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含义。中国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就是“过河”，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方法是“摸着石头”，目标是“过河”。政治上也是这样的，邓小平也强调过，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是怎样的一个东西呢?又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呢?这同样要依靠“摸着石头”的方式。
从历史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更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们感觉到光看30年改革开放看中国模式不清楚。讲中国模式还需要讲改革开放前的30年。有人甚至说，这60年也看不清楚，需要再往前推30年。的确如此，如果不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模式，就既不知道有无中国模式，更不知道中国模式是什么。说中国模式，强调的是“中国的”，是中国文明的当代体现。如果光从改革开放后而产生的一些新的制度因素来看中国模式，就会不得要领。相反，认识中国模式就是要考察中国文明是如何容纳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的。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就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那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付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着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时，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本身也往往对自身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中国政治的特有传统
政治上，西方是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到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也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meritocracy)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既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模式，每一个模式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是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为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和其他任何模式一样，中国模式也在演进和演变过程中。在全球化时代，模式的变革动力更为强大。因为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的互动更为频繁，或者主动地向其它模式学习，或者被动地受其它模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种模式有趋同的趋势。但是趋同不会变成同一。中国模式在受其它各种模式影响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特色，并且是通过变化而保持自身的本体。其它模式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