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犯罪之成立以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等四个方面的要件得以“齐合填充”为充分条件。这种模式或体系肯定存在不足，但其不足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对此，一些学者依照德日体系的比对总结出我国犯罪构成论有如下问题:(1)它是封闭的犯罪构成，而不是开放的犯罪构成;(2)它是平面祸合的犯罪构成，而不是递进型的犯罪构成;(3)它难以兼顾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统一;(4)它重视经验分析，忽视价值评判;(5)其逻辑体系不明确，容易导致各种要件的混淆;(6)它不能体现控诉和辩护的统一，等等。〔’〕
一、在笔者看来，以上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体系上的美感，于实践需要并未切中关键问题，因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德日犯罪构成所不具有的优点:一是它可以大量地节省司法资源，防止在要件缺损的案件中浪费时间和财力;二是它可以发挥积极的人权机能，比如盗窃，根据美国刑法，明明是一个儿童，警察却要将它诉至法庭，在考察了他的行为符合法律的犯罪规定以后，再由律师来进行“未成年”的抗辩，然后由法庭做出无罪判决。川这点在德日模式中也一样，即关于未成年人的行为，首先要进行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判断，然后进行违法性的论证，而只有到责任评价时，才能停止进一步的评价。可见，与德日或者英美刑法等国的犯罪论体系相比较，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在定罪或者定性方面尚没有较显著的瑕疵，至少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在所有上述指责中，以下两点是尤其值得商榷的。
(一)所谓缺乏递进性之指责
如日本大家仁教授认为，中国刑法犯罪论体系是不妥当的，因为“把犯罪的构成要素区分为客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当然是可能的，但是，仅仅这样平面地区分犯罪要素，并不能正确地把握犯罪的实体。例如，像后述的主观的违法要素(参见第434页以下)，虽然是主观的要素，但是，应该像客观的违法性要素一样被作为违法性判断的对象，同时，像客观的责任要素(参见第429页)，尽管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是与其他的主观要素一样，应在决定可否对行为人进行责任非难时加以考虑。”这样的体系，“有忽视客观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各自内在的差异之嫌，而且，这样仅仅平板地对待犯罪的要素，既难以判断犯罪的成立与否，又难以具体地论及所成立的犯罪的轻重。，，[3]
笔者对于大家教授的评判，有以下异议:第一，将中国、俄罗斯和英美刑法学的体系等同于前行为论体系是错误的，因为在前行为体系中，行为不是刑法中的基本概念，而在中国、俄罗斯和英美刑法学中，“行为概念依然是贯彻全部范畴的主线”，“行为作为一个事实，始终是刑法评价的对象”，[4]所以，他们属于行为论体系中的分支。第二，由于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评价和犯罪认定是分离的，依据英美刑法学的方法，在责任评价阶段存在犯罪的辩护事由，这样，就在犯罪成立的平面之后，深人展开对犯罪个性因素的分析，从而，刑法对犯罪的评价完全可以“脱平板化”，并形成更生动、更丰富、更深人的评价机制。这非但在犯罪成立上是合理的，而且在刑事责任大小的分析上也是可取的，它避免了德日“三段论体系”中混淆责任大小评价和犯罪定型评价的缺陷。
(二)所谓逻样混乱之指责
如我国有学者认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虽是一个整体，但是在其内部的各要件之间缺乏层次，联系不明确，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是不统一的，这容易造成混乱。笔者认为，就如吃饭穿衣的顺序一样，这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比如在吃饭的时候，是先吃饭还是先吃菜，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每个地方的风俗不同，可能有些地方的人有先吃菜后吃饭的习惯，而另外一些地方的人则可能习惯于边吃饭边吃菜，但无论如何，最后都是吃饱肚子;穿衣服也是这样，比如穿毛衣的时候，有的人习惯先套头后套手，而有的人习惯于先套手后套头。对于犯罪论来说也是这样，只要在大的方面没有问题，就不应当纠缠于这些细微的区别。而且即便我国刑法理论有这样的特点，也不能说它不好。
实际上，在英美法系刑法中，关于犯罪论的模式和地位，也没有全然一致的看法，其中既存在一般犯罪构成论和具体犯罪的顺序的不同意见，也存在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顺序的异见:Loewy在具体犯罪之后讨论其构成部分，依次从以下内容展开论述:(1)犯罪意图，(2)犯罪行为，(3)犯罪未遂，(4)共谋，(S)辩护事由;Herring & Cremona将犯罪成立的一般条件分为:(1)客观要件，(2)心理要件，(3)因果关系，(4)严格责任和代理责任，(S)具体犯罪，(6)辩护事由，(7)犯罪中的共犯关系，(7)不完整罪，依次论述;Emanuel将犯罪的构成分如下内容依次论述:(1)犯罪行为，(2)犯罪心理态度，(3)心理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致性，(4)因果关系，(S)责任，(6)辩护事由，(犯罪未遂，(8)共谋，(9)同谋和唆使，(10)具体犯罪;Padfield将犯罪的构成依次分为:(1)犯罪行为，(2)犯罪心理状态，(3)能力耗弱的状态，(4)一般辩护事由，(S)共谋，(6)不完整犯罪，(7)具体犯罪。[s]
