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中西医学的发展思考阴阳的哲学与科学内涵
摘要：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辩证唯物的哲学思想，旨在通过探索天地自然运动变化的现象和规律来研究与描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从而揭示人体生命运动的规律及其组织结构和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西医学的发展历史和中西方思想与文化演变的进程，提出了阴阳学说之哲学与科学内涵的思考。对这一学说的思考将可能为中西医学相融合提供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同时也可能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提供一把钥匙。
关键词：阴阳;哲学;科学;内涵
徐安龙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12-08
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是源自中国古代辩证唯物的哲学思想，其本质是以天地自然运动变化的现象和规律来探讨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从而揭示人体生命运动的规律及其组织结构和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1]。我国古代医家藉阴阳学说来指导并总结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理论体系[2]。阴阳学说本身是关于自然存在的学说，对于古代哲学及其他古代科学的建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阴阳比较早地成为系统而抽象的哲学概念，在中国古籍之中，《易经》[3] 当属其一，其中《周易·说卦传》有这样的论述：“立天之道曰阴曰阳。”[3]说阴阳是“立天之道”，句中的“天”更多被解释为自然，指自然状态或自然规律，“阴” “阳”便是形成“天”(即自然)的存在条件，而阴阳学说就成为论述存在的学说。
《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1]上，阴阳是被这样定义的：“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这里的“事物或现象”指的都是客观存在，类似以阴阳表述存在这一观念的陈述，在《易经》中也是反复出现，比如《周易·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3]，如果置“阴”“阳”于“存在理论”上解读这句话，其字面翻译就是：(万物的)存在方式是“道”，也就是把“事物或现象”高度归结为阴阳的交互作用，唯阴阳的交互作用才是一切存在的“立天之道”。如此，阴阳学说便成为描述(宇宙)本体的概念，而“道”便是探讨一切存在(万物)的存在方式之整体性的理论。这样解读的阴阳，其内涵就与来自西方“对基本和普遍问题研究”的 philosophy(哲学)呈现出一致性的倾向，即：都是对存在之本体的探索，因而《中医基础理论》对阴阳概念的解释，才用了哲学和属性。尽管很难精准追溯阴阳从具体初始表达到后来成为抽象概念的演变过程，但如果回到 philosophy(哲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上来看，十分肯定的是：阴阳学说就是中国古代的本土哲学。
当然，哲学一词在中文中的出现，相对阴阳是很晚的，它最早是由清代学者黄遵宪由日文词汇引入，而日文的哲学一词是日本学者翻译的英文“philosophy”，而这个英文词汇是源自希腊的“philein”(爱或追求)和“sophia”(智慧)这两个词的叠加，这就是现在“哲学”一词的本义。但是“哲”字在中国出现得并不晚，它就表示智慧。回到西文词源上来看“哲学”，古希腊学术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4] 中说：“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 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这门学问与所谓特殊科学不同，因为那些科学没有一个是一般地讨论‘有’本身的，它们各自割取‘有’的一部分，研究这个部分的属性，例如数理科学就是这样做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用的这个“有”，显然指的是客观存在，所以他给这门研究 philein(追求)和 sophia(智慧)的学问下定义，说专门研究存在的这门学问不是哪门具体科学，而是以求知为目的的理论科学之中的“第一哲学”， 强调“philosophia”不像物理或者化学之类的具体科学那样，讨论着部分的或特殊的存在与变化，而是探讨着普遍的存在和之所以存在的共同属性。尽管“哲学”一词进入汉字系统很晚，但如果回到阴阳是针对一般存在方式的概括这一内涵上来看，应该肯定的是，阴阳学说就是中国古代的本体论。
