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料库视角下“声声慢”两种英译文比较研究

　　摘 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由许渊冲和肯尼斯·雷克斯洛(Kenneth Rexroth)翻译的《声声慢》英译文本，研究方法则以语料库语言学为基础，从译文中的词语、句型结构以及语篇建构三个方面对两个译者的翻译风格进行比较、评估和考证。本研究证明：同一源语文本，就 T 型译者风格而言,不同译者的译文风格明显具有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又主要体现在译者采用显化或隐化翻译策略，从而凸显出译者选词或者构句差异性;译者风格迥异主要是由于翻译实践中，译者发挥其主体性对原文进行操控和重组所致。

　　关键词：译者风格;许渊冲;肯尼斯·雷克斯洛;语料库;《声声慢》

　　严丽; 严丹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01-05

　　一、引言

　　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研究是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的一个部分，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李清照备受研究者们的关注，对其诗词的研究自然也应该是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对国内主要学术论文数据库进行统计后，笔者发现从二十一世纪开始，国内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对李清照词英译研究和论著。 这些研究和论著中，如：孟兰(2010)根据图式理论来探讨李清照词的英译文本;张李贝(2012)是基于语料库对李清照词英译进行研究;龚晓斌教授(2015) 也是采用语料库方法探讨了李清照词的三位英语翻译者的翻译风格。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在众多的研究者中郦青(2005)系统全面地梳理和研究了李清照词的英译本。 《声声慢》历来是李清照词中为人称道的佳作，全词因此也成为很多译者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对象。 《声声慢》英译现在已经有 16 个版本(张琰，2014)。 所以，《声声慢》的英译研究也应当纳入研究者们的深入研究范围。 在相关研究中，探究《声声慢》的英译文章大多数是选取不同译者的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 研究者们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从文化、译者文化身份、文化意境、翻译质量评估等角度宏观地探究《声声慢》英译文(匡桂阳，2014;徐琼，2014;项利，2013;丰玉芳， 2015)，其二，从音韵、结构的对比及字词的使用等微观方面把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讨论(刘清华，2010;丁莉，2012)。 前面提到，通过语料库的方法，张李贝和龚晓斌对李清照词英译进行了研究，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主要是以李清照词《如梦令》《渔家傲》《醉花阴》 等作为主要语料对象，《声声慢》还没有作为唯一完整的语料对象出现在他们的论文中。 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以语料库为研究方法，针对《声声慢》的不同译者的英译文风格进行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翻译风格研究方法最初是由 Mona Baker(2000)介绍到翻译研究中的，自此以后，该方法被研究者们广泛应用。 Munday(2008)在其基础上提出要考虑译者翻译风格和译文产生的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与关系。 译者风格 (translators’ style) 被 Saldanha G (2011)分为两大类：S 型译者风格也称为翻译文体(translation style)和 T 型译者风格。 T 型译者风格研究重点在于探究特定译者惯有的一些语言技巧， 而 S 型译者风格或者翻译文体考察的是译文与原文的差异性和共性研究。据此，本文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选取《声声慢》两种不同译文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译者在将源语转换成目的语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针对译者风格(T 型译者风格)进行考察。 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希望能从新的角度探究《声声慢》英译文译者风格，以此为李清照词英译研究者们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研究对象选取及语料参数设置(一)研究对象选取

　　本研究选取考察的语料对象是中国学者、 翻译家许渊冲(1921—2021)和美国诗人、翻译家肯尼斯·雷克斯洛(Kenneth Rexroth/王红公)(1905—1982)的《声声慢》译本。 以两位翻译家的《声声慢》英译文为基础，该研究自建一个小型比较语料库。 许译文最早见于 1990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唐诗宋词一百五十首》中，肯译文则于 1956 年在《汉诗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中面世。 该研究语料选取具备以下特点：(1)《声声慢》 原文是李清照词代表作之一，属于中国古代典籍，其不同译者的英译文被作为语料对象进行研究，使得该词的译文在译界成为学术热点;(2)译者分别是中国翻译家、学者以及美国翻译家、诗人，他们分属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类译者类型①;(3) 两位译者的译文在风格上有很明显的差异性， 值得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究。 简而言之，本文语料样本的选取是有一定科学性和代表性的。

　　(二)语料参数设置

　　本文主要从选词、词汇频度、词汇密度、词汇长度方面着手，对许渊冲和肯尼斯的《声声慢》译本进行 T 型译者翻译风格研究、 分析。 本研究中的统计对比数据主要来源于 Antmover 1.0 语料分析软件。 通过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平行比对，以期比较、 分析、 归纳出两个译者翻译原诗时在理解和表达上的异同，从而探究两位译者在体现原诗的思想、风格方面的迥异和特点。