而且就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看，一般遵循“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的“发现论”顺序，或者“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的“行为论”顺序。其中的基本结构都是大同小异的。这就说明，我国犯罪构成论并非如批判者所说的那样逻辑混乱，而是大体上有“章”可循。
二、我国犯罪构成论的症结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犯罪构成理论虽然定性问题不大，但是对犯罪有关方面的评价还是不足的，容易导致形式正确但结果不合理的结论。就其原因及其表现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重实质概念，轻形式概念
从形式上看，在我国刑法中，犯罪的成立必须符合犯罪构成，即与行为和行为主体相关的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必须充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等四个方面的要件。在有的学者看来，这似乎说明我国刑法中的实质和形式构成没有截然分开，它表明认定犯罪的法律模式是什么，有哪些条件，它还表明了认定犯罪的大致标准。结合社会危害性理论，所以，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是形式和实质的统一。[6]然而，笔者认为，虽然在总体上我国刑法体系是符合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的，可是，就犯罪构成的判断而言，它本来应当是一个形式的判断过程，和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具有一样的属性和机能，无论是犯罪构成还是构成要件，都是理论为司法提供的一个判定犯罪的基本框架，如果行为特征与这个框架相符合，原则上就成立犯罪。但在平面的犯罪论体系中，要实现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可能采取的一种做法，就是对犯罪构成进行实质的解释，使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具有实质的违法性。这也正是我国刑法理论的通常做法。假如如上述论者所说，我国犯罪构成论中包含着实质判断的话，那么，结合犯罪阻却事由的判断，就表明实质要素在我国犯罪论中占据很大比重。此外，我国犯罪论体系是以实质性的界限性概念为主构建的，比如犯罪论中的行为，不是强调形式意义上的实行行为，而是强调实质意义上的危害行为;再如关于犯罪』L"理态度，在认知要素上不是强调构成要件的事实，而是强调危害社会的结果。可行为犯是无结果可言的，因而这样的定义值得怀疑。而且关于犯罪过失的概念，通说认为，“所谓犯罪的过失，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态度。’，f}l可是众所周知，过失犯罪以刑法有特别规定为限，犯罪过失也应当受到刑法规定的限制，因此，在德日等国刑法中，关于犯罪过失都强调“法律特别有规定加以例外处罚的场合的心理态度”，可见我国犯罪过失的概念中忽视了法律形式的限制;还如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是以实质性的作用为主进行分类的，而德日等国刑法则强调形式上的分类。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应当承认，我国刑法的形式要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和把握，在许多时候为实质要件所取代。犯罪构成或者构成要件模式是规制普通公众行为的一种方式，也是约束司法权力的基本条件，如果它不能得到很好的适用，就时刻危及到罪刑法定主义;如果犯罪构成中形式要素不足，则容易导致责任评价的虚无，使罪责一致的原则流于文字。在我国，过去忽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框架，是罪刑法定原则不能被很好贯彻的最根本的原因;现在轻视形式的要素，则是造成相当多的不合理判决的原因。比如在共同犯罪中，因为不是根据形式的要件区分犯罪人，在把握主犯和从犯时就有很大的随意性。当然，完全从形式上确认犯罪的符合也不正确。在这方面，德日和我国刑法有相互“靠拢”的倾向。f87
(二)重事实判断，轻规范评价
在我国学者看来，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的要件相当于犯罪成立的四个部分的零部件，它可以被机械地拆卸和任意组合，而组合所依据的规则，和一加一等于二相同，是一种对因果的、自然的法则的运用。这样的犯罪论观点，更多的是一种经验生活上的感觉和一种平面上的思考。[9]可是，当我们认为犯罪论体系也是一种认知体系时，就应当把犯罪论体系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论体系，即关于犯罪事实的认知论体系。任何社会认知，都包含着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两种内容，也必须凭借经验和规范两个标准。因为“真理不是终极之物，真理本身还要从我们的合理可接受性标准那里获得生命，而如果我们希望发现真正隐含在科学之中的价值，这些标准是务必注意的。”〔’”]“经验世界是依赖于我们的合理可接受的标准的……我们使用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来建立一幅‘经验世界’的理论图景，然后，由于这幅图景的发展，我们根据这幅图景来修正我们的合理可接受标准本身，如此不断，以致无穷。”