众所周知，中医学是以阴阳学说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的，而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之核心就是阴阳学说，那就不难推断：阴阳学说是委身于中医学理之内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医学理对中华民族关于宇宙本体认识的承载与应用。这样，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关系，在哲学视角下就变得一目了然：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医学临床的关系，在哲学视角下也变得一目了然：是方法论与实践论的关系。由此，中医学之伟大也便一目了然：它不仅作为医学科学应有的完备理论将中国几千年的先进哲学思想加以记述，它还作为医学科学应有的医疗探索将这一理论直接指导于临床实践。所以，几千年积累与保存下来的医学古籍，这“汗牛充栋”的一切，要么是记录以阴阳学说为指导的医疗实践，要么是阐发以阴阳学说为本源的理论思考。是从认识到方法再到实践的统一，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及临床方技都凭借着中医人和中国人的代代生命实践而联结、保存、传承、翻译和发扬至今。
由此可见，阴阳学说不仅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医学科学思想，也是我们民族最古老的哲学思想，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源。所以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5]显然， “解码中医”的研究计划势在必行，这是我们寻得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途径。能否通过融合中西医学及现代科技的方式来展开，是我们计划“解码中医”工作的初衷与努力的方向，这种融合都要从解码阴阳开始。
1 中医学中的“philosophy”(哲学)
回望历史，中国古人从对阴阳的记录、成型，到对阴阳概念的思考、传承，应该有着比“河出图，洛出书”之传说更由来已久的漫长的积累与发展过程。直到遥远的“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时，阴阳也许才成为相对成熟的概念被公开讨论，而“画”或“演”的阴阳，也大概才脱离“向日为阳，背日为阴”这一自然现象的原始表达与记录，向着符号和概念的方向发展，毕竟“画八卦”和“演周易”都明显有了对规律进行思考与探索的深刻意味，而这与“阴”“阳”之或有“向日”的客观现象、或有“背日”的客观存在这一表达恰相一致，因此，随着由阴阳引发的系列普遍性思考，便形成了概括性及系统性的阴阳学说。因而，阴阳学说与“philosophy”本身都是探讨事物或现象之所以是、之所以然，即“有” 之为“有”之本体性，或者“存在”之普遍性的，这一思考与探索的一致性使 “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所以，从哲学看，阴阳学说应该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存在方式的描述，这一核心认知也就自然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滥觞。如果去追寻阴阳学说在中华大地有记述轨迹中最为“突显”的一瞬，大概首先要上溯到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256 年)，或许它与周代中国大地上同时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密切相关：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 ——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型，一个是中国汉字的迅速成熟——甲骨文开始向成熟的文字体系发展，前者使知识分子借个人价值实现而使文化光大，后者使思想文化借钟鼎金石而未亡于战乱。
1.1 社会转型——思想传承