　　三、《声声慢》两种译文的语料库分析、研究步骤(一)译文形符及类符的统计及分析

　　次进行比对。 该语料分析软件具有一种简化的英语语料分析功能，可以进行词频统计、词汇索引。启动该软件，导入许译文和肯译文纯文本格式语料， 可以获得下面两位译者译文词汇对比统计数据(表 1)。

　　表 1 数据显示，许译《声声慢》的形符数比肯尼斯译文的形符数要大，而类符数/形符数比肯尼斯译文却远远高于许译文。 Mona Baker 研究译者的翻译风格时，采用了类型符的比值对译者的用词风格、 习惯和文体进行描述。 在特定的文本里， 类符和形符之间的比率被称为类型符比值(Type/Token Ratio,即 TTR)。 文本用词更加富于变化，词汇量相对较大都体现在 TTR 比值上，TTR 越高表明文本可读性越高，反之亦然。表 1 显示肯尼斯译文的总词汇数不多，但是其 TTR 比值跟许译文的 TTR 比值对比，更接近原文的 TTR 比值，也就是说从译文的整体用词看，肯尼斯译文的词汇变化更频繁，传达的信息量更丰富，译本更具可读性。 比如，原文“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一句肯尼斯英文用了两个特殊疑问词“what”和 “how”而许译文只用了“what”一个疑问词。 又比如，“咋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这一句中尽管肯译文用了 6 个英文词汇，许译文用了 12 个英语词汇， 但是肯译文的用词全部是实意词，许译文的 12 个英文词汇中包括 6 个虚词，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出肯译文的选词更丰富、复杂。 从 TTR 值的比对来看，两个译者的翻译差异性在于， 肯尼斯是美国后期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作为一个诗人，他在翻译《声声慢》时常常会把原诗用作自己创作的素材，发挥他诗人的天分，对原文进行丰富的创造性想象和变通。 这也导致了肯译文在总篇幅比许译文短的情况下，他的译文 TTR 比值还是高一些。 许译文形符数有 134 个，比肯译文多是因为，许渊冲在翻译该词的过程中采用的是显化翻译策略(explication)。 一种文体翻译策略那就是显化翻译，这种翻译策略是将在目的语中隐含的，却可以从语境和情境中推测出的信息清楚明确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的翻译方法[1]。许渊冲采用这种翻译策略是为了把原文内容和思想表达得更加清楚、具体。 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其篇章短小的特点要求无论是诗人， 还是翻译诗歌的译者都需要反复修改推敲自己的作品。许渊冲正是在不断的炼字、炼词、炼句、炼意的过程中采用显化翻译策略突出自己翻译效果。

　　例如，词中开头部分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肯 译 文 ：Search. Search. Seek. Se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 Sorrow. Pain. Pain.

　　许译文：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以上例句是十四个叠字，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宋词的音韵美和词人的才华。肯译文通过词汇变化和重叠，使英译文达到了强化的效果，创造出译者想象中的一种悲凉意境。这样肯的译文形符(Tokens)就比许译文少，而许译文则是通过增加词汇， 阐释原文叠字的意思使信息量更大， 从而形符也随之增多。由此可看出许译文采用的是显化翻译策略，把原文中的隐含信息加以阐释和说明，使译文在目的语中更加明了、具体。

　　(二)译文词频统计及分析

　　各个类符 (Types) 在文中出现的次数就是词频(Word Frequency)，它被研究者们用来考察、分析不同词语的使用频率。冯庆华曾经提出，诸如“the”“of”的词频能够反映出词组和句子结构的复杂性，若译本中“the”和“of”的词频较高，则说明该译本的语体偏正式[2]。 本研究利用 Antmover1.0 语料分析软件统计出两个类符的频次， 同时比对两词在美国的布朗语料库(Brown Corpus)。

