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调查了广州市、深圳市738名外来务工人员的新媒体使用及公共事务参与情况，从劳动时长、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公民意识、自我认同与信息资本等因素分析外来务工群体新媒体使用与公共参与现状，揭示外来务工群体的公共参与度较低、参与渠道少的问题，并为智慧城市建设、社会治理决策供意见参考，提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拓展公共事务的在线参与渠道、提高外来务工者收入水平及知识素养等建议。
关键词：新媒体 外来务工人员 公共参与 对策
外来务工者作为城市里的双重边缘群体，通常从事技术工人、服务员、外卖员、快递员等声望低的职业，虽然为所在城市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率、促进消费各方面做出贡献，但由于社会服务保障不到位、权利缺失、缺乏城市归属感，该群体公共参与积极性不高，导致群体失声和公共角色缺位等问题。而在网络迅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够扩展社会关系，有利于群体发声和增强话语权，促进外来务工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
项目组通过线上下调查结合方式，收集到753份问卷，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738份有效问卷，来源地均属于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的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社区。此外，项目组还对年龄 21岁至 58 岁的不同行业外来务工者进行访谈，了解该群体生活及工作的具体状况。在接受调查问卷的外来务工者中，男性383人，占比51.9%，女性355人，占比48.1%，男女比例大致平衡。在年龄结构方面，25岁以下、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46～50岁、51岁以上各年龄区间的百分数占比为7.0%，13.0%，20.5%，20.2%，16.8%，14.4%，8.1%，表明30～45岁中青年为外来务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体力、精力处于巅峰和成熟时期，能够胜任社会职务与各项工作。在受教育程度上，受教育程度仅为初中程度的占比57.5%，高中或中专占比27.1%，大专占11.5%，本科及以上仅占3.9%，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受教育水平偏低，多数人受教育程度不超过高中。在婚姻状况上，已婚者占比82.6%，未婚者占比17.4%，已婚者拥有稳定的家庭关系，能为其外地工作提供情感支持、物质保障。在月收入上，收入水平在2 001～4 000元及4 001～6 000元的占比69.8%，月收入在2 000元以下的占比13.6%，总体表现为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处于低水平。
1公共事务参与现状及存在问题
1.1公共事務参与程度低
该研究将新媒体使用与在线公共参与结合，分为“参与网络投票”“通过网络了解并参与献血、募捐、义工等公共事务”“了解网上时事信息”“参与网上评论”。调研对象中分别有457人(61.9%)、452人(61.2%)、198人(26.8%)、528人(71.6%)很少参与以上四种事务，公共参与度偏低，多数人会关注时事信息却很少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1.1.1新媒体使用时长较短
新媒体使用时长较短，导致公共事务参与时间短。该研究数据表明，分别有160人(21.7%)、232人(31.4%)、148人(20.0%)的新媒体每日使用时长为1小时以下、1～2小时、2～3小时、3～4小时。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农民工过劳现象非常严重，45.88%的农民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超过60小时[1]。HYC：“平时有空都喜欢用(手机)，但工作太忙，时间不允许你参与公共事务。”劳动时间过长、闲暇时间过少直接影响其新媒体使用时间，阻碍其公共参与。ZJJ：“每天只有很零散的时间，有空就看手机，可能一次就十分钟。”外来务工者闲暇时间具有碎片化特征，一方面使得其难以长期关注和参与某项公共事务，另一方面表明短期性的、片段性的公共事务信息更适合该群体。
年龄增长，新媒体使用程度越低(见图1)。受众能通过网络多元信息环境接收丰富社会时事信息，提高政治知识和参与水平[2]，且智能手机使用趋于低龄化，年轻人群使用新媒体时间更长、使用功能更多样化，有利于在线公共参与。年龄—公共参与关系曲线(见图2)与年龄—新媒体使用关系曲线趋势部分重合。随着年龄增长，新媒体使用时长呈现单一下降趋势，而公共参与程度先上升后下降。30岁以下人群新媒体使用程度高，但心智成熟度及社会化水平未达巅峰，公共参与度仍在上升期;而31～35岁人群正处青壮年和事业上升期，自我效能感较强，深入参与社会生活，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达到顶峰。35岁后年龄越大，公共参与逐渐降低，与新媒体使用降低、参与行动力下降、年龄心态转换等因素有关。
1.1.2知识文化水平不高
中專、高中及以下学历有624人，占84.6%，群体学历水平低。CHL：“我不经常参与公共事务。自己不怎么想去参加，意识不够，似乎与我日常生活联系不大，感觉一般都是领导人才会关注。”YHC：“一般都不怎么关注，政策方面的公共事务感觉一般都是领导人才会关注。”外来务工者大多缺乏良好教育，知识水平和政治素养不足，认为公共事务与自身关联性不强，倾向保持沉默，为自身争取权益的积极性不高。
学历水平越高，新媒体使用程度增强(见图3)，公共参与程度越高(见图4)。高学历人群具有更高政治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强，参与社会事务积极性更高，具有强烈意见表达欲望;而媒体素养不足使文化水平低者更易迷失于社交媒体提供的复杂信息环境中，对信息难以正确判断，产生“数字不平等”现状[3]。且外来务工者多数从事声望低的体力劳动，加之受教育程度低，易形成自卑、自我封闭心理，社会参与和表达诉求意愿较低。
1.1.3公共事务的在线参与渠道少
受访者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参与途径和宣传少。CHL表示“不知道如何参与，因为我不太了解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所以我基本不参与”。LYY认为“(发布公共事务信息)最好通过多种渠道，现在政府发布信息的渠道单一。疫情期间通过电信运营商发布短信就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了，平常只是靠公众号就很难了解到事情”。PLX则表示：“虽然是有公共事务宣传，但一般都是面对一些大学生、公务员，对于我们这些外来人感觉不够好，宣传力度不够。”现有公共事务信息易忽略外来务工群体的需求，信息抵达率不高，且宣传方式缺乏多样性，难以引起该群体全面关注。
1.2更关注社会保障类公共事务
76%的人更关注社会保障类公共事务，其次是教育(64%)、医疗(65%)、就业(60%)。社会保障涉及切身利益、生活质量、政府社会支持和公共服务情况，为外来务工者多年持续关心的问题。公共服务满意度提升能增强公众政治信任，提高参与政治事务意愿[4];而城市公共服务缺乏影响其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降低公共参与积极性。目前外来务工者社会保障形势严峻，参保率和参保种类偏少，风险防控意识弱[5]，亟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近年房价飞涨，给经济困窘的外来务工者融入城市社会造成阻碍，住房关注度(49%)相对更低。
1.3中等收入外来务工者的公共事务参与度更高
新媒体使用程度随收入增长而先上升后下降(图5)。6 001～8 000元人群处于中等收入阶层，能保障生活基本需要，劳逸结合，相对其他收入阶段人群休闲时间较多，新媒体使用达到峰值;收入低于6 000元人群为维持基本生活工作而奔波劳碌，8 000元以上人群多为领导高层，工作任务、会议、应酬活动较多，空闲时间较少，新媒体使用程度较弱。其公民意识、信息资本、自我认同都随着收入增长而呈现低—高—低的拱形特征(图6)，临界点大致为6 001～8 000元之间，与新媒体使用变化(图5)、公共事务参与变化(图7)大致契合。月收入6 001～8 000元人群在城市公共参与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一定程度内，高收入人群的公民意识和自我效能感越强，通过新媒体获取更丰富的公共信息资本，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月收入超过8 000元，闲暇时间和新媒体使用时间缩短，公共事务参与率相对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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