中国历来都是农业大国，所以西周以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农业极其漫长的发展与积累阶段，至西周(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771 年)时期，冶炼技术有了巨大突破，使得农具和兵器都迅速得到改进，一方面社会生产力上了新台阶，迫使原始氏族式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变得不再稳固，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任何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6]正是“怎样生产”使得中国进入到社会体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东周(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56 年)，这长达五百年轰轰烈烈的变革，不仅使春秋战国(公元前 770— 公元前 221 年)成为中国历史风起云涌的动荡时期，也使其成为中国思想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身处变革中的诸子是那个时代上承先祖用个体生命把握中华文脉的知识阶层，他们因氏族解体而阶层独立，因阶层独立而思考文脉传承，即关于 “本体”之经验，又因传承方式的变革而广播下其后历代这一核心智慧的种子，即对于阴阳的思考。所以，圣人的文字里不仅有“深其耕而熟耰”(《庄子》)[7]，这一农业进步之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的实录，也有“礼崩乐坏”(《孔子》)[8]这一时局混乱之下忧其文化及礼仪何去何从的思考。这一时期，有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强调复行周制的儒家;有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强调自然无为的道家;有以墨子为代表，讲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的墨家;有以韩非、商鞅为代表，讲以法治国、兴功惧暴的法家;还有纵横家张仪、阴阳家邹衍、兵家孙武、医家扁鹊等等雄才激涌，畅辩“天下”。但这些或治国、或修身、或技艺、或征战、或医疗，放诸四海去实践的一切，哪家又不是根于阴阳的呢。马克思说：“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并且“人民最精致、最珍贵、最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9] 因而知行合一的诸子论辩的就应是这“最看不见的精髓”，求真的也该是这“时代精神的精华”。既然阴阳思想是我们民族承之于古的文化核心，那“诸子”百家争鸣之学说就一定是前辈圣贤的执着与担当在那一特殊发展阶段中所成就的文化与知识。
1.2 汉字发展——文化传承
由一套完整且复杂符号的系统组成的汉字，是不可能朝夕间就产生和成熟的，它必定经历相当长的形成阶段。与其他古老民族的文字一样，汉字也是经历过划刻和图画阶段后才逐渐向符号和文字演变的[10]。传说汉字是由黄帝史官仓颉所造，黄帝距今传说也有五千年，但近年考古资料显示，从刻画算起，汉字的产生还要更早。比如出土于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那些绘制在陶器上的符号，距今已有七千多年，还有很相似的半坡陶符，是仰韶文化陶符的源头，其后在甘肃、青海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马家窑文化、山东发现的龙山文化，浙江江苏发现的良渚文化及夏商时期的二里头文化等文化遗址中也都有见到，其中可以确定为汉字的有相当一部分，其时代大约也距今四五千年。这些我国原始社会晚期至有史社会早期的文物，其上的刻刻画画、涂涂写写不仅为汉字起源提供了确凿依据，也记录了我国的上古文化，尽管还很单一且不能排列成完整的语言，甚至很多还都不能算是文字，但也正是因为它有着汉字符号的孤立性特点，才更能看到“向日为阳”“背日为阴”这最真实的记录和阴阳学说最原始、最直接的表达。尽管中国汉字在甲骨文之后，又经历了金文、小篆、隶书的衍变，至汉代汉化和唐代楷化的规整，但不断发展变化的汉字始终都是我国历史上连续使用的官方文字，这一文化载体的大体连贯性，保障了我们民族的古老文明在人类文化发展上的绵延。
由上可见，汉字形成完备体系，是在前溯三四千年的这一时期，那时正是我国青铜冶炼与铸造技术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更是身处这一变革时期中的知识阶层不得不竞相奋勇表达的融合时期，因而记录和传承我国古代先进文化思想，就都有了恰逢其时的时空、物质、精神和人才的准备，阴阳这一成熟又根本的本体认知与实践经验，当然会以文字符号的方式被应用与记录，至《易经》《黄帝内经》等这些非一蹴而就的经典成型、成熟之时，必然会作为其中的核心思想记载与传承下来。
1.3 医疗实践