　　表 2 数据表明，许译文中“the”和“of”的用词频率和 BC 中的词汇使用频次更接近， 说明许译文在这两个词汇的使用中比较接近英语母语的使用者， 他的译文对目的语中的读者而言也是容易被接受和理解的。相比较，肯译文两个词的使用频次稍微偏低，这说明肯尼斯坚持自己的翻译主张：译者把源语 诗 歌 翻 译 成 目 的 语 诗 歌 是 一 种 认 同 行 为 (an act of sympathy)，也是对自己译作的一种肯定和认同[3]。 所以肯译文的很多地方保留着原文的风格， 在真实再现原文的同时选择了忠实于原文的隐化翻译策略。 他的译文从语体的正式化角度讲，肯译文没有许译文那样接近英语母语，也没有许译文那样流畅易懂。许伟指出：“在翻译批评中， 有的高频词可以反映出文本作者或译者的用词习惯。”[4]而无论在汉语还是英语中，人称代词 的 使 用 都 是 语 言 照 应 机 制 不 可 或 缺 的 高 频 词 汇 。 哈 桑(Hassan)和韩礼德(Halliday)[5]把英文里的人称照应系统、详细地进行归纳和总结，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在英语中，人称照应非常重要。据此，表 3 将统计肯译文和许译文中的人称代词使用频次。

　　上面数据表明， 许译文和肯译文主格人称代词使用的频率比较接近，许译文代词词频总比率是 5.97%，而肯译文则为 6.78%， 这说明两位译者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都是按照英语语法偏向于用人称代词的习惯进行语言重构的。 在人称代词翻译的处理上相对来说， 肯译文和许译文均把原文的主语显化出来，这样两种译文在篇章衔接上更具逻辑性和结构性。韩礼德和哈桑[6]认为，无论什么话语，要成为一段语篇的话语就必须具有篇章性(texture)。 两位译者代词使用率的接近程度反映了两位译者在语篇重构中注意到， 一个语言成分和另一个能够相互阐释的篇章衔接关系。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语言学者指出语篇生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衔接。据此，两位译者的译文具备语篇生成的条件，符合翻译这一特殊行为。翻译就是译者在兼顾两种语言的风格和语篇功能对等的情况下， 把源语用目的语表达出来的实践活动[7]。

　　(三)词汇长度及词汇密度统计与分析 1. 词汇长度统计与分析

　　通常情况下， 一个文本里 2—5 个字母的词汇比较多，而平均词长(Ave Word Length)也一般是在 4 个字母左右。平均词长是指特定文本中类符的平均长度。 Antmover1.0 的统计数据表明，许译本的平均词长为 3.95 个字母，肯译文的平均词长为 4.62 个字母。 许渊冲译本的词长比总体比肯译文短，说明肯译文的用词难度稍微偏高。 两个文本 6 个以上字母单词数统计见下表：

　　虽然从平均词长看，肯译文用词难度比许译文稍微大，但是表 4 中的数据显示许译文中 6 个字母以上的长词百分比为 17.16%，肯译文的长词百分比为 13.56%，两个比值比较接近，这说明两位译者在选择 6 个以上的字母时并没有刻意让译文难度增加。 总体来讲， 两位译者的译文用词难度差别不是很大，而许译文只是在个别选词上，尤其是 6 个字母以上的选词上稍微增加了难度。 两位译者的译文词汇长度比率的相似度证明，为了译文的审美性和可读性，他们都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打破语言文字本身的一些清规戒律， 从而解决了诗歌翻译中译文与原文的言外之情和言外之意的冲突。

　　2. 词汇密度统计及分析

　　词汇密度可以反映出特定文本的信息承载量和难易程度，所以对一个译文的词汇密度考证是对一个译文进行科学、客观评价的必要步骤。在一个特定的文本中，实词和总词汇数量的比率就是词汇密度。胡壮麟对英语词汇进行分类，他指出英语中的实词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而虚词则主要有冠词、连词、代词和介词[8]。实词具有稳固而完整的词汇意义，所以实词可以有效地传递传达句子的主要意思。一般情况下，词汇密度越高，信息承载量也就越大，文本也越难理解。然而，文本承载的语言信息量不多，文本中的语意功能词汇就越少，词汇密度也就越低，这样的文本更容易让读者理解。 本研究词汇分类主要参考胡壮麟的观点， 而词汇密度计算方法主要参考 Ure[9]提出的计算方式：实词数/总词数×100%=词汇密度。 表 5 是对两位译者的《声声慢》英译文中实词数量及词汇密度统计和分析，见下表：

　　表 5 数据显示， 许译文的词汇密度和肯译文的词汇密度非常接近，两位译者的词汇密度差距不大，该结果说明两个译文承载的信息量差不多。 许译文的词汇密度不比肯译文高是因为许渊冲在翻译的过程中减少了功能词汇的使用， 这样他的译文在总词数多的情况下，词汇密度却比肯译文低。这一结果与上文研究形符和类符号比所得出的结论一致， 也就是说许译文总体上承载的信息量偏大。但是，由于许渊冲的显化翻译策略使得他的译文 TTR 比值偏低，这也造成了他的译文整体词汇密度偏低。许译文词汇密度情况表明许渊冲在翻译《声声慢》时，力图将原文承载的信息用精简的、明了的译文传达出来。 相反， 肯尼斯翻译原文时则比较注重词汇的运用和选择，他的译文相对而言难度更大，语义更加模糊,这一点又证明肯尼斯正是采用了隐化翻译技巧。 比如：

　　原文：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肯 译 文 ：I watch the gathering shadows. Fine rain sifts through the wu t’ung trees, And drips, drop by drop, through the dusk. 许译文：On plane’s broad leaves a fine rain drizzles At twilight grizzles.

