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让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了国事。文献研究表明，尽管父亲的参与有增加趋势，但母亲仍然是家庭教育的主导者。分析背后的影响因素，除了家庭特征及两性的个体特征，传统观念及社会发展因素如人口流动、离婚率上升等，都会影响两性的家庭教育参与。理性看待，以社会发展推动亲职教育归位;更新观念，倡导亲职共育新风尚;家校协同，弥补亲职缺位缺憾，是新时期改进两性家庭教育参与的应有之义。
关 键 词 家庭教育;两性家庭教育参与;教育母职化
①母职惩罚指女性因生育之后大幅增加对家庭照料等的投入，从而制约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而给女性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及工资率下降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2022年1月1日起，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至此，家庭教育走向法制化轨道。家庭是儿童成长的起点，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石。父母参与家庭教育的程度，将直接影响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本文旨在分析父母家庭教育参与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促进父母共担家庭教育重任，提供思路及建议。
一、现状研究：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参与者
传统观念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男性负责家庭供给，女性负责家庭照料。女性从子女诞生伊始，就要接受“母职惩罚”①，除了要承受生育造成的职业中断及人力资本积累中断的职场损失，还要承担起子女的家庭教育重任。随着家庭照料时间的增多，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时间便自然减少。对此，贝克尔认为，夫妻双方会根据自身优势在市场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做出最优选择。[1]女性因生物学上的先天优势，将承担更多的照料家庭的责任，因此相关研究更多的是讨论父亲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以及母亲的育儿投入。[2]
大量研究揭示，在中国家庭分工模式中，女性一直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承担者。2001年，北京市针对0～14岁的儿童家庭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母亲占到整个受访人群的70.2%，父亲只占受访者的20%，母亲在家庭教育参与中占主导地位。[3]基于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数据的研究发现，父亲、母亲在子女行为参与和关怀交流方面均表现出显著差异，母亲对子女教育卷入的参与程度总体高于父亲。[4]2015年的一项关于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中父亲参与家庭教育情况的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偏少，仅有6%的父亲能够将80%以上的业余时间用来陪伴孩子，而这其中能够进行包括亲子共读、科学探索等高质量的家庭教育参与的不足25%。[5]教育呈现出一定的母职化现象，而父亲基本还在扮演传统意义上的“供养者”角色。[6]
伴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上升，传统家庭分工格局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女性除了担负家庭照料的责任以外，还将为家庭提供经济供给，传统女性主导的家庭照料逐渐被两性协作抚养替代，男性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己的家庭角色，参与到家庭照料及家庭教育中来。我国近期的研究也显示，家庭育儿呈现出父母平等合作的趋势。2020年北京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关于“80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实证研究表明，“80 后父亲”家庭教育的参与处于整体偏上水平，表现出较平衡的特征。[7]但整体而言，母亲仍然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参与者。
二、因素分析：来自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共同影响
两性家庭教育的参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宏观上，既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也有社会发展及变迁层面的因素。微观上，家庭特征及两性的个体特征，对两性的家庭教育参与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文化基因根深蒂固
中国作为深受父权制家庭观念影响的国家，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文化阻力很大，“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根深蒂固。父亲的主要作用被认为是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而照料及教育子女则是母亲的首要职责。受此影响，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较强的父亲群体，会较少参与到家庭育儿中来。[8]另外，性别角色观念较强的母亲群体，也认同自己家庭教育参与的主体地位，从而排斥或不认同父亲的参与，进一步弱化父亲的家庭教育功能。[9]在劳动力市场上，当遭遇工作-家庭之间的矛盾时，在没有社会支持及家庭支持的情况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是女性暂时或永久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让位于家庭照料及家庭教育。
(二)社会因素：助推亲职教育参与失衡
1.人口流动导致父母(尤其是父亲)亲职教育功能弱化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流动对家庭养育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其中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占96%，其余4%由其他亲友照料。家庭结构的裂变，父母参与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留守子女”发展问题逐渐出现。[10]研究显示，只与单亲同住或双亲均不同住家庭的农村青少年不良行为发生概率均高于双亲同住家庭的青少年，[11]而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也显著低于农村一般儿童。[12]调查表明，因人口迁移流动导致的两地分居带来父亲育儿功能的极大弱化。[13]
2.离婚率上升致使父职教育缺失加剧
我国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两次离婚高峰期。此后，伴随着社会变迁，离婚率一直呈现缓步增高的态势。人口学家认为中国已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时期，伴随而来的是婚育年龄的推迟及离婚率的上升。[14]离婚率上升，家庭结构的裂变，首先带来的是离异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根据传统，离婚后子女大多会跟随母亲生活，父职缺失现象将更加明显。
3. 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导致亲职教育双双缺位
中国隔代抚养的现象很普遍。一方面基于传统观念，很多父辈把协助子女照料下一代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双职家庭逐渐成为主流。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位列全球第55位，排位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大型经济体。在社会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家庭照料只能借助隔代抚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留守儿童的增加，也使隔代抚养成为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在城市，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2017年的研究报告，自被访儿童出生到小学阶段，近八成(79.7%)的家庭存在祖辈参与儿童家庭教养的现象。[15]隔代抚养虽然解决了年轻父母因工作-家庭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养育难题，但也带来新的家庭教育问题。首先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受限于个人受教育程度，多数仅仅能提供基本的家庭照料，而无法提供科学的家庭教育。一项涉及9个省市1000名教师的调查发现，隔代抚养的家庭最难开展家校合作(73.4%)。其次，隔代撫养容易产生溺爱现象，不利于儿童良好习惯的养成。隔代抚养弱化了父母的家庭教育功能，父母双方因工作或被动或主动缺席家庭教育，阻断了父母和子女的亲情链接，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而从学业成绩来看，隔代抚养对儿童的消极影响明显。[16]
推荐阅读：教育机构相关论文发哪些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