医疗活动是伴随人类出现的，这沉香久远的繁衍与求生的实践探索，也是随着文字的产生与成熟才逐渐成为独立学科被记录与传承的。中医学也是这样，从遥远的诸如神医“巫彭”(战国《山海经》)[11]、神医“扁鹊”(西汉《史记》)[12] 等专事医学实践的人物记述，到《黄帝内经》(汉)、《难经》(东汉)[13]等对先秦哲学及医学思想整理，再到张仲景(公元 150～154 年—公元 215～219 年)编纂《伤寒杂病论》(东汉末)[14]，总结并确立医学治疗体系，中医理论体系逐渐完备起来。总之，从《诗经》(西周)[15] “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起，到《易经》“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的全面概括，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2] “阳为气，阴为味”“味伤形，气伤神”的医学生理与病理认知，“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中医学“上工”与“下工”之辨，再到汉代张仲景之六经阴阳的辨证论治体系[14]，之后经两晋至五代(265—960 年)七百多年的大量临证实践，又历宋代至元代(960—1368 年)四百多年的再次理论争鸣，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这一千多年里，一贯而今的“生之本，本于阴阳”乃是中医学临床各科“治病必求于本”的根本宗旨。从南朝的全元起，至隋末的杨上善，再到唐代的王冰，他们对《黄帝内经》的诠释;从晋医王叔和，到宋医朱肱，再到清医吴鞠通对《伤寒论》的发挥，代代经典均未离《素问·调经论篇》[2]“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之宗;未离《灵枢·阴阳系日月》[2]“阴阳者有名而无形” 之旨，可见阴阳是历经日月水火的“日月”“水火”思想，是中医学的根本指导，即“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六微旨大论篇》)，生生不息的存在就是阴阳，变化的根本就是阴阳的交互作用，阴阳就是关于本体的中华民族之“philosophy”(哲学)，是中医学的唯物辩证思想。
2 西医学中的阴阳
近代西医学的大踏步发展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使文学艺术先偏离教条，继之新的自然发现和新的方法技术层出不穷，冲击着自然科学也要进行一场势不可挡的彻底革命，由此西方医学科学的发展回到解放思想、重识自然、获得知识的轨道上。比如文艺复兴“后三杰”之一的科学家、画家达·芬奇(1452 —1519 年)，其充满科学思辨精神的艺术作品《维特鲁威人》[16]，完美的人身比例和呼之欲出的生机，使他成为捕捉与描摹这变化之中的医学科学革命里必书的一笔。他的“上臂解剖图”在解剖学充分发展的今天，仍有着令人赞叹的精确性;他的“有色蜡液血管注射”观察法，也是在解剖研究方法上称奇的探索，毕竟在科学的发展史上，人类对自我的认知，即“我是谁”永远都会站在一切认知的最前列。
2.1 解剖学
对人类身体真切构造的终极发现，是近代西方医学的巨大成就。以解剖了解人体的方式起源很早，但文艺复兴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出于种种原因发展停滞，直到现代解剖学的奠基人维萨留斯(1514—1564 年)生活的年代，外科医生和理发师还仍然是同一行当[17]。正是这位知行合一的解剖学家，在解剖了一切他能得到的动物，觉察到人体的知识还是要从人体上获得，并通过丰富的解剖实践更勇敢地着手于人的尸体解剖之后，才在不容置疑了十多个世纪的盖伦理论基础上，冲破了经典中通过动物解剖对人体结构进行臆测的思辨部分，精准地描述出了人体的解剖结构[18]，并于 1543 年发表了《人体的构造》。这一著作除了对人体解剖学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强调器官与组织的三维结构关系外，其插图之精确与精美也都延续了达·芬奇辨明和表达他对解剖“关系”认识的科学努力。《人体的构造》明确了人体解剖学的研究方向与方法，不仅是第一部关于人体解剖学的著作，也成为解剖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2.2 生理学
与解剖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样，人类对心脉搏动与伤口出血的观察由来已久，但直至英国解剖学家哈维(1578—1657 年)对血液循环的实验发现及推理思考，对血液循环的认识才不再是这之前上千年的胆怯臆断。哈维认真解剖了不同种类的大量动物，对心脏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与观察，不仅证明了所有血液都是从左心室流向全身的，而且还估算出血液是从全身流回心脏的血液循环理论。 1628 年哈维的《论动物心脏与血流运动的解剖研究》[19]一文发表，就是这仅仅几十页的论述，使得生理学确立为新的医学科学组成部分，也正是血液循环的研究与发现，使医学从解剖学对结构的求索增加了对生命活力的研究，使医学科学更进一步走向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并开启了实验医学的新纪元。生理学的确立，一方面是在物质第一性的基础上，使生命科学回归动态思辨，另一方面也是在坚持世界可知的基础上，使生命科学更接近医学临床，生理学使得对生命过程的研究向着指标标准化的方向迈进，使得生理功能的量化表达成为可能;是生理学使得生物物理以实验手段向着精准医学的方向迈进，使生命研究从静止的生物结构走向动态的生物功能;是生理学使得与其相伴而生的近代胚胎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等蓬勃发展。