　　以上面例文可以看出， 许渊冲的译文几乎没有用多余的词汇去传达原文信息，虽然他的选词个别比较复杂(这一特点与表 4 中的统计数据相符)， 但不难看出许译文的简单和凝练。 在肯译文中，肯尼斯增加了自己的想象和功能词汇，所以使得他的译文相对而言内容比较丰富、复杂，诗歌的意境更加生动。 由此，肯译文和许译文的风格迥异便可见一斑。

　　四、句子表达分析

　　两位译者的风格差异不仅表现在词汇层面上， 通过可读性统计，笔者发现两位译者在文本的句子数目、平均句长和句子易读数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如下表所示：

　　表 6 显示句子数目为 11 个的是许译文， 句子数目为 26 个的肯译文。两个译文从句子数目看，许译文句子数少于肯译文。 “诗歌的句式很丰富，即以词而论，从以字词到十二、十三字句都有，现代诗歌的句式则更多”[10]。 许译文和肯译文的句式均脱离源语文本的束缚，采用不同字词、句式对诗歌中的信息进行重组、表达。 对比两种译文，不难看出两种译文虽然在数目上差别较大，但是通过信息重组，译文的价值得以体现。许译文句式运用较肯译文要丰富、复杂一些，他的译文能更好 地从句式多样性中体现源语文本的情感。肯译文数目较多，但句式比较单一，这直接导致译文难度级数增大。句子难度级数的增加同样会使译文的难度级数增加。翻译中国古典诗词，译者如果要完整全面地将中文原文意思传递给英文读者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有效表达原文意义，他们势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将原文进行阐释、改写和重组。表 6 中的平均句长数值验证了译者发挥主体性对原文进行有效重组这一事实。 虽然不能从句子的长度判断译文的难易程度，但从可读性统计结果看，句子的数目及长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出句子的复杂程度和句子难度级数。 许译文在诗意和音韵上与对原文进行超控和改写， 他的译文体现出现代诗歌一般“形散而神不散”的改写风格。由于肯译文尽量保持《声声慢》简明凝练，译者采用隐化翻译策略，其译文音韵突出，句子较为工整。 该处进一步证明肯尼斯为了译文符合中国传统诗学，让英语接受者了解中国古典诗词风格，在翻译该词时斟词酌句，使原文意义的价值在目的语中得到增加和升华。该部分研究结果验证明了前文词汇密度统计研究结果的正确性。

　　五、结语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许渊冲和肯尼斯在翻译《声声慢》时坚持自己的翻译主张，让各自的译文都具备译者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许渊冲以“三美论”为准则翻译该词，使其译文具备“形散而神不散”的高度统一。 肯尼斯则按照其翻译原则把诗人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保留原文的真实风貌前提下创造出了另一种诗词意境; 许译文的句子数目不多，但篇幅长，而肯尼斯则相反，句数少，篇幅相对较短，表明许译文通过“改写”的方式显化了原文中的一些隐含信息，其译文承载的信息量更大， 兼顾了译文的可读性; 但是肯译文 TTR 比值高于许译文，这表明肯译文由于采用隐化翻译策略，同时肯译文的用词丰富、多变。尽管不同的译者体现出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但是他们也有共同点。 正如本雅明(2000)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译者的工作是在译语里激起原作的回声，为此，译者要找到的是体现在译语中的效果，即意向性。 ”[11]这里原作的回声，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指再现原作的语言表达形式。 所以无论是许渊冲还是肯尼斯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在各具特征的翻译风格下，译者通过从用词、构句、表达等方面再现原文的语言意义。 上文中译文词频统计及和句子表 达分析部分正是该论述的有力论据。

　　虽然， 源语文本和目的语译文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语言差异事实， 但语料库为研究文本从源语言转换到目的语中提供了实际的、科学的且客观的研究基础。尽管不同译者翻译不同作品时所采用的具体翻译策略会有所不同， 但是以语料库为研究方法的译者翻译风格批评能够克服传统翻译论和批评的感想法和点评法带来的主观性、随意性和片面性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