最后，具有明显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文化立足现代面向未来、坚持民族本色、追求科学真理。我们党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先进性社会制度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实现战略转型。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在切合实际、遵循理性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创新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

　　三、领导干部坚定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

　　李克强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文化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对外合作中的纽带作用。党员干部文化自信来源于文化建设的实践，来源于对当前文化发展现状、规律、趋势的把握。

　　(一)在提高文化治理能力中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始终发挥着支撑和引领作用。国家文化治理包括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国家文化治理能力两个方面，而后者为增强领导干部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

　　1.自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首先是要注重自身文化修养。毛泽东在国家治理中很强调这一点，他大量阅读中国古籍为现实斗争服务，并经常以历史人物事迹教育我党干部，如在读《韦睿传》时批注“躬自调查”“不贪财”“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等称赞之语，这也就是向党员干部提出了应当学习的内容[11]。同时可借用一定的考试形式并以此作为晋升的参考，促进党员领导干部把传统文化以及与文化相关的政策制度熟记于心，实现领导干部文化学习的制度化和常态化。

　　其次，必须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显著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12]。作为各个层级的主要决策者，领导干部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使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增强文化竞争力和自信心。

　　2.以法治等他律力量推动领导干部自觉践行文化职责。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最重要的是依法治官、依法制权，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和依法办事能力，给领导干部划定了具体的“底线”“红线”。这意味着领导干部必须把法治建设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作为评估工作实绩和领导班子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党委领导在制定区域文化相关政策时，一把手不仅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还要带头严格遵守法律程序，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人治思维”和“特权观念”。党委领导可以通过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保障重大决策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法治的力量作为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助推器。在文化政策执行过程中，党员干部的履责应以法律为准绳，确保行政权力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如于2017年3月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政府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管理、提供、保障中的职责，对公共文化服務资金使用制度、公共文化设施的选址要尊重民意等规定都是党员干部应该认真遵守的。

　　(二)在践行群众路线中增强文化自信

　　人民群众是执政之基，执政合法性取决于民众对政党获取、控制和运用公共权力的认可状态和认同程度。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必然要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领导干部的文化自信必然来源于社会全体占有的公共文化资源，来源于全体人民创造的文化成果，因此扎实推进文化建设过程中也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密切联系群众，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1.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的条件下，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已得到了相应的满足，而对精神文化生活则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领导干部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解决好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突出强调要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了解人民的喜怒哀乐，发现人间真善美，创作出讴歌奋斗人生、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的文艺作品。第三，加强文艺队伍建设，加强新人培养，增强文艺从业人员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全民文化建设体系，开展全民阅读、全民普法、全民健身、全民科普和艺术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更好地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享受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2.统筹整合公共文化资源。长期以来，由于各类公共文化资源缺乏有效整合，资源整体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因此文化资源不能实现被群众利用的价值，文化认同度不高、凝聚力不强、文化自信的群众基础不牢固。“个人(领导人)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能被集体接受、共享的理想、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基础上。”[13]也就是说领导干部的文化自信也建立在能被广大群众认可的公共文化基础之上。为官者管全局、顾大局，是社会凝聚的“胶合剂”，是社会动员的“能量源”。领导干部占据着精神高地，就能产生文化“高势能”，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引领力。

　　领导干部个人要明确自身责任，提高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和统筹能力，在资源上相互融通，在服务上相互借鉴。同时创新意识形态与世俗文化相统一的大文化形态，特别是寻找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资源的结合点，运用“互联网+”行动、国家大数据战略构建爱文化、重文化与用文化的全民动员机制，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推进公共文化协调发展。另外，领导干部分配公共文化资源也要坚持城乡均等、区域均等、群体均等，保障人民公平、均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更大范围地实现人民的文化利益。

　　(三)在融入世界文化强国行列的道路上提升文化自信

　　只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站在全人类的视角看我们所做事业的战略意义，领导干部才会真正提升文化自信的践行能力。

　　1.营造利于文化创新的社会环境。领导干部在推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中，要更加注重营造有利于扶持、认可和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和行业秩序。一是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文化产业也存在着市场导向和利益分配方式导向，党政领导干部在调控文化市场、规范文化市场、维护正当收入报酬中有着关键作用，肩负保障利益分配机制和文化原创力的重要职责;二是保护正当文化创作权。这是要求领导干部规范法律执行，保护文化产品本身创造权不受侵害，同时也要保护文化产品形成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原创权，如尊重法律赋予剧本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三是建立公平客观的文化评价体系。党政领导干部应按照公平客观的文化评价指标，建立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评价体系，引导群众按照文化服务标准进行理性消费。

　　2.引领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新一届党中央把传统文化作为独特的战略资源，在发挥中华文化更深远的国际传播力方面有着深刻的意义。推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走出去”，领导干部要做到“知己知彼”，寻求既代表中国文化的内容、形式、手段、载体，同时也要充分考量国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审美需求等。利用“一带一路”文明创造之路，拓展互惠互利的文化贸易渠道，讲好“新丝绸之路故事”，沟通沿线国家民心。正如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所言，“‘文化中国”系列活动还将继续办下去，特别是‘四海同春，已经成为春节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我们仍然要坚持高标准，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海外，送到侨胞身边。”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善于开拓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民间渠道，如健全民间对外文化交流的政策，设立对外文化活动的专项资助资金，培育企业、社会组织、研究机构、文化团体在传播中国文化中的主体意识等。

　　3.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费孝通先生提出不同文明之间文化交流中应该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共处原则，这就是说不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应该自觉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优势，并据此建立对待自我文化及外来文化态度的文化自信。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一是反对文化自卑心态，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以博采众长的心态参与文明交流互鉴，择善而从，吸收有利于中国文化发展的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二是克服盲目自负的大国心态。在文化发展道路上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及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在外交政策和对外方针执行上，坚决反对文化侵略、文化霸权主义，坚持自古以来的和平发展理念。携手全人类，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崇高价值和目标，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所指出，“要坚持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9]25

　　总之，世界正处在新一期的全球化变革调整阶段，国内也处在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文化领域也处在冲突与发展机遇并存的关键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肩负起在坚定文化自信中领导群众、示范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重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重要方针，引领整个社会形成团结和睦、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进而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历久弥新、永不衰竭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刘云山出席并讲话[N].人民日报，2016-09-02(01).

　　[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N].人民日报，2017-01-07(01).

　　[3]刘建军.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家园[J].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1).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

　　[5]安东尼奥·葛兰西，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98.

　　[6]李京.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看中共重构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J].理论月刊，2014(1).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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