2.3 免疫学
免疫学的出现使人类对生命物质的存在与表达间相互关系的认识进入到更加微观的层面，实验发现在微观物质对生命活动的免疫调节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物质对一种生命活动促进与抑制的双向调节作用，最终对生命活动产生不同影响的现象，存在近似中医学中阴阳的依存、转化、消长与对立之有度、守序的平衡关系，机体免疫系统的动态关系之平衡与失衡，也确实是引起自身免疫病、 超敏反应和免疫抑制的根本。比如在肿瘤免疫过程中，白细胞中的巨噬细胞是杀伤肿瘤细胞的重要防线，也是引发炎症反应的重要因素，巨噬细胞的 M1 和 M2 分型，是分别对肿瘤细胞具有杀伤抑制和促进生长作用的两型[20]。在急性炎症期间，Th1 CD4+和 CD8+ T 细胞可促进巨噬细胞的 M1 极化，使肿瘤细胞生长抑制，而慢性炎症期间，Th2 CD4+ T 细胞和调节性 T(Treg)细胞共同作用，通过细胞因子分泌 IL-4、IL-13、IL-10、IL-6 和转化生长因子β诱导 M2 极化，产生免疫抑制细胞因子来阻止免疫监视系统的作用，促进肿瘤微环境建立和肿瘤细胞转移与侵袭[21-23]。在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中，也有这一双向作用存在：M1 细胞增强 LPS 诱导的人肠上皮细胞凋亡，而 M2 细胞可抑制这种作用[23]。在免疫耐受和控制自身免疫病中起双向调节作用的 Treg 细胞也存在类似情况：Treg 细胞可以抑制 CD4+、CD8+ T 细胞及 B 细胞的免疫反应，防止自身组织损伤[24];Treg 细胞又可以抑制 T 细胞、B 细胞、NK 细胞与 DC 细胞的杀伤作用来促进肿瘤增殖[25]。这种免疫细胞在不同条件下产生的或抑制、或促进的作用，以及或抑制、或促进方向上不同程度的作用[26-28]，有似《素问•阴阳离合论篇》中“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这一阴阳学说中阴阳之对立依存与无限可分关系的动态描述。同样，免疫细胞在不同条件下的抑制与促进的分化(转化)，产生的生命体征上的平衡与失衡的表达，也有似《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这一阴阳学说中“生之本，本于阴阳” 的论述，因而，正是阴阳学说在微观免疫学中的表达，使我们产生了传统的阴阳学说或许就是物质(免疫细胞)与运动(抑制与促进)关系的深刻思考。
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 DNA 双螺旋的发现，以基因的形式与表达研究为核心的分子生物学，以大分子结构与功能为核心的结构生物学，以多基因或多分子存在形式和功能关系为核心的各种组学及系统生物学、网络药理学，以及相伴而生的个体化医学和精准医学等都在飞速发展，无论是微观层面(基因、分子、细胞)，还是宏观层面(组织、器官)，或整体层面(个体生命及其生存环境)的这些现代医学与生命科学研究，从本质上都已从客观物质到动态功能的研究基础，再进一步向着物质存在及其功能表达之间相互关系的揭示上发展。这一现代生物医学研究方向上的转变，特别是系统生物学、个体化医学、精准医学、群医学的发展，必将为中西医学的互证与结合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平台[29]，使得医学科学对生命的认知，重新回归到耳与听、鼻与嗅等这样的人体结构与功能合一的有机整体上来，重新回到这一原本的求真“来路”上来。
2.4 回溯西医“来路”
由前述可知，在近代医学科学发展的两座丰碑中，一个是以盖伦(129—199 年)著作为基础进行人体解剖学再探索的维萨留斯，一个是毫不掩饰自己对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 年)科学思想追随的哈维，不难发现指导这两位取得划时代成就的医学科学家的思想源泉，不约而同有着跨过漫长中世纪的共同特点，这使我们不得不跟着马克思“哲学是指导一切科学的科学”这一论断也迈过中世纪去回顾同样伟岸的另外两位先驱在古代医学与哲学思辨中的足迹。
2.4.1 盖伦
盖伦是古希腊医学之集大成者，是古罗马时期伟大的医学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其对医学科学的贡献及权威地位在西方医学史上仅次于希波克拉底，他将希波克拉底所开创的医学模式发展至前所未有的辉煌，是西医学医疗及研究体系的奠基人，他的著作于其身后逾千年都是西方医学殿堂中的经典[17]。古希腊时期或之前，人们对于求真的探索更偏重实用和实证，并试图以实证去解决哲学与医学间长期以来的复杂关系。因而既是哲人又是医生的盖伦的受教经历、临证实践、解剖探索、著书立说都无不围绕着他的时代特点，从“认识自己”开始和展开。他一生坚持理性思考，始终捍卫希波克拉底医学，并进行了大量的动物解剖，对柏拉图和希波克拉底学说也进行了仔细研究，不仅继续了柏拉图(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 年)时代就存在着的关于哲学与医学的对比思考，而且坚持了亚里士多德从身体出发的对于医学与哲学关系的探讨[30]。他一边将哲学方法用于医学临床，一边用医学实验证明哲学思考，贯穿其中的正是盖伦付出巨大努力的各种解剖实证，由此，解剖不仅成为解决哲学与医学间各种纠缠的主要方法，也成为医学体系逐渐独立发展至前所未有之核心地位的开端，成为西方医学科学的主导。如果说曾经是借哲学的力量使医术摆脱了巫术，那盖伦时代便是借解剖的力量使医学脱颖出哲学。在盖伦丰富的著作中，《论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诸种学说》[30]充分体现他对哲学与医学的深刻思考。
