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知道中国模式的缺陷在哪里。我们已经讨论了作为中国模式核心的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要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其它缺陷，才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提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加上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的时候，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任何东西走过了头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个人主义走过头也不行。西方模式的缺陷，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中国呢?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主义走过了头，也要产生经济危机。
那么如何改进模式呢?我们已经论说过，全盘私有化并非中国现实的选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中国内部来寻找。改进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目前中国存在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看，模式的改进就是要寻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点。
政府的角色定位要清楚
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者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哪些它应该退出来的地方它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很好，但这个目标和所使用的实际手段则是完全脱节的。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贫穷不堪。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在所有国家，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改变，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统治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为什么成功?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和利益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的动力。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政治过程的开放力度又不够了。政治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必然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关键在于继续的开放。在政治领域，19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因为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其它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部门，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和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比如说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两者就要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开放创造新的利益去推进改革
现在的情况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就是想改革一个制度，但是所做的结果却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制度，而不是制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敢去摸石头。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团就剥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价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为利益集团提供一个机会赚大钱。其它方面的改革如医疗和教育也是这样。无论怎样的改革议程，一旦被利益集团所挟持，那么就会背道而驰。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时就有很多的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找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在保持政治开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大多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个目标的。但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着这个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自我腐败。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从自身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的变革历史中学到了非常多的教训。执政党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开放?这永远会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