〔川所以，忽视规范评价的犯罪论是不科学的。在此意义上，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评价机制中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在这里，还有两个观点是需要商讨的: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构成或者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是无价值的、无色彩的中性评价。这是一种极为流行的观点，它是深受贝林格构成要件理论影响的结果。在贝林格看来，“构成要件是完全客观的实体，是可以感知的外界的过程。”〔”]因而，很多学者认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是无价值的判断。但是，刑法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建立的法律体系，刑法学也是根据刑法的目的建立的知识体系，一定的目的是它们的共同精神支柱，所以，在适用刑法或者展开刑法理论的同时，也就是刑法精神在刑法事实世界的体验过程。即便在构成要件的形式判断中，也不仅仅是经验事实的对称性分析，还包括价值的评判。这种价值评判，在微观上存在于特定的刑法概念中，如“他人的财物”、“淫秽物”等;在宏观上，最典型的如因果关系评价，过去完全立足于物理法则进行经验判断，但是现在一般认为，规范性要素也是不可缺少的，因而才出现了所谓的“法律因果关系”概念。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中因为存在实质的判断，它们通过社会危害性反映出来，因而它包含价值的判断。〔”〕笔者对此有两点异议:首先，实质判断中即可包含事实成分，也可包含价值成分，不能说因为我国刑法中存在实质判断，就认为必然存在价值评价。其次，以社会危害性为例，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价值评价的结果，而不能说“四个要件都是以社会危害性为基础的”，可见在刑法上反映社会危害性的，是构成要件的事实，而不是社会危害性决定实质的构成。如果根据法律的内容判断犯罪构成，它所需要的要件反映的只是经验世界的事实，应当认为主要属于事实性要素。即便在具体概念中存在规范判断，如规范性要素，但是在因果关系论中，如后所述，它是很典型的经验法则的结果。
犯罪构成不可忽视规范评价，而我国模式却正好忽视了这一重要的内容和标准，其直接后果并不是定罪不准确，而是在选择构成事实时缺乏明确的目的，不能有效限制客观归属的范围。
(三)重视犯罪的静态要素，忽视行为的动态要素
在我国刑法的犯罪认识过程中，仅仅依据法定的四个方面的要素进行充足性讨论，就会陷人静态评价的“泥潭”，而不能机能地把握和分析具体的犯罪因素，这就很难在相同的犯罪构成中将行为人区别开来。比如盗窃，有的是因为饥饿，出于生理原因而实施的，有的是因为贪图享受而实施的，但是盗窃的动机不是犯罪构成的要素，那么在犯罪的认定中它就不能被评价;再如杀人，有的是行为人出于报复杀人，有的出于义愤杀人。即便是报复，也有不同原因，有的是因为他人举报自己的错误，有的是因为他人长期虐待自己。这样的情形也不能在犯罪中被评价。
可是根据“刑罚个别化”的原理，在适用刑罚时，应根据行为人的具体行为表现、在犯罪中的地位、犯罪后的表现以及行为的原因等要素进行综合评价，以决定刑罚。在这方面，英美刑法或者德日刑法的犯罪认定模式比较容易实现“刑罚的个别化”。比如在英美刑法中，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杀人，这是类型性的定罪，但是，在抗辩程序中，可以通过精神紧张、认识错误、被胁迫等等宽恕事由来求得法官的谅解和同情，以达到减免刑罚的目的。在德日刑法中也是一样，符合构成要件的杀人行为，也是抽象的犯罪类型，它不能显示行为人的特性，但在责任判断中，因为考虑期待可能性以及违法意识的可能性，从而“激活”了犯罪的具体事实，便于依据具体情形确定责任大小。当然，德日理论的问题在于，在确定犯罪成立的过程中，一并讨论责任的有无和大小，似乎不太妥当。
三、结论
由于上述问题，使得刑事责任在我国刑法理论构造中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恰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刑事责任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范畴，它可以说生存于犯罪与刑罚的夹缝中，地位显得无关紧要甚至变得十分卑微。因为刑事责任仅仅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自然的结果，“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这一命题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刑罚也是犯罪的结果，“有罪必罚”乃普遍原则。如果勉强要强调刑事责任的重要性，至多可以肯定的是，在理论上，刑事责任可以成为犯罪与刑罚二者的连接枢纽，可以说明有些犯罪虽然没有受到刑罚处罚但它还是有刑事责任的，仅此而已。
综上所述，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或者准确说是刑法构造理论，其主要问题不是定性准确与否，而是欠缺对责任的认识，所以，明确确定责任在刑法理论构造上的地位，对刑法司法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刑法理论的构造来说，也是当务之急。从这方面看，反思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并不能以推倒传统理论构造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