2.4.2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 年)出身于名医世家，前半生师从柏拉图学习传统哲学，博览群书并崇尚科学。他认为抽象概念本来就源于活生生的自然事物，所以将柏拉图理念与事物间关系的纯粹抽象还原、完善、发展为著名的形式与材料的不可分离的理论。由于他本人更多专注在经验材料和变化过程，所以其后半生里进行了大量以解剖为主的生物学研究，他基于解剖考察的生命论述，总是带着哲学的味道。亚里士多德一生著述丰富，且涉及领域广泛，仅哲学一门就几乎论及全部的哲学主题，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学者。在他的《物理学》中，着重讨论事物的运动问题，强调内在运动是事物变化的关键作用，在他看来生命也是一个内在运动。在他的《论灵魂》中，说某一事物之所以可以被称为这一事物，是由其形式与功能的统一决定的;在他的《动物志》中，谈到材料并非生命原则，重申无论灵魂还是身体都不能离开对方而独立存在;在他的《形而上学》[4]中，一直在探讨智慧及事物本性，他在否定感官认知经验的特殊科学是智慧的同时，肯定了超越所有具体的思考，即研究存在者之所以为存在者的存在原因和存在原则的科学才是智慧(智慧就是中文中的“哲”)，而且他也区分了材料和形式，明确指出自然界中没有无形式的材料，也没有无材料的形式，事物是材料和形式的统一。这一论断也使得变化的本质继之提出，即变化是一种作用或运动，以及所有存在都是处于变化过程之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医学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影响了西方其后几个世纪。
希腊哲学与医学是西方哲学与医学的发源，西方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医学就伴其左右，两者都是对存在与求生、变化与长存之本质的思考，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31]中指出的：真正的哲学家是想要知道事物本质的。具体科学岂不也是如此么?医学与哲学的交融发展状态，在上古时期的西方就表现出了对疾病进行治疗与对自然进行思考是同一批人的特点，而在教育或传承、实践或临床、记录或整理的文化里，也就同时留有哲学、医学、或有难分彼此的种种印迹。
总之，从起源上看古老的中西医学和古老的中西哲学在对生命本质的质疑、观察、探索及发现上，都有过并非“泾渭分明”的漫长阶段。随着思想、文字的逐渐成熟，医疗技术和干预手段的逐渐丰富，医学才通过更多专注于对生命体的思考成为独立于哲学的科学体系。这一点中医学并无例外。而中医学的不同之处是中华文明在其绵延久远的历史和反复更迭的朝代中，从未遭遇彻底毁灭的文化灾难，且有一脉相沿的中医学理论与中医学临床，保留下来这古老而原始的阴阳样貌，比如在对前辈经验的总结、传承、思考、发展之中脱颖而出的《黄帝内经》，其篇章结构都深深渗透着对万物之所以存在的哲学思考，其字里行间都熠熠闪烁着对存在与变化之间辩证关系的医学智慧，可见，阴阳这一哲学概念表达的就是物质与运动关系，阴阳这一医学概念表达的就是物质与运动之间平衡与失衡的关系是决定存在之纷呈的根本，它是我们民族认识宇宙、自然、生命之本质的哲学表达，是对万物之所以存在的存在方式的哲学回答，阴阳就是“philosophy”(哲学)。因而现代中医学就应在临床有效性的基础上，回到其原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坚定其科学性，坚持其先进性，定位与展望其在新的健康领域上的发展。因而，立足经典、追本溯源、深入临床、不失本心，仍旧是新时代里弘扬中医学的不二途径。
近年来，中医学无论在面对棘手的疫病疾苦，比如当今的 2019 冠状病毒病，还是面对复杂的健康失衡，比如越渐高起的代谢紊乱性疾病，多能化险为夷或稳中致胜，不得不说一定是这古老理论与在其指导之下的临床经验历数千年“水火” 考验之顽强生命力所使然。这不仅说明中医学从未离开过的阴阳思想，至今仍有无惧当下拷问的科学性，也仍具指导当下临床的先进性。因此当下的我们，就必然要跨过历史的时空，去读懂这一科学性与先进性的内涵。既然这门传统医学是具足了哲学性的，那我们就必然要从揭开阴阳之哲学本质，由其哲学性而科学性而医学性，以期彻底明澈这一伟大的治疗思想，使中西医结合能立足现代数据量化的“其然”上，去研究这古老“司外揣内”思维之整体的“其所以然”，才能试图实现以现代生命科学的精准去解读中医学古老智慧的精准，才能试图实现以中西医学的完美结合而共同服务于人类的大健康事业。所以，从中西医学的各自发展来看，明确阴阳学说的哲学和科学内涵，确是新时代开启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